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節憶父親——張力與懷念

 

（2015年9月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

 

 

即將到來的9月15日，是先父97歲冥誕。他的骨灰在21響炮聲中撒入渤海，也是相當久遠以前的事情了。生與死的距離，隨著時間越來越遠。距離能夠讓生者平靜，在無聲的夜晚，回顧與書寫漸漸逝向天邊的往事。過去的成為曆史，雖然在茫茫人海中，個人微不足道，然而又恰恰是個人的際遇悲歡，構成曆史最真實的一幕幕。

 

一

 

關於父親最早的記憶，是我大約6歲多的時候。父親據說在文革伊始的1966年6月即被戚本禹點名批判，6月28日第一次被抄家，雖然因為領頭抄家的是父親的學生，抄得相對“文明”一些，但所有的書櫃還是被貼上了大大的叉字封條，看上去觸目驚心。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裏，他被批鬥、被辦學習班，不停地寫檢查、寫自我批判、寫有關別人的所謂外調材料。後來他說寫了大約有幾十萬字。無論如何，父親原來是工作狂，這時被打倒沒有了工作，相對來說空閑時間應該是多了一些。可以想象他內心的壓力與苦悶，於是他經常給我講故事，或者讀小人書給我聽，在我的童年裏，那是父親離我很近的一段時光。他把小人書念幾遍，我就自己背了下來，也就在不知不覺中識了字。主要是《三國演義》60本一套小人書，家裏不全，隻有其中的一部分如《董卓進京》、《千裏走單騎》、《水淹七軍》等。

他還很喜歡教我唱歌，他唱的那個版本，我至今不知道是誰寫的也沒聽別人唱過，但是我就這樣記住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與“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不過父親那時最愛搖頭晃腦反複唱的是“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我7歲多的時候，他第一次中風，一度行走不便。之後的若幹年裏，為避免他再度中風，大多數時候他出門時我陪著。有一次他出門去周惠家，我沒有跟去，末班車都快過去了他還沒有回來，家裏別人沒著急，隻有我很不安，大概我的性格從小就是凡事容易往壞裏想吧。我跑到鐵1號大院門外等父親，不知道過了多久，見他拄杖悠然歸來。我勃然大怒，他卻一副不明就裏的樣子。那應該是1970年一個溫暖的夏夜，驀然回首，猶在眼前。

 

如今想來，這也是我的機緣，由此得見博學鴻儒、失意官僚乃至當紅貴人。文革裏知識分子境遇悲慘，灰頭土臉。我第一次見到大名鼎鼎的鄰居俞平伯先生，戴一頂氈帽，穿一件灰布中式棉襖，身材瘦小，形容枯槁，略微駝背。父親年輕時候曾經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彭夢庾則是再次出生入死，從江西副省長辦公室遁入深山老林，據說出山時看上去半人半鬼。不過我第一次見到他時，倒是紅光滿麵，聲音洪亮，做派頗有綠林豪傑氣。當然我也去過前有警衛員開路、後有秘書拎包的首長家，然而世事多變，文革時走紅的人們，晚景大多不好，這是後話。

舞台的背後，不變的是柴米油鹽日常生活。那是糧食、肉、白糖都要憑票買的票證時代，我經常一大早去排隊買限定不許超過兩毛錢的肥肉。冬夜，菜市場的冬儲白菜堆旁有人巡邏。被認為是好孩子的我，也曾經在夜色中從心裏美蘿卜堆裏拿起一個就跑，一直跑到上氣不接下氣，心砰砰狂跳。也許是因為這些駁雜的記憶吧，隨著我漸漸長大，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雖然也有其他的原因，但頗具有時代特色的是：父子之間的張力主要由於思想的分歧、意識形態的差異。不過，我雖然內心叛逆，但是性格溫和並且從小習慣尊重長輩。記憶裏，我從來沒有和父親吵過架，他也從來沒有對我高聲發過脾氣。隻是從十幾歲以後，我對他心裏越來越缺乏尊敬，越來越不相信他的話，越來越少和他說話。上大學不久後我就出國留學，每兩年回國探親一次，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活動，和他說話更少，而且想法越來越南轅北轍。從1988年起，我曾經8年沒有回國，再回北京時，故居都沒有認出來。那一次在北京隻呆了兩天，晚上匆匆忙忙去見了父親一麵。他蒼老許多，好像也比以前矮了點，他說話更多了，大概因為耳背，聲音提高了好幾個分貝。我忽然不知道該說什麽，隻好按美國習慣，擁抱了他一下。

 

二

先父李新，原名李忠慎，生於四川榮昌，因自幼喪父而家貧，故入川東師範（今西南師範大學）。17歲時逢“一二九”運動，糾集同學創辦重慶學聯並擔任主席。曆史上除了五四運動造就了一批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之外，學生運動都沒有好下場。父親第二年被學校開除，同年入地下黨。抗日戰爭開始後，他聯係6名同學，步行北赴延安。我讀曆史上所謂農民革命，其中堅力量往往是失意知識分子。我曾經問過父親，如果他當年沒有被開除會是怎樣。我不記得他是怎樣回答我了，而且曆史沒有如果。

1938年他從中共培養幹部的陝北公學畢業後，曾經助理胡喬木編輯《中國青年》，曆任戰地文工團團長，晉冀魯豫中央局青委書記，河南杞縣縣委書記。抗戰結束後，他是軍調處中共方麵成員兼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駐京辦事處黨支部書記，後轉任河北永年縣委書記，1948年任中共中央華北局青委負責人。

父親的人生轉折點在這裏開始：負責重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任弼時，與他長談三天，他卻主動要求不再從事青年工作，與榮高棠對調去大學工作並充電，從此脫離仕途快車跑道。1950年西南軍政委員會主任鄧小平調他去做秘書長，他也沒有去。他先是追隨曾經是同盟會和共產黨兩朝元老的吳玉章參與創辦人民大學，在1957年幾乎被打成右派後，大約暗生逃避之心，1960年代初調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員，協助範文瀾編著中國通史，不再擔任任何行政職務。1972年他受命主編中華民國史，此後26年一直從事這一項工作。文革後他曾經先後有機會出任人民大學校長，中紀委書記（當時有第一書記到第三書記，所以書記相當於現在的副書記），他都推辭掉了。雖然他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成立時被任命為副主任，但堅辭負責日常工作的常務之職，就這樣一直保持了黨內知識分子的身份。

著名史學家陳鐵健先生是先父1960年代初最早的研究生，師生之誼曆40年風雨而不變，在師道蕩然、友情常遭背叛的年代實為難得。先父逝後，他全權負責先父文稿的整理與出版，殫精竭慮，幾經波折，《流逝的歲月》終於在2008年出版並頗受好評，我雖遠在化外，也深為感念。11年前，陳鐵健先生就寫過《送李新先生遠行》，今年父親忌日他又寫了一篇長長的文章《李新與中華民國史》，8月初發表在《文匯讀書周報》上。這兩篇文章不僅情意真摯，而且秉承史筆，所言皆有所本，或有過譽，但是寫出了許多細節史實，是我並不了解的。在我看來，個人史是曆史的起點也是終點。這裏麵有兩層意思：一層是曆史應該是個人的曆史，另一層意思是曆史應該是個人書寫的。父親曾經說過：他一生編書編寫了幾百萬字，文革裏寫材料幾十萬字，但以我所見，真正寫出他自己的內心世界和一生經曆的，隻有陳鐵健先生整理編輯的回憶錄而已。

 

小時候父親給我講過他自己的故事，告訴我爺爺是鄉村老師，很早就去世，他從小因成績優秀，因此得到了族裏資助，完成了小學和中學的學業。雖然籍貫是川人，我生長於京城，從未到過四川，唯一的傳承是愛吃川菜而已。其實父親弱冠負笈，此後70年裏也隻回過一次老家。晚年他在《流逝的歲月》裏把故鄉山水寫得頗為鮮活，讀得我幾乎懷疑有一部分出於杜撰。他去世幾年後，家兄第一次去榮昌，驚訝地發現父親的描寫竟是相當準確。看來他老人家記憶力好得很。

在回憶錄裏，父親提及祖先可追遡到隴西李氏，我想他身為史學家想必有依據。隴西李氏，遠則遠矣，血緣上是胡人而非漢族，隻是後來被極具親和感染力的漢文化染到了一起而已。如今國人李姓最眾，據說近億，想必種也最雜，看來先祖這一支，是胡漢雜交。是否出身雜種，其實沒那麽重要也不可考。很多人每逢盛世，就喜歡修繕族譜，紹述祖先，不過經曆了數十年的斷裂與破壞之後，我們和祖先到底還有多少關聯，其實是件可疑的事情。學史之人不可或缺的，是對史料的謹慎態度，讀族譜時，首先要看看靠不靠譜。比較靠譜的是，這一支李姓後來落腳湖南郴州，在明朝末年張獻忠屠殺四川之後，湖廣填四川，移居到榮昌，成為四川客家人。

父親在世時很少談及祖先，以至於我一直不知道祖父的名字。在回憶錄裏，父親說祖父參加過同盟會和保路運動，後任小學校長，因受排擠返鄉教書，1926年去世。有意思的是，家兄在故鄉遇見一位堂叔，告訴他二哥（父親行二）一支最有出息，伯父(也就是我的祖父)畢業於雲南講武堂，可惜走得早，雲雲。然而我清楚地記得，雲南講武堂是清末民初三大軍官學校之一，學生入校時多半已經是連排級軍官，畢業後往往直接提升為中級將校，即使回鄉，一般也會負責一方治安，他是如何轉身為小學校長，終止在鄉村老師的呢？家兄沒有考據癖，我也離四川太遙遠，於是這一段公案一直放在那裏。祖父回鄉後做了些什麽，是怎樣去世的，父親沒有交待，到現在我也不清楚。父親的回憶錄，有一個特點，就是敘事的節製，或點到為止，或盡在不言中。他沒有說的，想來自有其緣由。

 

三

 

2003年12月下旬，我給家裏打電話，長兄告訴我，父親突然醒過來了一下。那是前一天下午，他去北京醫院看父親，忽然發現父親的眼神不像往日那樣渙散空洞，而是用力看著他。他趕緊和父親說話，告訴他家裏人的情況，他握著父親的手說：大興在美國芝加哥，過得很好，他感覺到父親的手緊緊抓住他。過了一會，父親的眼睛又闔上了。我的第一反應就是，這是回光返照，我立馬告訴長兄，我會盡快趕回來。聖誕夜黃昏，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那個冬天很寒冷，天色陰鬱，從機場高速駛向城裏，華燈初上，並沒有帶來都市夜晚的絢麗，反而讓我感到一絲淒清。

先父在1998年11月底因為腸胃不適住院，過了幾天突然嚴重中風，失去說話與進食能力。第二年意識也日益模糊，漸漸與植物人沒有兩樣，靠輸液與藥物維持著。我沒有想到父親的生命是如此頑強，竟然這樣堅持了五年。2002年夏天被診斷是胰腺癌，口噴鮮血一臉盆，醫院發病危通知，我倉促趕回，他卻挺過來了。但是這一次我意識到他終將不久於人世。去醫院的路上，我說這樣也好，他老人家也就早點解脫。其實在失去意識之後，生與死沒有什麽分別，但見到父親的那一刻，我感到一種很深的疼痛。經過那麽久的輸液，他的體重已經從150斤下降到不足70斤，人已經脫了型。既令人安慰又令人悲哀的是，他又回到了無意識狀態，沒有痛苦，但也不知道我就在他身邊。

我請假回北京半個多月，父親的情況一直很穩定，假期將滿我必須回芝加哥，雖然什麽征兆都沒有，我還是有一種感覺：我再也見不到他了。臨行前一天下午，我最後一次去醫院看他，獨自在病床前佇立很久，然後平生第一次向父親跪下叩了三個頭，然後起身離去，掩上了病房的門。走到醫院外麵，抬頭仰望天空，開車帶我來的家兄沒有說話。那天我們走的是北京醫院西邊的側門，出來是一條小胡同。冬天的風很大，灌進來嗖嗖作響，正在落下的陽光鋪滿路麵，好像20多年前的詩句：“冬日的長風／拖著明亮的翅膀”。我對家兄說：走吧。

 

回到芝加哥不久後的2004年2月5日，先父安靜地辭世。我知道這一消息是在美國時間2月4日深夜，掛上電話後，走到陽台上望白雪皚皚的後院，深深地吸了一口煙。

 

（作者係作家。現居美國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