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越南管工廠

我在越南管工廠

來源： 中國企業家雜誌  2022-05-29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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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矽鋼鐵芯所代表的，不隻是一家製造業公司的外遷，而是一次產業鏈的外遷。

5月22日晚，第31屆東南亞運動會男子足球決賽，伴隨著越南隊球員任孟勇打進致勝一球，越南成功戰勝泰國成為冠軍，整個越南沸騰了。無數的球迷乘坐摩托車、汽車，沿街鳴笛，他們高舉的金星紅旗，形成了一片紅色的海洋，人們在大街上徹夜狂歡。

這一幕，讓張雲峰再次感受到了這個國家的活力，還有瘋狂。

張雲峰第一次去越南，是在2010年。那時的她，對越南的印象，是一個落後的小國家，即便越南最大的城市胡誌明市，道路也不平整，且隻有雙向兩車道。如今，當她走上越南街頭，路邊一棟棟鑲有大公司Logo的大樓，坐落著世界500強企業的產業園，六車道的大馬路，以及滿大街的年輕人，無不讓人感覺這是一座現代化都市。

當被記者問及，她在越南管理工廠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時，張雲峰停頓了三秒，一時竟不知如何接話。或許是管理工人時候的窘迫，難以理解的文化差異，又或是為購買設備上的一個零件滿城市跑的焦急，過去的時光在腦海裏一幕幕閃過，卻很難有一幀像照片一樣迅速定格。片刻，她終於回複了三個字，“太多了”。

張雲峰所在的公司——佛山市南海矽鋼鐵芯製造有限公司（簡稱南海矽鋼鐵芯），是全球最大的專業鐵芯製造商之一，專業生產矽鋼片材料卷繞而成的環型鐵芯、R型鐵芯、鉗型鐵芯等產品。這些產品作為原始配件，被廣泛應用於電子變壓器、電力變壓器、感測器及儀器儀表等行業。

2018年，這隻“鐵芯大象”開始將目光鎖定到製造成本更低的國家，印度、越南便是其首次海外設廠的選擇。張雲峰在2019年被公司委以重任，先後外派到印度、越南管理工廠。

剛到印度時，一切都那麽陌生。別扭的“印式英語”，等級觀念嚴重的種姓製度，當地人愛拖延的性格，這些文化差異她用了很久的時間去適應，甚至因此在工作中踩了幾次“坑”。但如今，在越南，她已經能一邊背負越南工廠盈利的工作指標，一邊遠程管理印度工廠。

她的經曆，隻是成千上萬在海外設廠的中資企業外派工作人員的一個縮影。在過去的十多年間，中國開啟全球第四輪產業大遷移，部分中低端產業向東南亞地區等梯度遷移。如今，突然引發國內討論的越南正是這輪產業大遷移的受益國之一。

根據最新數據，全球經濟震蕩的當下，越南的外資、外貿與經濟增長都表現強勁：今年一季度，越南GDP增速5.03%。4月的出口同比增長25%，進口也同比漲15.5%，前4個月累計出口同比增長16.4%，前4個月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資金同比增長88.3%。

與此同時，國內對越南的討論熱度高漲。百度指數顯示，4月26日，越南搜索指數迎來了一波小高峰。相關的話題包括：94歲的李嘉誠重返亞洲、進軍越南房地產；越南一季度GDP增速高於同期中國、新加坡；“越南出口領先深圳”；2020年初至2022年初，因越南資本市場漲勢強勁……對產業鏈從中國向東南亞國家轉移的擔憂之聲不斷。

不過，“去越南”並非一個新鮮話題。從2000年左右開始的，鞋子和衣服等紡織類勞動密集型企業，到木器及家居企業，再到蘋果和三星等相關的消費電子企業，外資與中資企業均熱衷於去越南投資。

到底工廠為什麽遷往越南，越南的優勢是什麽？企業外遷需要麵臨的問題有哪些？越南又能否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這些話題，或許從張雲峰們身上能找到答案。

 

成本大作戰

 

跟隨客戶的腳步，是南海矽鋼鐵芯去海外設廠的初衷。

很早之前，張雲峰便觀察到公司的大客戶，以及世界500強已經開始遷往東南亞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這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一大趨勢，尋找更低的人工成本。但這也意味著，客戶會盡量尋找本地的供應商替代，以減少成本。作為諸多成品中最原始又核心的鐵芯配件，也就是供應商貨品的源頭，張雲峰深知，客戶在哪裏他們就要在哪裏。

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加速了這一步伐。“很多美國客戶從中國進口，需要增加10%甚至25%的關稅，相當於把單價提升了25%。這不是一點點成本，特別是一些大客戶，一下子一年會多出幾十萬、幾百萬元的成本。”

而在此之前，就張雲峰所在行業而言，2016年中國對產自日本、韓國和歐盟的進口取向矽鋼征收了反傾銷稅，稅率為37.3%~46.3%，此舉導致她的公司生產成本有所攀升。

於是，2019年，南海矽鋼鐵芯的印度、越南工廠順勢開張。越南北邊與中國雲南、廣西接壤，距離珠三角地區也很近，能最大程度上鏈接中國製造和產業鏈。印度則有足夠大的本地市場，同時公司也能更好接觸到一些歐美客戶。

遠赴海外，工藝、設備、流程都不完善，前期工廠需要有人緊盯流程。張雲峰和同事便是最早派往印度，負責管理當地工廠的人員之一。

但在國外，每一項決策，都能很輕易地影響到成本。

至今，南海矽鋼鐵芯位於越南和印度的工廠依舊有諸多零配件從國內發貨，有些確實是國外沒有，有的則考慮到成本問題。

“因為本地的價格太貴了，雖然東西很小，看起來不值錢，但是使用量大。比如說我們有一台設備上麵一個很小的膠套，在國內可能幾分錢或者是一兩毛錢，但在這邊是五毛，我們的用量大，比如說我一個月用1萬件，成本就多了4000元。”

成本分解到以“毛”來計算的背後，是雖然兩個工廠在海外運營了三年，但目前還沒有實現盈利。張雲峰表示，前期投入很大，包括土地、設備、人工成本等，而他們生產的這些基礎產品，利潤也不高。“身邊的朋友，短的最起碼需要三五年，長的可能成立八年十年才開始盈利，當然也看具體行業和投入情況。”

正常情況下，越南工廠一年能有大概兩三千噸的年產量，但由於疫情的反複，導致工廠停擺。印度工廠一年大概一兩個月處於停工狀態，越南工廠則斷斷續續停工了一年。

這些，都是海外建廠需要麵對的不確定性成本。

即便如此，嚴格來說，南海矽鋼鐵芯所代表的，不隻是一家製造業公司的外遷，而是一次產業鏈的外遷。

在曆史上，已經發生過三次比較清晰的全球產業轉移，美國的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向日本、德國轉移；德國和日本的傳統低端製造業向亞洲轉移；歐洲及美、日等發達國家的低端產業向中國轉移。這些轉移，對於轉移與被轉移雙方而言，都是受益者，發達國家集中精力發展利潤更豐厚的高端產業，發展中國家則通過低端產業擺脫貧困。

被轉移國家擁有的優勢，無疑很明顯，比如：更低成本的勞動力。對於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而言，勞動力成本是一筆較為龐大的支出，南海矽鋼鐵芯的人工成本支出便占據了總成本的大約三四成。在國內，一位工人至少有4000元至6000元的薪資，但在印度，則隻需1萬盧比，也就是1000元左右。

不過，越南、印度工人的工作效率也遠沒有中國高。張雲峰稱，“印度人比較懶散，越南人稍微好一點，但越南工廠生產的產品單一，整體兩者的工作效率大概隻有中國人的七八成左右。”

2020年疫情暴發後，國內的同事無法回到印度。銷售出身的張雲峰開始一個人接手60多人的工廠，在印度疫情肆虐的這兩年，她慢慢學設備、學工藝、學流程、學財務和學管理，負責起了整個工廠的生產運轉。

接觸陌生的領域沒有打敗張雲峰，但管理團隊卻是她麵臨的一大挑戰。“印度有種姓製度，導致等級觀念非常嚴重。低等級的員工給高等級的員工安排工作，於後者而言是一種侮辱，自然也就不會聽從。”

隻有了解這些文化背後的原因，才能知道如何去克服問題。一開始，張雲峰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和時間去了解這些文化差異。比如，她曾遭遇過的情況包括：當地人明明隻需要100件的產量卻說要1萬件，款項說好30天月結一定要拖到45天或60天，付好定金按說可以立馬送貨的產品，但等送到已經是一個月之後。

相較之下，與越南人相處則相對簡單，越南被稱為與中國最像的國家。一位研究越南曆史的學者告訴《中國企業家》，兩國的文化根基非常像，越南小孩兒的啟蒙讀物，也有《三國演義》《西遊記》，思維方式與中國是互通的。

自疫情暴發後，印度和越南工廠工人流失極大，無論車間員工、管理層都極不穩定。

不穩定還意味著，需要重新招人、培訓。這並非易事，“我們是一個偏冷門的行業，在國外很多工人對此並不懂，前期培訓成本會很高。此外，加上設備的折舊、材料的浪費，甚至交期問題、客戶投訴問題，這些不是用多少金錢就能衡量的了。”

 

供應鏈是最大的難題

 

疫情之後，還需要麵臨原材料價格高漲的問題。

目前，市麵上鐵芯的原材料供應格外緊缺，不僅是印度或越南，而是全球，已經處於“有錢也買不到材料的地步”。印度的材料價格甚至有點失控，張雲峰說，“印度的價格快到國內的兩倍”。

不過，在張雲峰看來，原材料這些都是外部原因。真正考驗海外工廠的，還是供應鏈。“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做好本地化”，張雲峰認為這是“重中之重”，一旦沒有處理好，中間很容易脫節。

比如，鐵芯製造的重要原材料是矽鋼。在國內，有武鋼、寶鋼、鈦鋼等大型鋼廠，很容易就能找到貨源。但在越南、印度，國家本身沒有大型鋼廠企業，“印度那邊可能需要向日本、韓國、歐洲的鋼廠進口矽鋼，在當地做加工，再賣給我們。在越南，則看哪家供應商有材料就找哪家”。

這些在後續可能會出現的問題，需要在前期考察、設廠時就做好準備。

張雲峰表示，不光是材料，設備、包材，所有的東西都應盡量在當地找到。不然一旦急缺，即便國內買可能稍微便宜一點，但一是需要花費長時間運輸過來；二是如果碰到一些急需的東西，必須發空運，勢必會更貴。此外，如果是關鍵設備零配件，損壞期間設備不運轉，會造成很大的損失，“這些都是成本啊”。

此外，很多國內運過來的設備，一旦壞了，在國外也找不到懂的人來修。“雖然在國外開廠機遇挺多，但各種不確定性的因素也很多。”

某種程度上，這也導致了越南無法替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張雲峰稱，南海矽鋼鐵芯的越南和印度工廠更多承接的是一些基礎的工藝，核心工藝依舊在國內。國外疫情嚴重期間，有部分訂單會回流到國內工廠生產，如今越南對疫情的管控已經放開，部分訂單也會流到當地工廠。

“越南製造其實是中國製造的溢出效應，遠遠不用考慮替代的問題。”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副會長、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國際貿易摩擦預防及應對工作委員會主任尤燦對《中國企業家》表示，無論是整個國家的規模、市場規模還是產業規模，都讓越南可以成為中國產業鏈的延伸，但無法替代中國。

多位受訪人士對《中國企業家》表示，越南一直是代工廠的樂土。雖然在疫情期間，中越兩國出口替代經曆過一些輪動，但越南製造的崛起，是自然產業轉型升級疊加國際關係以及越南地緣格局等各項綜合因素所致。目前，越南優勢仍集中在勞動密集行業及低端製造業，充當的角色是中國製造業的補充。

當然，外界不應忽視越南發展的速度。在疫情發生之前的20年時間裏（1999年~2019年），越南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始終保持每年5%~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而尤燦認為，越南的GDP統計和中國以及世界銀行通用的GDP統計標準不一樣，“至少在我個人的觀察裏麵，從2013年開始，我認為越南的實際GDP，如果套用世界銀行的GDP概念，很有可能超過10%”。

“它計劃了自己的增長，預見了自己的增長，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在有意控製它的增速表現。”尤燦說。

顯然，以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製造業，已不再甘心當落後的追逐者，正成為中國製造業產業鏈中的強勁對手。

本文作者：譚麗平，本文來源：中國企業家雜誌，原文標題：《我在越南管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