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中國將告別“經濟奇跡” 走得慢些走得好些

中國將告別“經濟奇跡” 走得慢些走得好些

《新世紀》- 作者：黃益平

中國在改革期間持續保持10％左右的經濟增長率，被稱為“中國奇跡”。創造這個奇跡主要歸功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但是，一些特殊的因素，例如，良好的國際經濟環境、低估的要素價格和“人口紅利”等，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現在，這些因素已經或者即將開始消失，這將推動中國經濟的下一個重要轉型：從“經濟奇跡”到常規增長。

這個轉型也許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轉型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會放慢、通脹水平會提高、收入分配會改善、產業更替會加速。

經濟增長將更多地依賴自主創新，這終將決定中國能否避免曾經困擾部分拉美國家的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盡管初期經濟起飛很成功，但後續增長乏力。

“奇跡”不長在

在經濟改革的30多年間，中國由一個封閉的、以農業為主的落後經濟，迅速崛起為一個開放的、高度工業化的現代經濟，確實是史無前例的，被稱為 “經濟奇跡”也不為過。到2010年底，中國經濟的規模將超過日本經濟。而且，如果高速增長的趨勢保持下去，中國就可能在20年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十年前，國際投資者普遍將中國看作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到今天，想要判斷世界經濟形勢，他們就必須首先了解美國與中國的經濟狀況。中美在國際經濟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中國政府曾經公開否定了G2決策模式，但事實上，美中協商機製已經在很多國際事務領域發揮作用。

既然是“奇跡”，它便不是常態，是很難長期持續下去的。“中國奇跡”也不例外。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究竟是如何煉成的？首先應該歸功於市場化改革，我們放棄計劃經濟、走市場化的道路，極大地提高了經濟效率。此外，還有一些特殊的貢獻因素。比如，過去幾十年，世界經濟長期處於“大穩健”之中，宏觀環境越來越穩定；中國長期實行產品市場放開而要素市場扭曲的改革策略，人為地壓低生產成本，刺激生產、投資與出口；滯後的金融開放與資本項目管製既降低了資本的成本，也暫時提高了金融體係的穩定性；最後，過去幾十年人口結構在變化，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形成了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

然而，所有這些因素已經或者即將開始發生變化。過去，世界經濟高速增長，得益於新興市場經濟的崛起和電腦技術的普遍應用。但是，在經曆全球危機之後，世界經濟的增長潛力已經下降。現在，大家都擔心歐洲債務危機的問題，其實，真正值得擔憂的是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龐大的債務負擔。美國和英國的公共債務已經大體占到各自GDP的100％，而世界上超過40％的國家的財政赤字已經高於各自GDP的10％。從短期看，如此龐大的財政負擔，勢必影響它們繼續實施經濟擴張政策的能力。從長期看，維持和消化高額債務將擠占經濟資源。美國的曆史數據表明，每當債務負擔超過90％，其GDP增長率就會比債務負擔小於 30％時平均低5個百分點，而CPI則高5個百分點。這些情況表明，國際經濟環境已經開始轉向低增長、高通脹。

不對稱的市場化

中國30年改革的基調是市場化，但是，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的策略其實是不對稱的：產品市場基本都放開了，要素市場的扭曲依然十分普遍和嚴重，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和資源市場基本上都是如此。這些扭曲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人為壓低要素價格。比如，2007年，國際原油價格最高時達到每桶 150美元，同期相應的國內價格卻隻有80美元。根據我們的測算，所有這些扭曲在2006年達到頂峰，總量占到當年GDP的10％以上。這些扭曲相當於變相地補貼生產者和投資者，人為地提高生產利潤、增加投資回報，也間接地增強了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它們在短期內促進了經濟增長，同時也導致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經濟結構失衡等問題。近來，中國政府已經開始改革要素市場，試圖逐步實現由市場機製決定要素價格。

要素市場改革滯後的一個特例，是金融市場改革和資本項目開放。盡管改革已走過30多年，中國仍然具有金融抑製的典型特征，例如，利率管製、政府幹預信貸決策和資本項目管製等。根據我們的測算，中國金融自由化的進程迄今才剛剛走了大概40％的路程，遠遠滯後於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金融抑製的後果是降低資本利用效率、壓低實際利率水平，當然，至少能暫時保持金融穩定性。正是由於比較嚴厲的資本項目管製，中國才沒有在全球危機期間受到更大的衝擊。但是，這樣的製度安排很難繼續，除了資本效率偏低，更重要的是經濟開放以後，資本管製的有效性已經明顯下降。因此，除了穩步地推進金融自由化和開放資本市場，別無他法。剛剛重啟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改革，其實也是這個自由化過程中的一步。

人口結構的變化則推動中國經濟快速逼近“劉易斯拐點”，與之相伴隨的是“人口紅利”的消失。所謂“劉易斯拐點”，是指國內勞動力市場將由原來的供應過剩轉向供應不足。這個拐點在中國究竟什麽時候會出現？經濟學家們之間有很大的爭議。蔡昉等經濟學家仔細地考察了實際經濟形勢後得出結論：農村勞動力數量被明顯高估，而邊際勞動生產率被低估，這表明，“劉易斯拐點”離我們要比很多人想象得近得多。由於多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勞動力總量將在 2015年前後開始下降。當前，農民工在一些地方出現短缺，工資水平已經普遍上升。這就意味著，過去將農民移進城裏直接從事勞動生產的做法已經難以繼續下去了。要提高生產率，就必須依靠人力資本提升和技術研發。

走得慢些走得好些

上述四個方麵的變化，將對中國的經濟模式產生深遠的影響。重大影響之一，是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都將承受巨大的向上的推力。不僅美國等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貨膨脹將顯著提高，國內生產成本也將大幅增長，包括利率、匯率和工資等。過去，央行將CPI的目標定在3％，而過去十年的平均幅度隻略高於 1％，這個水平遠低於其他新興市場經濟。相信未來十年的通脹壓力會高許多，平均可能會達到5％左右。另一方麵，如果央行對通脹控製過於嚴厲，就有可能影響增長。因此，最終的結果是我們將在某一階段麵對較高的通貨膨脹。這是國際、國內環境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也是價格改革所必需的。另外，適當的通貨膨脹也有利於降低名義匯率升值的壓力。

另一個重大影響，是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會略有放緩，但是，如果它能夠保持在7％-8％左右，依然將是非常出色的表現。增長放慢的主要原因是世界經濟的增速已經放慢，預計美國的增長潛力比危機前要低3個至4個百分點。另外，美英等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已經縮小，這些會直接影響中國未來的出口。不過，更重要的是，要素成本上升、實際利率提高、人民幣升值和工資迅速增長等因素，都會在一定程度上限製經濟增長。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主要要依靠研發和技術革新。這樣的增長更有利於改善經濟結構、提高增長質量，因此，也更加能夠持續。

還有其他的一些影響，比如，收入分配的狀況可能得到改善，這有利於實現刺激消費的政策目標。過去，政府一直想方設法刺激消費，但是，把政策的重點放在改善社會福利體係上麵，這些措施肯定是有積極意義的。不過，過去十年，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了十幾個百分點，收入趕不上經濟增長，要刺激消費就“難於上青天”了。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力過剩和資本快速積累。資本、勞動投入比直線上升，這自然增加了資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勞動力過剩時，工資水平很難增長。而“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則可能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特別是提高勞動者收入的比重。這對於維持社會穩定和刺激消費（緩解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非常重要。

所有這些經濟模式特征的改變，實際就是中國經濟的下一個轉型：從“經濟奇跡”轉向常規增長。這個轉型現在已經開始，完成轉型過程也許需要幾年時間，不過，在轉型之後，中國經濟將具有如下典型特征：稍慢的增長速度、較高的通貨膨脹和得以改善的收入分配。此外，產業升級換代的壓力也會大幅度提高。過去，我們通過壓低生產成本保護了許多本來應該淘汰的產業和企業，但是，在生產要素實現市場化之後，它們都將直接麵對市場，隻有那些能夠應用新技術、改善競爭力和提高經濟效率的產業和企業才能生存下去。總體看來，未來的增長也許稍慢一些，卻更加能夠持續。

(本文來源：《新世紀》-財新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