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克文談“中美如何避免戰爭”

陸克文談“中美如何避免戰爭”

2022年04月19日 14:47 參考消息

　　參考消息網4月19日報道（記者 李溯） 近日，英國《衛報》網站刊登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的文章《如何防止中美走向戰爭》。該文章節選自陸克文即將出版的新著《可避免的戰爭》。文章摘編如下：

　　烏克蘭傳出毀滅和死亡畫麵，無數難民紛紛逃離這個國家。眼下，世界當然都聚焦這種恐怖，聚焦很多人一度認為21世紀絕無可能的事情：在歐洲發生大規模現代戰爭。但是，在這個嚴峻時刻，就更有必要仔細思考，重新冷靜評估地緣矛盾加劇導致的其他潛在衝突構成的危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中戰爭的風險。我們這個時代的有用教訓在於，這種情況不再不可想象。

　　眼下，隨著美中力量對比發生變化，21世紀20年代似乎要成為決定性的十年。兩國的戰略家都知道這一點。對北京和華盛頓以及其他國家的決策者來說，21世紀20年代將是危險的十年。如果這兩個大國能找到一種共存的方式而不背離各自的核心利益，世界將因此變得更好。如果他們失敗了，另一條道路則存在爆發戰爭的可能，其破壞性可能遠遠大於我們今天在烏克蘭看到的情況——而且正如1914年一樣，將以我們無法想象的方式改寫未來。

　　戰爭完全可以避免

　　在美中關係的演變過程中，我們已經來到這樣一個節點：嚴肅的分析家和評論家越來越認為，某種形式的危機、衝突甚至戰爭現在不可避免。這種思維是危險的。我們如果認真研究，就會發現，外交史的好處在於，因為談論危機而陷入危機的風險真實存在。戰爭不可避免的論調占據主導地位，相互妖魔化程度提高，公共政策應對（微妙地）從預防戰爭轉向準備戰爭。1914年，歐洲各國夢遊般地走向戰爭，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應該是一個有益的教訓。

　　在我看來，戰爭絕非不可避免。我們並不受製於曆史上某種深層次的、想象的、不可逆轉的力量。最有機會避免戰爭的辦法是更好地理解對方的戰略思維，籌劃一個美中兩國能夠競爭式共存的世界，哪怕相互威懾強化這種持續的對抗。

　　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在今後十年維護和平，政治環境可能最終改變，戰略思想也可能在更廣泛的全球挑戰中發展演進。屆時，領導人或許可以想象一種不同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將合作置於衝突之上，以應對我們所有人都麵臨的關乎生存的全球挑戰。但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首先必須在不毀滅彼此的情況下度過當前十年。

　　我從18歲起就開始學習和研究中國，先是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獲得本科學位，主修漢語和中國曆史。我曾以不同的外交職位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生活工作，在大中華地區結交了許多朋友。我欣賞中國的古典文明，包括其非凡的哲學、文學和藝術傳統，以及在後毛澤東時代使全球四分之一人口擺脫貧困的經濟成就。

　　我在中國生活過，同樣也在美國生活過，對美國和美國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我非常清楚兩國之間的差異，但我也看到雙方都有偉大的文化價值觀，包括對家庭的熱愛，中國人和美國人對子女教育的重視以及由理想和勤勞推動的生機勃勃的創業文化。

　　每根支柱都有裂痕

　　要了解美中關係，任何途徑都避免不了學術和文化偏見。盡管我接受過中國曆史和中國思想的教育，但我不可避免地、毫無悔意地是一個西方人。因此，我屬於西方的哲學、宗教和文化傳統。我擔任過總理和外交部長的國家100多年來一直是美國的盟友，積極支持美國在二戰廢墟上建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繼續下去。

　　與此同時，我從未接受過這樣一種觀點，即與美國結盟意味著自動遵守美國政策的每一個要素。麵對華盛頓的施壓，我的政黨澳大利亞工黨還是反對越南戰爭以及入侵伊拉克。對於美國國內政治的失敗以及美國社會中日益加劇的經濟不平等現象，我也並不滿意。

　　美中關係的現狀是一段漫長而有爭議曆史的產物。幾個世紀以來，互不理解和猜忌成為反複出現的主題，接下來的往往是誇大的希望和期待，而這些希望和期望在不同的政治和戰略需要麵前紛紛破滅。過去150年來，雙方都把兩國關係的失敗歸咎於對方。

　　按照狹義的觀念，現代中美關係一直依賴共同的經濟私利。在另一些時候，這由麵對共同敵人時的共同目標支撐：最初是蘇聯，“9·11”事件後是好戰的伊斯蘭主義，但程度比前者有限得多。最近，中國和美國對全球金融穩定和氣候破壞的影響產生共同的擔憂。人權始終是一個潛在的摩擦點。長期以來，經濟、地緣戰略和多邊支柱等各種支柱共同作用，以一種相對穩健的方式支撐著兩國關係。但在過去十年，每根支柱都出現裂痕。

　　美國人對中國文化典籍、文字、古代倫理觀念和當代共產主義領導力缺乏了解，這可能使他們對這個新崛起的全球領導地位對手感到不確定和不信任。

　　“修昔底德陷阱”隱現

　　不信任的裂痕多年來不斷擴大。華盛頓不再相信中國所說的“和平崛起”。華盛頓聲稱無意“遏製”中國崛起，北京對此並不認同。中國認為美國發動的貿易戰是旨在讓中國經濟陷入癱瘓的協同行動，美國對華為的打壓則是為阻止中國的技術進步。北京把華盛頓堅持在南中國海為自己及盟友主張航行自由，解讀為對中國主權水域的敵對幹涉。

　　古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總結：“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這給斯巴達人帶來的恐懼使戰爭不可避免。”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以此為出發點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他解釋道，這是“一個新興大國揚言要取代一個占統治地位的大國時自然出現的不可避免的擾亂”。艾利森研究多個曆史案例得出的模型顯示，出現這種情況時，戰爭的可能性也更大。

　　從許多方麵來說，修昔底德陷阱的許多因素在當今美中關係中都已存在。比較容易想象，一係列事件發展變異為美中之間某種2.0版的冷戰，接下來又可能引發熱戰。例如，黑客可以破壞對方的基礎設施，從管道、電網到空中交通管製係統，造成潛在的致命後果。美國有承諾保護的亞洲盟友，而中國的雄心則與這些聯盟對立。

　　雖然北京軍事現代化和擴張的主要目標一直是為日後台灣的突發情況做準備，但在美國看來，中國不斷增強的軍事、海軍、空軍和情報能力對美國在大印太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的軍事主導地位，構成大範圍挑戰。

　　找到潛在戰略出路

　　從道義和務實的角度，中國的朋友們和美國的朋友們都有義務去認真思考這個世紀國際關係中最棘手的問題：在認識到美中力量關係變化的同時，如何維護我們在過去3/4個世紀裏獲得的和平與繁榮。我們需要找到潛在的戰略出路，至少是護欄。這可能有助於維護大國之間的和平，同時維護基於規則的秩序的完整性，這樣的秩序自1945年以來一直支撐著國際關係。

　　借用列寧的提問：“怎麽辦？”作為第一步，雙方都必須留意對方會如何解讀自己的行動。我們至少必須注意，雙方的政治文化、體係和精英如何解讀彼此的戰略語言、行動和外交信號。

　　然而，把共同的戰略素養提升到新水平隻是開始。接下來必須要做的是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建立一個聯合戰略框架，要能夠完成三項相互關聯的任務：

　　第一，圍繞如何處理彼此戰略紅線（例如在台灣問題上）在原則和程序上達成一致。如果不經意間越過紅線就很可能導致軍事升級。

　　第二，相互確認全麵戰略競爭被認為是新常態的領域——外交政策、經濟政策、技術發展（如半導體）。

　　第三，界定既承認又鼓勵持續戰略合作（例如在氣候變化方麵）的領域。

　　當然，這一切都不可能單方麵推進，而隻能通過雙邊方式。與所有此類協議一樣，魔鬼在於細節以及執行。這樣一個框架不取決於信任，而將完全依靠每個國家已經部署的複雜的國家核查係統。

　　這種聯合戰略框架無法防止危機、衝突或戰爭，但可以降低這些情況發生的可能性。當然，這也無法阻止一方對另一方資產發動有預謀的秘密攻擊，作為徹底違反框架的一個舉動。但是，一旦發生海上、空中或網絡空間的意外事件，聯合框架可以幫助防止衝突升級或使之降級。

　　我並不天真地認為，達成一致的聯合框架就能阻止中美兩國製定針對對方的戰略。但是，在經曆了古巴導彈危機的“瀕死體驗”之後，美國和蘇聯最終商定了一個框架來處理雙方令人擔憂的關係，避免走向共同毀滅。當然，今天的美國和中國也有可能采取同樣做法。正是出於這種希望，可控的戰略競爭這一概念才應運而生。

　　當然，世界其他國家大概都歡迎這樣一種無需被迫在中美之間二選一的未來。這些國家大概都更傾向於這樣一種全球秩序：各國無論大小，都對其領土完整、政治主權和繁榮之路抱有信心。他們大概也希望世界的穩定得到一個運轉良好的國際體係的支持，這個體係能夠應對我們時代麵臨的巨大挑戰，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解決這些挑戰。中國和美國之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將決定這樣的理想是否仍有可能實現。

陸克文：戰雲籠罩的2020年代，中美應采用這四種方法度過

 

發表時間：2022-04-22 18:55 來源：國際網

 

“2020年代這危險的十年，中美之間應該采用管理戰略競爭的框架來爭取時間。可能到了2030年代，雙方都將以不同的方式應對挑戰。”在4月16-17日由哈佛大學舉辦、鳳凰網《與世界對話》作為傳播夥伴的第25屆哈佛中國論壇上，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如是表示。他還詳細闡述了中美管理戰略競爭框架的四項原則，即：第一，認識戰略紅線並在處理紅線問題的原則上達成一致；第二，接受其他事務中非致命的競爭；第三，界定鼓勵戰略合作的領域；第四，委派雙方的高級外交官作為框架的“戰略警察”。降低發生危機和衝突的風險。

以下為陸克文發言實錄（部分譯文依照陸克文新著校訂）： “避免中美戰爭，不僅是學術和政策挑戰，也是我的個人挑戰” 我每天都做夢，不是美國夢，不是澳洲夢，是全世界的夢。這個夢的內容是什麽呢？用什麽樣的方式來避免中美兩個大國的戰爭。 如果大家認為戰爭不存在發生在21世紀的可能性，我們大家都應該注意到現在俄烏戰爭，如果我們需要一個實實在在的證據，那個戰爭是現在的可能性，烏克蘭的事給我們了一個具體的表現。 我寫的關於我們與中國關係的書是一本非常實用的書（陸克文近期出版新書《可避免的戰爭》——編者注）。它不是一本學術書籍。正如紐約時報評論今天早上所說，它沒有一個腳注，它甚至沒有參考書目，我不想要文獻目錄，也不想要一係列腳注。我隻是想要一本簡單實用的書，可以向北京、華盛頓、中國、美國和許多第三國的聰明讀者解釋，現在可以做些什麽來防止這兩個偉大的國家之間發生災難性的衝突。 我在書的開頭說我把自己視為兩國的朋友，我在中國學習了很長時間，學習中文、學習中國曆史，住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灣。我有很多中國朋友。我非常尊重中國的文化、文明、曆史。 對於我們這些一生都在研究這個偉大文明的人來說，中國不僅是具有極大的知識魅力的對象，也是我許多人際友誼的源泉。我大概在中國生活了3年，並在這裏以多種不同的身份工作過——作為學者、外交官、商人、外交部長、總理，現在作為國際性的無產階級成員，除了智庫之外我沒有其他身份。 但我現在也在美國生活了很多年。在我離任澳大利亞總理後，我有幸與我的好朋友兼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和約瑟夫·奈等人一起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學習和工作。 從那以後我在美國生活了5年多，現在擔任紐約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一個智庫）的主席，我也有很多美國朋友：共和黨人、民主黨人、非政治人士，不隻是在華盛頓，而是在整個美國。 所以對我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挑戰，不僅僅是一個政策挑戰，而是一個關於我們都可以做些什麽來避免這兩個偉大國家之間發生災難性衝突的個人挑戰。 “中美關係出現三個變化，應以四項原則管理戰略競爭” 我的第二個觀點是，當我們分析中美關係時，我們必須明白兩者之間的力量平衡正在發生變化。 中國在經濟上、軍事上和技術上都變得更加強大。美國在軍事、經濟和技術上仍然非常強大。但是現在他們之間的力量可以說更平衡了。 我們麵臨新挑戰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在過去的七八年裏改變了它的外交政策路線，因為它更強大了。在新的領導下，中國不再“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了奮發有為的新政策，以及一個更積極性的應對方式。因此，中國在地區、世界和多邊體係中的地位更加突出。這正是因為領導人的領導風格不同。 但在中美關係當前狀態的第三個原因層次也就是美國的反應。無論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還是拜登政府時期，美國都決定與亞洲和歐洲的盟友形成共同的路線來應對這種挑戰。 因此，所有這一切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應對現在麵臨的情況。這讓我想到了我今天的第三組發言。如果我能把這些術語放在我寫的書裏，我講的是戰略競爭，而戰略競爭在我看來是當前中美關係的現實，不管我們喜不喜歡，不管我們習慣用什麽語言描述它，這就是它的本質。 所以應該為現在這樣“沒有管理的戰略競爭”提供替代方案，（現在）沒有警戒、沒有規則，任何個別事件都有可能成為危機，可能升級成為某種更嚴重的東西，然後導致衝突和戰爭。曆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我們是否可以在這兩個大國之間，有一個概念是“聯合戰略框架”，我稱之為有管理的戰略競爭。管理戰略競爭有四個原則，我將對此進行總結。 第一個原則，我們需要非常現實地了解目前中美之間存在哪些戰略紅線。圍繞如何處理彼此戰略紅線（例如在台灣問題上）在原則和程序上達成一致。 它們與台灣有關、與南海有關、它們與東海有關、它們與朝鮮半島有關、它們與網絡和空間有關。如果我們不是準備好，任何這些領域中的任何一個事件都可能導致危機，並升級衝突和戰爭。 所以我們需要用這些戰略紅線來認知雙方。而在防止戰略意外的細節層麵，它當然不會消除危機、衝突和戰爭的風險，但我認為這樣的做法會降低風險。因為目前，兩國還沒有圍繞這些紅線指導兩國的最低限度的戰略原則。相反，我們相互推撞，通過意外發現這些紅線，然而有些時候意外會是災難性的。 戰略競爭中的第二條原則是，如果我們能夠在兩國政府之間達成共識，管理第一條提到的戰略紅線以避免意外衝突。然後在其餘的關係中，我們要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即在其他所有事務中都可能存在非致命的競爭。 這兩個國家將繼續發展他們的軍事力量，繼續擴大他們的外交政策影響力，它們將繼續成為強大的經濟競爭者，在貿易、投資、技術和人才等方麵，以及全球標準製定、技術產品等方麵的競爭。而且這裏還會有一場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階段性競爭。 第三，我們還必須為持續的戰略校準創造政治空間，界定既承認又鼓勵持續戰略合作的領域。例如說氣候變化領域，應對下次疾病大流行的領域，考慮到我們上階段在疫情問題上共同應對的糟糕程度，以及討論全球金融穩定的持續挑戰。 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原則，需要在北京和華盛頓的中南海和白宮西翼找到一小群高級外交官——比如美國的國家安全辦公室顧問，比如楊潔篪或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副主任——作為這個共同商定的框架的“戰略警察”，以便一旦發生違規行為，雙方可以立即進行溝通。 總而言之，我完全同意中美之間衝突的風險不可能完全消除。我的建議很簡單，就是我們接受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聯合戰略敘事，以降低發生危機衝突的風險。 進一步講，你永遠不知道，2020年代的這個危險十年裏我們是否能夠做到這一點。可能到了2030年代，雙方思維已經完全不同了，使他們能夠以不同的方式應對現在存在於他們之間的挑戰。 這就是我們必須爭取時間的原因。我建議通過這個2020年代管理戰略競爭框架來爭取時間。總而言之，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是幼稚的，但我不相信。即使在蘇聯和美國之間的冷戰最激烈的時候，莫斯科和華盛頓也同意並切實采取共同的全球行動來消滅天花。這表明盡管存在競爭壓力和其他關係，但你們仍然可以一起做事。 “澳大利亞應該建設性地與中國合作” 主持人：我們要問您的一個問題是，您如何看待澳大利亞在國際關係如此緊張的時代的地位？ 陸克文：我昨天在美國，我今天在澳洲，明天我在哪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認為自己是國際公民。 澳大利亞是美國的長期盟友。（陸克文在書中也提到：我從未接受過這樣一種觀點，即與美國結盟意味著自動遵守美國政策的每一個要素。麵對華盛頓的施壓，我的政黨澳大利亞工黨還是反對越南戰爭以及入侵伊拉克。對於美國國內政治的失敗以及美國社會中日益加劇的經濟不平等現象，我也並不滿意。——編者注） 就澳大利亞而言，它是中國最大的經濟夥伴。中國也是澳大利亞最大的經濟夥伴。我認為，在北京和華盛頓的戰略競爭中，澳大利亞能做的就是作為一個西方國家，仍堅持普遍的人權原則，並將繼續成為美國的盟友。 但第三個原則是應該與中國有最大程度的開放經濟關係。第四個原則是澳大利亞應該創造性地、建設性地與中國和所有全球治理機構——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係、G20以及全球金融管理機構進行合作。 最後，我們還應該尋找新的創造性方法來解決未來的問題。對於澳大利亞來說，中美就像是客廳裏的兩頭千斤巨象。 但我們所有人麵臨的挑戰是共同努力，確保我們創造一個和平的2020年代和2030年代，而澳大利亞能在這方麵發揮了一些作用。（再次使用中文）我的時間到了，再見。 主持人：謝謝您。 （文章轉自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