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寫給表舅向三立家書原文

毛岸英寫給表舅向三立家書原文

 

 

毛岸英寫給表舅向三立的家信：家書原文：

三立同誌：

來信收到，你們已參加革命工作，非常高興。你們離開三福旅館的前一日，我曾打電話與你們，都不在家，次日再打電話時，旅館職員說你們已經搬走了。後接到林亭同誌一信，沒有提到你們的下落。本想複他並詢問你們在何處，卻把他的地址同信一起丟了（誤燒了），你們若知道他的詳細地址望告。

來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長沙有廳長方麵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慚愧。新的時代，這種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極端落後了，而尤以通過我父親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國之所以不同於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於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於此。皇親貴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在這一點上，中國人民已經獲得根本的勝利。而對於這一層，舅舅恐怕還沒有覺悟。望他慢慢覺悟，否則很難在新中國工作下去。翻身是廣大群眾的翻身，而不是幾個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問題要整個解決，而不可個別解決。大眾的利益應該首先顧及，放在第一位。個人主義是不成的。我準備寫信將這些情形坦白告訴舅舅他們。

反動派常罵共產黨沒有人性，不講人情，如果他們所指的是這種幫助親戚朋友，同鄉同事做官發財的人情的話，那麽我們共產黨正是沒有這種“人情”，不講這種“人情”。共產黨有的是另一種“人情”，那便是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對勞苦大眾的無限熱愛，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親戚在內。當然，對於自己的近親，對於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層特別感情的，一種與血統家族有關的人的深厚感情的。這種特別感情，共產黨不僅不否認，而且加以鞏固並努力於倡導它走向正確的與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於人民的途徑。但如果這種特別感情超出了私人範圍並與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共產黨是堅決站在後者方麵的，即使“大義滅親”，亦在所不惜。

我愛我的外祖母，我對她有深厚的描寫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許現在在罵我“不孝”，罵我不照顧楊家，不照顧向家；我得忍受這種罵，我決不能也決不願違背原則做事，我本人是一部偉大機器的一個極普通平凡的小螺絲釘，同時也沒有“權力”，沒有“本錢”，更沒有“誌向”來做這些扶助親戚高升的事。至於父親，他是這種做法最堅決的反對者，因為這種做法是與共產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水火不相容的，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

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群眾觀點與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個人觀點之間的矛盾正是我們與舅舅他們意見分歧的本質所在。這兩種思想即在我們腦子裏也還在尖銳鬥爭著，隻不過前者占了優勢罷了。而在舅舅的腦子裏，在許多其他類似舅舅的人的腦子裏，則還是後者占著絕對優勢，或者全部占據，雖然他本人的本質可能不一定是壞的。

關於撫恤烈士家屬問題，據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經轉組織部處理。但要有精神準備，一下子很快是辦不了的。幹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會拖一下。請你記住我父親某次對親戚說的話：“生活問題要整個解決，不可個別解決。”這裏所指的生活問題，主要是指經濟困難問題，而所謂整個解決是指工業革命，土地改革，統一的烈士家屬撫恤辦法等，意思是說應與廣大的貧苦大眾一樣地來統一解決生活困難問題，在一定時候應與千百萬貧苦大眾一樣地來容忍一個時期，等待一個時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別人好。當然，餓死是不至於的。

你父親寫來的要求撫恤的信也收到了。因為此事經你信已處理，故不另複。請轉告你父親一下，並代我問候他。

你現在已開始工作了吧，望從頭幹起，從小幹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負個什麽責任，先要向別人學習，不討厭做小事，做技術性的事，我過去不懂這個道理，曾經碰過許多釘子，現在稍許懂事了——即是說不僅懂得應該為人民好好服務，而且開始稍許懂得應該怎樣好好為人民服務，應該以怎樣的態度為人民服務了。

為人民服務說起來很好聽，很容易，做起來卻實在不容易，特別對於我們這批有小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的沒有受過鬥爭考驗的知識分子是這樣的。

信口開河，信已寫得這麽長，不再寫了。有不周之處望諒。

祝你健康！

岸英上 1950年 10月24日

1950年 10月，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毛岸英報名參加了誌願軍，臨出發的前一天，他跟向三立辭行。臨別時，毛岸英對向三立說：“我要出遠門了，暫時不會回來。你的學習和進步，我也知道，應該繼續努力，克服困難，向組織靠攏，爭取早日成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沒想到，僅僅一個月之後，毛岸英就犧牲在朝鮮前線。當新華社記者林亭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向三立後，向三立悲痛欲絕，深感惋惜，心緒難平。

毛岸英在這封信中高度概括了新中國與舊中國的不同、共產黨與國民黨的不同、毛澤東與蔣介石的不同，認為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已經不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了，而是一個“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不是要解決少數人的生活，而是要解決廣大群眾的生活，包括烈士的撫恤問題，都要全國一起解決。他嚴厲批評了舅舅伸手要官的舊思想，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是要不得的。

然而，共產黨又是講人情的，那就是“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對勞苦大眾的無限熱愛”。在個人利益與群眾利益相衝突時，共產黨是堅決站在群眾這一邊的。毛岸英早年經過艱苦生活的考驗，閱曆豐富，可惜英年早逝，沒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從這封信來看，既講原則，又講親情，其政治覺悟之高，遠超常人。

向三立反複閱讀了毛岸英寫給自己的信，內心一次次被震撼，深受教益，決心向岸英學習，從小事做起，兢兢業業為人民服務。

這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毛岸英寫給表舅向三立的一封信。

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出生在湖南省長沙市。8歲時，由於母親楊開慧被捕入獄，毛岸英也被關進牢房。

楊開慧犧牲後，地下黨安排毛岸英和兩個弟弟來到上海。

後來，由於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毛岸英兄弟流落街頭。他當過學徒，撿過破爛，賣過報紙，推過人力車。

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安排到蘇聯學習。

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曾冒著槍林彈雨，轉戰歐洲戰場。

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遵照毛澤東“補上勞動大學這一課”的要求，毛岸英在解放區搞過土改，做過宣傳工作，當過秘書。

新中國成立初期，任過工廠的黨委副書記。作為毛澤東的兒子，他總是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努力和普通勞動群眾打成一片。

向三立，1917年生於湖南平江，是楊開慧舅舅向理卿的兒子，即楊開慧的表弟。1949年9月來到北京，被安排在中央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工作。

毛岸英兄弟的童年是在外祖母家裏度過的，他們與向家親戚接觸很多，感情深厚，包括向三立。向三立雖然隻比毛岸英大5歲，但他是長輩，所以毛岸英非常尊敬他、關心他，還不時送去一些新出版的報刊書籍供他學習，幫助他提高思想覺悟。

向三立在與毛岸英的接觸中，看到他對自己要求很嚴，從不搞特殊，內心十分欽佩。更令向三立欽佩不已的是，毛岸英像他父親那樣，在處理親友關係上嚴格按照“三不”原則辦事，即戀親不為親徇私，念舊不為舊謀私，濟親不為親撐腰。

毛岸英是毛澤東和楊開慧的長子，幼年和弟弟毛岸青在上海流浪，1936年被送往莫斯科國際兒童院。1941年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後，毛岸英堅決要求參戰，1943年獲中尉軍銜，並加入蘇聯共產黨，作為紅軍中的坦克連黨代表，參加了進軍白俄羅斯、波蘭和捷克的戰鬥。毛岸英於1946年1月回國。臨行前，斯大林專門接見了他，並送給他一支手槍。

按照父親的要求，回到延安的毛岸英先上“勞動大學”，跟農民學種地，隨後參加土改。新中國成立後，他來到北京機器總廠任黨總支副書記，和工人群眾打成一片。10月，毛澤東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決定，毛岸英第一個要求入朝參戰，並得到父親的支持，在誌願軍司令部任俄語翻譯兼機要秘書。11月25日在空襲中光榮犧牲，年僅28歲。

這封信寫於新中國成立之際，麵對表舅要求“照顧”的來信，毛岸英堅決反對特殊化，理直氣壯拒絕了不正當要求，他直接激烈而又誠懇深情的話語，閃耀著共產黨人的初心和覺悟之光，今天讀來依然發人深省。

毛岸英：我沒有“權力”，“本錢”更沒有“誌向”來做扶助親戚高升的事。

[yongbing1993]

烏克蘭用命換來對人類血的教訓







不該自廢武功。躲在前蘇聯共產黨的羽裔之下時，全世界有誰敢欺負烏克蘭人及侵占土地？曆來都是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無可厚非。從前蘇聯分家時，家當可不少，核武器，航空母艦等都分到了，可就是自廢了武功。

不該軍隊納粹化。既然分家獨立成國。而且還是一個不小的國家，就要好好經營治理。國家機器要正規化，如同當年蘇聯的紅軍一樣紀律嚴明，是為保家衛國烏克蘭全體人民。而非如亞速營之類的納粹化軍人隻顧亂殺俄裔族群。

不該亂殺俄裔族群。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要容納各個族裔的，不管人數多少都要一視同仁。即便是放對國家的族人，但居住在戶口地的國家也要善待才對。

不該選個小醜演員當總統。向西方學習並運用一人一票的選舉方法也是無可厚非，但這個小醜演員不懂政治，既無內治經驗又無外交常識去實際外交，而隻憑聽人擺布充當別國的馬前卒，沒有為自己國家的人民生命和利益考慮，缺乏獨立思維著眼於國家的戰略目標和打仗中的戰術，胡亂指揮以雞蛋碰石頭把烏克蘭士兵當炮灰去送死。更可悲的是明知自己無能掌控全局去死活不讓人換班，懶著總統崗位上死活不走人，將整個烏克蘭人都被殺光，土地被占領更多，還硬撐著。俗話講，好漢不吃眼前虧，君子報仇十年不遲。可這個小醜演員為了自身利益強霸在總統位置上不走，全然不顧烏克蘭國家和人民生死利益。還到處獻醜而自不知醜陋，如此之人實屬少見。

不該完全依靠外來援助。外援是需要的，但不可完全依靠外來援助。這在世界曆史事件中己有很多教訓的。例如當年蔣介石國民黨，最後是以失敗告終。南韓李承晚也是最後失敗了。南越政府最後也是被消滅了。作為弱者一方對強者的反抗或是戰爭，是要有戰略戰術的軍事頭腦的，在爭取外援的情況下也要有自己的力量的保存，以時間來換起勝利。而外援是跪求別人，人家高興了給一些，不高興了就不給。而如烏克蘭這個小醜演員式的乞求各國外援的作法，恐怕將烏克蘭人子孫後代的臉都丟倒糞缸裏去了。

不該不及時止損。難道烏克蘭人中唯有這個小醜演員嗎？無一男兒可替換？如今這強權世界，隻有兩個大人在作主。奈何？有本事有能力反抗呀！造反呀！鬥爭呀！戰爭呀！罷工罷市全國罷工讓兩個大人下台呀！怎麽無作為？不吭聲了，不敢吭聲了。那麽就聽兩個大人的話也能換來少些戰爭。總比三年多前，美國前任大人帶頭拱火烏克蘭攪事要加入北約的還要不斷東擴的，而後如加拿大的一些跟屁蟲們一次又一次親自到訪烏克蘭，當麵答應送錢送武器給烏克蘭去打，去打，去打，後麵有美國加拿大歐盟強大支持哩。三年過去了，怎麽樣？

《美俄要合作，做大生意。》《烏克蘭問題，隻是美俄關係的一部分》。什麽北約，什麽歐盟，什麽烏克蘭，什麽停戰，什麽土地交換都一邊去，我們兩個大人在談大事：如何控製大殺傷性武器，如何恢複美俄關係，如何進行美俄商業貿業往來，老明友十年未見麵了，舒舒舊互相關心一下，互相交換一下有用的文件，特別是俄在烏國境內獲得了大量美國一些大人物的珍貴原始材料。而烏克蘭問題最後附議一下。結論是：烏克蘭不可能加入北約。烏克蘭要想和平拿土地去換，有俄烏自己去談。現在我們：兩個大人在商量孩子等電話通知。

《至於外界關心的鳥克蘭怎麽交換土地？普京和特朗普都沒有提。但普京警告歐洲和烏克蘭，不要破壞“新進展”。這是兩個大人在說話。特朗普告訴記者：“我過一會兒就打電話給北約，我會打電話給我認為合適的各種人，當然，還會打電話給澤連斯基總統，告訴他們，今天的會議。”給孩子們說一下。》

《阿拉斯加雙普會晤有很多看點噢》：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國的阿拉斯加應美國總統之邀前來會晤。幾個月前俄羅斯和美國還是敵對關係，俄羅斯總統普京還被國際法庭要求捉那歸案，還受整個西方國家的製裁之下。還在全世界親西方的各種反俄團體和人士以及媒體都說俄羅斯總統普京是侵咯者。與當年美國占領墨西哥的土地類似，是否如此美國改變看法了？當然不是。而此次雙普會唔，尤其是美國方可謂是少有全世界各國領神所能得到的超高級禮遇。例如：

紅地毯，儀仗兵，還有特朗普親自在機場鼓掌歡迎。在特朗普邀請下，普京還坐上特朗普的“野獸”總統座駕，一同前往會場。普京的專車，其實就在旁邊等候，但是特朗普要求和普金同坐一輛專車前往會場。三年來，西方媒體“一直在談論俄羅斯的孤立”嗎？這樣高規格的接待讓有些人“可以說是癡迷，近乎徹底瘋狂”。而又讓有些人發瘋發癡發呆甚至都想去跳樓。

特朗普站在紅毯邊，拍手歡迎，普京快步上前，兩人緊緊握手，笑容掛在他們臉上……毫無疑問，8月15日普京和特朗普的阿拉斯加會晤，是一次曆史性的見麵。也是2015年以來俄總統第一次造訪美國，還是俄羅斯（包括沙俄、蘇聯）領導人第一次到訪阿拉斯加。但，“今天讓全世界的人們都能看到，美國鋪開了紅地毯拍手歡迎俄羅斯總統”。

還是在美國的軍事基地內，歡迎普京和特朗普會麵，還有兩架美軍F-22隱形戰鬥機列隊歡迎。就在兩人走紅地毯時，美軍戰機組成編隊，從機場上空轟鳴飛過。兩人望向天空，是一架B-2隱形戰略轟炸機和4架F-35隱形戰鬥機在空中歡迎。川普還特意低下頭向普金耳語說明歡迎您。

三個小時會談後，普京和特朗普聯合記者會。普京先發言，定調：我們的會談具有建設性，我們相互尊重，這非常有用……“我們舉行了一次非常富有成效的會議，並就許多問題達成了一致。”特朗普說，“隻剩下極少數了，有些並不那麽重要，一個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我們很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

至於外界關心的鳥克蘭怎麽交換土地？普京和特朗普都沒有提。但普京警告歐洲和烏克蘭，不要破壞“新進展”。這是兩個大人在說話。特朗普告訴記者：“我過一會兒就打電話給北約，我會打電話給我認為合適的各種人，當然，還會打電話給澤連斯基總統，告訴他們，今天的會議。”給孩子們說一下。

普京說，他以“親愛的鄰居”的身份向特朗普致意，很高興看到他身體健康。他誇獎特朗普，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實現的目標，真誠地關心國家的繁榮，同時表現出對俄羅斯有自己國家利益的理解”的人。

他說，特朗普曾經說過，如果是他執政，烏克蘭危機就不會發生，“我可以證實這一點。”再沒有比這更誇獎人的了。旁邊特朗普很高興。

特朗普則誇耀，他與普京關係很“美妙”，而且“一直保持著非常好的直接接觸”。在西方社交媒體上，很多人更貼出特朗普見普京，以及特朗普見澤連斯基的照片。唉，這個世界，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普京就說，“我預計今天的協議，不僅將成為解決烏克蘭問題的參考點，而且將標誌著俄羅斯和美國之間恢複商業、務實關係的開始。”

嗯，美方說有進展，普京說有協議。還有，美俄要合作，做大生意。

普京說：“北極的互動，恢複區域間接觸，包括我們的遠東和美國西海岸之間的接觸，似乎也很重要。”普京還說，“真誠地有興趣結束”烏克蘭戰爭，但要做到這一點，“危機的所有根本原因......必須被淘汰。”

普京說：“必須考慮俄羅斯的所有合理關切，必須恢複歐洲和整個世界安全領域的公平平衡。”烏克蘭問題，隻是美俄關係的一部分，不排除接下來，美國解除對俄羅斯製裁，美俄關係徹底重塑，進而牽動整個歐亞地緣政治乃至世界格局。

普京在與特朗普的記者會上也說，特別是在阿拉斯加，“偉大的俄羅斯文化遺產”得到了保存。在阿拉斯加普京立刻前往一個軍事墓地，悼念在二戰期間陣亡的蘇聯飛行員。在每座墳墓前，普京都單膝跪下，獻上一束紅玫瑰。阿拉斯加與俄羅斯的特殊關係，美俄曾經是二戰盟友的特殊關係。這一天，是8月15日。今天也是8月15日。美俄友好。

送走普京後，他接受福克斯電視台詢問，給這次峰會打幾分。特朗普脫口而出：10分。用他的話說：“按照 1-10 的等級，我今天會給 10 分。”沒有更高的了，特朗普覺得，一切都很完美。

也有不少美國人指責特朗普，讓普京贏了。人們擔心唐納德·特朗普會以各種方式屈服——出賣烏克蘭，出賣歐洲人。但他沒有那樣做。是人們多想了。

特朗普說：“我們打算製止這場流血衝突……和我一樣，普京總統也希望如此。因此，總統先生，再次非常感謝您。我們很快會再次交談，弗拉基米爾，而且可能會很快再次見麵……”

特朗普轉身望向普京。普京用英文回答：“下次，我們在莫斯科。”

特朗普趕緊接話：“哇，那很有意思……我可能會為此受到批評，但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發生的。”嗯，下一次，莫斯科見！一切就這樣定了。

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美國總統是如何接待俄羅斯總統的。世界上各國的頭頭們，誰有此待遇？這是兩個大人在商量，孩子們等電話通知。

普京表示，若特朗普2022年時任美國總統，俄烏衝突或可避免。此前美國總統特郎普第二任剛上台時就說過：我當總統就不會有俄烏戰爭的發生。

別胡扯什麽誰贏誰輸，誰先贏，誰又後贏這些沒用的了。就這麽個事，前所未有的驚天動地的讓無數人看不懂的世界級又或是人類罕見的大事就是發生過了。己成過去式，不管讚成還是反對都己成事實的曆史事件。

比起前任美國總統夥同幾個小兄弟國家的頭頭們拱火烏克蘭的澤連司機不斷地踩俄羅斯普金的紅線，最後挑起俄烏戰爭後又不斷地送錢送糧送武器給烏克蘭去打仗，至如今的烏克蘭死光光，造成世界矛盾重重人心慌慌難民全世界逃亡相比。川普的還是佛心的大大的。川普是個商人，賺錢大大的是興趣。老百姓的都對戰爭的怕怕的。

當然，川普支持以色列的戰爭。也是賺錢大大的是興趣。美國武器是要賣錢賺錢的。烏克蘭沒錢了，以色列有錢。所以態度就不一樣。

[yongbing1993]

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害怕紅色文革







人類自有階級以來，隻準有地主色暴力，官權色暴力，富貴色暴力，資本色暴力，惡霸色暴力，權威色暴力，聖神色暴力，妖鬼色暴力，宗教式暴力，父輩色暴力。然而，共產黨帶領工農兵年輕低層百姓的紅色暴力，通過槍捍子的紅色暴力，推翻了上述各種暴力，建立了新中國。但幾千年的權貴權威的暴力不是可以一夜消失的，因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文革，這文革的造反批判要比武革的槍捍子暴力文明得多。文革中強調用文鬥不用武鬥。對那些《妖魔鬼怪牛鬼蛇神色的所謂權威的權貴的磚家叫獸》們不該造反進行批判嗎？例如不久前的廟裏的大和尚開光女性不該批判嗎？

古今中外，《妖魔鬼怪牛鬼蛇神》作為人們頭腦中強大的邪惡世界的迷信認知和幻想反映，是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不相符合的結果，對人類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起點和基礎是無神論，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是徑直從無神論開始的”。要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必須在掌握真理的基礎上，批判人們頭腦中的“鬼邪”，克服對“鬼邪”的恐懼。馬克思主義真理觀揭露出傳統文化中“鬼邪”的本質是迷信和幻想，這構成了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鬥爭哲學的生成前提。

在馬克思主義真理觀指引下，毛澤東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中，用“鬼邪”來指代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一切需要革命、鬥爭的對象，將反對“鬼邪”的必要性和必勝性賦予新的思想和科學內涵。

“不信邪”就是追求真理，堅信科學與實踐，不為謬論所動搖。“不怕鬼”就是不怕威脅、挑戰和困難。“不信邪、不怕鬼”的必要性就是為國為民，從馬克思主義真理觀出發，堅持理想信仰，麵對一切風險和挑戰敢於鬥爭。必勝性就是依據曆史規律和曆史走向，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在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直至取得勝利。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色反抗造反以暴力的形式來對待中國人中的一小部分邪惡即《妖魔鬼怪牛鬼蛇神》的。以至在四十多年後這些《妖魔鬼怪牛鬼蛇神》還在害怕紅色抗爭。

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鬥爭哲學的根本法則。“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普遍性決定了鬥爭的普遍性，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開展一切鬥爭的理論和實踐前提。

由此，矛盾鬥爭不僅涉及社會革命中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民族等領域，也關涉無產階級政黨自我革命中自我淨化、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等。

在毛澤東看來，一切社會都存在矛盾，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麵對無處不在和無時不有的矛盾，必須“不信邪、不怕鬼”，不懼怕鬥爭。在處理敵我矛盾時，首先要“分清敵友”，找到革命真正的朋友，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一同對付共同敵人。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必須分清是非對錯，采取民主、協調，而非暴力、鎮壓的辦法解決。

矛盾的特殊性決定了不同曆史時期社會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務的不同。抗日戰爭時期，革命主要任務是要打敗日本侵略者，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解放戰爭時期，“是要從民權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主要任務是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統治，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實現人民自由解放。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革命主要任務是解決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複辟資本主義道路之外還要解決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的現實需要的問題。不同時期社會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務的不同，決定了必須根據具體實際認識鬥爭的性質和適當調整鬥爭策略。隻有準確識別“鬼邪”，摸清情況，找準問題，提實對策，有的放矢地解決矛盾，才能真正做到“不信邪、不怕鬼”，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代表著最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不信邪、不怕鬼”的鬥爭哲學。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提出了“分清敵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也確定了“不信邪、不怕鬼”鬥爭實踐中可依靠的主體和鬥爭的對象，“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將日本帝國主義稱為“冒失鬼”，將漢奸稱為“怕死鬼”。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稱逆曆史潮流而動的蔣介石是“獰鬼”“惡鬼”。不難看出，這些時期開展“不信邪、不怕鬼”鬥爭實踐的主體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開展鬥爭實踐的先鋒隊），作為鬥爭對象的“鬼邪”則指阻礙中國發展進步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的“不信邪、不怕鬼”的鬥爭哲學進一步發展了。

一方麵，“不信邪、不怕鬼”鬥爭的主體從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擴大到全世界人民，作為對象的“鬼邪”則從壓迫、剝削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擴大到壓迫、剝削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的一切反動勢力。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1959年在西藏平叛遭到西方輿論的大肆攻擊，這種攻擊本身就是“鬼邪”。1959年5月6日，毛澤東在同蘇聯、匈牙利等11個國家的代表團和駐華使節談話時，提到《聊齋誌異》裏“狂生夜坐”的故事，認為鬼是怕不得的。

同時，毛澤東就西藏叛亂問題指出：“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動派。”5月10日，毛澤東就西藏問題再次指出：“資本主義這個鬼確有其事……希特勒是大鬼，蔣介石這個鬼也不小，在他以前還有袁世凱、滿清皇帝等鬼。”從封建迷信故事中的“鬼邪”到現實社會中的敵人，毛澤東的講話深入闡明了開展“不信邪、不怕鬼”鬥爭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爭取解放的國家及這些國家受壓迫的人民，鬥爭的對象則是仇視社會主義國家和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納粹主義、封建主義等，希特勒、蔣介石、袁世凱、清朝皇帝就是這些“鬼邪”的具體體現。

另一方麵，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也有新的使命任務，“不信邪、不怕鬼”鬥爭的主體和對象隨之轉移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層麵。

在毛澤東看來，那些橫亙在黨和人民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都是“鬼邪”：“嚴重的天災，一部分沒有改造好的地主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分子篡奪某些基層組織的領導權，實行複辟，小而至於一般工作中的困難、挫折等等，都可以說是類似鬼的東西”。

此外，包含封建迷信文化思想的舞台劇目是“牛鬼蛇神”，威脅人民生命健康的“瘟君”是“鬼邪”，甚至作為鬥爭主體的中國共產黨人身上也暗藏著“鬼邪”，如一些黨員幹部“怕群眾”“喪失信心”和抱有畏懼和顧慮。

此時的鬥爭主體是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象除了國內外敵人，也涵蓋自然界中的災害、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困難挫折以及一些黨員和群眾的不良心理狀態等。隨著時代的發展，“不信邪、不怕鬼”鬥爭哲學的內涵和外延有所不同，但堅持群眾路線不僅是毛澤東敢於“不信邪、不怕鬼”的動力，也是他形成“不信邪、不怕鬼”鬥爭哲學的關鍵。

麵對近代以來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國人民奮起反抗。各種救國主張和方案輪番出台，但都以失敗告終。由於一開始沒有科學救國方案的領導，人們的思想激烈分化，一些人甚至將救亡圖存的希望寄托在封建迷信上，致使神學和靈學沉渣泛起。

深受《新青年》影響的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並指出：“什麽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天命不足畏，神鬼不要怕。從封建迷信到官僚政府、北洋軍閥乃至資本家，這些當時高高在上東西統統被毛澤東直截了當地否定了。毛澤東的立意之高，範圍之廣，已經超越了同時期絕大多數人。毫無疑問，這場關於“鬼邪是否存在”的爭論深刻影響了毛澤東，使他的思想更加尖銳。對於宗教迷信，毛澤東更是直接指出：“宗教的強權……絲毫沒有存在的餘地。都要借平民主義的高呼，將他打倒。”這一反對迷信盲從的堅定立場和“鬼不要怕”觀點，對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鬥爭哲學的形成，乃至對他後來選擇馬克思主義、堅定走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發揮了重要作用。

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鬥爭哲學是從推翻舊的迷信觀念開始的。毛澤東指出，人民必須自己自覺地去摧毀支配他們的鬼神係統，而不是靠別人發號施令。他在湖南啟發農民起來同迷信作鬥爭。對此，他說：“隻要關聖帝君、觀音大士，能夠打倒土豪劣紳嗎？”“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在陝甘寧邊區，毛澤東也指出，群眾必須自己起來同迷信作鬥爭；與此同時，黨也要建立廣泛的文化統一戰線，通過多種方式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豐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從群眾的實際需要和自覺自願來聯係、教育和改造群眾，打破封建迷信對人們的束縛。

毛澤東以“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對舊世界開展了英勇的革命鬥爭。麵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發動的反革命政變，毛澤東沒有被嚇倒，而是勇敢地進行反抗。他對湖南的共產黨員和骨幹積極分子提出，要勇敢拿起槍杆子進行鬥爭，武裝保衛革命。在1927年7月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根據湖南局勢提出：湖南省農協要上山，要投入軍隊，因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之後，毛澤東又指出，我們黨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麵對白色恐怖，毛澤東充分認識到武裝鬥爭的極端重要性，認為中國革命的正確出路是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去，組織起廣大農民，用革命的武裝對抗反革命的武裝。從“坐而言”到“起而行”，毛澤東把秋收起義的部隊帶上了井岡山，在中國大地上創建了第一塊革命根據地，燃起了星星之火，為中國革命指明了前進方向。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甫一建立就遭到蔣介石集團的圍剿和封鎖，這導致力量還很弱小的紅軍不得不麵對巨大的生存壓力。這時，關於革命道路該怎麽走，黨內還沒有形成正確認識。在“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領導下，革命根據地接連遭受重大損失，一些黨員和紅軍戰士產生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毛澤東知道，這一悲觀情緒會嚴重阻礙革命發展，因此必須對之展開堅決鬥爭。為此，他接連發表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論述了紅色政權在中國存在的必然性和工農武裝割據的偉大意義，揭示了作為“星星之火”小塊紅色政權“可以燎原”的必然發展趨勢，指明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這些論著有力增強了根據地軍民的信念和信心，極大促進了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之後，蔣介石一再發動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的“圍剿”，但毛澤東始終沒有被嚇倒，而是采取了機動靈活的戰術，取得了前四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由於“左”傾路線占主導地位，五次反“圍剿”失敗。麵對這一局勢，中國工農紅軍不得不展開長征，但是，執行“左”傾錯誤路線的臨時中共中央又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使黨和紅軍陷入全軍覆沒的險境。此時，被排斥出中央領導層的毛澤東依然保有高昂的鬥爭精神，既“不信邪”也“不怕鬼”，與“左”傾錯誤路線堅決鬥爭，促使臨時中央同意紅軍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實際領導下，黨和紅軍克服了無數艱險，成功在陝北站穩腳跟，極大地促進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鬥爭哲學得到進一步發展。麵對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冒失鬼”亡國滅種的侵略，毛澤東指示全黨要立即準備抗戰，並化解了西安事變帶來的內戰危機，成功推動國共第二次合作，從而建立了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指出，在“統一戰線”這個打神鞭麵前，“什麽都不怕”。[8]在日本帝國主義短時間內占領大批國土並殘害中國人民之際，出現了急性病的“速勝論”與悲觀主義的“亡國論”觀點。毛澤東與這些錯誤觀點展開了堅決鬥爭。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係統闡釋了以持久戰求取抗戰勝利的觀點，指明了抗日戰爭是一個長期過程，但日本帝國主義這個“鬼”必將失敗，中國人民必將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熱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但國民黨統治集團卻企圖繼續維持一黨專政局麵，“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為達到目的，國民黨表麵上與中國共產黨開展和平談判，實際上在談判掩護下全力準備打仗。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本著對人民負責的真誠，認為和平談判是必要的，必須要為和平而鬥爭。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以“彌天大勇”親赴重慶進行談判，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但是，蔣介石不久就撕毀了“雙十協定”。麵對國民黨蔣介石“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獨裁言論，毛澤東毫不畏懼地指出：我不信邪，偏要出兩個太陽給他看看。因為站在人民對立麵的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國反動派“都是紙老虎”。1947年2月25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再剝開一層皮——論北平大恐怖》，集中體現了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國民黨蔣介石這個“鬼”的態度和“不信邪、不怕鬼”的品格：“凡是懂事的人都知道，人若存心怕鬼，那鬼就凶就狠；若是根本不怕鬼，那鬼就沒有了。何況中國人民今天已經有了他們自己的鍾馗，他一心一意為人民立功，蔣介石這個獰鬼任憑他有三頭六臂和什麽靠山，看他還能逃向何處！”

可以說，“不信邪、不怕鬼”的鬥爭哲學構成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敵鬥爭的基本策略思想——正是在這一麵對一切“鬼邪”毫不畏縮的強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不信邪、不怕鬼”的鬥爭哲學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偉大實踐中逐漸得到完善。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談到“鬼邪”的次數大幅增加，這與當時困難重重的局麵分不開。1956年，由於對什麽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認識不足，我們黨在建設實踐中出現了一些偏差。1959年至1962年，全國大部分地區出現嚴重的自然災害，造成糧食大幅減產，對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構成極大威脅。同時，長期禁錮人們思想的鬼神迷信依然存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仇視新中國，一方麵實施封鎖、包圍和打壓，另一方麵企圖顛覆我社會主義政權；中蘇發生分歧，雙方關係逐漸趨於惡化；西藏分裂勢力發動武裝叛亂；中國和印度的邊界糾紛逐漸增多。

麵對嚴峻複雜的國內外環境，毛澤東認為，必須先破除迷信，既“不信邪”也“不怕鬼”，與這些“鬼邪”展開堅決鬥爭。為此，他特意提出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以鼓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破除鬼神迷信和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迷信，在挑戰和困難麵前敢於鬥爭和善於鬥爭。在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鬥爭精神的指引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幾易其稿，寫成《不怕鬼的故事》，於1961年2月公開出版。毛澤東在編輯出版《不怕鬼的故事》過程中多次提出指導性意見，並仔細審閱批改了序言。這篇序言和毛澤東本人的講話，深刻反映出他“不信邪、不怕鬼”的鬥爭思想。

一方麵，世界上並沒有“鬼”，隻有類似“鬼”的東西。《不怕鬼的故事》序言開篇就明確否定了“鬼”的存在。所謂的“鬼”隻存在一些人的大腦皮層裏，相信有鬼是一種落後的思想，但世界上“確實存在著許多類似鬼的東西”，如國內外的敵人、自然界中的災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困難挫折以及一些黨員和群眾的不良心理等。要破除這些“類似鬼的東西”，就要提高覺悟、解放思想，成為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者，“那末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國主義，反動派，修正主義，一切實際存在的天災人禍，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來說，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戰勝的，都是可以克服的。”一味地懼怕解決不了問題，“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

另一方麵，打“鬼”要講求方法：戰略上要藐視，戰術上要重視。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談到“鬼邪”，為的是讓人們在麵對一切風險挑戰時能夠堅定理想信念，敢於戰略上藐視“鬼邪”，把“鬼邪”看成“紙老虎”，不被“鬼邪”嚇倒。從發展的眼光來看，“事物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之下通過鬥爭同它的對方交換位置，向著它的對方的地位轉化的”。因此，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一切挑戰和困難都是暫時的，都可以通過鬥爭來克服和扭轉，這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們完全可以藐視並戰勝它們。與此同時，在同“鬼邪”做具體鬥爭時，不能盲目輕視，而要認真對待，“認真的思想可以把妖魔鬼怪打掉”，“對於每一個具體的鬼，對於每一個同鬼相周旋的具體的場合，人又必須采取謹慎態度，必須有智謀，然後才能最後取得勝利”。

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鬥爭哲學不斷趨於完善，成為激勵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敢於麵對一切挑戰和勇於戰勝困難的話語表達。

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鬥爭哲學具有鮮明的特征，主要體現為三方麵：一切鬥爭以社會主要矛盾和時代任務為根本出發點；始終堅持敢於鬥爭、勇於鬥爭；在鬥爭中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一）以社會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務為出發點

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鬥爭哲學始終堅持唯物辯證法，在鬥爭中深刻把握事物聯係和發展的特征，善於運用矛盾分析方法，牢牢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務，體現為三點：

第一，鬥爭要堅持“發展觀”即保存和壯大自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要付出代價。敢於鬥爭和保存自己並不矛盾，要在鬥爭中減少不必要的犧牲。麵對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一切“走”的目的是為著“打”；隻“打”不“走”完全消耗自己是愚蠢的，隻“走”不“打”完全保全自己、避免任何犧牲就談不上鬥爭了。毛澤東提出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遊擊戰爭戰術，就是從中國革命敵強我弱的實際出發，以達到保存、發展和壯大自己的目的。

第二，鬥爭要把握好“敵我觀”，分清敵我。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自從黨的二大提出“民主的聯合戰線”，中國共產黨先後建立多個統一戰線聯盟。分清敵我，廣交朋友，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人民的敵人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敵人，中國人民的朋友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對敵人和朋友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對敵人要狠，要壓倒它，要消滅它；對人民和同誌要團結。

第三，鬥爭要突出“兩點論”和“重點論”，解決主要矛盾。“我們共產黨人的鬥爭，從來都是奔著矛盾問題、風險挑戰去的”。毛澤東深刻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著力解決主要矛盾以完成不同革命任務。大革命失敗後，麵對蔣介石的恐怖屠殺，他帶領紅軍在廣大農村與之鬥爭；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國的革命形勢發生了改變，“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毛澤東毅然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起了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

（二）始終堅持“敢於鬥爭、勇於鬥爭”的精神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毛澤東在為民族、國家、人民的革命實踐中始終敢於和勇於鬥爭，主要體現在三方麵：

第一，不懼強大敵人。為改變中華民族貧窮落後的麵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標，在革命和建設中，敵人越強大，越能激起毛澤東的鬥爭意誌，正如青年毛澤東所言：“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第二，為人民不怕犧牲。毛澤東強調，“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為了人民，毛澤東先後失去了六名至親。人民，也隻有人民，才是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不怕犧牲、英勇鬥爭的源動力。第三，破而後立。中國共產黨不但善於摧毀一個舊世界，也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大革命失敗後，革命的道路到底該怎麽走，是繼續模仿蘇聯革命模式，不斷在中國的城市起義，還是另辟蹊徑？毛澤東認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因而毅然把革命的浪潮引向農村。麵對陌生的革命環境，毛澤東始終充滿信心，說：“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抗日戰爭勝利後，為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毫不懼怕各種“鬼邪”，指出：“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麽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正是憑著“不信邪、不怕鬼”的鬥爭哲學和精神，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在建設新世界的過程中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奠定了基礎。

（三）在鬥爭中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國家安全是民族複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新中國成立後，麵對國內外一係列困難和挑戰，毛澤東“不信邪”也“不怕鬼”，始終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放在首要位置，讓中華民族的命運牢牢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手上。政治上，毛澤東強調，麵對內外“鬼邪”，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打擊反動勢力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經濟上，毛澤東強調，“經濟問題不解決，則社會上一切問題俱不能解決”，中國想要獲得一個安全穩定的發展環境，就需要大力發展經濟和增強抵抗帝國主義的實力。文化上，毛澤東強調，文化一定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軍事上，毛澤東強調任何時候都要加強國防建設，並將國防的現代化確立為四個現代化的重要方麵。外交上，毛澤東強調要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努力優化國際環境，團結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

總之，毛澤東的“不信邪、不怕鬼”思想集中體現了他的鬥爭哲學，並為實踐證明是成功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在“不信邪、不怕鬼”鬥爭精神指引下，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徹底改變了中華民族任人宰割的命運和貧窮落後的麵貌，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習近平高度評價毛澤東的偉大成就，指出：“在幾十年艱難而輝煌的戰鬥生涯中，毛澤東同誌為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曆史功勳，作出了光耀千秋的曆史貢獻。”

當今世界正處大變局”，想在變局中育先機、開新局和謀新篇，就需要學習和發揚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鬥爭哲學和精神，從中汲取滋養，切實做到“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鬥爭哲學具有極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yongbing1993]

改革開放破壞文物比文革多得多






一提起文化大革命，有些死不改悔的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就會想到文革中紅衛兵的“破四舊”，就拿“破壞文物“來控訴清算文化大革命，很多走資派公知精英也會拿對文物和文化的破壞說事。可真要看看改革開放40多年對文物的破壞，那才叫慘不忍睹，那才是怵目驚心。那不僅是破壞一個個珍貴文物，更是在毀滅一座座文化名城，在割斷一座座城市的文脈。

前中國文物界元老謝辰生，曾是國家文物局顧問、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曆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他在2013年10月23日接受《瞭望》記者采訪時，就明確講到對“文革”的破壞文物要客觀評價，不要誇大其詞。具體內容如下：

一、“文革”對文物的破壞並非想象那樣大。文革之初，紅衛兵破“四舊”，出現對文物的破壞，周總理力挽狂瀾，對製止文物破壞起很大作用。1966年“造反派”剛一上街，周總理就立即下命令，調集一個營的軍隊來保護故宮，所以整個“文革”期間，故宮沒受任何破壞。整個“文革”對文物的破壞，也不像許多人所想象那樣大，當時國務院已經公布的180餘處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除西藏有一處被破壞外，其他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護。

二、“文革”期間走私文物的現象幾乎不複存在。文革期間，幾乎就沒有盜墓和走私文物，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國內都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盜掘等犯罪活動，整個文物保護的環境還是比較好的。

三、文革期間我國文物保護事業取得重大成就。文革期間不僅主要文物單位都得到保護，更令世界矚目的是，就在那一段時期內，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還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長沙馬王堆、銀雀山竹簡、金縷玉衣和西安兵馬俑，這些震驚世界的重大考古發現，都發生在那個時期。

四、文革期間破“四舊”很多舊物件無文物價值。文革時破“四舊”，絕大多數的物品，都屬民國時期的舊物件，大都沒什麽文物價值，幾乎都沒進入國家文物保護範圍。而那些神龕、牌位的存在，卻極大桎梏人們的精神。砸碎一些神龕佛像、祖宗牌位，就是砸碎精神枷鎖的物質符號，砸封建宗法製度的圖騰。而改開破壞和毀滅的文物，都是被明確標明和定級的文物，絕非是神龕瓦當之類。

中國文物最悲慘劫難始於上世紀走資派改革開放後的90年代：走資派篡權複辭資本主義私有化的改革開放以後，情況就開始變得複雜了。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尤其上世紀90年代，是“中國文物最悲慘的時期”，比“文革”期間對文物的破壞還要嚴重得多，真真進入文物“浩劫”時代，而且，這種“浩劫”的破壞的勢頭一直還在繼續延續之今。

1、4.4萬不可移動文物消失。根據最近一次的全國文物普查結果，我國已登記不可移動文物共766722處，其中，17.77%保存狀況較差，8.43%保存狀況差，更有約4.4萬處不可移動文物已被人為消失。

2、數十座文化名城名存實亡。尤其，令人震驚的是很多曆史名城，已經徒有虛名。由於曆史文化街區成片被拆除，一些曆史名城根本就不複存在。據最新統計：中國120個曆史文化名城中(截止至2013年)，有將近20個沒有曆史文化街區，等同於20多座曆史文化名城已名存實亡，將近一半的曆史文化街區不合格，基本是假冒偽劣。

3、1670萬件文物流失海外。文物流失海外的情況更為嚴重，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有統計，僅在47個國家的218家博物館中，就有中國文物167萬件。估計流失海外民間的中國文物，大概又是館藏數量的10倍，那就是流失1670萬件，其中，30年間，僅流入美國就達230萬件。

而改革開放與文革破壞文物之不同：
　　
將改革開放40多年與文化大革命隻在一九六七年初不到半年時間對文物的破壞相比，歸納起來有三個不同：

首先，持續的時間不同。文革”提出的“破四舊”、“立四新”與陳小魯、賀鵬飛等高幹子弟的“破四舊”、“立四新”根本不是一回事。雖然紅衛兵“破四舊”等行為，給文物保護造成不小的傷害，但時間很短，很快，就幾個月。因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都不讚成，特別是毛澤東很不高興。才有康生、戚本禹等，特別是周恩來出麵強力製止不準任何人去破壞文物。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私有化改革開放對文物的破壞偷盜走私以及占為己有己持續40多年至今，而且，還在持續進行之中，重要的是還看不到止損點。

其次，破壞的性質不同。紅衛兵“破四舊”中的一些舉動，往往是學生無知的狂熱舉動，很多沒收的文物都上繳了，後來也都返還了，很多砸碎的舊物件也並非文物。而私有化的改革開放對文物的破壞，既有犯罪分子有目的，甚至是廣泛化、產業化、國際化的惡性犯罪活動之外，更有走資派特色政府有組織的，有資本家的公司或企業通過官商勾結將國有的文物占為己有，或轉手買賣用來賺錢發家致富爭取走資派鄧小平號召下的“少數人先富“的土豪富翁等，而這些文物磚家叫獸們還往往公然違反國家原有對文物保護法的犯罪行動。而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們互相勾結互利共贏發大財。

再次，破壞的範圍不同。紅衛兵“破四舊”雖然破壞了一些文物，可同走資派私有化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掘墓、偷盜、走私了千千萬萬件國家級的珍貴文物，甚至毀滅一座座文化名城，根本沒法相比。走資派改革開放以來對文物破壞的範圍極大，毀滅的更為嚴重!

四、走資派私有化改革開放以來對文物大規模破壞的四種途徑。改革開放以來對文物破壞如此嚴重，主要分四種途徑進行。

一是盜墓走私空前嚴重。人們對金錢追逐欲望愈加強烈，加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國家保護措施不力，甚至官商勾結。於是沉渣泛起，偷盜、走私都出來了。尤其是1990年以來形成的盜墓風氣，不要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不曾見到，就是整個中國幾千年曆史上，都沒有出現過這麽嚴重的盜墓狂潮，幾十年來，總計有20多萬座古墓被盜。

“中國流失的文物，已形成國際化一條龍經營。從盜掘到走私，直至出現在國外交易市場，常常幾天之內就可完成。”以海關5%的抽查率，有的海關一天就查出千餘件走私文物。若以此類推，中國文物每年大約流失多少? 而且，連古生物化石都不能幸免。2004年以來上海海關共查獲古生物化石走私案件12宗，查扣各類走私古生物化石193件，其中二級古生物化石18件，其他禁止出境古生物化石175件。

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依據有關國際法，不斷向非法占有中國文物的國家提出索回文物的嚴正交涉，每年還撥數千萬資金去海外回購流失的文物。一些實力雄厚的中國資本家又名企業家和資本家還稱是收藏家，也通過多種渠道斥巨資去海外買回本國文物，或捐獻國家，或藏寶於自己的家中。可麵對數量巨大的流失文物，這一切努力都是杯水車薪。毫不誇張地講，現在中國文物保衛戰的文化含義，絕不亞於一場抗日戰爭!而且永無勝算，文物源源不斷地流向世界流向自由市場以賺錢獲利自家發財致富。何人問津。無人控訴。

二是城市改造毀滅名城。自1982年走資派特色的政府國務院批準設立第一批國家曆史文化名城以來，進入名單的城市已為118個。這標誌著不再僅僅關注單棟的建築物，而是擴展到對曆史城市的整體保護。可在大規模的城市改造中，很多地方政府隻圖眼前利益，置文物保護法於腦後，駭人聽聞的破壞文物，比盜竊文物的犯罪分子造成的後果還惡劣。可中央特色政府又有何能力去執法？

諸如，廣州自1982年被公布為全國首批曆史文化名城開始，曆史文化保護與開發之間的博弈一直未停。2009年7月，新河浦東山別墅區7棟小洋樓被拆除，曾引發軒然大波。2013年6月10日晚，僅靠一紙“緩拆令”保命的民國建築金陵台、妙高台，一夜之間被開發商夷為平地。6月14日晚，蘿崗區5座先秦古墓被地鐵六號線施工方以鉤機挖毀等等。又有何人來擔責？又有誰來問責？破壞了就是破壞了。

“名城”昆明的老宅典雅、簡約、實用，用“萬國建築博物館”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1994年起，昆明進入大規模的城市改造，隨著武成路、金碧路、長春路、同仁街、金牛街等大批老街的改造，許多既有明清時期的“一顆印”、“走馬轉角樓”，北方的四合院、粵式的滴水簷樓，也有蘇式的紅磚或青磚群樓和歐美風格的精美別墅，這些凝聚著昆明曆史文化精髓的老宅全都消失，有建築頗有特色的小街巷徹底消失，“萬國建築博物館”已不複存在。

上海的建業裏本來是具有清水紅磚、馬頭風火牆的江南民居風格的建築群。2008年，這個市級建築保護單位的改造工程啟動後，它被打造成商用街區和海派文化的“新地標”，但裏麵卻是以私家豪宅為主的樓盤、酒店式公寓以及商鋪，失去了原來的味道。

諸如這樣由土地經濟和地方政府政績觀，導致的建設性破壞文物，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幾乎在每座文化名城都有發生。僅2013年1月，住建部和國家文物局聯合下發通知中，就對河北邯鄲等8縣、市因保護不力致使曆史文化名城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進行通報批評，這僅是通報一年的情況。

三是拆真文物造假古董。這是與建設性破壞不同的保護性破壞。在背後巨大經濟效益驅使下，打著振興、恢複的口號，實際上拆舊毀舊、拆舊建新、拆舊造假。

如，濟南老火車站於1912年建成，曾是亞洲最大的火車站，被二戰後聯邦德國出版的《遠東旅行》列為最值得一看的第一站，也是當時清華大學、同濟大學建築學教科書上的範例，更是濟南的標誌性建築，也是“國保單位”的建築。竟然在1992年被政府拆除了，一時引發全國輿論大嘩，可你大嘩有個屁用。後來火車站設計者費舍爾的孫女訪華，或成為重建的間接導火索，從得知到決定重建不過匆匆幾天。2012年，濟南市正式確認重建濟南老火車站，稱將“原汁原味”地複建21年前拆掉的濟南老火車站及行包房，可不管如何原汁原味，那也是贗品!

如，沈陽奉天紡紗廠舊址是不可移動文物，可不管輿論如何呼籲，政府就是不出麵製止，任建築開發商將其拆毀，後在各方壓力下按原樣修複重建，現存的早年建築僅剩一座辦公樓。這座辦公樓為品字形仿歐式建築，主體建築為三層，中間上部另起鍾樓一層，其上還懸掛著古老時鍾。門窗全部為拱形，上麵雕飾弧形窗套，小葫蘆圍牆，磚木結構，水泥瓦頂。可不管重建的這座樓多像，那也是假貨贗品!

現在古鎮古城重建成風，都不過是一些地方政府或開發商“拆了真文物，造了假古董”。據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吳必虎統計，我國有30多個城市正在或謀劃進行古鎮、古城修複或重建，而這所謂的保護性重建，都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以保護為名的破壞!

四是開發過度釀成一場場災難。央視焦點訪談：河南鄭州新鄭新空港規劃拆遷古村,300多處不可移動文物即將在“生態之港”“時代之港”“樞紐之港”的夢想中灰飛煙滅。

除在開發中大麵積毀滅不可移動文物外，因過度開發釀成的各種火焚、水淹等，更讓大批文物毀於一旦。2014年1月11日淩晨，始建於唐朝，具有1300多年曆史，具有“月光城”之稱的雲南香格裏拉縣獨克宗古城遭遇了火災，整座古城核心區域焚燒殆盡，大批重要文物付之一炬。

京侗寨是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北部地區最大的侗寨，曾是中國保持最完整的侗族村寨之一，距今已有300多年曆史。可2014年1月26日的一場火災，就將全寨焚為平地!

2014年4月，麗江古城又遇火災先; 7月，“鳳凰”遭滅頂之災，19.6萬人受災，近4000家被淹災，橋梁倒塌……。

河北正定大火燒毀千年古城樓;貴州省銅仁市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600餘年曆史的古建築川主宮，被燒得隻剩殘磚斷瓦等等。

那麽，探究一下這些造成這些巨大災害的原因，哪一個能離開“人禍”?麵對一場場如此慘痛的火災，政府防備不足，消防不力，無疑是不可推卸的責任，獨克宗古城發生火災，消防栓不就虛設沒水。而在經濟利益的強烈驅使下，開發過“火”更難逃其咎。 2012年獨克宗古城接待遊客七百多萬人，完成旅遊業總收入70多億元，全都兩位數增長。而1990年獨克宗還是個很小的鎮，這次大火重災區，就位於古城四方街的消防隱患重點——酒吧等娛樂場所。

至於貴州國保級文物川主宮，更不可思議的，被承包出去作茶樓賺錢，茶爐一把大火，將其毀於一旦。至於京侗寨被焚，不同樣是因重旅遊，輕保護。改開以來，這種出賣祖宗，毀滅文物的追求發展，“竭澤而漁”，“殺雞取卵”?這樣的發展能對得起子孫?而類似這樣飲鴆止渴的求發展，還有多少?還不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