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又一波疫情襲來，這一次罹禍的是西安。西安，古稱長安、鎬京，是包括西周、秦、西漢、新莽、東漢、西晉、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在內的十三朝古都；堪稱中國四大古都之首；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於1981年確定為“世界曆史名城”，也是美媒評選出的世界十大古都之一。如今這個地處中土的文明發祥地以令人難以形容的姿態進入抑或尚未充分進入公眾視野。
（一）
12月23日西安封城。目前疫病確診人數已近2000例。主媒、公媒、自媒傳出的消息以各種方式讓人唏噓、讓人感歎、讓人揪心，讓人無以言表。人們對西安人的關切和對疫情管控的評論文章已經不少，概括起來大致有幾個方麵：
一是救治防控不利。
患者孫輝在12月21日出現“發熱、頭痛、眼痛、咽痛、腹瀉”等症狀，一連五天呼救，要求隔離住院治療，打遍了110、120、12345、區疫情防控指揮部、街道辦、社區電話，結果卻是各種推諉、耽擱、失聯、踢球，“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直到一家六口全部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不該隔離的強製隔離，已經發病的不予隔離；相比於“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此可謂“真真錯殺一千，偏偏不管一個”。類似的案例還有沒有我們不得而知，但在檢測、隔離、送醫等環節的低效低能卻是有目共睹。以至於有網友發文指出：“在這持續兩年的抗疫生活中，我們整個國家抗疫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很多地方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累積了諸多的應急預案，麵對疫情，多數省份都能從容應對。……而西安，卻似一個從不知疫情為何物的城市，疫情到來的時候，給外界的印象是，麵對疫情的來襲，所有人驚慌失措，所有部門束手無策，甚至搞出了許多啼笑皆非的事。與兩年前疫情突發之時，抗疫經驗匱乏，時間急迫相比，西安有些人，簡直就是瀆職，……這是對疫情的嚴重失察”。
二是強製管控失當。
疫情防控中過多強製性、甚至使用暴力的情形已是屢見不鮮。居住在城中村的“西漂”小夥，因數日缺少食物饑餓難耐“違規”外出買了一袋饅頭回來，在防控點與工作人員發生爭執，被數人圍毆。饅頭散落一地，人們的心也碎了一地。
另一位年青人因為下樓買吃的，被防控人員強迫視頻認罪，但不知這些聲色俱厲的防控人員的權力是哪來的：蓮湖區在周日晚有一名青年因為家人多日來吃不飽，偷偷逃走出來幫家人買食物，被監控人員當場抓住了，之後被逼在鏡頭麵前認罪，公諸於世。監控人員還不斷訓斥他。
一些地方，一例感染，全員拉走，送到郊外隔離。且不說隔離場所基本生活條件無法保證（飲食、保暖等），單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紮堆檢測、集中運送、集中居住就會大大增加交互感染的機率。這種做法置民眾生存和健康於何地？
封城十天之後，西安宣布要在一月四號達到社會化清零，“這裏所說的清零，就是除管控區和隔離區以外，再無新增病例”。不知有關部門有關領導做出的定時定點清零策略所依何據？又如何實施？這裏有一個問題：病毒聽誰的指揮？
緊接著，1月5日西安發出通報：西安社會麵基本實現清零。病毒還真是服從命令聽指揮。
西安孕婦流產事件（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三是人民生命損失、生計困難
由於疫情防控中權力的強製性缺少限製、行使過當，造成本不該發生的悲劇，這是最令人痛心的。
從12月26日傍晚開始，西安市政府下令在全市範圍內進行全麵消毒作業，派出大批人員和消毒車到處噴灑消毒水，而當天氣溫低至零下5-6度，導致路麵噴灑的消毒水迅速結冰，結果引發了車禍，造成車毀人亡。
名為“太陽花花花”的女孩父親心髒病發作，多方呼救求助，雖然費盡周折送進醫院，最終還是因“耽誤太久，搶救失敗”。她泣告大家：“我沒有爸爸了”（年僅61歲的爸爸）。
一位懷孕八個月的孕婦就在醫院門口苦等二小時後流產，親人痛徹心扉，網絡幾近沸騰。
病患、老人、孕婦因防控得不到救治，同樣是人命關天。這樣的案例並非絕無僅有，姥姥、爺爺、外公、懷孕九個月的臨產孕婦都在其列：
隔離防控要保證基本的物資供應，否則會造成不亞於病毒帶來的對生命健康的危害。而一聲令下的封城封區似乎並沒有相應的安排和保障。因食物匱乏求救求援的帖子非常多，每一個帖子中提到的情況都令人心酸：
今天（3日）網友發給我一段視頻，視頻中顯示一名男子躺在居民住戶門前，旁邊有身穿工作服裝的人在問話。因為說的是方言，聽不太清楚說的是什麽。網友在文字中表示，這名男子住在東韋村子。因為一天就吃一頓方便麵，低血糖暈倒了。
一位網友在微信群裏表示，做核酸的工作人員發現，一單元24樓的一位老爺爺，已經3天沒吃東西了。
一位身居未央區鳳城四路的網友昨天（2日）“緊急求助”，家裏兩個多月的嬰兒，太太沒有母乳，但是奶粉已經斷了5天了。快遞都被卡了，110讓他找防疫辦，防疫辦讓他找街道辦，街道辦讓他找12345市長熱線。12345做了等級，但是中間等了4天，打了無數電話，最終還是告訴“等待”。這位網友表示“求誌願者也不行，不讓出小區”。現在家裏什麽都沒有了，網上根本搶不到東西，目前孩子在“喝米湯”。
還有那些非西安居民的打工者，城市中無住處，有家卻不能回，天寒地凍，食宿無著，在街邊徘徊。
防控本是抵抗病毒、保護生命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權力運作方式卻導致生命健康的損毀，實在是本末倒置。
四是信息不暢，不可批評
我想這方麵網友們有目睹感同身受，我就不多說了。僅此一貼可見一斑：
僅一句“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即可了然。
（二）
說到防疫過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人們除了關注現象當然也要加以分析評論。與以往遭遇重大事件或災難時通常的歸因相近，大體不外乎如下幾類：
一是工作方法簡單粗暴。
防疫過程中出現的強製甚至傷害被管控者的事屢見不鮮，通常被視為工作方法簡單粗暴、語言不當等；即使事後向受害者道歉也多是從作風粗暴上檢討。但認真想一想，為什麽本身並非強者卻不同情而是欺負更弱者？為什麽有一丁點權力就會濫用？這難道隻是“用力過猛”的問題嗎？
二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
隻重形式、數量不管質量、效果的統一運作、統一動作，不顧一地一事特殊情境的一刀切，都被歸結為官僚主義作祟，導致整個機製運轉不靈，顧此失彼，進退失據。如此，無法得知問題到底出在哪裏？哪個層級、哪個領導應該擔責，似乎都在恪盡職守、全麵準確地執行上級規定，出了問題卻誰也不負責，一股腦推給誰也不認識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完事。但細想一下，每一級管理者都仰麵向上，唯上是從，把手段和形式當成目的，誰會為百姓的生命健康擔當責任呢？
三是領導無能、水平太差。
有批評者指出：基層工作人員付出最大，最冷，最累，風險最高，還要直接麵對群眾。但是決策不佳，代價極大，屬於頂層的鍋。實可謂“一將無能，累死三軍”。話雖有理，但難道是所有的領導水平、能力都差嗎？若如此，他們當初是怎麽登上崗位的？遇到危機時誰能做主？誰來負責？
四是“係統性潰敗”。
這可能是最深入的、結構性的概括。係統性潰敗主要表現為“此次失控，不是一區一點的失敗，而是整個係統設計，方案預案，上下執行串聯，指揮調度，全盤的失敗”。是“疫情以來，全國核心城市最大最愚蠢和最讓人失望的抄作業不及格案例”。
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如果是“係統性潰敗”，意味著之前存在未發生潰敗的係統、即可以正常運轉的係統，隻是在疫情突然來襲時發生潰敗。但事實上之前就真的有運行良好的係統嗎？
綜上種種，說得都很有道理，但似乎都還在現象層麵，尚未說透。這裏我們需要社會學所強調的社會結構的視角，即從權力的結構、權力的本質、能力和績效等角度進行分析。
（三）
我們先從幾位“牛人”的案例來提出問題，這就是疫情導致封城時發生在西安的被稱為“鐵人三項”的令人心酸的故事。
一 是鐵人越野
說的是步行哥，當他12月16日聽說要封城，考慮到自己在西安無房無錢，而據說隔離費需要5000元，感覺還是回老家隔離好一點。於是從西安鹹陽機場徒步開始進入秦嶺山區，多次躲避沿途鎮、村疫情監測卡點。直到在12月24日進入寧陝縣被發現。步行哥在環境惡劣的秦嶺山區足足行走了八天八夜，走的羊腸小道，沒有後勤補給，沒有地圖導航，翻過茫茫大山，趟過冰冷河水，翻越了作為中國南北分界線秦嶺。（目前這位步行哥已經通過視頻公開認錯，並把逃出時穿的鞋子和攜帶的箱子稱為“作案工具”）
二 是鐵人自行車
說的是騎行哥，他在12月22日下午得知西安即將封控的消息後，當晚直接騎了一輛共享單車，從西安蓮湖區出發夜行10個小時，在零下十餘度的氣溫下，頂風上坡連續騎了一百多公裏，沿途還要躲避疫情防控檢查。次日6時許，行至某疫情防控點附近，為逃避疫情檢查，將自行車丟棄在路邊，繞道進入鹹陽市淳化縣境內。
三是鐵人遊泳
這位遊泳哥在12月27日從蘭州坐高鐵到達楊淩並住宿。因疫情管控楊淩通往周至的渭河大橋交通管製。28日遊泳哥為了回周至老家，毅然在嚴冬之際，冒著冰寒淌水過渭河，結果陷在河道灘地淤泥之中6個小時，後被周至村民和工作人員施救，做完核酸檢測後被送回家居家隔離。
這幾位並非鐵人、超人的普通人為什麽寧可冒著生命危險也要逃離疫區？他們在逃離什麽？對他們來說最大的風險是病毒還是其它？
對於逃避管控（並失敗）的問題，人們很容易自然而然地在強大和有效之間劃上等號，對於無所不為和無所不能之間的距離不能理解。
這裏我們需要從社會結構的視角就治理權力的不同麵向加以探討。通常情況下，人們會把權力區別為強大有力和弱小無能的類型，這就容易形成一個誤區：規模越大力量越強的越有治理能力和績效，反之則越缺少能力和績效。這個誤解是怎麽形成的？主要是沒有區分專製權力與基礎權力。
頗具影響力的曆史社會學家邁克爾·曼（Michael Mann）長期致力於探索人類社會權力的本質，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和“專製權力”（despotic power）概念：基礎權力是指國家滲透於市民社會，並在社會中實施自己的合法的政治決策的能力。它一般是通過科層組織係統、以常規化的方式運作的。而專製權力則是指用一種非常規的專斷方式所使用的權力，主要是應用於鎮壓和社會動員方麵。（Michael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Mechanisms and Results.1984）
有了這樣一對概念，我們就可以了解權力的結構、特性及其間的張力。身大力魁並不意味著就有好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績效；個小文弱也不一定治理能力就差。起決定作用的恐怕不在大小而在性質。舉例來說，中國傳統社會的帝國（王朝）體製的典型特征就是“專製權力”很強，而“基礎權力”很弱。
1949年之後中國社會發生了極其深刻的結構性變遷，但就專製權力與基礎權力的關係而言，新的政治體製仍繼承了帝國體製的某些特征。在這種體製中，專製權力很強，但進行常規化運作的基礎權力卻相當弱。二者之間依然極不平衡。
政治學家鄒讜指出：從晚清開始，中國社會經曆了一場“總體性危機”，即政治體製解體與社會解組相伴隨的全麵危機。曆經滄桑而建立的新政權，是解決上述“總體性危機”的結果。這也決定了這個新的體製模式的品格。或許可將這種由應對“總體性危機”而形成的模式稱為“總體性社會”。（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曆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總體性社會中的政府並不是一種消極政府，而是一種超出常規意義的積極政府，而且當然是超強大的政府。如此，在專製權力與基礎權力之間、在要管的事情異乎尋常地多和管理能力相對地弱之間、在權界與權責之間、在表現與實效之間就形成了巨大的張力。而這種張力決定了中國社會生活的許多特征。
說到這裏，讀者可能會覺得跑題千裏了，而且太過學術。其實以切身感受稍微思忖一番便不難理解。（我也隻能這樣了，您懂的）
回到西安疫情（以及各類天災人禍），不難看到，禍患未到時，歲月靜好，平安無事；災難一旦降臨，係統就運轉失靈，顯露千瘡百孔。這恐怕不僅是“係統性潰敗”，而是係統性質的原因。長久以來，人類一直麵臨著一個最古老的政治哲學困境：如何能夠有一個統治權力同時又保持它的馴服狀態？如何能夠限製其強製力的濫用而同時又不削弱其實現必要功能的能力？如何使權力的邊界有所限製而又使之不得放棄責任？
迫使我們思考這些問題的現實世界豈止是西安？又豈止是新冠？
被禁言的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新年感懷 意味深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