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後的今天，世界秩序似乎再次“失衡”，俄烏衝突期間，美國與北約攪動局勢，頻繁炒作“核問題”，世界好像又一次處於核戰邊緣。那麽，是否真的可以將俄烏衝突視為“古巴導彈危機2.0”？當前的局勢能否與60年前相提並論？
相似但不相同
對於西方反複炒作“俄羅斯核威脅”，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已明確表示，俄羅斯不想理會。事實上普京從未直接表明要動用核武器，僅僅亮出了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底線。
但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特別是西方人士，在將俄烏衝突與古巴導彈危機相類比，表示人類可能再次麵臨核戰危機。
烏克蘭“Strana.ua”新聞網刊載的一篇文章中進一步闡述了俄烏衝突與古巴導彈危機的相似性：當年的古巴在革命後急劇地改變了地緣政治路線；而烏克蘭則在“顏色革命”後轉向了美國，顯然今天的美國扮演著當年蘇聯的角色；俄羅斯就是當年的美國了，指責著烏克蘭被作為攻擊自己的“武器”。
當然，盡管能夠看到俄烏衝突與古巴導彈危機具有一定相似性，目前的情況與古巴導彈危機仍不能劃等號。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總幹事安德烈·科爾圖諾夫總結了以下七個二者存在的根本性的差異：
首先，古巴導彈危機持續時間較短，從決定封鎖古巴到開始拆除島上蘇聯運來的導彈隻用了不到兩周的時間。然而目前的危機已經拉扯了七個半月，早已成為“地緣政治新常態”。
坐在格沃茲迪卡自行火炮上的頓涅茨克民兵，圖自俄新社
第二，古巴導彈危機是一場純粹的核危機。當年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爭端圍繞著具體的問題——蘇聯需要從古巴撤回R-12導彈，作為戰略交換，美國需要放棄推翻菲德爾·卡斯特羅政權。當年莫斯科還堅持的另一個條件是美國從土耳其領土撤出朱庇特導彈。而目前的危機其實並不局限在核領域：美國長期以來間接參與了發生在在歐洲大陸的與俄羅斯的大規模軍事衝突，向烏克蘭提供全麵的軍事、技術、情報、經濟等支持，這些都加劇了危機。
第三，對雙方來說，當前危機的利害關係遠比60年前更複雜。盡管古巴對美國和蘇聯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和實際意義，但烏克蘭的命運對克裏姆林宮和白宮來說都更為重要。莫斯科如果失敗，會危及俄羅斯的未來。美國失敗則可能會引發北約崩潰，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導地位也將被終結。
第四，相比1962年，現今莫斯科和華盛頓所擁有的核彈技術已經大不相同。20世紀60年代初還沒有現代的高精度係統，小型和超小型核彈頭仍在開發中。因此，核戰爭和常規戰爭之間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然而今天這條界線已經不那麽明晰了，衝突雙方偶爾也會討論進行有限核衝突的可能性。
第五，60年前莫斯科和華盛頓的領導人之間“相互尊重”、甚至“相互信任”的水平可比今天高得多。在1962年，當時美蘇兩位領導人認為所達成的協議無論如何都將得到執行。到了今天，克裏姆林宮和白宮都沒有如此自信。此外，衝突雙方似乎都完全相信，對方正處於衰退狀態，因此與之達成的任何戰略協議都沒有意義。
第六，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雙方一直保持聯絡：時任蘇聯駐華盛頓大使的阿納托利·多布裏寧多次與羅伯特·肯尼迪會麵，與當時的國務卿迪安·羅斯克也保持著個人聯係。而現在，俄羅斯駐華盛頓大使阿納托利·安東諾夫卻很難接觸一些美國高層官員。美國新任駐俄羅斯大使林恩·特雷西根本都還沒有到莫斯科，甚至不知道她何時會出現在斯帕索大廈（美國駐俄大使官邸）。
第七，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當時的美蘇兩國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和約翰·肯尼迪都親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與苦難。而現在，弗拉基米爾·普京和約瑟夫·拜登都屬於戰後一代。雖然拜登出生於1942年，但他幾乎不記得戰爭年代的任何事情，這位第46任美國總統不可能像第35任那位一樣，能夠生動地想象美俄這樣的超級大國之間爆發包含核武器打擊的世界級衝突的後果。
“今天的局勢或許比60年前更危險”
美國前國防部助理部長安迪·韋伯在一篇評論中表示，目前的對抗“比古巴導彈危機更危險”，因為1962年的事件並沒有伴隨著“熱戰”。
然而，“冷戰”期間其實“熱戰”不斷，並沒有什麽特別。俄羅斯《生意人報》專欄作家馬克西姆·尤辛盡管也認為，“在許多方麵，今天的情況比60年前要危險得多”。但他認為症結在西方的意圖上：60年前，盡管意識形態對抗相當激烈，但美國和蘇聯都沒有試圖摧毀對方。
美蘇爭霸持續了幾十年，這是相當長的時間。而現在，西方政客卻公開宣稱，他們的目標是對俄羅斯造成戰略性失敗，徹底地摧毀其經濟，使其難以恢複。這時候情況就變得很危險了，很難想象有人試圖讓一個核大國徹底沒有退路。
此外，古巴導彈危機得以解除的一大原因是，危機期間美蘇雙方積極的談判和對話，最終雙方作出了相互妥協。而現在，華盛頓與莫斯科卻難以達成任何妥協。
烏克蘭“Strana.ua”新聞網表示，美國和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達成妥協並不意味著當時世界的秩序崩潰。美國和蘇聯被認為是兩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各自有自己的利益和影響區。如果發生直接的衝突（例如古巴導彈危機），則通過相互妥協來消除，以免事態升級為核戰爭。可是現在，如果美國對俄羅斯做出任何妥協和讓步，這種妥協都將被視為冷戰後世界秩序的崩塌，美國將失去作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也就是說，現在的地緣政治賭注要比1962年高得多。因此，要達成任何形式的協議和妥協都比較困難。
類似的觀點，在俄羅斯也有呼應，但症結同樣在美國和西方。“對話和妥協仍然是維護和平和全人類生存安全的保證”，俄羅斯國際政治經濟戰略研究所所長帕尼娜·埃琳娜認為，自古巴導彈危機以來，美國和西方的談判能力急劇下降。首先，美國總統不再像60年前一樣獨立自主。60年前蘇聯人很清楚將與誰談判。當時美國是由一位充分行使權力的總統來管理的，是由一個代表國家利益的、負責任的領導人來統治的。但現在的美國，總統的形象似乎隻是政治製度的門麵，決策不具公開性。
此外，現在的美國和北約似乎沒有“言出必行”的態度。60年前，美國政治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對條約、對承諾的忠誠。秉承這一傳統，肯尼迪遵守了對蘇聯的承諾。而到了今天，“忠於承諾”的概念已經完全從美國，甚至從整個西方政治階層中消失了。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歐盟外交負責人何塞普·博雷爾在上周的發言，他承認北約沒有履行對莫斯科的承諾：20世紀90年代，北約曾承諾不會東擴，後來卻沒有做到。博雷爾認為這一承諾已經是曆史了，已經過去了。基於以上兩點，帕尼娜·埃琳娜相信，“如果俄羅斯方麵真的決定使用核武器，試圖在前線扭轉局勢，美國和西方國家都不具備1962年約翰·肯尼迪的談判能力”。
當然，當前情況的危險程度取決於如何判斷。1962年，兩個核大國直接卷入了衝突，而目前的俄烏衝突，所造成的對美國的直接核威脅並不像1962年那樣嚴重，當時美國幾個最大的城市都麵臨著危險。對華盛頓來說，似乎不太可能僅僅因為一枚將在離美國近萬公裏遠處爆炸的核彈采取激烈反應。因此，很難說當前情況是否比1962年更為危險，但可以確定的是，現在的局勢比60年前複雜得多。
曆史是一本啟示錄
俄羅斯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安全中心負責人阿列克謝·阿爾巴托夫院士在接受俄羅斯《生意人報》采訪時表示，當前情況存在諸多未知數。雖然同處核戰危機，但可能現在我們所處於的位置並不像60年前一樣離核戰如此接近。然而，當前雙方並沒有一個往回走的動作，他表示，“俄羅斯和美國及其盟友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懸崖”。當年，蘇聯和美國能夠在最後時刻脫離危險，現在會發生什麽卻並不清楚。
同時，許多俄羅斯和美國專家指出，當年不僅是各方妥協的意願，還靠著幾分運氣，阻止了事態朝向最壞的方向發展。1962年，美蘇雙方在危機爆發期間積極地進行著溝通與談判，很大程度上防止了雙方由於誤判釀成嚴重後果。但今天俄羅斯與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的對話顯然不足。阿列克謝·阿爾巴托夫認為，從目前事態發展的方向來看，衝突各方還沒有充分吸取古巴導彈危機的教訓。他表示：“希望各方能夠吸取過去的經驗，這將避免我們因不了解曆史教訓而受到懲罰。”
還記得1963年6月10日，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從核戰危機中抽離了六個月後，約翰·肯尼迪在美利堅大學發表了講話，講話的內容至今仍具深刻意義：“重要的是，在捍衛本國重要利益時，核大國不應采取極端對抗的形式，將敵人置於羞辱性的撤退或核戰的選擇麵前。在核時代采取這樣的形式將證明我們的政治已經完全崩潰，或者說完全是集體無意識地在追求‘世界末日’的結果。”
1963年6月10日，時任美國總統的約翰·肯尼迪在美利堅大學畢業典禮上講話。
核戰爭是對全人類的威脅，且不會有贏家。如果今天的衝突雙方想要避免走向核戰深淵，已成為曆史的古巴導彈危機或許是一本相當有用的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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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美蘇如何避免一場核戰爭
南風窗 微信號：SouthReviews 發表 2022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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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裏米亞大橋10月8日遇襲受損後，連日來俄軍導彈再次打擊烏克蘭全國目標，局勢已階段性升級。
歐盟外交事務代表警告稱，如果俄在烏克蘭使用核武器，西方的回應不會是核回應，但對俄軍來說仍將是“毀滅性”的。俄方則稱其“妄想”。
另一方麵，北約已開始在距俄600英裏的地方，舉行為期兩周的核威懾力量演習。這次演習中，美國空軍空基核力量的主力B-52H戰略轟炸機也會參加。
雖然北約稱這是計劃內的年度演習，但正值俄烏衝突升級、俄發出核威脅之際，在外界看來，這個時間還是過於敏感了。
這勢必增加世界對於核衝突爆發的憂慮。
俄與西方的相互核威懾，令人想起1962年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
當時蘇聯與美國陷入核對峙，世界麵臨立即毀滅的風險。幸運的是，兩國領導人最終選擇了“交易”而不是玉石俱焚。
60年後，俄美再次麵臨核角力的風險。希望過去的教訓有助於當下危機以不那麽危險的方式結束，哪怕隻是“凍結”這場已演變為區域戰爭的衝突。
古巴導彈危機的醞釀，是蘇聯軍事冒險主義的產物。1962年7月初到10月中旬，蘇聯動用了各類艦隻近150艘，往返航行185次，向古巴運送了4萬多軍人、42枚中程導彈、42架轟炸機和42架戰鬥機，同時建成24處導彈發射基地，儲備各種導彈約600枚。
美國沒想到，一直以陸權強國著稱的蘇聯，會實施如此大規模的跨洋軍事調動。“美國後院”出現成建製的進攻性軍事力量，對美國人心理上的衝擊不啻於“珍珠港事件”。
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在10月16日國家安全執委會會議上明確了必須解除蘇聯在古巴導彈的基本立場，具體策略包括外交談判、有限空襲、擴大化空襲、海上封鎖和入侵古巴五種方案。經過緊張討論，白宮最終確定首先對古巴實施“海上隔離”政策。
10月22日，肯尼迪通過電視講話，向全世界公開披露了蘇聯正在古巴構築“進攻性導彈基地”的事實，並宣布自24日起實施“海上隔離”，禁止還在公海的蘇聯艦船進入古巴，同時加緊準備所有可能的軍事行動。
1962年10月24日，肯尼迪在白宮內簽署針對古巴的海上封鎖令 / 視覺中國
莫斯科完全沒想到，美國會如此迅速決絕地公開“亮劍”。蘇美當時的核力量對比，約為1比10；也就是說，蘇聯成功完成第一次核打擊的情況下，美國也足以將其毀滅近9次。
整整一天的沉默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致信肯尼迪，同意撤走導彈，但要求美國承諾不入侵古巴。
這是古巴導彈危機的第一個教訓：不要試圖挑戰對手的核心利益和優勢領域，尤其是在己方無法承受相應代價的情況下。
和古巴導彈危機一樣，俄美在烏克蘭對峙的根源，也是敵對勢力的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存在擴大到國家門口所造成的嚴重不安全感。
國家利益是國際關係的決定性因素 / 《驚爆十三天》劇照
中國古語雲：“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當代最著名的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指出：“大國對本國領土附近的潛在威脅總是非常敏感……這就是地緣政治。”
在2007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普京對北約無節製的東擴和在此進程中對俄羅斯認為是天然“勢力範圍”之地的持續蠶食，表達了強烈反對，明確這是對“俄羅斯核心利益的損害”，“不可接受”。
而在2008年與格魯吉亞的五日戰爭中，俄方更是以武力劃出了抗擊北約東擴的紅線。
基輔2014年發生“廣場革命”後，烏克蘭新政權加速尋求加入北約。這在莫斯科看來，是和蘇德戰爭開始前選擇加入“德意日三國同盟”一樣的地緣政治背叛行為。
烏克蘭深陷地緣政治的泥潭 / 視頻來源：南風窗視頻號
曾參與古巴導彈危機決策處理的哈佛大學教授波爾克指出，如果我們認為俄羅斯人在麵對這樣的挑戰時不會做出和肯尼迪政府同樣的反應，那就太愚蠢了。
但與赫魯曉夫很快就從肯尼迪的堅決反應中看到了對手堅定的戰略意誌不同，美國和北約至今沒有意識到或者說不願承認這一點。
西方很多人，將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視為莫斯科軟弱和優柔寡斷的證據，甚至將此作為最終解決“俄羅斯問題”的曆史性機遇；也就是說，要將俄削弱到對其最小的鄰國也無法構成威脅的程度。這是古巴導彈危機兩周內化解，而烏克蘭危機迄今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蘇聯的第一反應讓肯尼迪如釋重負，也堅定了他以和平手段化解危機的信心。
但10月27日赫魯曉夫又提高要價，要求美國必須同時拆除美軍在土耳其的導彈基地，並通過莫斯科的電台公開了這一要求。
美國在土耳其的“木星”導彈射程達到1800公裏，打擊目標涵蓋莫斯科等蘇聯主要城市。赫魯曉夫確信這些導彈正對準他的別墅，在與肯尼迪的會晤中多次提出此事並予以譴責。
自從古巴導彈危機爆發後，美國幕僚機構的解決方案並未提及土耳其，但導彈交易的想法一直縈繞在肯尼迪的腦海中。
他擔心僅靠封鎖恐怕難以奏效，而認為導彈交易的方案可為危機的和平解決提供一條可行的出路。
蘇聯提出要求的當天，危機再度升級：一架U-2偵察機被駐紮在古巴的蘇軍用導彈擊落，美國飛行員喪生。美方宣稱，不會停止U-2偵察機的偵測行動，若對方擊落下一名美國飛行員，將是戰爭的開始。
美國飛行員喪生使得戰爭一觸即發 /《驚爆十三天》劇照
強硬表態的同時，肯尼迪也決定立即啟動關於導彈交易的溝通。蘇聯則對駐古蘇軍下達了“隻能聽從莫斯科指令”的死命令，並嚴辭拒絕了古巴人提出的使用已有導彈對美發動先發製人襲擊的建議。
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下，蘇美雙方很快就導彈交易達成一致。赫魯曉夫相信，這是肯尼迪能做出的“最大讓步”。
10月28日上午他正式致信肯尼迪，確認將撤除在古巴的導彈；後者在複信中稱之為“具有政治家風範的決定”，危機結束。
土耳其對導彈交易的傳言相當不安，多次向美表示兩件事不能相提並論，對交易更是深惡痛絕。美通過外交渠道向土耳其和其他北約盟友承諾，絕不會進行這樣的交易。但蘇聯撤走導彈後半年，美國撤走全部“木星”導彈。這讓土耳其感到被蒙騙。
古巴的訴求也同樣被蘇聯漠視。
卡斯特羅原本無意將領土提供給任何國家建立軍事基地，為了獲得蘇聯的軍援不得已為之。他建議雙方簽署正式的軍事協議並對外公布，這樣政治上更主動，也符合國際法。
1962年10月29日，古巴革命武裝軍隊上街遊行 / 視覺中國
但赫魯曉夫堅持秘密部署完畢後再簽署，給美國以既成事實。
然而，為了盡早同美國達成協議，赫魯曉夫不僅對卡斯特羅隱瞞了撤除導彈的決定，還同意撤走被美國人稱為“進攻性武器”的輕型轟炸機。
危機結束後，他才派米高揚前往古巴做解釋說服工作。最終接受“既成事實”的是古巴。
這是古巴導彈危機的第二個教訓：國際權勢政治鬥爭中，大國的利益不容觸犯，交易的永遠都是小國的利益。古巴導彈危機中的兩個當事國是這樣，俄美新對抗中的烏克蘭，恐怕也逃不過同樣的命運。
繼克裏米亞之後，又陸續有四地公投脫烏入俄。西方承諾的軍援不管兌現多少，都不可能將烏軍武裝到足以收複全部領土的水平。
不過，這些武器可能給基輔帶來不切實際的想法，讓他們采取被俄視為“進攻性”的行動，從而招致更加殘酷的回應，其中不排除核打擊。
1995年俄軍事學說就提出，維護國家獨立和領土主權完整時，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2008年開啟的軍事改革中，俄提出“戰略威懾”的新概念，不再隻是傳統威懾中的威脅使用武力，而是要通過軍事手段和非軍事手段的結合，來強迫對手就範。
“戰略威懾”的概念首次訴諸實踐，是2014年克裏米亞“脫烏入俄”之際，俄向北約和烏克蘭傳達了這樣的威脅：將會使用核武器應對奪回克裏米亞的企圖。
第二年，俄國家安全戰略正式將常規力量和核力量並行的“戰略威懾”概念納入法典，製訂了從政治/外交施壓、經濟/能源脅迫、準軍事行動，到使用常規力量以及“以有限或示範模式”使用核武器的新戰法。
除了最後一步，這套戰法在之後的俄烏衝突中幾乎完全貫徹。
而俄領導人的最新核威懾言論表明，俄方“以有限或示範模式”使用低當量戰術核武器，也並非完全不可能。
古巴導彈危機中，雙方都動用了現代媒體的力量，以最大程度爭取道義優勢和輿論支持，但危機的最終解決還是靠傳統的“秘密外交”。
古巴導彈危機中，美蘇均動用了現代媒體的力量 /《驚爆十三天》劇照
美國國家安全執委會的16人中，知曉導彈交易的隻有9人，實際執行則由肯尼迪的弟弟羅伯特通過秘密渠道完成。
雙方最終達成“君子協定”：導彈交易是秘密的、私下的，而非對赫魯曉夫所提要求的正式認可；美國拆除土耳其的導彈與蘇聯從古巴撤走導彈，需要4～5個月的“體麵的時間差”，以免給外界留下美蘇交易的印象。
為了避免任何政治上的不利，美方還拒絕任何書麵承諾，甚至退還了赫魯曉夫有關這一交易的密信。
人類乃至動物界的很多群體性爭鬥，都是為了所謂的榮耀或者說臉麵，直到有一方承認戰敗才能結束。
核武器出現前，這樣的結局意味著一方“無條件投降”；核武器出現後，兩個核大國之間這樣一邊倒的單方麵勝利很難出現，核大國之間衝突的化解，更多隻能基於雙方的讓步或者說是諒解。
1962年11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公開承認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做出了讓步，但美國同樣如此。
換言之，這是一次“雙輸”而得來的“雙贏”，而非冷戰鬥士們宣傳的“憑借強大軍事實力和道義優勢而贏得的強迫外交”。
他還以其一貫的直率說道：“現在有聰明的人，而聰明的人在危險過去的時候總是比危險時刻多。”
肯尼迪總統的支持率在危機結束後上升了近10%，但他不想把所發生的事情都認為是自己或者本屆政府的功勞，並指示執委會和政府全體成員不得為宣揚任何勝利而接見記者。
羅伯特·肯尼迪在《十三天：古巴導彈危機回憶錄》中寫道：“我們之所以作出這種種以及其他許多決定，都是為了要對蘇聯施加壓力，而不是要使它公開丟臉。”肯尼迪總統1963年在公開演講中也表示：“最重要的是，在保衛我們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同時，核大國必須避免發生那種會使對手不是選擇屈辱性的失敗就是選擇發動一場核戰爭的對抗。”
1963年6月10日，時任美國總統的約翰·肯尼迪在美利堅大學畢業典禮上講話
與1962年的情況相比，烏克蘭危機的第三個教訓更加危險，就是通訊技術升級迭代後，民意和輿論對決策的影響增大。
全球新聞來源和社交媒體平台眾多的今天，“秘密外交”很難再有操作的空間，甚至連俄烏軍事較量，某種意義上都是一場網絡輿論下不得已開始的戰爭。
西方一直以冷戰勝利者自居，力圖建立一個勝利者眼中的世界，為此不惜將曾經的對手逼到牆角。
但他們忘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俄羅斯和美國仍然是平行的核大國，彼此都有能力摧毀對方，甚至可能摧毀整個世界。
在不可避免的錯誤信息和混亂的喧囂中，在前所未有的民意壓力下，執政者將很難解釋核威懾或核危機管理的細微差別。
有人將核大國之間的角力比喻為一場“誰先眨眼”的遊戲，而民意就如同無法捉摸的微風，可能在不經意間影響雙方的正常反應。
一場俄美核對決，對於遊戲者來說，不過是重來而已；對於人類，卻是無法經得起的浩劫。
編輯 | 謝奕秋
新媒體編輯 | 蘇米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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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珈媛】 獨立撰稿人 新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