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回家路上的中國人
即將要迎來乙未年的春節,許多朋友開始在網上搶購火車票,我也早早地訂好了機票,準備攜妻兒回南京和父母一道過年。有一天在廚房做飯,想起過年“回家”的事,突然意識到,中國人的“回家”就是回到父母的家啊。可能無論在哪個年代,中國人這個樸素的“回家”的觀念都沒有改變過,就算是在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這位曾經的聯邦德國總理——第一次訪華的時候。
施密特先生在他的著作《大國和它的領導者》中生動地記述了1975年他第一次來到中國時的印象:“鄧小平在機場以儀仗隊迎接我,一群身穿彩色服裝的孩子歡快地呼喊著口號,揮舞黑、紅、黃三色小旗。姑娘們佩戴著紙做的長條飄帶和花,手裏拿著花束,另一些姑娘們在頭發上別著顏色各異的發卡。……政府各部和其他行政機關的大建築物更多是斯大林主義的建築風格,隻是隱隱約約地表現出某些中國傳統風格的因素,像在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首都的很多戰後建築一樣,難看而單調。但是,大街上無法想象的巨大人流,上下班高峰時成千上萬輛晚上不亮車燈的自行車,還有那街旁一行行的白楊和梧桐,居民樓陽台上數不清的花盆,所有這一切都給人一幅生氣勃勃和親切舒適的景象,盡管這種景象對我們是陌生的。幾乎所有的人都穿著千篇一律的、相當難看的、藍色或灰色的服裝,但他們不像莫斯科人那樣表現出一副毫無表情的難以接近的麵孔。”
而今施密特剛剛度過96周歲的生日,仍保持抽煙的嗜好,他每日香煙的消耗量曾經和鄧小平相當,一天三包。每次和德國來的朋友談起這位麵對電視鏡頭仍手不離香煙的老先生,德國朋友對他這一“惡習”都抱以寬容的態度。施密特不僅對鄧小平抽煙有好感,而且高度評價鄧的能力——“幹練,篤信某一種事業,並堅忍不拔。”他與西方大多數政治人物的視角不同,對於鄧小平在1980年代末期麵臨的艱難處境和要擔當的責任,他表示非常理解,盡管對事件的結果感到意外,並備感遺憾。
是什麽使得這位出生於漢堡的德國人對中國人始終充滿好感?是什麽驅使這位喜歡繪畫、並且擅長管風琴和鋼琴的政治家一直在關注中國的發展進程,數十年來與北京的領導人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政見交換?
施密特對孔子很著迷
在施密特與德國駐北京記者弗朗克·西倫的對話(該訪談錄形成了施密特的另一作品《與中國為鄰》)中,我們或許可以發現這位西方長者的思想脈絡: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古希臘人、古羅馬人、古波斯人、印加人、瑪雅人、阿茲特克人,像中國那樣曆史悠久,能在曆經了100年的慘然衰落和奇恥大辱之後重新振作起來,而且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這在世界曆史上是極不尋常的,幾乎像謎一樣。何況中國還是一個沒有共同的宗教的國家——真是不尋常。”
1975年之後,施密特多次訪華,他不僅應邀參加了1984年國慶閱兵典禮,而且時隔三十年後還給《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撰寫書評。他提醒西方讀者:“中國是一個擁有數千年古老文化的國家,這是一種綿延不斷地發展,在過去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似乎已遭毀滅,目前卻正經曆著難以置信的複興的文化。中華文化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多數情況下是因為無知,但也確實是出於西方的傲慢。”
作為西方世界1989年製裁中國之後第一次訪問中國的歐洲政治家,施密特肯定毛澤東的魅力和才華,讚賞鄧小平是個“天才的實踐家”,但他更推崇2000多年前孔子的功績。施密特第一次在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的《大哲學家》一書中看到孔子的名字與其他三位影響世界的權威人物(蘇格拉底、佛祖和耶穌)並列在一起,這一年他38歲。那時,他已經從“二戰”的戰俘營出來,讀完國民經濟學的碩士學位,並在漢堡的經濟交通局工作過幾年。他的女兒已經9歲,此前他還有一個兒子,可惜不到一歲患腦膜炎夭折了。
施密特對孔子創建的儒家學說很著迷,因為它“不是基於宗教,卻是2000多年來唯一能夠影響廣大群眾的倫理學”。以至於他在一次與鄧小平談話時,“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中國共產黨其實是一個儒家黨,鄧隻是說:‘是嗎?’”(引自《施密特:未來強國》一書,第130頁)
記者西倫的提問頗有意味,他問施密特:“如果沒有上帝,那由誰來定什麽是理性的?”
施密特答道:“對中國人來說,第一個是由孔子來定。”
中國人是有信仰的
從這兩位西方人的一問一答,可以看出一些別有趣味的內容。首先,這兩人都認為中國人沒有上帝的觀念,這可能代表了絕大多數西方人和目前大多數中國人的看法。其次,施密特眼中的孔子類似於蘇格拉底,是一位理性主義者,相信人是可以教育的。如果說到這兩人的不同之處,施密特認為,“蘇格拉底作為人也許比孔子謙虛,而孔子則有意識地利用了自己的威信。”(《與中國為鄰》第216頁)
盡管,施密特欣賞孔子——中國人的先聖,但他未必真正懂得孔子,就像今天的中國人都對學習傳統文化充滿極大熱情,但未必能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在這裏,必須提到“信仰”的問題。
簡單來說,“信仰”首先要解決人的有限性的問題。你相信,還是不相信:有一個超越人類的更高的意誌存在?如果選擇相信,那麽就承認了人的有限性,人就有了敬畏之心,就不至於膽大妄為,自以為是,無法無天。那麽,這個超越人類的更高的意誌存在是什麽呢?中國古人稱之為“天”“上天”“上蒼”“老天爺”,也曾稱之為“上帝”,隻不過不是被西方人格化的神。中國古人的文獻對這個超越人類的更高的意誌的表達隨處可見,比如,“天,至高無上。”(許慎《說文》)“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史記·屈原列傳》)
“信仰”其次要解決人的無限性的問題。當人承認人的智力的有限性,麵對上天臣服,並相信天良在每一個人的心頭,讓天心指引人心,那麽一個平凡的人會煥發出無窮的精神力量。“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許慎《說文》)“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阮籍《大人先生傳》)
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中,有限性和無限性並不對立,是可以統合的。每個生命既是那麽的高貴(“天道下濟而放光明。”《易經》),又是如此的卑微(“地道卑而上行。”《易經》)。自古以來,中國人沒有走宗教信仰的路,不意味著中國人沒有自己的信仰——這是在複興中華文化的過程必須要首先明確的一個問題。
承認了這個前提,我們才能遇見真正的孔子。他是中國人偉大的先知之一。在孔子之前,中國人就有信仰和伏羲、堯、舜等先知,孔子的偉大在於他通過自己貧賤的出身和奔波勞碌、誨人不倦的一生啟示中國人,每個人都可以像他一樣,成為一個配天應地的大人。
用西方的宗教和哲學來衡量中國文化,是無法理解中國文化精神的。“五四”之後,我們片麵地學習西方,用西方的世俗教育和實用哲學來替代中國人的生命之學,切斷了天人關係,否定了中國人的信仰,所以我們無法見到孔子的真麵目,也無法見到我們自己的本來麵目。
在這裏,沒有任何責怪和輕視施密特先生的意思,我們試圖透過施密特的視角,或許能幫助我們跳脫百年來的迷思,不再被西方的價值觀念所束縛,重新確立中國人的文化信仰。
中國人的信仰到底是什麽呢
如果我們承認中國人是有信仰的,而不隻是懂得飲食男女的經濟動物,那麽,中國人的信仰到底是什麽呢?
第一,我們認為人類當中的每一份子都是上天的孩子(“天命之謂性。”《中庸》),天良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頭(“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學》)。農村不識字的老太太都明白這個樸素的道理,做事別昧了良心,否則小心遭天譴。而多少受過高等教育的讀書人怎麽就忘了呢?我們受西方現代科學主義的影響,過於注重人類的理性,以為這個世界是人可以理解的,其實,如果我們懷著謙卑的心,在上天麵前臣服,就能夠接受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這個世界不是人用頭腦可以理解的,它可以用我們的生命去感應,用生活去體證,卻永遠無法用人類的理性去證明。換句話說,無論你理解還是不理解,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存在的,春華秋實,生生不息。
今年5月16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上首提四個“觀”,第一個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信號。正如施密特先生感受到的:“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執政以後,首先把儒家思想掃地出門。但在今天的中國,實際上與中國人密不可分的儒家思想正在回歸。習近平主席對儒家思想的闡釋,顯示出中國日益增強的文化自信。在中國這樣規模的大國,國家的凝聚力至關重要。但寄希望於民族主義會反受其累,因為這很可能引發並非本意的危機甚至戰爭,而曆史悠久、內容豐富的中華文明更能提振中國人的自信和自覺。”(施密特: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而寫的書評)
第二,中國人的信仰除了確立了“天-人”關係(這一點與世界上所有正派宗教是相通的),還明確了“人-地”關係。這個“地”是對應“天”而言的,是指我們身處的這個大自然。它是“天”的另一種呈現,是上天的身體。中國古人相信,我們從天而來,就生活在上天的身體裏。有了這份相信,中國人就不會狂妄到去傷害自然、征服自然;有了這份相信,中國人就安然地活在現實世界當中,而不總想著生活在別處,對於有信仰的中國人來說,此案即彼岸。
中國古人與天地的和諧關係,是世界文明的典範,是值得當今人類重新效仿的。當我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與天地萬物原本一體,我們怎麽會瘋狂到想毀掉地球而逃到火星上去呢?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核技術專家都承認這一點,目前人類還無法有效地處理核廢料的問題,隻能找個荒涼的地方掩埋起來,留給後人——這種行為違背了中國人的信仰。真正的中國人,不會為了貪圖當前的便利而不顧死後洪水滔天。
因此,中國人的信仰就是“天地人”的生命圖景。小孩子背誦的《三字經》裏麵寫得很清楚:“三才者,天地人。”就這麽簡單。
衝出“曆史三峽”
人有了信仰,生活就有了方向,精神就有了去處。幾千年來,有了“天地人”生命信仰的中國人,其行動是從容而有力的——“象天法地”“頂天立地”“通天徹地”“配天應地做大人”。孔子為何偉大?因為他德配天地,道貫古今。《中庸》裏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一個上通下達的人,才可以稱之為“中”人。中國人就是中和之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有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為前提,才有可能實踐“協和萬邦”的國際觀。
盡管,當前中國處於改革的深水區,情況特別複雜,任務特別艱巨,但我們有信心衝出200年“曆史三峽”的最後一段峽穀。正如施密特對已故的鄧小平的評價:“他創造了中國近一個半世紀以來最好的15年。很有可能,人們有朝一日回眸相望時,將不再把鄧小平僅僅看作是最成功的共產黨領袖,而是把他視為20世紀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他通過自己那種堅定不移、務實的貫徹力,使人類的五分之一人口與世界融為一體,並幫助中國人過上了持久富裕的日子。”中國人信仰的重新確立,不僅僅是中國的事情,它勢必幫這個世界的大忙。有了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中國人將力挽狂瀾,不僅幫助當前人類從消費主義和科學主義的迷途上回頭,而且一定會成為調停和轉化世界上不同宗教和種族衝突最主要的和平力量。
胡適的學生唐德剛先生有一個有趣的比喻,他稱中國自1840年之後進入了200年的“曆史三峽”,此前,中國的情況是千年不變;此後,是十年一變。的確,過去的170多年來,中國人飽受了種種苦難,而最大的精神苦痛是無家可歸。可喜的是,中國大地上正在實現傳統與現代化的和諧共存,那些穿著時尚的年輕人,大多數還是選擇了春節回到父母家過年。中國人就是這樣,通過回到父母、回到父母的父母、回到一代代的祖先,從而回到了遙遠的天際,那裏是人類的源頭,是全天下人共同的家。
祝福走在回家路上的中國人,祝福走在回家路上的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