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一事件倒確實很好印證了我此前的看法：美國是目前這場俄烏衝突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並且他們希望戰爭長久地持續下去，為此他們不惜以並不光彩的手段去破壞俄歐之間進行談判所需要的條件。
但更讓我驚訝的是，近期發生的一些事情，白宮的表現出乎意料地清醒，一改了過去一兩年時間白宮腦死亡的形象，並且他們的一係列決策與行動，正在為其他們的主要對手帶去巨大的決策壓力。
很多人也許很難理解為什麽在發生了包括佩洛希訪台在內的很多事情之後為什麽都沒有動作，似乎當下除了俄羅斯還在戰場上抵擋西方之外中國沒有任何動作，而今年年底這次美元升值也部分緩解了他們當下的經濟危機。
事實上，如果現在要我給拜登政府打個分的話，2022年下半年開始他們的成績是不錯的，圍繞俄烏衝突，美國收獲了巨大的利益。
現在一條美國的LNG船從北美裝貨發往歐洲，能夠賺取超過300%的利潤，美元升值也讓停止量化寬鬆後美國政府緊張的財政狀況得到了緩解，甚至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也突破了1：7的大關。
但對於這很多事情，誰又能管得上呢？並且這也不是那麽重要，勝負並非在這毫厘之間。
2020年代，按照比較高大上的說法，確實是“百年前所未有之變局”，但不要忘了一個基本的現實背景，就是在僅僅十年之前，這個世界上都並不存在真正的“大國鬥爭”，恰恰相反那是一個“美利堅天下無敵萬國來朝”的時代。
現在俄羅斯是真開片了，但誰記得僅僅在10年前，那個時候俄羅斯為了得到美國的一個“貿易最惠國”的一般貿易待遇就磕頭搗蒜一樣的姿態？誰還記得前些年中國真的是美國在中東戰略的合作夥伴？
這意味著什麽呢？現在僅僅是對抗的開端，在這個時期，各國的重心其實都並不是國際上的爭鬥，相比起國際上的爭鬥，擦幹淨自己的屁股，打好對抗的基礎是這個階段的主旋律，局勢還沒有發展到各方在國際上投入巨大資源“攻城略地”的地步。
比如說，美國當然是官方層麵上將中國視為敵人，但問題是，美國真的做好了冷戰時期對蘇政策那種準備來對付中國嗎？並沒有，很多美國企業的利益仍然與中國市場深度綁定，蘋果與特斯拉這些美國重要的門麵企業，他們還是離不開中國的。
我並不是說敵對行為不存在，並不是說沒有威脅，而是說：美國並沒有在他們的國家體係中完成新冷戰的現實準備。
他們甚至距離完成思想準備都還有一段時間，等到這種思想準備完成的時候，屆時我們會看到幾乎所有的美國企業都將其發展命脈與中國剝離的場麵，那時候才是“大爭之世”的開端，而目前呢，僅僅是前奏而已。
在這個前奏階段，雙方的對抗還遠遠沒有達到最激烈的程度，相比起國際上的“三瓜兩棗”，各自在本國體係內的行動是更加重要的，隻是說相比起中國來說，美國一直有內政決定外交的傳統因此看上去姿態會很強硬。
而類似的問題在中國同樣是存在的，中國的很多優質企業也在美國上市，用中國的優質資產為美元的價值背書，對美貿易仍然是中國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
2006-2008年時候中國的GDP組成有三分之二來源於對外出口，2020年的時候已經下降到了三分之一，如今中國的GDP組成來源與日本、歐盟的發達地區相似，但這還不夠低。
基於應對未來極端國際挑戰的需求來說，中國經濟需要有在完全被剝離與西方國家貿易的前提下仍然高效率運轉的能力，而實現這些仍然需要時間。
而在實現了這個目標之後，屆時我們會看到在國際上中國與美國的矛盾白熱化，雙方在各個重要地區進行戰略對抗的場麵，而在進行這種對抗之前，本國體係內的準備極其重要，這種準備工作的充分程度也直接決定著未來的國際形勢。
這就是所謂“大國之爭，勝在廟堂”，因為過去這個世界整體上就處於美國絕對優勢力量下的整體不平等合作體係的控製下，哪怕現在已經出現了對抗的苗頭，但這種對抗的激烈程度也並不是那麽激烈。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上的爭鬥遠遠不如中美兩國在本國內政問題上的作為那麽重要，相比起在哪個哪個地方鬥個你死我活，現在最重要的還是“打好內功、夯實基礎”。
隻不過問題在於有時候“打好內功、夯實基礎”成為了一種投降派對美綏靖的借口因此被批判，但這一做法本身在目前這個中美兩國經濟仍然高度綁定的階段是沒有錯的。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現在我們認為十年前的中美關係遠比現在更加穩定，但十年之後，我們也會認為現在的中美關係遠比那個時候的中美關係更加穩定。
現在中美兩國的矛盾當然很大，但行動上還局限於有限的層麵，比如說美國對中國企業的製裁，在一些地區安全事務上試探中國的態度，在經濟上準備與中國市場的部分剝離。
但在十年之後，屆時中美兩國的對抗激烈程度會遠遠超過現在，美國會給東亞地區的幾個盟國出口大量的先進武器裝備。
並在如今的AUKUS的基礎之上發展一個針對中國的軍事聯盟，而在東北亞地區的半島形勢會遠比現在更加緊張，中國在海外的企業可能還要時不時擔心美國支持的極端勢力的恐怖襲擊等等。
那個時候才是真正在國際政治上搏命的時候，現在隻不過是一切的開始，在這個階段的主旋律是“打好基礎”為極端激烈的對抗做準備，那麽在這個階段，中國的外交當然是內政導向的，盡可能減少資源消耗並應對美國的遏製。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在美國頻繁遏製頻繁挑釁的情況下中國沒很多動作，因為一切反擊都要考慮行動的成本，而在當下相當大部分行政與各種資源都要重點保障內政需求的情況下，對美國的遏製、挑釁的反應本身是立足於低成本這個目標的。
比如說對俄烏衝突，中國當然在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些訴求與利益，但考慮到歐洲距離我們太過遙遠，進行幹涉的成本非常巨大，甚至也起不到多大效果，收益遠遠無法抵消投入的情況下我們當然不會進行任何幹涉。
再比如說美元升值，這個同樣是我們管不到的事情，隻能說對應讓人民幣升值稍微控製一下匯率而已，而佩洛西訪台之後的軍演，那個就算是低成本的回應了。
所以當下的很多事情的走向本身其實和“相對實力”沒多大關係。
其實我們從美國的很多政策上也不難發現，他們在國際問題上同樣是傾向於低成本，並且將主要資源都集中在內政問題上的。
比如說對俄烏衝突的幹涉，美國提供的支援就是很少的，截至2022年10月初，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相比起歐盟的援助其實沒有壓倒性優勢，美歐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主要都是本國的庫存老舊武器裝備。
但歐洲一些國家比如說法國和德國，他們倒是開放了一些比較高技術水平的援助，法國給烏克蘭援助的凱撒自行火炮就保留了全套的信息化子係統，可以自動調炮、自動瞄準。
而美國給烏克蘭援助的M777牽引式火炮，在送貨之前還把信息化升級套件給拆掉了，而最近發生的北溪二號被炸事件也同樣是低成本的幹涉行為。
無論是對俄還是對華，美國總體上都是一個對外低成本投入進行幹涉，大量資金投入到本國建設夯實基礎這樣一個邏輯。
像之前的拜登參加東盟會議，提了一堆要求倒卻不願意給多少好處，也是這個邏輯的一種體現，當然我們可以說現在美國政府自己財政也緊張，除非十拿九穩的事情否則不會有多少資金投入。
但是反過來講，在有必要花錢的地方美國政府也是毫不含糊的，拜登的基建法案還有一堆投資計劃哪怕最後砍了很多刀，那也是千億美元級別的大財，這些錢都能撒出來說明他們還是有錢做事情的。
所以美國對外投資吝嗇，也不能完全說成是沒錢，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美國對外幹涉的投資都巴不得一分錢掰成兩份花，這是曆史常態哪怕美國蒸蒸日上的時代也都是這樣。
當下其實中美兩國日子都不是太好過，我們經常隻看到了美國社會的深厚危機，但反過來講中國這邊情況同樣好不到哪去，生育率、結婚率這些都是老生常談了。
中國也進入了一個發展的深水期：當我們在過去四十年時間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之後我們發現，中國再也沒有任何可以參考的對象了，我們同樣發展到了曆史的“無人區”。
當年中國改開的很多政策，本身其實也是參考了許多國外的先進經驗，比如說基本的經濟發展模式我們參考了日本和韓國這兩個在文化上與我們比較相近，且同樣在現代意義上資源匱乏的國家的經驗。
而在國家金融體係的建設上我們參考了德意誌第二帝國的經驗，而在教育體製發展上參考了前蘇聯與德國的經驗，在外交與海外商業經營商參考了英國與美國的經驗。
現代中國的發展其實真正貫徹了19世紀救亡圖存嚐試的核心精神，不斷消化吸收國外的先進經驗進行本土化，但這個過程中我們自己的創新其實是很少的，而如今已經沒有人能給我們做參考了。
畢竟發達國家們，他們也遇到了自己的問題，前些年有個“中等收入陷阱”，但現在看來，不也有“高收入陷阱”嗎？發達國家要是沒進這個陷阱，要是發達國家也解決了自己的問題，他們現在也應該還是“發展中國家”。
所以中國在未來十年麵對的挑戰，其實遠不隻是來源於美國與西方，更大的挑戰其實來源於中國自身。
就是說在以前我們參考西方的發展，但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可以參考對象的時候，我們是否還能繼續發展下去走出一條真正屬於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這是遠比西方的挑戰更加重要的事情，不是說外部的威脅就不是威脅，那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根本上講，中國是一個體量非常巨大的國家，我們同樣與美國處於相同的邏輯下：因為本國的力量太過強大，以至於外交從來都隻是內政的延伸，國際上的博弈與爭鬥取得的勝利，其實絕大多數時候都無法與國內發展取得的突破帶來的收益相提並論。
過去的一百年，中國一直都在引進學習，以至於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都在參考外部經驗而很少以立足於本土的視角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這是近代衰弱曆史的一種映射，也是未來中國麵對的最大的挑戰，幸運的是，中國是依靠體量發展至今，不幸的是，中國是依靠體量發展至今，這個特性最終是幸運還是不幸，就取決於這個十年的發展結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