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理解世界現代文明進程來說，理解德國特別重要，理解英、法、德三國文化博弈也很重要，[1]而世界學術中心由德到美的過程與轉折也同樣非常重要。在文學上也是如此，有論者就指出：“較之英國文學與法國文學，德國文學在現代獲得的成就要更慢。”(German Literature in modern times was slower in attainingdistinction than either English or French Literature.)[2]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研究歐洲三個主要國家英、法、德對美國教育的影響及其相互之間的博弈消長就顯得很有意味了；[3]在此基礎上，再細心考究德國、美國兩國大學發展史之間的關聯性，更是大學史上的重要現象。[4]這一點僅從教育史來考察，是不能完全看清楚的，我們還必須將思想史的維度引入。
按照哈耶克（Hayek, Friedrich A.von, 1899—1992）的說法，“200多年以來，英國的思想始終是向東傳播的。曾在英國實現的自由法則似乎注定要傳播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這些思想的流行或許已擴展到其最東端。從那時起，它開始退卻，一套不同的、並不是真正新的而是很舊的思想，開始從東方西進。英國喪失了它在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思想領導權，而成為思想的輸入國。此後60年中德國成為一個中心，從那裏，注定要支配20世紀的那些思想向東和向西傳播。無論是黑格爾還是馬克思，李斯特還是施莫勒，桑巴特還是曼海姆，無論是比較激進形式的社會主義還是不那麽激進的‘組織’或‘計劃’，德國的思想到處暢通，德國的製度也到處被模仿。”[5]這段描述形象地揭示了英、德兩國思想交替影響世界的過程，甚至不僅局限在思想層麵，還可以下延到製度史層麵。甚至我們會說，在一個文明體結構的立體層次中，德國範式被世界所廣泛接受，即包括了德國思想、德國製度（德國道路）、德國器物。
而根據克拉克（Burton R.Clark），則美國人留德史可以這樣描述：“到1900年為止，橫渡大西洋到歐洲偉大的學術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國的大學留學的差不多1萬名美國學者，堅定地服膺於學術研究和以科研為基礎的教學和學習的思想回到美國。”[6]這一國際教育交流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使得美國後來發生了學術革命，並在20世紀30年代後迅速崛起，取代德國成為世界高教與科研中心。而本書作者則將時間段定位在1815—1917年，下沿了一段。要知道，“美國從19世紀起前往德國留學者不絕於途,派往歐洲考察教育的人員也絡繹不絕,都曾產生良好結果”。[7]也就是說，美國人雙管齊下，留德學人和旅德者同時出動，學習德國的先進經驗。
而德國的示範作用，也毋庸置疑，按照蒂克納（Ticknor，George）的說法：“德國學者和教授所擁有的激情使德國隻用了短短的40年就達到了其他國家經曆300年變遷才達到的發展程度和水平。”[8]或許費希特(Fichte，Johann Gottlieb，1762—1814)關於學者使命的論述可以讓我們稍窺那個時代德國學術所擁有的情懷和氣象，他明確界定了人類各群體中“學者的使命”（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指出“學者就是人類的教養員”，[9]他要求學者不但要能“在一切文化方麵都應當比其他階層走在前麵”（der inallen Stücken der Cultur den übrigenStunden zuvor seyn soll），而且“應當代表他的時代可能達到的道德發展的最高水平”（diehöchste Stufe der bis auf ihn möglichen sittlichen Ausbildung in sichdarstellen），[10]學者應當樹立起與普通人一樣的最終目標“提高整個人類道德風尚”。所以，費希特斬釘截鐵地表態說：“我的本分就是把我這個時代和後代的教化工作擔當起來：從我的工作中產生出未來各代人的道路，產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這些民族將來還會變化。我的使命就是論證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運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響卻無限偉大。我是真理的獻身者；我為它服務；我必須為它承做一切，敢說敢做，忍受痛苦。要是我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視，要是我為真理而死於職守，我這樣做又有什麽特別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應當做的嗎？”[11]費希特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用他的生命譜寫了作為學人的最強音，作為柏林大學的首任校長，他在任時爆發了1813年的柏林保衛戰，當時城內擠滿傷病員，費希特夫人為護理傷病員不幸染病，並傳染給了費希特，最後兩人一起病逝，可歌可泣。而他在民族危難之際，毅然做《對德意誌民族的演講》，主張實施民族教育、堅持民族主義，以最終實現德意誌民族的獨立和複興，更激勵了整整一代的德國人。可以說，柏林大學日後的迅速崛起，與他們的創校校長費希特的這種學術精神和愛國主義並重的大氣磅礴直接相關，正是以這種氣吞萬象的大度胸懷，以費希特為代表的德國知識人譜寫下德國大學崛起的濃彩華章。
美國著名詩人朗費羅（Longfellow, Henry Wadsworth, 1807—1882）曾做過這樣的比喻：“試問迄今為止我們美國的大學為何物？答案隻有一個，那就是兩三所磚瓦建築和一座小教堂，再加上一位在內祈禱的校長。”而德國大學卻是“教授雲集之處，他們極其富有思想和聲望……與之相比，我們差得實在是太遠”。[12]確實，一方麵德國大學所薈萃的知識精英為數眾多，另一方麵正是這些精英分子的努力，使得德國大學成為使人瞻之仰之的學術重鎮，“美國曆史之父”班克拉夫特（Bancroft, George, 1800—1891）則讚揚說：“德國學術界是個完美的民主世界，任何人都不承認他人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地位，任何人都有權認為自己是最優秀的……沒有任何法律可以限製研究和實驗的範圍。”[12]393-394可見，德國學術成為世界學術場域的中心地是由來已久的，有其必然的因素。
應該說，《美國學人留德浪潮及其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影響》一書客觀勾勒了美國留德學人的幾個重要階段，並初步揭示了其對美國大學的影響，對於漢語學界是良有貢獻的，這至少可以給我們打開走向世界的另一隻眼，知道在人類發明發展史上還曾有過如此壯闊的美國人留德史的熱烈場景。但此類研究，在英語世界裏已早有論述，[13]如何能別出手眼、自立門戶，其實需要認真考量。在我看來，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麵可以更上層樓：
其一，加強對留德學人的個案研究，此書雖然提及了若幹重要的美國留德學人，但缺乏對他們的細致研究，如果能將個案研究和宏觀研究結合起來，將可能更好地揭示其中的奧妙。我在研究中國現代留德學人時，就注重個案考察的思路，雖然最初做起來不免有些費盡心力，蓋要窮及每一個案之底裏則相當不易，但在有相當數量的個案積累之後，則與最初的浮在表麵感覺大不相同。[14]“曾經留學德國的美國青年返美國充任大學校長和充任教授者為數眾多。他們競相按德國大學辦學和講學方式,把美國大學引向德國的模式。赫赫有名的威斯康星大學的亨利·巴納、密執安大學的太潘、明尼蘇達大學的伏爾威爾(William Folwell)、康奈爾大學的懷特(Andrew White)、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吉爾曼、克拉克大學的霍爾、密執安大學的安吉爾(James Angel)、哈佛大學的艾略特等人,都曾以德大學做範例而從事校政和教育改革,成為卓有名氣的大學校長。恰在崇仰德國之際,1870年德意誌帝國成立,軍國主義教育雷厲風行,進步學者遭到迫害,紛紛流向美國,被邀聘為教授。拜克(Chales Beck)、雷貝爾(Francis lieber)、阿格濟(Louis Agassiz)等人,來美後均在大學執教講學和傳經送寶,起著借他山之石來攻玉的效用。”[7]408這樣一種美國留德學人與德國教授雙向道的景象值得重視，這是美國成就其現代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的重要前提，即便是“一戰”使得德國大學的發展受到影響，但“客觀地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到1933年納粹上台前，德國大學及其科學水平仍是領先於歐洲其他國家的。以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為例，1918—1933年，德國獲獎者為14人，英國為10人，法國為3人，美國為4人。”[4]183譬如像塔潘、吉爾曼、艾略特等人，重點考察他們建立或改革密歇根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哈佛大學的情況，甚至進而與中國的蔡元培、馬君武、蕭友梅等改革或建立北京大學、廣西大學、上海音專等校進行比較，則又可謂“塞下秋來風景異”了。
其二，引入更宏闊的學術視域，譬如日本留德學人史同樣可圈可點。早在1862年，福澤諭吉就設想“建立像德意誌聯邦那樣的國家”，到後來經過明治製度創建者們的努力，真的在日本建立了以德國為楷模的政治軍事製度，最終“把日本也造就成像德意誌帝國那樣的軍國主義怪物”，而我們不可忽視的是，“當山縣有朋創建帝國‘皇軍’的時候，伊藤博文負責製定憲法，他的幕僚班子和山縣有朋一樣擠滿了歸國的留德學生和德國顧問。”有論者認為：“事實上作為現代化的後起者，德意誌帝國隻是個發育尚未完全的‘現代’社會，而日本‘向西方學習’，最終落實到以德國為榜樣，這不可不說是一個巨大的失誤。”[15]確實，從日本最後走向軍國主義的結局來看，明治維新隻能說是暫脫日本於困境，並未奠立下萬事太平的根本製度。當然，日本當時對於學習德國，也有過激烈的辯論。[16]而對柏林對日本留學生也有過專門的研究[Japanische Studentenan der Berliner Universität 1870—1914(柏林大學的日本留學生1870—1914)]。[17]通過這樣的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到近代以來，美、日、中先後開展了留德教育，並以德為師進行現代國家建設，但效果各自不同，何以然，這無疑是值得深入追問的。
其三，思想史、文化史層麵還可更加發覆，譬如書中提到歌德對美國的了解大部分來自美國留德學人如蒂克納、科格斯韋爾（Cogswell）、班克拉夫特等，科格斯韋爾至少拜訪過三次歌德，並一直保持書信往來，歸國後大力宣傳歌德作品；班克拉夫特是美國最早係統研究歌德的學者。[18]這其中的關聯似可更加發覆，因為這牽涉德美精神史交流的關鍵之處，也是人類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反映出歌德對於北美新世界的興趣。這點從他在描述《麥斯特的漫遊時代》中可以看出，麥斯特的具體任務是聯係大莊園主雷納多（Lenardo），以聯合向美洲大規模移民，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團體是所謂“移民聯盟”（Bundder Auswanderer）的首領。再結合此書最後的狀況來看，實際上是開拓了兩塊新的建設區（或移民區），一塊是計劃中的向美國移民；還有一塊則留在德國本土。這種對美國和北美的興趣，或許和歌德對美國的了解不無關係。
總之，留學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舉中國為例來說，西南聯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歐陸，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學。三位常委，兩位留美，一位未留學。5位院長，全為美國博士。26位係主任，除中國文學係及兩位留歐陸，3位留英外，皆為留美”[19]。這種清一色的留學背景讓人咋舌，但正是這批人在造就抗戰烽火下的西南聯大的輝煌事業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並進而奠定了現代中國的人才和教育基礎。在美國創建現代大學的過程中，留德學人同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這種影響既非局限於教育一隅，也非一成不變，它是在世界範圍內的人類思想互動史的典範，美國人最後成就了他們在20世紀下半期至今以來的世界學術與教育中心地位，但這種引進與改革是否成功，則殊難蓋棺論定，畢竟將市場因素的加入使得美國學術偏離了德國學術的純正品格。人類文明要發展，現在似乎又到了一個知識體係建構的十字路口，按照鄭永年的看法：“中國的知識體係還沒有經曆過我稱之為‘宏大的論述’階段。西方的知識體係自16世紀之後開始得到發展，在18世紀、19世紀得到長足的進步，到20世紀初基本完成。這個知識體係是建立在一係列‘宏大的論述’基礎之上的，諸如馬克思、韋伯、杜爾凱姆、亞當·斯密，等等。這些‘宏大的論述’者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今天，社會科學，尤其是美國，已經轉移到微觀研究。歐洲還繼續有‘宏大的論述’的傳統，當代優秀的社會科學理論仍然出自歐洲社會科學家，但美國的研究主要轉向了微觀。微觀研究是美國人的優勢。不過，這裏我們要看到歐洲和美國的分工和合作。美國和歐洲同屬一個文化傳統。當代美國社會科學本來就是歐洲移民建立的，他們沒有任何困難把歐洲的知識體係移到美國。如果用學術化一些的語言來說，歐洲人建立假設，美國人來檢驗。這種分工和合作，一直相當有效。”[20]這裏區分了德國（歐洲）與美國的傳統關聯與分野所在，更指出東方，尤其是中國知識體係的問題，是否需要照搬他國的已有模式另當別論，但總結人類文明史上已有的曆史經驗教訓，則為新時代題中必有之義。就這個意義來看，美國經由留德學人借鑒德國學術之路確實是文明史上一個寶貴的財富庫；中國曆史上也有過學習德國的曆史，但更多的是學習美國（包括至今為止），這其中的很多經驗同樣值得我們悉心反思。
注釋
[1]參見葉雋.異文化博弈——中國現代留歐學人與西學東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Walz, John A: German Influence in American Education andCulture, Philadelphia: Carl Schurz Memorial Foundation, 1936. p.7.
[3]賀國慶.近代歐洲對美國教育的影響[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4.
[4]賀國慶.德國和美國大學發達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5][英]弗裏德裏希·奧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27—28.
[6][美]伯頓·克拉克.探究的場所——現代大學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緒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7]滕大春.美國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82.
[8]Rohrs, Hermann: The Classical German Concept of theUniversity and Its Influ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York: Peter Lang, 1995. p.37. 轉引自梁麗.美國學人留德浪潮及其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影響[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5.
[9]德文為：In dieser Rücksichtist der Gelehrte der Erzieher der Menschheit. [Fichte: 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 Quellen Philosophie: DeutscherIdealismus, S.9663 (vgl.Fichte W Bd.6, S.332)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QP03.htm.] 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A].載梁誌學主編.費希特著作選集（第2卷）[C].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43.
[10][Fichte: 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 Quellen Philosophie: DeutscherIdealismus, S.9665—9666 (vgl.Fichte W Bd.6, S.333)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QP03.htm] 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A].載梁誌學主編.費希特著作選集（第2卷）[C].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44.
[11]德文為：auch mir an meinem Theile ist die Culturmeines Zeitalters und der folgenden Zeitalter anvertraut; auch aus meinenArbeiten wird sich der Gang der künftigen Geschlechter,die Weltgeschichte der Nationen, die noch werden sollen, entwickeln. Ich bin dazuberufen, der Wahrheit Zeugniss zu geben; an meinem Leben und an meinenSchicksalen liegt nichts; an den Wirkungen meines Lebens liegt unendlich viel.Ich bin ein Priester der Wahrheit; ich bin in ihrem Solde; ich habe michverbindlich gemacht, alles für sie zu thun und zu wagenund zu leiden. Wenn ich um ihrer willen verfolgt und gehasst werden, wenn ichin ihrem Dienste gar sterben sollte was tht ich dann sonderliches, was tht ichdann weiter, als das, was ich schlechthin thun müsste?[Fichte: 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Gelehrten, Quellen Philosophie: Deutscher Idealismus, S.9666—9667 (vgl.Fichte W Bd.6, S.333—334)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QP03.htm.] 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A].載梁誌學主編.費希特著作選集（第2卷）[C].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45.
[12]Holdfaster, Richard & Metzger, Walter P., The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55, p.4. 轉引自梁麗.美國學人留德浪潮及其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影響[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8.
[13]譬如作者已舉出的，Rohrs, Hermann, The Classical GermanConcept of the University and Its Influ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States, New York: Peter Lang, 1995. 但更早就有Walz, John A,German Influence in American Education and Culture. Philadelphia: Carl SchurzMemorial Foundation, 1936.
[14]參見葉雋.現代學術視野中的留德學人[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4；葉雋.另一種西學——中國現代留德學人及其對德國文化的接受[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葉雋.主體的遷變——從德國傳教士到留德學人群[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
[15]參見錢乘旦.論明治維新的失誤[J].載新華文摘，2000（8）：76—77.
[16]盛邦和.學哪一個“西方”？——日本關於德國學的辯論[J].載經濟管理文摘，2005（20）：38—42.
[17]可以作為參考的是，劉悅,杜衛華.近現代柏林中國學人考[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Du, Weihua, The List ofChinese Students in the Berlin University (1898—1949),Berlin: Mensch & Buch, 2012.
[18]梁麗.美國學人留德浪潮及其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影響[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54.
[19]《聯大八年》，昆明，1946年。轉引自謝泳.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第2版）[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9.
[20]鄭永年.中國的知識重建[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8：184—185.
原刊於《中國圖書評論》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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