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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彭波】2018-05-07 07: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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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不論是教材上還是日常宣傳中，這表述似已成為一種社會共識。但在最近幾年，國內外越來越多人不相信這種說法，甚至很多人對此加以嘲笑。他們的理由是：假如中國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那麽中國是如何從黃河流域擴張到現在這樣大的麵積的？
對於這個問題，我嚐試著加以回答。
說中國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是一個逐漸演化的結果。這又包括兩個方麵：一是發展階段問題，二是經濟結構問題。
一、發展階段問題
按我的理解，中國真正熱愛和平，是宋朝之後的事，尤其在明朝最為典型。在宋代之前，直到唐朝，中國不但不是很熱愛和平，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家。
（一）宋代以前中國社會的軍國主義性質
夏朝姑且不論，先從有信史的商朝說起。無論是《詩經》，還是甲骨文，都證明商是一個熱愛戰爭，以對外戰爭作為常態的國家或朝代。
周朝也好不到哪裏去。周朝以小邦周滅大邦殷，建立一個西方部族淩駕於東方之上的封建體製，每一個小國，都是一個軍事殖民據點。所以《左傳》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就是軍隊、戰爭。
春秋戰國無義戰是眾所周知的，“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有人統計，春秋開始時，在中國範圍內有140多個國家（也有人統計出有900多個），相互吞並，到戰國末期就隻剩下七個強國與幾個小國了。
秦國從商鞅變法開始，就成為一架純粹的戰爭機器，建立起所謂20等軍功爵製，一個人的社會地位高低及財富多少，完全取決於其戰功——戰功大，爵位高，土地多，財富厚。這製度，一直延伸到漢朝。
戰國末期及漢朝實行的是名田製，戰功大小決定田地多少。從南北朝到隋唐，施行均田製與府兵製，簡單地說就是：你分到國家的土地，就有義務為國家當兵。名田製的特點是先立功，再分地；均田製的特點是先分地，後當兵，或者納稅。大致如此。
（二）唐宋之變，中國進入新的曆史發展階段
“軍國主義”色彩在唐宋之交發生了巨大變化，也就是所謂的“唐宋之變”。其中最重大的變化之一，就是中國人開始尚文輕武了。
嚴格說來，中國人在宋代之後尚文輕武的這些因素，在唐之前也一直存在，隻是沒有成為主流。
從漢到清，國人一直推崇儒家，這一點沒發生過根本變化。且從隋唐開始，就有了科舉製。但是，區別也是有的。在宋之前，讀書當官的人並不是很多，地位也不太高，而且也不正規。不要說武官，就是文官，如宰相，也多是由世家子弟擔任。但是從宋朝開始，文官就完全壓倒了武官，而且文官的選拔也主要通過科舉考試，直接從世家子弟中選拔文官的情況就此減少。
這種情況到明朝可以說發展到頂點。科舉考試出來的人不但幾乎一統仕途，且占據了官場的核心地位。後來清朝同樣延續明朝的這套製度，以文官駕禦武官。一省最高武官提督雖官居一品，但與文官相比，在決策權力方麵相差甚遠。
表現在對外關係上，就是中國的對外侵略少了。宋朝可以說是武力弱，也可以說是故意削弱自己的軍事力量。五代的例子，讓宋朝君王們感覺到武將的可怕，所以不得不防著他們。
明朝不一樣。明初兩個皇帝朱元璋和朱棣，幾乎打遍周圍無敵手。結果是朱元璋主動規定了“十四不征之國”，即規定周圍十四個國家是不得侵略征服的；朱棣在五次出征蒙古及派鄭和下西洋後，基本掃清了周邊地區的威脅，於是也主動收縮，成為一個內顧守成的大國。同時，明朝也建立了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朝貢體係，以保持周邊地區的秩序。利瑪竇在明朝中後期來到中國，就發現這是一個奇怪的國家，雖擁有比周邊國家強大得多的武力，但從皇帝、大臣到百姓，沒一個人想征服周邊小國。
“萬國來朝”
明朝是代表中國儒家觀念最典型的朝代之一，堅持迅速掃清外部威脅，後迅速回收的國策。清朝同樣如此。清朝掃清內外威脅的時間比明朝要長很多，尤其是對西北的外患，經幾代皇帝，上百年的戰爭才最終安定。但是，清朝在掃清這些外部威脅之後，也就到此為止，不再向外擴張。這種國策是符合中國的發展階段性要求的。
所以，中國曆史上，尤其是最後兩個封建朝代，其對外戰爭，與西方的戰爭性質及目的完全不同。西方人的國家性質是向外擴張，即使外部不存在威脅，也要對外擴張，直到遇到強大的阻力，無法再向外推進，才停止擴張的步伐；而中國是出於消除外部威脅顧慮而向外推進，一旦發現外部威脅不再存在，就迅速退回。
因此，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可能不一定嚴謹，但是我們可以說，中國早已發展到了一個不再主動追求對外擴張的新階段。至少從明朝以後，中國就已剝離主動對外擴張的欲望，你不惹我我不打你，你要惹我我才打你。再或者也可以說，相較於西方部分國家，中國更熱愛和平。
二、經濟性質問題
馬克思說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與熱衷對外侵略的國家相比，中國的經濟基礎不同，所以戰爭的目標也是不同的。
（一）西方曆史上對外侵略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世界曆史上有很多國家、部落完全依靠掠奪為生，如西班牙入侵之前中美洲的阿茲台克人。阿茲台克人不事生產，全部消費品都是從征服的部落中劫掠而來的，或命令他人進貢。
西方曆史上眾多強國，如亞述、斯巴達、亞曆山大帝國和羅馬等，發展到一定程度後，自己很少從事生產，主要依靠掠奪來維持經濟，這也與中國古代的做法相差甚遠。
尤其是遊牧民族，對外掠奪是其最重要的經濟基礎之一，沒有對外掠奪，自己幾乎無法生存。中國古代北方草原地帶的匈奴、突厥和蒙古等部落，生產無法自給自足，假如不能獲得漢地及其他農業地區的物資，生存會變得十分困難。
哪怕是近代以來的歐美列強，對外侵略擴張也是其國發展的重要條件。如果不是通過積極參與對外侵略與戰爭，近代歐美列強不可能取得那樣大的成就。英國若沒占領印度並破壞甚至摧毀印度的棉紡織業，其本土紡織業有多大可能得到發展？估計工業革命更是遙遙無期。
（二）中國的經濟性質決定對外侵略無利可圖
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經濟性質截然不同。
孟子曰：“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這話的意思就是，夏商周的經濟都以農業為主，而國家以農業為主，就決定了其主要財富來源於農業生產，而非對外掠奪。
中國在宋代以前，可以被看作軍國主義國家，但中國的軍國主義與西方的軍國主義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那就是財富很少來自於掠奪，絕大多數依靠自己生產。
周朝雖含軍國主義成分，但武裝殖民的周人，其財富主要也是通過自己種地種出來的，另外在補充意義上也從事一點工商業。雖國與國之間發生戰爭時，也會掠奪別的國家，但經濟基礎不以此為主。
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戰爭規模大，耗時長，消耗大，而在戰爭中消耗的資源，主要還是各國平時農業生產中積累下來的。當時的中原大國，發動對外戰爭的主要目的是土地，希望通過土地來生產財富，而非繼續直接掠奪——後者得來的財富畢竟有限且不穩定，農業生產則較穩定。
再往後，漢對匈奴的反擊、唐對突厥的反擊和明對蒙古的反擊，戰爭同樣規模很大，最後也幾乎是把對手完全打垮。但是打垮之後呢？中國並沒把這些部族收為奴隸，而是要麽讓他們仍在草原上遊牧，要麽讓他們居住在離草原不遠的塞下地區，甚至還用國家財政來養活他們。中國對遊牧民族的進攻，幾乎沒有絲毫的掠奪目的，隻是為了消除外來威脅而已。
所以，中國的經濟性質決定了中國即使是對外戰爭，也多是反擊性質，而非同西方那般掠奪。也因此，對中國政權來說，頻繁發動對外戰爭在經濟上是得不償失的，如古代希臘、羅馬、波斯那樣通過對外戰爭和掠奪來致富的情況幾乎不存在。
漢武帝反擊匈奴，雖說打了大勝仗，但損失也重，除了直接在戰場及軍隊後勤保障方麵的損耗，還先後花費黃金二十餘萬斤賞賜功臣將士。如果是遊牧民族，可把俘獲來的民眾、牲畜和財物等用於賞賜，戰爭就會成為一筆賺錢的生意。但中國曆史上似乎並沒這樣的傳統。
宋朝之後，中國經濟性質又有了進一步的演變，中國由一個左手仗劍右手扶犁的國家變成工商農三位一體。戰爭是危險的，假如可以通過工業、農業和商業來獲得財富，為什麽要去發動戰爭？這就進一步消弱了對外侵略的動機。
此外，中國古代在文化觀念方麵也不是非常熱衷於追求戰爭和對外侵略。儒家堅持的民本主義觀念即是反對戰爭的，這點在《鹽鐵論》的辯論中體現得很清楚。杜甫著有“邊庭流血如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製侵陵，豈在多殺傷。”類似觀念後來在中國深入人心，同樣導致國人缺乏對打戰的興趣和熱情。
而文化觀念又是與經濟基礎相互影響的。中國曆史上有兩案例或可解釋一二。
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蘇南地區。
蘇南一帶在古代叫吳國，後來長期叫“吳”地。吳國地區從春秋到唐代，當地民風都非常剽悍，“吳王愛劍客，民間多瘡瘢”的故事即源於此地，西楚霸王項羽的八千子弟出在這裏，以後南北朝時期南朝的精銳軍隊也多來自此處。但是跨入唐、宋之後，這裏的經濟開發到了新的高度，農業不斷進步、手工業日益發達，尤其是商業不斷深入發展。
與此相應的是，當地文風日盛，讀書人漸增。雖然國家在這一帶征收重賦，但同時也對這一地區的經濟加以良好保護。於是我們現在就能感受到，如今蘇南一帶民風溫婉，吳儂軟語天下聞名，打架鬥毆相對少見，蘇南人不打架隻鬥嘴的形象幾成全國笑談。可見，經濟發展是可能極大轉變風氣的。
另一個例子是明清時期的白銀流入。
中國在明清兩朝並未對外侵略，倒是當時經濟軍事力量比中國弱太多的西方國家首先開始了全球殖民與屠殺掠奪。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開拓了大片殖民地，並在當地進行大規模金銀開采。然而，西、葡並未因這些金銀變得更加富裕，也沒促進經濟的發展，而是在戰爭衝突及消費中把所得財富都消耗掉。相反，中國人坐在家裏，用自己生產的瓷器、絲綢及茶葉等與之貿易，賺到大量白銀。據統計，明朝及清朝中葉之前，全世界開采的白銀，大約有至少一半流入了中國。
以上案例即說明：中國社會傳統的經濟性質要麽以農業為主，要麽農業結合工商業等，社會財富主要靠自己生產創造，且經濟大多數情況下比周邊地區富裕，所以對外侵略掠奪是得不償失的。朱元璋規定“十四不征不國”，即因“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役使”，在經濟、管理上劃不來。
解放之後，中國擁有了世界一流的陸軍。即使如此，中國的曆次戰爭也具有極強的自衛反擊性質，達到戰略目標之後就迅速撤回，並沒占據對方領土的追求。對中國而言，自己領土已足夠廣大，人口也足夠多，好好經營自己土地就足以獲得財富，通過建立或維持和平的國際環境，借助國際商貿往來也足以獲得滿足自己需要的資源。
發展到今天，中國經濟實力已達世界第二，製造業總量世界第一，取得這樣的成就完全是和平發展的結果。因此，對中國來說，無論是軍事侵略，還是金融戰、貿易戰、技術戰，都是不必要的。而且，如果不是因為周邊地區不安寧及他國對中國經濟體係的幹預、破壞，中國的成就必然還會更大。
總而言之，評價中國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大致是說得過去的。而且我們還可以果斷預測：中國過去熱愛和平，現在熱愛和平，未來將繼續熱愛和平。
彭波：中國傳統貿易強國建設的經驗與教訓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彭波】
2018-04-16 07:22:13
http://www.guancha.cn/pengbo/2018_04_16_453800_s.shtml
中國在曆史上長期是一個貿易強國。中國傳統社會，並不重視商業，但也不排斥商業。中國曆史上的不同朝代對商業及海外貿易的重視程度不盡一致，但總體上對外貿易發展形勢比較良好。
一、中國的傳統貿易強國地位
近代以前，中國的國際貿易強國地位一直是非常穩固的。傳統中國社會並不主動追求貿易強國的地位，但是隨著國內經濟的發展、內部市場的擴大、技術的進步與工藝水平的提高，自然而然就促進了貿易的發展。
近代以前，中國長期是世界的中心，也是世界貿易的中心，哥倫布等歐洲航海家們的目標是中國與日本，而且主要就是中國。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一書中就認為，當時的中國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歐洲是通過冒險航海，搭上了中國的火車才發展起來的。
與西方相比，中國貿易發展的特點是建立在產業體係的基礎上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德國的漢薩同盟，和當時的印度、阿拉伯等國家及其他政治性組織，也都熱衷於發展海外貿易以追求利益，但所交易的大多是自然產品，諸如香料、毛皮、糧食等等，而且所交易的主要商品大都是他國生產，所謂的海外貿易大多是一種倒買倒賣的性質。
唯獨中國，所出產和貿易的，多是自己生產的人工製品，如瓷器、絲綢、漆器等等，即使是茶葉，也是精心培育的結果，用現代經濟概念來解釋，就是中國所出口的產品附加值含量較高，價值較大。遲至19世紀中葉，中國的瓷器、茶葉、生絲、布匹等等，在世界市場上還有很強的競爭力，並占據非常大的份額。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帶來的結果就是：中國在與西方國家的貿易當中，長期白銀入超。據中外各名家研究，大都認為中國在當時的對外貿易中獲得了非常巨大的利益。一般認為世界近代史上，16-18世紀所開采的白銀，一半甚至更多流入了中國——不僅是西方開采的白銀，日本所開采的白銀同樣如此。
二、中國傳統社會貿易強國建設的教訓
當然，中國傳統的貿易地位也不是沒有問題的。中國傳統國家的貿易政策存在三方麵問題，一是對產業扶植不夠，二是紙幣實踐失敗，三是沒有維護對自己有利的國際秩序。
（一）缺少產業扶植
中國曆代政府，除了少數幾個朝代，如宋代與元代之外，對於貿易，包括外貿，多半不大重視。當然，雖如此，由於中國曆代政府重視農業與手工業，同時也很重視人口的增長、技術的發展和社會安定，在這些方麵進行了較多的關注，導致外貿存在較為良好的發展基礎。
但是，18世紀中葉以後，一國政府對產業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對產業發展的扶植越來越強。南亞的茶葉生產，是英印政府多年精心培育的結果。而中國的產業體係，如瓷器、絲綢、茶葉等等，因為缺乏政府的扶植與現代科學體係的指導，也沒有資本的支撐，所以在競爭中逐漸失敗。
二是中國曆代政府缺乏開拓海外市場的遠略。市場經濟有兩個對立統一的方麵：供給與需求，兩者交替發生決定性作用，構成矛盾的主要方麵。研究者多看重近代歐洲崛起過程中生產力的提升，而多忽略在這一過程中歐洲列強對世界經濟體係及貿易體係的再造，為歐洲產品打開了廣大的市場。中國政府沒有為本國產品大力開拓國際市場，對外貿易當然難以發展了。
（二）主動放棄紙幣
當然，影響中國傳統貿易強國地位發展的最大缺憾是貨幣。貿易是船，貨幣是水，沒有水，如何行船？
中國直到宋代，貨幣體係都是世界上最為先進的。中國所鑄造的貨幣——銅錢，被周圍地區廣泛接受和使用。中國所創造的紙幣體係，也是世界上最為先進及獨一無二的。這種貨幣地位使得中國在對外貿中占據非常優越的地位，獲得最大的利益。
問題出在明朝。明朝初年，明政府濫發紙幣，導致紙幣的價值大為降低，這也非常正常，世界各國普遍如此，隻要不斷整頓，紙幣體係是會逐漸走上健康的道路的。但是中國的紙幣體係後來卻走上另一條道路。
明成祖之後，天下安定，太平無事，國家財政壓力大為下降，明政府本應趁此良機，整頓紙幣體係，進一步完善貨幣體係。但是當時的明朝政府深受儒家傳統的影響，官員們封閉保守，不思進取，幹脆趁此機會，將紙幣置於無用，相當於廢除了。儒家的優點是熱愛和平，講究仁愛，但也有些缺陷，比如一定程度上，目光短淺、保守封閉，不思進取。
明政府既廢除紙幣，又少鑄銅錢，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深化，國民經濟體係中的貨幣就顯得日益不足，這時候對海外的白銀就產生了巨大的需求。明朝前期財政壓力小的時候，不思整頓貨幣體係；到中期財政壓力漸大之後，又缺乏整頓貨幣體係的願望與能力，幹脆采取省事偷懶的做法，正式承認白銀的法定貨幣地位，以白銀作為國家的主要通貨。
以白銀作為國家法定通貨是有好處的。比如說穩定幣值，補充經濟中的流動性，完善國家財政體係等等。而且，當時中國的產業體係完整先進，在國際市場中有競爭力，也有條件獲得海外的白銀。
但其負麵影響也是深遠，導致貨幣體係不能自足，中國經濟對海外貿易及貨幣更為依賴。到明末內外戰爭頻仍，災荒集中爆發，國家迫切需要貨幣以補充財政虧空的時候，世界上的白銀產量剛好出現了下降，中國市場上的白銀供給不足，於是國家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與財政危機。明朝的最後滅亡，一般認為與此一形勢有著極大的關係。
中國缺乏自主的貨幣體係，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是西方國家通過向中國出口白銀，搭上了中國的發展快車，促進了本國的經濟增長，反而把中國拉了下來。假如中國存在自主的、充足的貨幣供應，就可以在與西方的交往中占據主動，致人而不致於人。
（三）缺乏維護國際秩序的決心
傳統中國社會極目所極，沒有發現可以在經濟上相競爭的對手，於是根據自己的條件，建立了一個所謂的“朝貢體係”，這個體係其實也是一個國際貿易體係。通過這個體係，中國投入的維護成本比較小，但是可能獲得的經濟利益卻比較大。
諸多研究者，包括《亞洲史》的作者墨菲和日本學者濱下武誌，都認為通過這個朝貢體係，中國維護了周邊地區的貿易秩序，也便於中國與周邊國家開展貿易及各種經濟往來，朝貢體係框架內的各國也因此獲得了安全保障及經濟利益。
“萬國來朝”
朝貢體係的優點是投入小、回報大，但它也存在一個缺陷，那是抗衝擊的能力不太強。在西方殖民列強進入東方之前，這個朝貢體係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在西方殖民列強發展起來的堅船利炮及現代戰術麵前，這一朝貢體係就難以維持。
雖然以當時中國的力量，要製服這個早期殖民者還是綽綽有餘的，如鄭氏集團就能夠有效壓服早期的葡萄牙、荷蘭殖民者。但是中國當時的政治體製及儒家集團，缺乏維護這個秩序的決心，不願意在海外投入太多的資源，甚至有些人希望從朝貢體係的瓦解中獲得個人利益。
近代以來，海外市場的開拓通常是血與火的結果，中國曆代政府缺乏在海外市場投入力量的決心與意誌，所以將海外市場拱手與人。由於中國的放任不管，隨著西方殖民列強的不斷發展壯大，最終破壞了整個東方原有的產業及貿易體係和政治框架，逐漸征服東方各國，西方因此而強大，東方卻衰敗不堪。
因此，近代中國及東方的衰敗，不僅是因為不肯放眼看世界，驕傲自大，更是因為掉以輕心，缺乏對西方列強的警惕，同時沒有果斷地投入資源以維持對自己及東方有利的國際秩序，最終太阿倒持，授人以柄。
三、結論
曆史的發展從來都是很複雜的。中國傳統貿易強國地位的建立，來自於市場發展與產業的進步，但是其衰敗，則由於缺乏對產業的支持、放棄對貨幣供給及國際秩序的主導權而致。
中國近些年來與西方的衝突，及當前與美國的貿易衝突，其實也是上述問題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解放以來，有意識地加強了對產業的支持力度，促進了中國產業的發展進步，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未能有效掌握貨幣及發展的主動權。
中國要在未來發展上徹底擺脫在國際秩序中的被動局麵，掌握自己的命運，首先必須建立獨立自主的貨幣體係，擺脫對美元的依賴。
其次，在國際秩序的維護與改造方麵應該也更加有所作為。如果美國願意跟中國共享其所建立的秩序，中國願意與其共同維護，實現雙贏。如果美國希望借助其建立的國際秩序來打壓中國的發展了，中國也就隻能另起爐灶了。美國有兩種選擇，中國就必須做好兩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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