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風蕭蕭： 中國政治模式比西方好
風蕭蕭 2018年3月20日 於加拿大
2018年3月19日，渡過文章《中國的選舉製度比美國的先進至少50年》，感慨。
人類社會需要政府，不是為了滿足某些個人的政治的私欲，而是要通過政府強製社會秩序，保證人們安全地生活和從事人類生存所需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生產。從這個角度看，與西方同期社會治理比較，中國，無論曆史上還是現在，曆屆政府做的都很好。
西方根本就不是人類文明，西方民主政治的玩家，以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參與競選為傲，不管人品素質如何；結果造成愚昧混混結幫瞎胡鬧。所謂的人權和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演化為以法律手段保護少數壞人，幫助他們肆意地危害社會，破壞社會生產，危害好人的正常生活。明白人開始對這種胡鬧提出質疑 - 說它是死路一條。
2014年10月13日，我曾經寫過《美國學者：美國民主 回光返照》，提到美國著名政治經濟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對美國的 民主政治由推崇，到唾棄的演變過程。
二十多年前，1989年11月9日，長久以來作為東西方對抗標誌的柏林牆被推倒了。這標誌著以前蘇聯為首的、持續70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基本失敗了。
二十多年前，1992年, 日裔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出版《曆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提出，西方自由民主製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人類曆史的前進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正走向“終結”，隨著冷戰的結束，“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被定於一尊，是謂“資本陣營”的勝利。
2013年12月16日，維基百科《曆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說：2011年，《紐約時報》刊文說，全球金融危機對弗朗西斯·福山的主張造成嚴重打擊：“在全球，對現有政治的信任度迅速瓦解。弗朗西斯·福山在《曆史的終結》中的主張，20年後成為一張廢紙。”“2014年1月17日，延世大學教授文正仁表示：“福山的主張隻是在說‘民主主義和市場資本主義在規範性上很好’，並未對現實進行準確的預測。中國、越南、也門、沙特阿拉伯都不是民主國家，而且埃及隻是做出踏上民主主義道路的樣子後重新回到集體主義。”2014年1月17日，弗朗西斯·福山說：“我認為，民主主義沒有代替方案。除了自由民主主義之外，我沒有發現近代化終點指向其他方向的證據。收入不平等是全球現象，這是全球化、尤其是技術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國家體製無關。……至今還沒有人有辦法解決技術發展帶來的不平等問題，任何政治體製都不太可能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也就是說，這個問題和‘是否是民主國家’沒有關係。我們需要認識到的，並非是否選擇民主主義道路，而是民主化的質量有多高。”
200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產生了一次“思想巨變”，被中國的獨特發展模式所折服，要重新考慮他的“曆史終結論”。日本著名政論雜誌《中央公論》2009年9月號刊登了《日本要直麵中國世紀》，文章強調，福山特別肯定了“中國模式”的優越性，認為它會受到更多國家的鍾情，並指出，“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曆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曆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
2014年 ，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國《外交》雙月刊9/10月號上發表的文章 America in Decay -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衰敗的美利堅—政治製度失靈的根源》：細剖美國政治製度諸多流弊，分權製衡的傳統越來越嚴重和僵化。政黨分歧尖銳，分權體製越來越無法代表大多數人利益，而是給了利益集團和政治活動組織過度的話語權，未能體現美國主權公民的意誌。感歎改革無望、“死路一條”(No Way Out)。
朗西斯·福山 Francis ukuyama 生於1952年10月21日左側是 61歲照
中國的選舉製度比美國的先進至少50年
:三藩市地區][首篇作者：flywithu1] , 2018年03月18日04:45:37
發信人: flywithu1 (flywithu1), 信區: SanFrancisco
http://www.mitbbs.ca/article_t/SanFrancisco/34567543.html
標 題: 中國的選舉製度比美國的先進至少50年
發信站: BBS 未名空間站 (Sun Mar 18 04:45:37 2018, 美東)
現在的事實證明，中國的選舉製度是很先進的，比美國的兩黨製輪流執政和民主選舉模
式，要先進至少50年。
中國人不會為了選舉這種事情，互相爭執，鬧個沒完沒了的，做這些無用的事情，有這
樣的功夫，還不如好好的都支持一個有能力的人做領導人，然後這事兒就算定下來了，
不用再爭執了，接下來就可以盡快開展新一輪的工作了，所以中國才是執政效率最高的
國家，說是做什麽，馬上就可以開始行動了，美國這樣的政黨選舉模式，太耽誤事兒。
美國總統上任了，政黨還要各種搞破壞，給使絆子，川普上台之後，就有很多詆毀他的
，什麽“通俄門”，還有“性騷擾”，以及很多很多不好的新聞，不排除有些是捏造的
，這樣一來，作為美國總統，就不得不抽出來哪怕是一點時間，來應付這些不利的事情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分散了一些精力應付這些內鬥，就會耽誤真正要做的國家大事，
這就是美國目前政黨選舉的弊端，並且前任總統的政策，現任可以隨意的廢除，也很耽
誤事兒，等於之前的準備工作和一些談判，都白做了，不管這些決策的對錯，至少是浪
費了時間和精力。
弗朗西斯·福山：曆史終結、政治秩序與中國
Noah Berg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
這是作者今年4月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專訪內容的上篇，點擊此處閱讀下篇。
去年9月，斯坦福大學知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新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出版發行，隨即收獲了全球範圍的關注。書中指出了美國政體的諸多弊端，警示了“政治衰敗”的風險。
對此，各界紛紛發出疑問，上世紀九十年代對自由民主製充滿自信的福山，學術思想是否發生了重大轉折，這其中也不乏中國官方媒體的評論——認為福山基於20年的觀察，對其理論進行了大幅調整，以至於承認相較於民主和法治而言，國家能力對繁榮更為重要，而這恰恰契合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發展模式。但在筆者去年11月同福山進行的訪談中，他強調，這種解讀誤解了他的想法。“我的論點是，一個有效的政治體製必須讓國家能力與民主和法治相平衡。”他說，“我認為美國和其他一些民主國家過於強調限製國家權力，以至於把我們逼到了無法做出艱難抉擇的處境。但我覺得中國正相反，國家能力與法治、民主之間仍不夠平衡，而這也並非是一種良好的情況。”
4月初，福山在其斯坦福大學的辦公室再次接受了筆者的采訪，我們深入探討了不同政治製度的發展趨勢。這一問題自1989年初福山發表《曆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文至今，已經引發了學界的廣泛辯論。福山在文中斷言，民主製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這一論述無異於在學界投下了一顆巨石，而隨著幾個月後柏林牆的驟然倒塌，一石激起千層浪。他隨即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加以擴充，刪去了原標題的問號，於1992年出版了評述和爭議延續至今的著作《曆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福山所謂的“曆史”，並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過往事件，而是指“人類活動洪流中體現的有意義的秩序”。他援引了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所詮釋的黑格爾(Hegel)的見解，即人們追求普遍而平等的“承認”(recognition)。
在福山看來 ，自由民主製承認每個公民的尊嚴和價值，因而他相信民主製具有道德上的基礎。就“曆史終結”這一問題，福山認為人類終將“接受世界曆史‘市場’的判斷”——曆史相當於一場不同社會組織形式之間的競爭。當某種政體消除了根本矛盾，人民不再表達極端不滿之時，就可以說這種特定的社會組織形式贏得了競爭。在福山眼中，自由民主製就是曆史市場的上的一個勝利者。
隨著福山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和政治模式的深入研究，他逐漸開始從政治經濟學角度思考國家能力對政治體製的影響。2004年出版的《國家構建：21世紀的治理和世界秩序》(State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一書強調了國家能力的重要性，而這一因素傳統上常常為研究民主的學者所忽略。隨即，福山試圖進一步探究國家能力、法治和責任製政府的發展源頭，以及這三種關鍵製度對政治秩序的影響。在2011年問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以及2014年剛剛出版發行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福山綜合運用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手段分析了全球政治發展史。
對於曆史上第一個建立現代官僚係統的中國，福山在討論政治秩序時自然著墨頗多。他結合自己關於政治發展的理論，同筆者探討了對中國政治未來發展的見解。以下為訪談的前半部分。訪談內容經過編輯和刪節，並經過福山本人的審閱。
曹起曈: 如今想來，你覺不覺得你的論點受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特殊時期裏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等一係列曆史事件的影響？
福山: 我不這麽想。你知道，我最初的那篇《曆史的終結》文章寫於柏林牆倒塌之前，所以不如說我是在觀察（蘇東劇變）發生之前就已然湧動的趨勢。其實柏林牆倒塌的速度之快，我也吃了一驚。廣而言之，我認為我們經曆了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言的“第三波民主化”，這一過程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其間我們見證了民主國家有35個激增至115個。柏林牆的倒塌僅僅是這一進程的中點，在此之前，拉丁美洲、歐洲、亞洲等地已經誕生了許多新興民主政體。
曹起曈: 所以你如何看待自己這些年的見解？在哪些問題上你的觀點改變了？在哪些問題上沒有改變？
福山: 有幾件事：我覺得現在我更清楚地意識到了許多製度的發展過程是非常偶然而出人意料的。我在撰寫《曆史的終結》時並未仔細考慮過政治衰敗。總的來說，我一開始沒有就國家能力這一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我覺得主要區別就是這些。
曹起曈: 你在《曆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中引述黑格爾的觀點稱，人類曆史的根本驅動力並不在於經濟層麵，而在於心理層麵——人們為獲得“承認”而鬥爭。這本書中有整整一章都在探討這種追求“承認”的鬥爭。你似乎在說，既然“承認”的問題深植於人類心理，這種追求必然具有普世意義，是這樣嗎？
福山: 我認為任何政治理論都必須是一種基於人性的理論，因為在某些方麵違反人性的政治體製是無法維係的。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我看來，共產主義的一個問題在於它對人性的某些方麵做了錯誤的假設——它假設人類本質上趨向於大型集體而非自己或家人，缺乏真正激勵個人的機製。因此，作為一種經濟體製，共產主義從未奏效。所以當中國和東歐恢複市場激勵體製時，生產力突然之間即得以擴大，其原因在於，在某種層麵上，人的本質是自私的，隻願意為自己工作，而不願為無法獲取個人利益的大型工廠出力。從這點上看，我認為人性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人性的另一些方麵的確無助於建立一種現代的政治秩序，對於這一點，我最新的兩本書（《政治秩序的起源》及《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談得很多。人性有趨向朋友與家人的自然傾向，但一個現代的政治體製必須是不帶有個人色彩的——應該基於一個人的優點、技能和（專業）背景選賢舉能，而不能僅僅出於親屬關係或利益交換而聘用不稱職的人選。
從這種意義上說，我認為所有的現代政治體製都有與人性不相符的地方，因此必須取得適當的平衡——人性的某些方麵不能違背，但也不能讓人性完全支配體製。
曹起曈: 但有些人可能會說，人性是一個非常主觀的概念。的確，演化生物學家和心理學家對人性進行了一些研究，但這些研究通常不能提供充足證據表明，人性存在某種確定的模式。因此，你如何回應那些質疑你關於人性的假設本身是否正確的批評人士？
福山:誠然，“人性究竟為何?” 這一基本問題就某種意義而言是尚未明確的，因為人類可以改變自己的行為，（這種行為模式）極為複雜。所以就這方麵而言，文化非常重要，不同的人雖然有相同的基本生物學屬性，但由於成長過程中培養方式等其它因素的不同，其表現也不盡相同。所以顯然環境可以塑造人。但我覺得，不同文化下的人類行為仍具有諸多共同點。我們已經對人腦的生物學屬性及對外界事物的反應方式有了很多認識，所以我的確認為，我們現有的經驗依據可以支撐“人類普遍享有某些特征”這一說法。
曹起曈: 你剛才提到了文化的重要性，這一點很有趣，因為在《曆史的終結》一書中，你對韋伯(Max Weber)所提出的“現代民主製起源於某些地區獨有的社會或文化條件”這一論斷給予了特別批判……
福山: 這種說法並不盡然。我的意思是說，我認為自己對文化的見解一直是相同的。文化很重要，某些特定的文化習慣有助於成功民主製的發展。但另一方麵，我不覺得文化是完完全全決定性的。此外，我堅信文化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所以諸如“阿拉伯世界無法民主化，因為伊斯蘭教出於某些原因天生就反民主”，這種論調是未經實踐檢驗的，我並不相信。但如果說伊斯蘭教是否滋生了一些對創立自由民主製不利的障礙？嗯，我覺得很有可能。
曹起曈: 這就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許多人聲稱你對“曆史終結”的描述是基於曆史決定論的。就我所知，你首次對此予以直接回應是在數年後《曆史的終結》再版時的一篇跋文中——你提到自己的觀點“隻是弱決定論的”。能詳細談一談嗎？你怎麽看強決定論和弱決定論之間的差別？
福山: 我認為人類活動的作用和其它更為寬泛的社會力量都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一直堅持的一個論點——當然，這些論點並非由我所創——就是政治形式會隨著經濟體的發展而變化。所以工業化的過程創造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理，人們的教育水平改變之時，其期望要求也相應改變，特別是隨著中產階層的興起，人們對政治參與的要求幾乎總是會提高，我認為這是一種普世的情況，不隨任何人的意誌而轉移。許多政體都嚐試過對壓製或阻止這種趨勢，但如你所知，他們終歸無能為力。
但從另一方麵看，這些（社會）力量本身並無法決定社會的形態。我在最新的一本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指出，意大利和希臘，以及德國和英國都是現代化、工業化的富裕民主國家，但希臘和意大利的腐敗和侍從主義(clientelism)現象遠比德國和英國嚴重。這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原因在於某些特定的偶發曆史事件中不同領袖做出的不同決定。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意大利曆史的關鍵節點上，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恰恰處於領導地位，我認為這是某種重大的悲劇，因為我們可以想見，假使那時是一個更有遠見也更為廉潔的領導人執掌政權，意大利原本將得以徹底轉變——而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曹起曈: 所以你也認為曆史上的意外和偶發事件也是重要因素……
福山: 對的，完全正確。
曹起曈: 不過《曆史的終結》對民主普世性的整體基調還是高度樂觀的。你明確反對了當時存在的悲觀見解，但的確提到了兩種擔憂——左派認為，由於巨大的貧富差距，民主無法向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承認，而右派則基於人們有意追求優勢地位的前提，擔心平等承認會弱化社會的激勵機製。你當時說，來自右派的挑戰比來自左派的挑戰更為嚴肅。但從這25年的發展上看，美國和其它發達國家的社會不平等程度顯著增長。所以左派的挑戰如今似乎比過去緊要了許多？
福山: 我尚不清楚不平等的問題普遍上將如何解決。當然，人們渴望民主的原因之一在於，如果存在這樣一種貧富差距，尤其如果這種貧富差距是由於菁英階層為一己之利操縱政治體製所導致的，那可以想見，絕大多數人不會希望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會以行使投票權的方式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和體製頑疾惡化。而這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的情形，當時的羅斯福新政和許多福利項目都旨在使得收入趨於平等，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在此之後，美國就沒有再實行過類似的項目，個中原因相當複雜，但我並不覺得這個過程已經完結了。並且我認為，長期而言，民主製的確具有自我糾正的機製，這使得我們可以修正存在的問題，隻不過有時候自我糾正的過程緩慢而耗時。
曹起曈: 在同一篇跋文中，你提到了國家能力的重要性。這在當時對於你來說可謂是非常新穎的論點，因為在《曆史的終結》的第二章中，你明確列舉了強大國家的諸多弊端，將其總結為“強國的弱點”。但隨後你反思了之前的想法，用一本書（《國家構建：21世紀的治理和世界秩序》）的篇幅探討了國家構建的問題。你為什麽對衡量國家能力的標準產生了興趣呢？
福山: 我認為這其實是源於我對發展中國家所做的所有研究，因為我發現放眼全球，非洲、中東，以及其它地區的國家為何會愈發貧窮，這主要是由於國家能力不足導致的負麵效應，它比政治發展中其它任何成分的缺乏所造成的影響都更嚴重。而寫作《曆史的終結》之時，我尚未仔細考慮過這一問題。我是說，在我看來，自己同許多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一樣，有時候會把國家能力當做理所當然之事——嗯，對啊，反正國家能力就擺在那裏，我們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對其加以限製。相比之下，我們並沒有捫心自問，如何發展國家能力。
所以如你所知，伊拉克和阿富汗麵臨著國家崩潰的問題，我們不得不重新建立起新的國家，而這不是一個我們習慣於處理的問題，因為之前我們似乎總是想當然地以為，國家自然而然就是存在的。
曹起曈: 既然你提到了伊拉克問題，你對伊拉克戰爭的個人態度在這些年裏發生了怎樣的改變？那場戰爭有沒有影響到你對國家構建這一問題的基本看法？
福山: 嗯，有段時間我不禁開始懷疑，如果我們在2003年之前就入侵了伊拉克，如今的結果將會怎樣。但總之我覺得伊戰的情形對我的觀點產生了重要影響，因為我認為這場戰爭是一場重大的錯誤，它反映了我們對國家構建的過程知之甚少，也折射出美國的對外政策並不具備有助於在這些地區構建強大國家的手段。
另外，理解我所說的“強大國家”究竟是什麽意思，這一點十分重要。我依然認為，“強國的弱點”是《曆史的終結》第二章恰當的標題，因為當你考慮一個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時，它的強大在於它具有很強的壓迫性，這樣的國家有許多警察，有強大的軍隊來鎮壓異議者，如此種種。但與此同時，俄羅斯卻無法提供優質的醫療保障，俄羅斯人的壽命預期一直在下降。國家也無法提供高質量的教育或公共服務，其司法體係也是高度腐敗，缺乏公正良好的法律。總而言之，它盡管在壓迫能力方麵很強大，但就提供基本服務的能力而言，卻非常羸弱。所以我認為這就是一個看似強大，實則有著很多很大程度的弱點的國家，前蘇聯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