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年代在遠方

（寫於汪國真去世之際，原載2015年5月11日《經濟觀察報》）

 

 

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紅極一時的流行詩人汪國真前兩天去世，年僅59歲，令人歎息。我聽到這一消息第一反應是：大木倉胡同35號的風水真的有問題！這個大院最早是明初永樂帝謀臣姚廣孝的宅子，清初的鄭親王府，民國時的中國大學，如今的教育部，堪稱曆史悠久。姚廣孝由僧入俗，先出謀劃策幫燕王打下江山，後主編《永樂大典》為新帝統一思想，能武能文，自是奇人，絕非善茬。鄭親王是清朝八個“鐵帽子王”之一，但曆代鄭親王一多半不是短命就是被廢，所以鄭親王府大則大矣，卻是起起落落。院子裏有一棵大樹我小時候經常路過，據說有300多年了，曆盡滄桑。上個月朋友寄來照片，樹依然在，而教育部大院半個世紀裏好不容易出的兩位名人都享年不永，王小波去世於1997年4月，不滿45歲。

 

教育部大院是我少年最常出沒的地方，一直到高考才畫上句號。當年高考是7月7-9日，炎熱溽悶。考場在宣武區135中，每天考兩門，中間有兩個多小時空隙時間。我考完第一門後，會搭公共汽車去教育部大院胡沙先生家吃午飯，最重要的是，喝一瓶冰鎮啤酒，於是每天下午我帶著冰涼的清醒和淡淡的酒氣回到考場。監考的何老師，是宣武區語文教研組的頭頭，高中最後一年開強化講座，幾次分析我的作文。他微胖和藹，那天下午入考場向他問候時卻一下臉色有變，我趕緊進門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喝著酒考試，也是考得最好的一次。

教育部進駐大木倉胡同35號後，在西邊蓋了若幹棟灰磚宿舍樓和辦公樓，開辟了操場，東邊幾進院子的格局沒有變，房子改裝成了一間挨一間的平房宿舍。在我的記憶裏全無王府氣象，隻是一個蕪雜的大院而已。胡家是進第二重門往左西南角，王小波家則在往右東南角。我往左的時候多，往右的時候少，但是如果往右，多半會去角落裏王小波獨住的小屋，那裏從來不疊床，散亂的被子從來是灰色的，空氣中飄著北京卷煙廠散裝煙的味道。王小波的弟弟晨光在北京卷煙廠當工人，經常拿些沒有商標的煙回來，其實就是北京卷煙廠出的鳳凰牌高級香煙，六毛錢一盒，和中華牌一個價錢，聞上去有一股巧克力的香味。我讀小波小說感覺最好的時候，就是在那間屋裏抽著無標鳳凰讀《綠毛水怪》，那天屋裏還有好幾個人，聽小波一麵侃一麵發出嘎啞的笑聲，天色就這樣黑下去。王小波去世一年後，晨光在底特律遇搶劫被殺。

 

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我家曾經在教育部大院的防震棚避難。我因此認識了不少50後大院子弟，一起打撲克或在夜裏遊蕩聊天，但是我從沒認識也沒有聽人提起過汪國真。王小波那時已經開始寫小說，手抄本在大院內小範圍傳閱。越明年，他們都開始忙著考大學，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島舒婷引領著一代青年寫詩，汪國真也就開始寫詩。那時候絕大多數人寫詩寫小說是想成名的，所以有沒有發表、在哪裏發表是很重要的。汪國真從一開始目的就很明確，到處投稿但是也到處碰壁。當年《詩刊》編輯，如今的著名評論家唐曉渡對他全無印象。大抵他的作品淺顯直白，有些小感傷但還挺積極向上；一半有席慕蓉的影子，一半用今天的話講比較勵誌。好像他最早的作品發表在《中國青年》、《知音》、《女友》等雜誌，應該是比較合適的地方。在同代人的詩寫成一片汪洋大海的歲月裏，他一點都不起眼，但是他不屈不撓地寫了10年，投了10年。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大把詩人不能或不再寫詩，在那樣的氛圍裏，心靈需要安慰，或調侃，或雞湯。王朔和汪國真適逢其會，一炮而紅。當時的具體過程，隨時間流逝不再重要，他們二位和後來王小波的大紅大紫，更多是時勢使然，也折射出那些年文化史的脈絡。

 

二

 

熱鬧的1980年代中期，我在安靜的日本仙台琢磨英國史。有一年暑假為了改進英文，聽同學的建議去讀維克多利亞時代的黃色小說，結果英文未見長進，隻留下一個印象，就是刻板的英國人連色情小說都寫得遠遠不如中國人香豔淫穢。捎帶著認識到，道德禁錮發達的年代，色情文學往往興盛。維克多利亞時代如此，明朝亦然。多少相似的情形是，意識形態緊縮時期，流行文化隻要不犯忌諱，反而有更多的空間。1988年回京時電視裏播著關於大河文明的電視劇，街上練攤的錄音機放著《血染的風采》。十年後，那陣“文化熱”不管是高大上也好還是假大空也好，了無蹤跡，卡拉OK遍地開花，滿城隨處《心太軟》。也許因為出國留學不曾親身經曆，我並無對1980年代的懷念，不會去歌頌一個“思想解放”或“理想主義”的年代，在我看來，那更多是後來回憶中的幻覺。用現在更加混不吝的語言來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隻是逼格不同而已。

 

回顧曆史最忌諱簡單判斷，我對“臧否人物”多難苟同，連對“以史為鑒”也深為懷疑。人固然難免好惡，然而道德判斷和所謂蓋棺論定其實與史學無關。我從小黑白不甚分明，看人大半覺得不好不壞，時不時被批評缺少原則。不過，斯大林對部下對妻子的冷酷粗暴，史料俱在，但在女兒斯維特蘭娜回憶錄，還是有父愛的偶爾顯現。至於芸芸眾生的善善惡惡，怎麽可能說得分明呢？“以史為鑒”的意思，是從曆史裏吸取教訓，然而更多時候曆史本身恰恰證明後浪比起前浪一點長進都沒有。進而言之，“以史為鑒”的背後，多少有對曆史的實用主義態度，這可能直接影響到對曆史的解讀與所見。雖然韋伯所言的理想類型終究不可實現，但我以為把文史哲看做是無用的學問這種態度其實應該是起點與方向。

在新詩百年滄浪之水間，汪國真大約隻是一道輕微的漣漪。事實上，大多數的詩人與評論家無視他的存在，盡管他的第一部詩集《年輕的潮》據說就印了60多萬冊。汪國真本人對此還是耿耿於懷的，他說：“對於詩人來講，人民說你是詩人你就是詩人，不被人民承認你就什麽都不是。”有意無意之間，他把自己放在了“人民詩人”這樣一個位置上。由於得不到專業人士肯定，汪國真去世後不少人為他打抱不平，比如他的同事章詒和女士。溢美逝者，是人之常情，而且汪國真似乎是一個圓融和藹的人，各式各樣的人都對他的人品有好評。不過我們似乎容易把對人品的評價與對作品的評價混為一談，其實偉大的作家往往是性格怪異甚至有明顯缺陷的，比如巴爾紮克、毛姆，據說都吝嗇到變態的地步，反之所謂好人未必寫得出好作品。

汪國真的詩不受主流待見倒也其來有自：早期朦朧詩，北島以意象與批判性勝，舒婷的抒情是革命年代後向人性與愛情的回歸，顧城簡潔而詭異，黑夜裏黑色的眼睛最終沒有找到光明。來自四川的詩人如翟永明、柏樺、歐陽江河有著完全不同的語言與節奏；我留學時從同學書信裏讀到不少上海詩人的少作，在在可見海派文化獨特的語言與審美。至於現在以“麵向大海/春暖花開”傳誦天下的海子，成名是在臥軌之後。相比之下，汪國真的詩確實太清澈見底，以古人類之，大約接近白居易給老嫗寫的詩吧。其實他也正因為此才獲得了文學史上或文化史的意義，這二者與作品本身的意義是不同的。1980年代的文化熱不管在哪個領域都是走所謂高端路線的，其全麵熄火固然有非文化的因素，但物極必反也往往是部分正確的。曆史從不同的層麵看風景各異，有時又彼此互證互文。流行文學與經商大潮在1990年代初的驟然興起，有著共同的社會背景，是兩道令人矚目的風景。八十年代的詩人們，則大多淡出，自殺發瘋的其實還是極少數，更多人下海，不少人後來成為文化商人。

 

三

 

1972年，父親從幹校回北京後受命編寫《中華民國史》，可以自由從近代史研究所圖書室借書。那裏不知道為什麽有一套《全唐詩》，多年無人問津，被父親搬回家來，放了好幾年才還。那幾年我輟學在家，少年歲月在打撲克與讀唐詩之中度過。讀著讀著開始學寫格律詩，還曾不自量力地請林庚先生、馮其庸先生指教。然而詩有別才，其實更多不在於指教。到了1979年，在美術館門外，從架著拐的馬德升手中買到藍色封麵的《今天》，被北島震撼，於是改寫新詩。我從小不夠積極向上，目光灰色，寫不出顧城“尋找光明”這樣正能量的句子，隻有“一個無解方程/一道沒有方向的矢量”的茫然，或者“世事蒸騰成腐草/文章寂寞對江山”的貌似老成。另一方麵，我雖然,15歲就抽煙喝酒，卻是個愛讀書愛做夢、不打架不合群、容易單相思內心羞澀的所謂“好孩子”，寫詩對我來說一直是件很私人的事情。整個青春時代，和許多同齡人一樣，荷爾蒙在詩中激蕩，穿越了八十年代後，也一齊煙消雲散。我帶著幾個筆記本遊走幾個城市，如今偶爾在本地華人詩歌朗誦會上讀一首《冰燈》：

 

熱情僅僅是

生命的一個層次

但是，為什麽你要同世界
構成一個對比

 

 

是的，有時我會懷念那些充滿熱情的寫詩的歲月。我想我自己很幸運，雖然隻是遊走在邊緣，但是畢竟與一個詩歌大潮的年代同步。不過，我一聽到我們是“詩的民族”這一類說法就忍不住起雞皮疙瘩，雖然我同意中國文學的傳統主要就是詩詞，不管在什麽年代總有一些人默默地傳承著燈火。也許是因為學曆史出身吧，我總覺得我們的基因裏，占主導地位的向來是現實功利的一麵。在我的青年時代，許多人想當詩人，究其原因，在激情之外，也是由於那是一條成名的大路吧。在那條大路上許多人走過，汪國真是其中最後成名者之一。到了1990年代以後，大路變成了羊腸小道，路上的人越來越少。也許這是詩界本應有的“新常態”，所謂詩的年代，其實是當時各種現實因素造就的一段短暫曆史，仔細看去，並非玫瑰色，也沒有多少詩意。

 

少年時，《悲慘世界》一開頭出現的國民公會G代表曾經深深感動我，我甚至會背誦他臨死前的那段話：“我在深思力學和觀察當中度過了這一生……我始終維護人類走向光明的步伐，有時也反抗過那種無情的進步。有機會，我也保護過我自己的對手……我盡過我力所能及的職責，我行過我所能行的善事……我並不恨人，卻樂於避開別人的恨。”如今我雖然對法國大革命有了更全麵的了解，對理想主義精神有了更多的謹慎，重讀G代表的話依舊感受到人性的光輝。冷靜地麵對現實，寬容他人，堅守內心，在我看來是真正的詩意。而雞湯則是自欺欺人的美好言辭，是在商業社會流通獲取現實利益的一種商品。

斯人已逝，願汪國真安息。針砭他的作品是否雞湯其實不必，我更關注的是，作為個體的人，在詩和詩意都越來越匱乏的時代，如何安放自己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