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2018. 沈明高：消費改變中國——規模、結構與路徑
2018. 大國博弈背後的市場邏輯
2018. 2018年：繼續看好大消費的邏輯與事實
2018. 中國消費升級：美國曆史的重演？
2018. 2018年：繼續看好大消費的邏輯與事實
摘要：沈明高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認為，出口撐起了過去40年中國的工業化，消費將是未來30年中國現代化的可持續動力；如果轉型成功，未來30年，中國將從出口大國轉變為消費大國，從貿易順差轉為貿易逆差，從工業化走向現代化。
本文作者是沈明高和陳蔣輝。沈明高為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原文標題《消費改變中國——規模、結構與路徑》。
核心觀點: 消費改變中國，也將改變世界。中國大國的優勢，在於不需要依賴外國需求來實現本國的消費與製造業升級。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日召開會議，時隔三年再提“擴大內需”，此內需或與之前的內需不同，擴大國內消費很可能成為“新內需”。
在未來30年左右的時間裏，中國現代化的實現，取決於能否在確保製造業全球份額基本穩定甚至略有增長的前提下，大力提升消費占比。2016年，中國製造業占G20的比重為34.8%，而居民消費占比僅為10%。
中國消費潛力即是經濟增長的韌性。根據國際經驗估計，未來30年，按不變價計算，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大約將增長4-7倍左右；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名義消費增幅或可能會高達18-32倍左右；而如果維持過去30年中國名義消費支出增速，年均增長14.1%，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名義消費支出將增長52.5倍。
從消費結構看，目前中國居民消費大致相當於美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五十年代和韓國八十年代。在東部較發達地區，非必需品占比已接近60%，與日本相同人均GDP時的水平相當；30年後，這一比率可能接近80%，同時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可能減半。
消費改變中國的方方麵麵，最重要的是以下三個方麵：通過消費升級帶動製造業升級，也隻有消費升級，才能帶動製造業升級，製造業升級反過來又是消費可持續升級的必要條件；從出口大國到消費大國的轉變，中國或從外貿順差國轉為外貿逆差國；消費驅動的外貿逆差，是人民幣先區域化後國際化的基礎性支撐。
如果維持過去10年的消費增速，20年後，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布局中國消費升級，就是布局中國的未來，這需要把握以下幾個關鍵詞：品牌、標準化、代際升級、新業態、世界級企業。
美國發起的貿易摩擦或“貿易冷戰”，或許曾經成功地遏止了前蘇聯、德國和日本的崛起，但這一招對於中國不一定適用。如果能夠利用好大國消費的規模優勢，中國可以化解貿易摩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正文
新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將發生根本性變化，消費而不是出口和投資，將改變中國。
從內在邏輯來看，這樣的改變已經在發生。 出口撐起了過去40年中國的工業化， 而消費將是未來30年中國現代化的可持續動力；惟有消費升級，才能帶動製造業升級，而製造業升級反過來又是消費可持續升級的必要條件；如果轉型成功，未來30年，中國將從出口大國轉變為消費大國，從貿易順差轉為貿易逆差，從工業化走向現代化。
中美貿易摩擦將加速中國經濟向消費轉變的進程。世界兩個大國的貿易摩擦，有貿易爭端、有技術遏製，也有實力較量，但其背後的實質，是兩個世界級消費中心的競爭，即現在的美國和未來的中國。因此，應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摩擦甚至“貿易戰” ，有很多方法（如報複措施、補貼措施等），但這些措施或多或少都是有代價的，不少是“零和遊戲”；隻有鼓勵消費將使中國處於戰略有利地位，對內可以繼續推動製造業升級，保持適度經濟增長，對外可以化解“遏製中國” 的力量， 更為人民幣國際化打開突破口。
一、 中國消費的潛力
從總量來看，由於大國效應，中國工業化在國民富起來之前就已經完成了大部分。按照Maddison Program 基於購買力平價的計算， 在目前的人均GDP水平下，中國製造業占G20的比重高達 34.8%，較同一人均GDP水平時的日本高25.6個百分點（圖表 1）。盡管相較於圖中美國的最高點48%，仍有10多個百分點的差距，但美國的這一個高位發生在全球業化水平還比較低的1966年。在目前基礎上，中國製造業占比繼續升高，無疑將會擠壓其他國家的市場份額，甚至導致貿易摩擦。事實上，美國製造業占G20的份額，已經從1966年的高位跌去一半以上至2016年的21.7%。與中國製造業總量的強大相比，中國消費力量明顯較弱。2016年，中國居民消費占G20的比重僅為10%，不到同期製造業占比的三成（圖表 2）。德國和日本的消費占比與其製造業占比幾乎同起同落，美國是例外，在其製造業占比跌去一多半的50年間，居民消費占比僅下降了7.6個百分點。
然而，對中國而言，過去的40年不可完全複製，也難以從過去的40年外推未來30年。1978-2016年的全球經濟增長中，消費與投資增長基本同步。 這一期間，扣除物價因素，全球消費增長了2.9倍，僅略低於投資3.2倍的增速（圖表4）。相對來講，中國式崛起，出口帶動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與世界同期水平相比，中國出口、投資和消費的增長倍數分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9、18.5和7.1 倍。
未來三十年中國消費增長的潛力和規模，可以通過以下兩個方法來推算。
1.1 人均消費水平
中國人均消費占人均 GDP 的比例從全球範圍內來看明顯偏低。按照世界銀行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價，2015 年，中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2337美元，是人均GDP的36%（圖表7） 。
在全球 74 個人口超過1000萬的國家中，人均GDP與人均消費存在非常強的正相關關係（圖表8）。 如果我們將中國2015年的人均GDP 代入圖表8中的經驗公式，發現中國在2015年的人均消費應該達到3765美元（2010年不變價美元），對應消費GDP占比應為58%，與實際相差22個百分點。
過去三十年，盡管滯後於出口和投資增長，中國消費總量在較低的基數上仍然增長了11.2 倍，遠快於發達國家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圖表 9）。
按照可比的人均GDP水平，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大致相當於美國1934年，日本1957年，以及韓國1987年。按照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倘若參照美日韓的發展路徑，可以推算出中國30年後人均GDP在20466（美國路徑，該路徑部分是受二戰影響）至34332美元（日本路徑）之間，韓國路徑非常接近美日均值，為27031美元。
我們可以用兩個方法推算三十年後中國人均消費規模：
其二，用美國、日本和韓國相應年份的人均消費支出與人均GDP關係來確定（圖表 10）。在這些國家人均GDP與目前中國相當之後的30年，即1964年的美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57%，1987年的日本消費占比為55%，以及2017年的韓國消費占比為49%。同樣按14億人口和美日韓三國人均GDP的走勢和消費占比，我們可以得到中國在30年後三種路徑下的居民消費總規模，即 26.3、18.4和16.3萬億美元，分別是2017年居民消費規模的7.0、4.9 和4.3倍。
由此可以說明，中國未來消費潛力巨大，可以成為經濟中速增長（4-6%左右）的主要動力。上述分析表明，未來30年，按不變價計算，中國消費支出大約可以增長4-7倍左右。但是，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增幅將大幅度提高。過去 30 年，美日韓消費支出扣除物價因素後分別上漲 2.4，1.6和3.8倍，三國本幣通貨膨脹分別上升2.2、1.2、3.2倍，名義值累計分別增長4.4，1.6 和14.8倍，名義增速接近實際增速與CPI相乘，部分差距或來自不同國家統計口徑的不同和調整。中國過去30年通脹上升4.5倍，以此推算未來30年，按人民幣計價，中國名義消費增幅或可能會高達18-32倍左右。比較而言，如果維持過去30年的名義消費支出增速，即年均增長 14.1%，未來30年，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名義消費支出將增長52.5倍。
可以預料的是， 除非政策發生重大變化，否則，中國消費規模超越美國，將較GDP趕超要慢得多。目前，中國消費總規模已經超過日本，但仍隻是美國的30%。
情景一：假設 1）按日本的路徑，即中國維持日本1957年後30年的增速；2）中國人口規模不變，即維持14億人口；3）以美元實際值推算，即按照現在匯率計價；4）美國維持過去10年增速（約2%年度實際增速），中國GDP將於2026年左右超過美國。但是，由於中國目前居民消費占比偏低，即使按照日本1957-1987年的增長推算，中國未來30年都難以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圖表11）。
情景二：如果我們調整假設 1）為按照中國過去10年增速（即美元計價的 8.2%年實際增速） 外推，同時維持美國的路徑不變，那麽，中國GDP同樣將於2026年左右超越美國，但消費總規模或於11年後的2037年左右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中心（圖表12）。
上述討論表明，如果政策措施得當，未來30年中國存在著保持消費繼續較快增長的需要和可能。在製造業增速放慢的時候，消費是中國經濟繼續保持中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中國未來的消費規模，很可能介於情景一和二之間。重要的是，消費增長是一個慢變量，因而需要更早、更快地采取措施鼓勵消費，具體措施包括加快城市化進程、大規模減稅、大幅度提高退休保障和醫療保障水平等。
二、 消費結構的演進
中國的消費水平可能被低估，但從目前中國部分消費結構和消費水平數據看，與當年人均GDP 跟目前中國相似時的美國、日本和韓國很接近。 概括而言，中國目前居民消費的發展階段大致相當於美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五十年代和韓國八十年代。 我們從三個方麵做比較：
前麵提到， 以2010年美元計價的人均GDP，中國目前相當於美國的1934 年、日本的1957年和韓國的1987年；
從食品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例看，中國目前相當於美國的1930年代（由於數據原因，沒有具體年份）、日本的1970年和韓國的1988年（圖表13）；
從每1000名居民擁有的機動車數看，中國目前相當於美國的1923年、日本的1969年和韓國的1992年（圖表14）。
從國際經驗看，綜合而言，隨著人均GDP的增長，消費行業將出現分化，必需品的消費增速慢於非必需品的增速。結果是，在整個消費支出大類中，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下降，非必需品消費占比支出提高。由於早期數據缺乏，我們分析美國1976到2006這三十年和日本稍早的30年（1970-2000）的消費結構變化，結論非常接近（圖表15和16） 。
我們可以粗略地將每日消費占比均下降的行業歸為必需品，占比都上升的歸為非必需品。根據這一定義，必需品包括食品、煙酒飲料、服裝鞋類、家具和家庭設備；非必需品為健康醫療、教育、休閑娛樂、運輸通訊、水電燃料和住房。
圖表17揭示了日本從1970年開始30年後非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的變化，或許可以預示中國現在以後30年消費結構的變化。可以看到，在隨後的30年間，日本居住及水電支出、醫療保健支出、教育文化娛樂支出，以及交通通訊消費支出占比均成倍增長，應是未來30年中國最具成長性的消費行業。 與此同時，日本的食品煙酒消費、衣著消費和生活用品消費支出占比持續下降，占比大都接近減半（圖表 18）。其中， 食品煙酒消費占比下降最多，從1970年的30.8%下降到2000年的16.1%。中國目前的食品煙酒消費份額為30.1%，可以預計在接下去三十年中，占比很可能會減半至15%左右。
中國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下降是大勢所趨，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必需品消費沒有成長的空間。由於消費基數低，即使按目前社會消費品零售額10%左右的增長，30年可以累計增長19.2倍。中國分省的經驗顯示，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與居民儲蓄率負相關，即降低居民儲蓄率，可以提高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部分原因是低收入地區預防性儲蓄比重較高（圖表 26） 。
消費改變中國，也將改變世界，這是由中國的大國效應和發展階段決定的。一個大國難以可持續地通過出口和全球消費來支撐其現代化；相反，大國的優勢恰恰在於，不需要依賴外國需求來實現本國的現代化。從目前中國的發展階段來看，消費和消費升級將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核心。
消費改變中國的方方麵麵，最重要的是以下三個方麵：通過消費升級帶動製造業升級；從出口大國到消費大國的轉變，是一個從外貿順差向外貿逆差轉變的過程；消費驅動的外貿逆差，是人民幣先區域化後國際化的基礎性支撐。
3.1 消費升級帶動製造業升級
對中國的增長模式而言，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的拐點。當全球貿易受挫，中國製造業就難以繼續依靠出口維持快速增長。2008年以後，中國貨物出口和製造業占G20市場份額開始出現“剪刀差”，這個缺口近來繼續擴大（圖表27）。相應地，出口交貨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持續下降（圖表28）。這預示著三種可能，一是全球貿易繼續複蘇，通過增加出口來緩解國內產能過剩壓力；二是通過鼓勵國內消費，確保總需求有一個合理的增長空間；三是放慢製造業的增速，相應地容忍GDP增速放緩。這三種路徑中，鼓勵國內消費更具建設性，經濟增速或仍有放慢，但消費增長韌性有助於提高整體增長的韌性。
目前中國政府強調創新和製造業升級，這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創新和升級不隻是解決存量問題，更需要解決增量問題，因為隻有增量才能帶動經濟增長。鼓勵消費就是創造增量空間，打開製造業升級的空間。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消費升級決定了製造業升級的空間，即製造業增長的空間主要決定於消費升級的能力和空間。
中國成為消費大國的過程，基本上是一個外貿順差減少的過程。這主要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低端製造業轉移之後出口減少，這一過程通常與消費升級同時發生；二是消費升級帶動進口增長。
中國離貿易逆差國並不遙遠，而且，貿易逆差也不是洪水猛獸。從國際經驗來看，消費占GDP的比重通常與外貿順差占GDP的比重負相關。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美國消費占比上升了將近10個百分點，使美國逐漸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在這一過程中外貿順差與消費占比高度負相關（圖表31）。從1970年到現在，德國一直保持了外貿順差，但順差占GDP的比重與消費占GDP的比重也是高度負相關（圖表 32）。
總而言之，各國經驗基本一致，即居民消費占比與外貿順差占比呈負相關關係。圖表36中，惟有印度的情況似乎有所不同。外貿逆差可以發生在新興市場經濟，也可以發生在發達國家，從較長的時間來看，這無關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也與本幣貶值和資金外流沒有必然的聯係。
很多因素決定著一個貨幣的國際化進程，但我們認為，消費或與消費相匹配的外貿逆差是關鍵因素之一。 有不少指標都可以衡量一國貨幣全球化的指標， 從全球交易投資貨幣的角度看，消費和貿易占比基本上可以解釋一個貨幣的國際化程度（圖表37）。相比之下，受政策管製的影響，目前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低於其基本麵所決定的比例，也就是說，人民幣的國際化潛力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如果國際經驗對中國適用，高額外貿順差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製約因素。從主要國家和地區看，中國是最大外貿順差國，遠高於歐洲，而美國則是最大的逆差國（圖表39）。不過，這並不排斥人民幣仍然可以逐步國際化，國內金融改革和金融開放都有可能推動人民幣的國際使用，使之在國際金融市場發揮與經濟實力相適應的作用。
本幣國際化將助力海外投資（ODI）擴張，進而進一步推動本幣的國際化。國際經驗顯示，一國貨幣越國際化，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的比重就越高（圖表40）。“一帶一路”戰略規劃的實現，一定是以人民幣為中心的戰略。人民幣國際化與國內改革和消費升級高度相關，但這兩個都是慢變量，由此我們也可以認為，“一帶一路”將是一個漸進的長期過程。
人民幣國際化，將帶動更多的以人民幣計價的海外直接投資，配合中國的消費升級與進口增長，是實現“一帶一路”戰略目標的重要前提條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日召開會議，時隔三年再提“擴大內需” ，提出要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這固然有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新不確定性，但重要的是，此內需或與之前的內需不同，擴大國內消費很可能成為“新內需” 。
鼓勵消費，是化解中美貿易摩擦的良藥。首先，中國的貿易順差將隨著消費升級和製造業轉移而逐步下降，中國與美國貿易摩擦最激烈的階段即將過去。從這個角度看，中美貿易爭端的經濟風險或迎刃而解。其次，如果貿易摩擦是被用來遏製中國崛起的手段，國內消費增長正好可以對衝外部風險，消費升級仍有可能推動中國製造業創新與升級，也可化解政治風險。
我們可以據此認為，美國發起的貿易摩擦或“貿易冷戰”，或許曾經成功地遏止了前蘇聯、德國和日本的崛起，但這一招對於中國並不一定適用，中國仍有足夠的優勢、空間和措施，在未來十年內，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20年後，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中心。布局中國消費升級，就是布局中國的未來，需要把握以下幾個關鍵詞： 品牌、標準化、代際升級、新業態、世界級企業。
第一、 突出品牌優勢。 過去很多消費品牌主要來自歐美發達國家，這是由他們的消費實力決定的；大國大眾消費崛起，特別是非必需品消費需求的可持續增長， 就是中國消費品牌崛起的過程。即使是現在的西方消費品牌，隻有跟中國消費市場相結合，才可能保有其品牌優勢。
第二、 實現標準化可複製。 即使在必需品消費方麵，中國仍有明顯優勢。 以麥當勞肯德基為代表的西方快餐風靡全球，而目前中餐還沒能有一家全球性的企業，關鍵找到中餐標準化的突破口。相對而言，火鍋的標準化程度是最高的；隨著 AI 的普及和大數據的運用，中餐在食品標準化這一問題上很可能會迎來新的突破口。
第三、代際消費升級方興未艾。 代際消費升級，也是消費創新的過程。 隨著80後，90 後，乃至00後的逐漸成長，代際更迭引發的消費升級顯得越來越重要。在個性崛起的時代，小眾興趣衍生倒逼消費升級。現在的年輕人就是未來的消費主力軍， 意味著未來中國儲蓄率下降和家庭杠杆率進一步提高，由於年輕人消費的收入彈性高，收入增加會帶動非必需品支出較大幅的增加。
第四、互聯網時代的新業態，使得中國在消費在很多方麵後來居上。 在互聯網的時代，體量是關鍵。中國世界級互聯網企業的崛起， 跟消費市場規模優勢的疊加交互影響是分不開的。從目前市值來看，中國互聯網巨頭阿裏巴巴和騰訊， 已經與美國的亞馬遜和Facebook相當。 在移動支付領域，中國已經遠遠領先於美國。 據估算，2016全年美國移動支付規模是1120億美元，而中國移動支付的市場規模高達5.5萬億美元，是美國的近50倍。中國移動支付技術領先美國，在“無現金社會” 方麵領先一籌。
第五、發現和布局世界級企業。1955年財富世界500強名單中，隻有60家公司出現在了2016年的榜單中。在1955-1994 年中，每年有8.5家新企業躋身500強，在1995-2016年間更替速度加快到了每年14.2家（圖表 43）。在1996-2016年這20年間，全球500強中， 日本企業從141家銳減為52家，而中國則從2家大幅躍升到110家， 這背後最大的原因在於中國龐大的製造業的崛起。 目前， 中國進入全球500強的企業絕大部分是大型國有企業，零售消費公司占比較少。 據統計，2015年，全球100強零售與消費公司裏，美國占了39席，中國隻占7席（圖表44）。在消費升級的大背景下，結合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一批具有成長性的本土零售與消費公司正在崛起，提早發現和布局這些未來的世界級企業，將是價值投資者的必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