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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不能遺贈 經由每一代人重新學習

(2022-11-08 09:23:20) 下一個

文明不能遺贈 經由每一代人重新學習

2022年11月07日 15:11 青山的視角

如果忘記曾經擁有的自由,我們就可能遭受奴役;如果拋棄曆史積澱下來的文明,我們就可能陷入野蠻。正如威爾·杜蘭特所說,“文明不能遺贈,它必須經由每一代人重新學習”。與曆史決裂的進步,根本不存在;如果不去了解人類“文明的故事”,曆史上曾經發生的災難必會重新上演。

11月7日是威爾·杜蘭特逝世41周年紀念日,分享一段他的文章。讓我們從曆史中汲取經驗教訓,傳承文明的力量。以下摘自《文明的兩端》(何懷宏譯):

“進步”的觀念本身就是可疑的

若以國家、道德和宗教興亡的全貌為背景,“進步”的觀念本身就是可疑的。但是,進步難道隻是每一代自詡“現代”的人,徒勞無益、習慣性的吹噓嗎?

從曆史的過程中,我們認為,人類的本性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所有的技術成就,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完成舊目標——取得財貨,追求異性(或者同性),在競爭中取勝,發動戰爭。

在我們這個覺醒的世紀裏,最令人沮喪的發現之一,就是科學的中立:它隨時願為我們療傷,也隨時願為我們殺人;它能為我們建設,破壞起來也更厲害。

現在想來,培根驕傲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是多麽不合適啊!

有時我們感到,相比於今天我們一再努力擴大我們的手段而不去改善我們的目標,中世紀和文藝複興時期的人們重在強調神話和藝術,而不是科學和力量,其做法顯然要更為明智。

我們在科學與技術方麵的進步,善與惡的特點兼而有之。生活上的舒適與便利,可能已經削弱了我們體質的活力與道德品質。

我們極大地發展了運輸方式,但是我們中的一些人用它來方便犯罪、去殺害我們的同胞,或者是殺死我們自己。

我們兩倍、三倍甚至百倍地提升運動速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精神變得更加懈怠,擁有雙腿的我們,每小時能夠移動2000英裏,但我們始終不過是穿著褲子的猴子。

我們為現代醫學治療和手術的進步而喝彩,但願它沒有帶來比病痛更壞的副作用;我們感謝醫生超強度的勤勉,他們瘋狂地與細菌的複活和新疾病進行賽跑;我們也很感謝醫藥科學幫我們延年益壽,如果這種延長不是被病痛、殘廢與憂鬱所包圍的話。

學習和報道世界上每天發生的事情,我們的能力比過去增加了上百倍,但是有時我們又羨慕我們的祖先,他們平平安安地生活,隻是偶爾被村子裏的一些瑣事騷擾。

技術工人和中產階級的生活條件已經有了極大的改善,但是我們也任由陰暗、破爛的貧民窟在城市中潰爛。

我們為擺脫了神學而歡欣,但是我們是否培養出了一種自然的道德倫理——獨立於宗教之外的道德規範——其力量足以阻止我們自私、好鬥和好色的本性破壞我們的文明,從而避免陷入貪婪、罪惡和淫亂的泥潭之中呢?

我們是否真的超越了偏執,還是僅僅把對宗教的敵視變成了對民族、意識形態或種族的歧視?我們的風尚比以前更好還是更壞了?

一位十九世紀的遊客說:“當你從東向西遊曆,風尚有規律性地在變壞;在亞洲是壞的,在歐洲也差不多,在美國的西部各州,則是集壞之大成。” 而現在東方卻在模仿西方。

為了保護人民不受社會與政府的侵犯,我們的法律是否對犯罪太過寬大?我們讓自己享有的自由,是不是已經超出了我們智力所能夠承受的程度?

或者,我們的道德和社會的混亂已如此不堪,使驚恐的父母重新跑進聖母教堂,求她管束自己的兒女,無論付出什麽樣思想自由的代價?

是不是自笛卡爾以來,由於哲學不承認神話在安慰人類和控製人類方麵所起的作用,而導致所有的哲學進步都是一個錯誤呢?“知識越多,悲傷越多,大智慧裏藏著大痛苦。”

自孔子以來,哲學方麵可有過任何進步?或者自埃斯庫羅斯以來,文學方麵可有過任何進步?

我們是否可以確定,我們的音樂,雖然有複雜的形式和強大的交響樂團,就一定比帕萊斯特裏那的音樂更加深沉?或者比中世紀的阿拉伯人用他們簡單的樂器隨意伴奏下的單調歌聲,更加悅耳或感人?

[愛德華·拉內談到開羅的音樂家時說:“我曾被他們的歌深深吸引……比我以前欣賞過的任何音樂都要好。” ]

我們的現代建築—雖然風格大膽、新穎、令人難忘——與古代埃及或希臘的神廟相比又會如何呢?

或者我們的雕塑,與埃及法老海夫拉的雕像,或者希臘信使神赫爾墨斯的雕像相比,又會怎麽樣呢?

或者我們的浮雕,與古波斯帝國的都城帕賽波裏斯,或者希臘帕特農神廟相比,又如何呢?再或者,我們的繪畫,與凡·艾克兄弟或者霍爾拜因的畫相比,又會怎麽樣?

如果“用秩序取代混亂是藝術與文明的本質” ,那麽美國與西歐的當代繪畫,就是以混亂替代秩序,這不是我們文明墮落到雜亂無章的混亂狀態的明顯信號嗎?

文明史上,進步並不是普遍的

曆史是如此的豐富多彩,以至於隻要在事例中加以選擇,就可以為任何曆史結論找到證據。以較為樂觀的偏見選擇我們的證據,我們也許能引申出更愜意的思想。

但是,也許我們首先需要明確“進步”對我們意味著什麽。

如果它意味著幸福的增加,那麽曆史的進步就是子虛烏有的。我們自尋煩惱的能力是無限的,不論我們克服了多少困難,實現了多少理想,我們總要為生活中顯而易見的不幸找出借口。

認為人類和天地萬物不值得我們讚揚,這種想法能帶來隱秘的快感。

如果用孩子的平均身高比過去高、生活用品也比過去好的例子,來證明現在比過去進步,似乎是愚蠢的——因為可以確定的是,孩子總是最幸福的。

有沒有更客觀的定義呢?這裏,我們想把“進步”定義為增加對生活環境的控製。這是個既適用於人類,也適用於最低等生物的標準。

我們不能要求進步是持續不斷的,或者是普遍的。很明顯,正如個體的發展也會有失敗期、疲勞期和休息期一樣,衰退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在現階段對環境控製方麵有進展了,進步就是真的。

我們可以想象得到,幾乎在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有一些國家在進步,也有一些國家在衰退,比如今天的蘇聯在進步,英國則在衰退。

同一個國家,也可能在人類活動的某一領域進步了,在另一個領域卻衰退了,正如美國在技術領域是獲得進步了,但在平麵藝術方麵卻是落後的。

如果我們發現,在年輕國家中,像美國和澳大利亞,他們的有才之士,都傾向於從事實用類、發明類、科學類和管理類的工作,而不是從事像畫家、詩人、塑像家或者作家之類的工作,則我們就會了解,每一個時代以及每一個地區,在追求對環境的控製方麵,是需要對一些類型的能力加以引導的。

我們不應該把某時某地的作品,拿出來和人類各個時代中被精心挑選出來的最佳作品進行比較。

我們的問題是,是否平頭老百姓也都普遍增強了他們控製生活條件的能力?

現代文明的幸福,曆史上不曾擁有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長遠些就會發現,現代人的生活雖然是不穩定的、混亂的、危機四伏的,但是和無知、暴力、迷信和疾病叢生的原始人生活比較,我們還不至於太過絕望。

在文明國家,最低層的人與野蠻人相比可能隻是略有差別,但是,在這之上,成千上萬的人已經達到很高的精神水平和道德水平,這是原始人難以企及的。

我們身處城市生活紛亂的壓力之下,有時很想逃避回到文明前的淳樸生活方式。但是,這也隻是偶爾的想入非非,我們知道這是對現實工作產生的一種逃避反應。

將原始人偶像化,就像年輕人的其他許多心情一樣,也是青春期一種不能適應環境的發泄表現,是自覺的能力尚未成熟、尚未派上適當用場的表現。

“友好而瀟灑的野蠻人”也許很開心,但是他要刀不離身,他得吃昆蟲,他渾身髒兮兮。一項對現存原始部落的研究顯示,他們嬰兒的死亡率很高,生命期都很短暫,體質和速度都不太強,更容易得病。

如果生命的延長表明了對環境有更大的控製力,那麽死亡率就宣告了人類的進步,因為在最近的三個世紀中,歐美白人的壽命已經延長了三倍。

不久之前,殯儀從業者甚至開會討論到,人類死亡從整體上說變得越來越遲緩,已經對其行業造成了威脅。如果殯葬業者叫苦連天,那麽進步就是真的。

在古今之爭中,根本就不清楚古人是否勝出。

在現代國家,饑荒已被消滅,一國生產的糧食不僅喂飽自己有餘,而且還能出口動輒以百萬計蒲式耳的小麥給需要的國家,我們能說這是微不足道的成就嗎?

我們不是正在積極地發展科學,由此大大減少了迷信、蒙昧與宗教偏執嗎?我們不是正在積極地推廣技術,由此能使食物、住宅、享受、教育和休閑活動,超過以往的任何時期嗎?

難道我們寧願要雅典的公民大會或者羅馬的公民大會,也不願要英國議會或美國國會製度嗎?或者僅僅是像阿提卡那樣狹隘的公民權就滿足了,或是由禁衛軍來選舉統治者的方式?

難道我們寧願生活在雅典共和國的法律之下,或者是在羅馬皇帝的統治之下,也不願生活在帶給我們人身保護、陪審團審判、宗教和知識自由,以及婦女解放的憲法之下嗎?

我們的道德盡管鬆懈,但是真就比荒淫無度的阿爾比亞德斯更糟嗎?我們美國有哪一位總統效仿過伯裏克利,和高等妓女生活在一起?

難道我們要以著名的大學、眾多出版社和藏書豐富的公共圖書館為羞恥嗎?雖然雅典有過許多偉大的劇作家,但是有哪一位比莎士比亞更偉大呢?

難道阿裏斯托芬能夠像莫裏哀一樣,學識淵博又道德高尚嗎?德摩斯梯尼、伊索克拉底和埃斯基涅斯的口才,就一定比查真有進步嗎?塔姆、柏克和謝裏登更高一籌嗎?我們能把吉本排在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之後嗎?

在古代有哪一本散文小說,能從廣度和深度方麵,超過今天的小說呢?

我們可以承認古人在藝術上的優勢,但是我們可能有人更喜歡巴黎聖母院,而不是希臘的帕特農神廟。

如果美國的建國者們能夠重返美國,或者福克斯與邊沁返回英國,或者伏爾泰和狄德羅返回法國,看到我們今天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境況,他們難道不會斥責我們忘恩負義嗎?

這種幸福是過去不曾有過的——甚至在伯裏克利或者奧古斯都的統治之下,也未曾出現過。

傳播的過程被打斷,文明就可能死亡

我們不應當為我們的文明也會像其他文明一樣死亡而過於煩惱。

正如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在科林對自己吃了敗仗的部下說的那樣:“難道你們能長生不老嗎?” 生活采取新的形式,新的文明和中心有機會出現,這大概應視為一件好事。

與此同時,迎接日益崛起的東方的挑戰,也許會給西方重新注入活力。

我們已經說過,一個偉大的文明不會徹底死亡——人死功績在。

一些寶貴的成果,曆經國家的興衰沉浮而一直存在著,例如火與光的發明,車輪和其他基本工具的製造;語言、寫作、藝術、歌曲;農業、家庭和父母之愛;社會組織、道德和慈善;以及傳播家庭和種族經驗的教學方法。這些都是組成文明的基本要素,從一個文明曆經危難而傳給另一個文明,被頑強地保存下來。它們聯接著人類曆史。

如果教育能傳播文明,我們毫無疑問是在進步之中。

如果傳播的過程被打斷一個世紀以上,文明就會死亡,我們又會重新變成野蠻人。

因此當代最好的成就,就是付出了空前的財力和人力,為所有的人提供了更高的教育。過去念大學是奢侈的,是為有閑階級的男士設計的;今天的大學到處都是,隻要你肯努力,就可以變成博士。

我們也許超不過古代那些出類拔萃的天才,但是我們的知識水平與平均數已經上升,遠遠超過了曆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

除了孩子外,大概不會有人抱怨,我們的老師還沒有根除千百年以來的謬見和迷信。偉大的嚐試才剛剛開始,它還可能被不情願的高出生率或有意造成的愚昧無知打敗。

但是假如每個孩子都必須上學並一直學到二十歲為止,而且可以免費進入收藏和提供人類智慧與藝術財富的大學、圖書館以及博物館,那麽會出現什麽樣的教育結果呢?

不應把教育僅僅當成事實、年代和帝王將相的資料堆積,也不能僅僅當作為了個人在社會上立足的必要準備,而是應當作對我們精神、道德、技術和美學遺產等盡可能充分地傳承,其目的在於擴大人類的理解能力、控製能力、審美能力和享受生命的能力。

我們現在能夠傳承的文化遺產,要遠比過去豐富。

它比伯裏克利時期的遺產要豐富,因為它包括了它之後全部希臘文明的精華,又加上了後來的成就;它比達·芬奇時代的遺產要豐富,因為它除了有達·芬奇的作品之外,還有意大利整個文藝複興時期的成就;它比伏爾泰時期的遺產要豐富,因為它囊括了整個法國啟蒙運動及其影響所及的成果。

縱然我們有所抱怨,進步仍然是真實的,但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生下來就比過去的嬰兒更健康、更漂亮、更聰明,而是因為我們生來就有更豐富的文化遺產,生來便處在一個更高的平台上,知識和藝術積累的增加,為我們的生活提供了基礎和支撐。

遺產在增多,接受遺產的人也就相應地得到了提升。

曆史首先是這一遺產的創造和記錄;進步就是遺產的不斷豐富、保存、傳播和利用。對我們而言,研究曆史不僅僅在於對人類的愚蠢和罪惡給以警示,也是要鼓勵人類銘記有價值的先人。

過去不再是一個恐怖陳列室,而是變成了一座英靈的城市,一個廣闊的思想國度,那兒有無數的聖哲賢明、政治家、發明家、科學家、詩人、藝術家、音樂家、有共同愛好的人以及哲學家,他們談笑風生,有說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

曆史學家不會悲傷,因為除了人們賦予人類生存的意義,他從中看不到任何意義。我們能夠親身賦予我們的生命以意義,這意義有時能超越死亡,我們理應為此感到自豪。

如果一個人很幸運,他便能在去世之前盡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遺產,將其傳給他的子女。到了彌留之際,他也會感激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遺產,因為他知道:這是養育我們的母親,這是我們永恒的生命。

試讀 | 何懷宏《文明的兩端》 

融通中西,凝練人類文明發展的作用鏈條和絞合機製。以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為代表的西方學者的文明史,對中華文明缺乏深刻的親身體驗;與此同時,中國學者的中華文明史著作,則往往局限於自身。本書兼顧二者,通過分析以儒家文化和雅典民主奇跡為代表的“軸心時代”的成就,揭示出以物質為基礎、價值為主導、政治為關鍵這一人類文明發展的作用鏈條和絞合機製。

《文明的兩端》(節選)

引言

何懷宏

“文明”一詞在中國古已有之,《周易》中有“六見”,首先是指個人的一種內心光明、明澈、智慧的德性,如“其德剛健而文明”。其次,也有將此德性引申、教化及推廣到天下的意思,如“文明以說,大亨以正”,“‘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以及“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已經頗有今天“文明”“開化”的意味了,但主要還是在說人文精神和德性的推廣與化成,不直接涉及物質和政治的文明。而且,在後來中國傳統的思想學術中,“文明”這個概念沒有特別地理論發揮。直到近代東亞世界大量翻譯西方著述之後,“文明”這個漢語詞才被比較完整地用於接近英語“civilization”的詞義。

其實,在西方,“文明”(civilization)的概念像今天一樣地使用,也不是很早,而是到近代才開始流行。按照布羅代爾的解釋,“文明”這個合成詞(法語:civilisation)先是於18世紀出現在法國,它開始還僅僅是一個法律用語,指稱一種正義的行為,或者一種對刑事犯罪進行民事(civil)訴訟的審判;其現代含義——“進入開化狀態的過程”,則出現得稍晚。布羅代爾指出,到1670年代,“civilization”已經在英國流行,並取代了“civility”(教養)一詞,盡管後者曆史更為悠久。德語“Zivilisation”則輕而易舉地植根於德國,與更古老的“Bildung”(教養)並行不悖。

“文明”與“文化”這兩個詞,意思接近,有時是可以不必嚴格區分的,如梁漱溟就時而這樣使用。但是,為了更好地把握“文明”這一概念,我們還是要在兩者的比較中加深對其的理解。

第一,“文明”與“野蠻”相對。“文明”首先意味著一個普遍的曆史過程,其範疇一般不會包括單純采集狩獵的人類曆史階段;但“文化”卻可以指原始社會的文化。如布羅代爾所言,在1874年愛德華·泰勒出版《原始文化》之後,人類學界越來越多地用“文化”來表述原始社會。現在,我們也會將一些地域的考古發現稱作“某某文化”。在現實的日常語言使用中,“文明”還可以指一種彬彬有禮的,體現了文明進展成果,合乎禮儀規範,尤其是非殘忍與野蠻的行為和活動。但這並不是一種完全的道德評價,“文明”更強調的是行為禮儀方麵。就內心而言,在有的思想家看來,原始人也許還要更為心地單純或淳樸,乃至是“高貴的野蠻人”。

第二,與上麵一條相關,“文明”更強調共性、普遍性、普世性,而“文化”則更強調特殊性、差異性、民族性。也是因此,“文明”比“文化”具有更大的涵蓋性和包容性。當我們就一個地域或社會、民族、宗教說“文明”的時候,我們是就其共性而言的;而當我們說到“文化”,就常常已經意味著多元了。文化總是一個複數,過去的文明在相互分離的情況下也是一個複數,但在地理大發現之後,則越來越多地趨同,以致我們可以用“人類文明”或“地球文明”這樣的概念來統括它。這時,和它相對而言的大概就是尚未得見的“外星文明”了。

第三,“文明”一定包含“物質文明”,但“文化”卻並不一定如此。與“文明”相區別使用的時候,“文化”甚至更多的隻是表示一種“精神文化”“精神文明”。這在德語文化中尤其明顯。

第四,因此,在移植方麵,文明的成果要比文化的成果容易得多。這在物質文明方麵尤其明顯,但久而久之,它也會影響到政治結構的變革和價值觀念的趨同,就像傳播到世界的工業革命也會影響到民主製度的建立和追求物質的觀念上升一樣。“文明”的傳遞是“明”,明白了之後很快就可以照著做;而“文化”的傳遞則是“化”,大概非得有一個濡染、生長的過程不可。

最後,“文明”有一個確定的曆史,有一個大致的共識,即一般都認為,人類文明是從一萬餘年前開始的,但人類文化卻沒有這樣一個統一的、明確的曆史。正是基於文明有確定的萬年曆史,所以,本書也才說“文明的兩端” ——文明誕生的一端和文明現代的一端。

總之,“文明”的概念比“文化”更廣大,也更固定,或者反過來說,“文化”的概念比“文明”更細微,也更彌散。在區別地使用這兩個詞的時候,我們常常用“文化”表達“文明”的精神的部分,不那麽器物的部分。而作為精神文化的文明,是不大可能被快速移植和挪用的,隻能通過生長和培養,即隻能“化”,而無法像物質文明的東西那樣馬上拿過來“用”或“造”。當然,無論物質文明(器物之學)還是政治文明(製度之學),一旦“明”了以後,也不是馬上就可以拿過來“造”的,因為物質產品和政治製度的後麵也有內在的精神,所以,技術產品雖然相對好模仿,但其後麵的科學精神和社會的創新條件卻不是那麽好學的,製度就更是如此。

現在,我們也許可以給“文明”下這樣一個定義:文明,就是一定數量的人們,具有一定的可以持久固定群居的物質生活基礎,形成了或者正在走向一定的政治秩序,具有一定的精神生活形態的人類開化狀態。也即,文明一般包括三個要素:一是物質文明,包括勞動的分工、穩定的物質生活來源和剩餘收益,以及相當規模的聚居,如城鎮;二是政治文明,包括出現了國家或國家的雛形,或者正在走向國家,且可能也要容納其中局部和暫時的政治秩序的崩潰;三是精神文明,不僅有精神的內心生活,還有精神的外在形態和成果,包括文字,或至少豐富精致的口頭語言,有各種可以流傳和留存的精神產品,有比較穩定的價值觀念等。

如此,我們才可以說“文明”。

解釋了我所理解的“文明”,我這裏再解釋一下我所理解的“兩端”。

人類文明是一個過程。它有它的曆史,有它明顯的開端和發展到今天的成就或形態,也就是說,有其“前”“後”兩端。但是,說到“前”“後”時,卻有一些歧異需要辨析,這也涉及我們的觀察視角。

當我們作為當事人、介入者或生活者處在一個行進的序列中的時候,我們感覺自己是在向“前”行進;而當我們偶爾回望的時候,感覺則是在向“後”回顧。“前進!”“向前進!”常常是激動人心的口號,就仿佛我們走在世界的前列,正在創造前無古人的事業。但是,當跳出這個序列 ——當然實際隻是在思想上跳出 ——來觀察這種行進的時候,我們的“前”“後”概念卻要顛倒了。

如果將人類文明的曆史看作一條帶時間箭頭的線段,我們會說,恰恰是那些走在隊伍前麵的人是在向“後”移動,是處在這條線段的“後”端。如果一個人跳出來觀察和思考,可能會影響他行進的步伐,但這種客觀的觀察和反省,是否恰恰體現出人的某種優越性?和其他動物相比,似乎隻有人能夠進行這種反省,或者說,唯有人是一種能夠做二階思考和深度反省的動物。

所以,我們或許可以說,前一種次序是行動軸,主觀的方向軸;後一種次序是思考軸,客觀的時間軸。作為行動的主體和作為反省的主體的“前”“後”是不一樣的。作為行動者,“前景”“前途”“前瞻”中的“前”,卻正好是時間軸上的“後”。前一種是行動者的主體或主觀視角,後一種是反省者的客觀或旁觀視角。那麽,我們是否可以甚至需要同時保持這兩種視角?其實,所謂“保持兩種視角”,也就是能夠跳出來,再增加一個客觀思考和反省的視角。

本書采取甚至推崇的,就是這種觀察者和反省者的視角,並試圖借此客觀地觀察和反省文明,這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恰當地向前走,而不至於成為盲動者。我們要向“前”走,但也要時常向“後”看,而曆史地看,那“後”恰恰是居“前”的。

從人本身來說也是如此。我們的父輩、祖輩都是比我們老的人,那些唐宋的人、先秦的人就更古老了。但是,他們其實是處在人類的童年。培根也表達過類似的思想,他認為,和古人相比,我們才是富有經驗的“老人”,而他們卻是“幼者”。而且,這“童年”又是處在文明開端的時期,所以,觀察他們不僅是對開端和先人的尊重,還可以由此看到文明的“初心”、根源甚至根本。尤其當人們忘記這根本、不顧危險一味前行的時候,就更有必要回溯文明的本源了。就像做哲學的人,每當思窮力竭的時候,經常有必要回到哲學的童年,回到古希臘人的哲學,從那裏吸取古老而又常新的智慧。

當然,我這裏采取的雖然主要是一種觀察、描述、思考和反省者的視角,但不可能排除,也無意拒絕介入者的視角;盡管這種介入還是集中於解釋和反省,而不是直接指向行動。每個活著的人都嵌入和置身於文明之中,都無法是完全的旁觀者,而必然同時也是介入者。

介入者也有兩個類型:一個更多地表現出行動和實踐者的特征,一個更多地表現出觀察和思考者的特征。前者想得比較多的是“前進”,甚至“加速前進”,且不僅是自己前進,還要推動甚至迫使他人和社會前進;而後者想得比較多的則是“瞻前顧後”,對先賢,我們常常是“瞻焉在前,忽焉在後”。“前瞻”有必要經常回到“顧後”,甚至可以說,我們主要的可用經驗和思想資源就在“過去”,當然最好是一直連接到“現實”的“過去”,一直通到今天的“過去”。我們也可以用理性的推理及想象力來預測未來,但一些基本的思想素材還是我們的已有經驗和智慧。

我們要鑒古知今,從過去來了解未來。正如黑格爾所言:“人類從曆史中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曆史中吸取任何教訓。”曆史雖然有可能被濫用,但也有可能幾乎不被思考和運用。旁觀有助於介入,介入也能幫助旁觀。但知識分子可能更需要一種旁觀、通觀或統觀。也就是說,要進入曆史,觀察曆史,從曆史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以更好地認識我們已經介入其中的現在和正在創造的未來。

不過,本書想探討的隻是文明的“前”“後”兩端,也就是說,不是全麵的、全部的文明史,而是省略中間大塊的前後兩端:前端是指人類將要進入文明和進入之後一直到物質基礎、政治秩序和精神文明的形態基本確立,即幾大文明的根本價值觀開始分流的一段時間;後端是指人類進入思想啟蒙和工業文明以來的時代,尤其是進入高科技迅猛發展的當代。

也就是說,我實際關注的是兩個時段:一個是文明誕生的時段,也就是從奠定物質的基礎,到出現政治文明,再到出現引領各自文明走向不同道路的精神價值的創造。盡管人類的早期文明出現在不同的地域,但物質的基礎是基本相同的,到政治的文明則已經出現一些不同,但更為不同的是精神文明的形態。當然,在所有這些不同中,各個文明還是有作為人類的某種共性,且精神追求在奠定物質基礎和形塑政治文明的過程中就已在起作用。

另一個時段則是文明的現代,也就是人類文明誕生後一萬餘年、我們正身處其中的這一端。文明在這一端似乎陡然加速,一麵是集中於社會的價值平等乃至全麵平等,一麵是集中於人類對外物的認識和控製。這兩個方麵其實也是相輔相成,可以歸為一個方向的,而且人們已經在輿論上將這個方向的變化視為“正當”,視為“進步”了。

換言之,本書關注的文明兩端,一個是文明的誕生一端,一個是文明的萬歲一端。文明已經有了一萬餘年的曆史,這曆史相對微觀生物乃至個人很長,相對於其他有些物種,更不要說非生命的地球和宇宙,就很短很短了。但這短暫的曆史中卻包含著巨變,更準確地說,最大的巨變就發生在文明萬歲之後,表現於近代以來的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高科技革命、民主浪潮、大眾社會的興起等事件。

當然,即便都是觀察和思考,因態度的不同,文明的這“兩端”,既可以被理解為“低端與高端”,還可以被理解為“開端與末端”,或“首端與尾端”。這就要看我們持一種什麽樣的立場了。比較樂觀的看法,是強調“低端”與“高端”,這是一種進步主義的看法 ——人類文明從低端發展到了高端;比較悲觀的看法,可能會是強調“首端”與“尾端”。

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有趣現象,就是文明的發展有一個從早期的“同”,到“軸心時代”4之後的“異”,再到現代的趨“同”,即一個“同—異—同”的過程。人類文明的兩端具有許多共性,比如,都非常專注於人類控物能力的提升,都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差異是,人類文明之初(開端)主要是打下後續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物質基礎,今天(後端)則試圖不斷衝擊物質文明的一個個高峰。前端還是“不約而同”,各個文明還相當隔離,它們隻是表現出一種必須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才能發展政治秩序和精神文明的共性或通例;而後端已經實際地走向一個全球化甚至“地球村”的文明,原先相對分離的各個社會的文明則有一種“合意而同”的傾向,互相借鑒,互相影響,但也互相競爭,互相衝擊,最後,基本的價值觀念大概還都是要走向不斷提高的富強。如此,關注這兩端之“同”,也可以說是在關注人類的共性,或者說人類相對於其他動物的特性。

前端源出一端:現代智人從東非走向世界,不到十萬年,就幾乎遍布了世界。他們首先要解決物質生存資料,解決基本的衣食住行,尤其是食物和能量的謀取。最初的智人幾度岌岌可危,甚至在有的時候全球智人的人數下降到了幾萬人,似乎一場風暴、一次冰雪就會將他們從地球上席卷而去。但是他們頑強地度過了危機。而今天的智人已處在地球霸主的地位,有數十億之眾,地球上也早就沒有了能夠與之抗衡的對手。前端還處在技術的極其低端,後端已是技術的極其高端;前端還隻是進入國家的門檻,後端則已經有了強大分立的國家。

今天,人類文明已經在控物的科技與經濟方麵登上了高峰,我們大概都希望它能夠不斷攀登物質和技術的新高峰。但是不是還應該有另外的精神文化和政治文明的高峰?如果沒有,或者我們看不到路徑,找不到平衡的手段,那麽,人類就有可能掉入深穀;但如果有,或者我們希望有,那麽,我們還是會堅定地前行。無論如何,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都還是首先要仔細審視一番,即便是上升的路,大概總還會有下降和曲折,需要不斷地調整我們的步伐、速率和行走的方向。

近年來,我一直關注和研究文明的曆史,但正如上麵所述,本書並不是一部全麵的文明史。我可能更關心的是有關文明的命運,尤其是其中精神文化的命運。所以,在本書的上編,我重點描寫的是文明的發端,且主要是以我比較熟悉的中華文明為例。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則是想反省一下今天的全球文明。而要認識現代文明的性質和危機,不會比觀察一下文明的始端,觀察一下人類形成,尤其是剛剛踏入文明的那個階段,更有可能形成鮮明對照的了。比如,是什麽欲望、條件和動力推動人類進入了文明?也是這同一些欲望和動力推動人類攀上了今天的高峰嗎?在科技文明如此發達的今天,我們應如何看待這些欲望和動力?它們將把我們帶到哪裏去?

文明迄今有了一萬餘年的曆史,所謂“文明萬歲”,首先是一個描述。其次,這也是一個祈願,我們不是還希望它接著“萬歲、萬歲、萬萬歲”嗎?如果我們祈願人類的文明“萬萬歲”,也就是說有一億年的生命,那麽,這的確還是一個極其遙遠和艱巨的“任務”。

人類文明在一萬餘年的行程末端就已經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績,讓整個地球都地動山搖,那麽,文明繼續發展,且不說以現在的倍數甚至某些技術方麵的指數的速率發展,就是比較平穩甚至曲折,但隻要還是上升的,未來一萬年、一千年甚至一百年,人類文明及其所處環境將呈現怎樣的情景?(十萬年以上就更是無法想象了。)

首先,地球大概是不可能負載人類的文明了,人類可能必須走向太空。其次,人類本身也大概會發生很大的變化,甚至出現新的亦人亦機的物種。阿西莫夫的小說《最後的問題》曾經描述過人類文明的長遠未來,在這位並非悲觀主義者的筆下,人類文明的最後也是歸於一台對人類並無惡意,但最後老得不能再老的超級計算機的治下。

即便是祈願中的“萬萬歲的人類文明”,也還沒有過去恐龍稱雄地球的時間長,後者的曆史大致有一億六七千萬年。當然,恐龍在這段曆史中也有極大的變化和發展,出現了許多細分物種:從小到大,從海洋到陸地和天空。人類或人類文明的存續會有這麽長的曆史嗎?如果有,將會是怎樣的變化和發展?而且,不像恐龍主要依靠體能,人類賴以稱霸地球的還是智力,而智力雖可以有更大的可能和更快的速度,但也有最大的變數。

所以,在文明開始的一端,我先是試圖追溯宇宙、地球、自然生命的演化,接著探討人類和它們的關係,文明形成和發展的初始動因,從物質文明到政治文明再到精神文明的基本過程,信仰和價值觀在和政治的互動中所起的作用。在現代的一端,我則主要是反省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近代以來的成敗,認識現代文明的性質和特點,注意價值的轉換和趨同,觀察它的推進者和抵製者,思考它遇到的挑戰和危機,預測它可能的走向。同時,我也會注意兩端之間的聯係和對照,尤其是物質層麵對人的精神信仰和文化的基礎性影響,以及不同價值觀對各種文明的引導及其在全球的匯合與撞擊。

揆諸西方學者的文明史著作,從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到湯因比的文明史研究,雖然觀察與思考並重,對中華文明卻不易有深刻的親身體驗。而中國學者的中華文明史著作,則往往局限於自身,且反省和危機意識不足。因此,我希望在文明的始端,更多關注中華文明的曆史起源和演變,在文明的近端,則更多關注人類共同體的未來。

所以,本書在寫作風格上,可能上編主要是敘述,下編主要是反省;但無論敘述還是反省,我主要還是提問。因此,它主要是一本提問之書。我沒有明確的結論,更沒有最後的定論;我甚至感到無邊的困惑。

我們說到“文明”的時候,當然都是指人類文明,我們還無法確知其他的外星文明在何處。但是,人類又不等同於文明,文明隻是人類的很小的一段曆史,隻占人類曆史的數百分之一。然而,這文明卻是人類無比璀璨的一小段曆史。人類文明在“地球時間”中隻是一刹那,在“人類時間”中也是短暫的,在“宇宙時間”中則更是微乎其微。但這文明的“一刹那”對人類極其重要。人類的命運就決定於此。甚至地球的命運,也在相當程度上受其影響。

人類文明的長久存續之道與人類本身的長久存續之道似乎還不一樣。如果真的要長久延續人類的存在,似乎從更早就要開始放慢速度,延緩進入文明乃至否定人類文明。為此,中國的莊子、西方的盧梭都曾認真地考慮過人類是不是應該回到原始狀態中去。莊子始終堅持這一理想,盧梭後來轉向了。當然,要回歸那樣的原始狀態幾乎不可能。莊子和盧梭都將原始人的生活描寫得很美好,其實,並不那麽美好;而從文明狀態返回,就更不會美好,甚至可能是地獄。此外,還有一個問題:我們是否真的舍得放棄人類政治和精神文明所取得的成果?包括能夠產生莊子和盧梭的思想的諸種條件,其實也是這種文明的成果之一。所以,我想,我們可能還是會願意更多地考慮文明的長久存續之道,以及在這個基礎上考慮人類的長久存續之道,而非棄文明於不顧地考慮人類的長久存續之道。

注意文明的兩端,還可以讓我們發現比較關鍵的一點:人類的注意力現在似乎又開始集中於物質了,不過是在一個全新的、更高得多的水平上追求物質,且這追求物質看來還不是在為發展政治文明做準備,更不是為提升精神文明做準備,而就是以人的控物能力的不斷發展和物質生活的不斷提高為主要追求。難道人類的文明就是要“始於物質而終於物欲”?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不同文明產生的核心價值分別引領了各自的文明兩千年,直到近代才發生巨變,那未來是否還有可能出現一個新的軸心時代引領全球文明?

對那些為技術的飛速進展而歡欣鼓舞,自信這進展始終是對文明的促進的人,我想問:我們是不是弄清了“文明”的全部含義?我們究竟想要怎樣的文明?難道隻是物質的文明,隻是技術和經濟的不斷正增長?人類脫離動物界難道隻是為了把對動物和外物的控製能力提高到極致?人類是不是想當然地認為,技術的發展一定會促進整個文明的繁榮?技術會不會給文明帶來危機,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危機?如果是,我們是不是要優先考慮怎樣才能延續人類的文明?處在文明曆史後端的人類的前景和出路何在?我們如何走出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由物欲和控物能力共同打製的“鐵籠”?

若幹年前,我曾感歎當代精神文化的衰落,後來則是擔心整個文明的衰落,現在,這兩個問題似乎還和人類本身是否也要衰落甚至被替代聯係在一起了。有什麽解救的辦法?或許應該在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尋找,包括在文明的發端中尋找?不過,我也許還不是真的要尋求最後的解答,因為很可能就沒有這樣的解答,或者說,這答案相當無望 ——不管是無望得到回答,還是這答案的內容讓人無望。

剩下可做的事情,也許隻是發聲:為了安慰自己的孤獨,或還可以讓別的孤獨者不那麽孤獨?但誰知道呢,或許還有某種超越的存在,乃至有人聽到了某種回音?

文明的兩端 作者何懷宏 
出版年: 2022-6

內容簡介 

以巨大的時空尺度,反省人類文明的曆史與命運

在文明開始的一端,先是追溯宇宙、地球、自然生命的演化,接著探討人類文明形成和發展的初始動因,從物質文明到政治文明再到精神文明的基本過程等。

在現代的一端,則主要是反省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近代以來的成敗,認識現代文明的性質和特點,思考它遇到的挑戰和危機,預測它可能的走向。

融通中西,凝練人類文明發展的作用鏈條和絞合機製

以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為代表的西方學者的文明史,對中華文明缺乏深刻的親身體驗;與此同時,中國學者的中華文明史著作,則往往局限於自身。

本書兼顧二者,通過分析以儒家文化和雅典民主奇跡為代表的“軸心時代”的成就,揭示出以物質為基礎、價值為主導、政治為關鍵這一人類文明發展的作用鏈條和絞合機製。

兼具曆史學家、哲學家和社會批評家的開創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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