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世所公認的偉大領袖，但是他的一生也並非一帆風順，尤其在前半生，經常遭到排擠，他的主張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對。
但是，曆史已經無數次地證明：毛主席就是站得高、看得遠，那些反對過他的人，後來都不得不承認，還是毛主席是對的。
比如陳毅元帥，曾經批評毛主席有四個缺點，但是後來卻發現，這不但不是毛主席的“缺點”，反而是我黨之所以能成功“真理”！
那是在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召開第七次大會，總結紅四軍建軍以來的經驗教訓，由陳毅主持會議。
陳毅對當時革命存在的問題非常痛心，就在這次會議上暢所欲言，言辭很激烈，還公開批評毛主席有四個缺點：
第一，對馬列主義的信仰不夠徹底，他認為馬列主義隻規定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原則，中國革命的具體辦法需要中國人自己在實踐中創造，否定馬列主義的普遍適用性；
第二，有個人英雄主義，他常說革命沒有黨的領導就要失敗，實際上就是說革命沒有他毛澤東領導就要失敗；
第三，喜歡搞一言堂，愛發火，總是批評別人不對；
第四，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是不對的，因為任何人都有發言權，不能剝奪別人的發言權。
陳毅列出的毛主席這四個缺點，在會議上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鳴，最後會議作出了對他“嚴重警告”的處分，還撤銷了他紅四軍前委書記的職務，改由陳毅擔任。
毛主席非常生氣，在會議結束後就提出辭職，去鄉下養病，離開了他一手創建的紅四軍。
那麽，陳毅說的毛主席這四個缺點，到底對不對呢？後來的曆史已經證明，不是毛主席錯了，而是陳毅錯了，這四個不是“缺點”，反而是“真理”！
首先來看第一個。
中國共產黨在創立初期，是受到共產國際領導的，甚至對共產國際馬首是瞻，言聽計從，隻要是共產國際發來的命令，或是派來的人，都無條件無從，結果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任何革命的成功，都離不開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馬列主義雖然是偉大的革命理論，但是在跟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時候，也不可避免地會有一些衝突，水土不服。
毛主席很早就看出了這個問題，多次主張馬列主義要跟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重新走出一條真正適合中國革命的共產主義道路。
然而，在那個共產國際指導一切、包攬一切的時代，毛主席的這個正確的主張，卻被認為是黨性不足，信仰不夠徹底，遭到了批判，比如這次紅四軍代表大會。
但是，真理終究是真理，中國革命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吃過很多虧之後，中國的革命者才開始重新審視共產國際的作用，最終在遵義會議時撇開共產國際的影響，選出了一位真正能帶領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領袖——毛主席！
所以說，陳毅列出的這個“缺點”，實際上就是中國革命的“真理”。
再來看第二個。
陳毅說毛主席“有個人英雄主義，認為革命沒有他的領導就要失敗”，在那個時候看可能會有些錯誤，但是後來的曆史卻證明，這句話其實是對的，沒有毛主席的領導，中國革命確實屢屢遭到失敗，隻有讓毛主席來領導，中國革命才最終取得了成功。
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先後有過好幾位領導人，比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王明、博古等人，但是，在這些人的領導下，中國革命屢受打擊，甚至一步步滑向深淵。
直到遵義會議，大家推舉毛主席上台，才讓中國革命漸漸走出了泥潭，迎來了全新的發展時期。
後來，聶榮臻元帥在回憶錄中寫道：“從白區到中央根據地，越是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就越是感到王明等人推行的路線是錯誤的，逐步形成了我的堅定認識：隻要毛澤東同誌的主張得勢，革命就大發展，反過來，隻要王明路線占上風，革命就受挫折，紅軍和根據地老百姓就遭殃。”
葉劍英元帥後來也說過：“毛、劉、周、朱、陳、林、鄧，除了毛主席的後六位，還有各位老帥等其他人，我葉劍英也算一個，從一定意義上講，哪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讓我們從心底佩服一個人不容易。但在長期的中國革命鬥爭中，大家逐漸認識了毛主席。別人也都當過頭、掌過舵，但都不行，隻有毛主席，把我們這些人攏起來，幹成了建立新中國並開始建設社會主義這件大事情。”
然後是第三個。
陳毅說毛主席“喜歡搞一言堂，愛發火，總是批評別人不對”，這個問題確實也是存在的，毛主席自己也曾說過：“我這個人呀，40歲以前肝火大，動不動就發脾氣，總覺得真理、正義在自己手裏。”
不過，這隻是在毛主席年輕的時候，後來毛主席還是很注意修養的，喜歡傾聽不同的意見，鼓勵大家暢所欲言。
而且，毛主席即使是“愛發火，總是批評別人不對”，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因為他看到中國革命在一些人的領導下損失慘重，非常痛心，才不得不發火。
如果看到問題不發火，而是不聞不問，和稀泥，那才是對革命的不負責任。
至於“喜歡搞一言堂”，也要分兩麵說，我黨雖然提倡民主，但是如果過分強調民主，也會帶來一些負麵的東西，就像這次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一樣，本來毛主席的主張是對的，但因為大多數人都不理解，在投票的時候就把毛主席投下去了，結果後來給紅四軍帶來了不小的損失。
所以，後來中央多次強調要加強中央的領導，避免過分民主，錯失很多發展機會。
有時候，真理確實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裏，在危急時刻搞點“一言堂”，也未嚐沒有道理。
最後是第四個。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今天早已成為我黨工作的一個重要標準，但是在早期，卻一度被認為是霸權主義，剝奪別人的發言權。
其實，這個問題跟上一個問題有相似之處，民主作風雖然是好的，但在很多時候也是有弊端的，比如你經過詳細縝密的調查研究，得出了一個結論，而大家都沒有經過調查，隻憑印象覺得你的結論不對，這時候應該聽誰的呢？
絕對的民主，帶來的往往是懶政、庸政，劣幣驅逐良幣，讓真正有能力的人得不到發揮的空間。
毛主席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其實就是給民主設置了一個條件，你隻有達到了一定的條件，才可以談論民主，而不是不負責任地亂說一氣。
所以，陳毅給毛主席列出的這四個缺點，今天看來不但不是毛主席的“缺點”，反而是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也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真理”。
後來，陳毅也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反思說：“說老實話，這件事我是有責任的，朱德同誌也有一些責任。我掛了幾天帥，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這樣，你不在那個位子上幹不知道，一幹前後一比較，就覺察出問題來了。”
於是，陳毅親自寫信，請毛主席重新出山，並當麵向毛主席承認錯誤。
兩人都是心胸寬廣之人，很快就和好如初，從此成為相交莫逆的知己，陳老總1972年病逝後，毛主席還親自出席他的追悼會，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陳毅是個好同誌。”
（參考資料：《曆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與十大元帥》《紅軍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