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鬥爭》和《左、中、右》

《階級鬥爭》和《左、中、右》

 

 

 

 

 

 

 

1957年，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取得基本成功。對於這場社會大變動，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熱烈歡迎，但也出現一些激烈的反對意見，毛澤東認為這是“右派”的觀點。於是，有人就質問毛澤東:“你們把人們劃分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況吧?”毛澤東回答、“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後還會是這樣。為什麽不合情況？。”毛澤東說:“我們從來就是把人群分為左、中、右，或叫進步、中間、落後，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罷了。”

 

毛澤東逝世以後，有一段時期，這樣的質疑聲又在媒體上大量出現。這些質疑大都以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姿態出現，批評毛澤東這種"左、中、右“的分析法是以“政治態度”來進行階級分析，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的界定，偏離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的科學性。他們說，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是一個經濟範疇，怎麽可以以“政治態度”和“思想意識”來劃分階級呢？這些文章引經據典，大段大段摘引經典著作裏的文字來支撐他們的批評。

 

其實，類似的情況可以追溯到建黨初期。“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那時候，研究馬克思主義是很時髦的事情，許多人都自稱“社會主義者”，尤其正在尋找救國之路的知識分子中更是如此。然而，要在當時的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首先在怎樣進行中國的階級分析這樣一個基礎問題上遭到很大的困難。按照《共產黨宣言》，“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可中國的情形不是這樣，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社會總人口中都占少數，主要是農民，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他中間階級一起占了社會總人口的絕大多數；而按照經典的觀點，農民階級雖然是被剝削階級，但它屬於落後的生產關係。這樣，許多學者就被一個難題所困擾：要麽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要麽找不到符合馬克思經典理論所說的革命力量。中共建黨的第一任書記，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者之一——陳獨秀，在他的一係列文章中就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幼稚”，不能作為一支獨立的革命力量發揮作用，中國農民“散漫”、“保守”，難以加入革命。中國革命必然依靠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合作，並以資產階級為首；隻有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無產階級才能成熟起來，產生新的革命要求。陳獨秀這種觀點的邏輯結論，隻有一條路：取消無產階級革命。

 

毛澤東是怎樣來對中國社會作階級分析的呢？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開宗明義第一段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在這裏，敵人是很明確的——“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中國人民巨大痛苦的“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而革命的動力呢？毛澤東不是拘泥於經典著作，而是從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以“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為分析的依據。這裏所說的“經濟地位”，主要指受壓迫剝削所造成的貧困程度，而落腳點則在“對於革命的態度”。他從農民，特別是貧苦農民，在地主階級殘酷剝削和壓迫下的極端窮苦，看到了他們強烈希望改變現狀的革命要求，由此得出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來自農民，中國革命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的結論。

 

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法，曾經受到許多人的質疑，被指責為偏離馬克思主義，然而，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徹底駁倒了所有這些質疑和指責，毛澤東被公認是在理論上為解決馬克思、恩格斯尚未涉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如何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這一重大課題做出了創時代的貢獻。

 

那麽，在社會主義製度建立起來之後，又該如何進行階級分析呢？這是又一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尚未具體涉及的問題。

 

作為列寧繼承人的斯大林在上世紀30年代就宣布蘇聯消滅了階級而成為無矛盾的社會。一旦麵對實際發生的矛盾，他就以國外間諜論罪。一些理論家引用馬克思，列寧對“階級”的定義，認為階級區分最根本的和具決定意義的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係，既然生產資料所有製問題已經解決了，那麽剝削階級也就不複存在。按照這個邏輯推下去，到了赫魯曉夫時代，連資產階級的殘餘及其子弟也早就沒有了，“全民國家”和“全民黨”自然就提出來了。

 

然而，毛澤東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消滅階級有兩種，一種是作為經濟剝削的階級容易消滅，現在我們可以說已經消滅了；另一種是政治思想上的階級，不易消滅，還沒有消滅”。這種階級鬥爭主要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已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這種鬥爭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需要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才能逐步解決”。

 

這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左、中、右的分析法。毛澤東把是擁護還是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態度來劃分人群，他說：“劃分了，使群眾有一個觀察人們的方向，便於爭取中間，孤立右派。”

 

毛澤東這次對不對呢？這不是一個理論探討能解決的問題，很長時間裏人們對此莫衷一是。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有七十多年曆史並已躍升為超級大國的蘇聯，一夜之間大廈倒塌的轟然一聲，才給這個問題做出了曆史的回答。哪裏有什麽“全民國家”，人們看到的，是原先 “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十幾個加盟共和國分崩離析；哪裏有什麽“全民黨”，連蘇聯共產黨也被宣布為“非法”；至於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則完全被私有製和寡頭經濟所取代。

 

探討蘇聯解體的曆史過程，可以看到毛澤東的許多論斷都得到了驗證。有些人對毛澤東所說的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不以為然，但是，據原蘇共老黨員利加喬夫的反思，在蘇聯演變過程中就出現過這樣的場景：“暴露性文章己形成湍流激浪，席卷整個公眾輿論”，“極右派報刊描繪出來的曆史不是成績和錯誤的多維矛盾集合體，而被全部塗上灰暗的，甚至肮髒淫穢的色調。按照這些報道的觀點，我們的過去從未有過美好的東西，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在這塊土地上忍受著折磨，沉溺在災難之中”。這些赤裸裸地歪曲曆史的言論“使人著魔”，“群眾的思想開始受到某些人的操縱”。正是這種輿論戰開啟了蘇聯的劇變、解體之門。（利加喬夫：《戈爾巴喬夫之謎》）這個情形為毛澤東所說的“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作了最生動具體的注釋。事實證明，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製度下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並不違背馬列經典著作關於階級的論述，因為這種鬥爭最終要導致經濟基礎的變更，由社會主義所有製重新回到資本主義所有製，整個社會重新形成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的的階級對立狀態。其實，列寧也說，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同資產階級鬥爭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來了，由繼續剝奪資產階級的這個極簡單的任務轉到一個更複雜和更困難得多的任務，即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

 

批評毛澤東“把人們劃分為左、中、右”的一些人，認為這個分析法是導致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根源。其實，這種看法把事情完全搞顛倒了，毛澤東這樣做，恰恰是基於他的一貫思想——“把我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的少少的”。在中共早期曆史上，曾經有過一種“中間勢力危險”理論，其源於俄國革命時期對資產階級的判斷。俄國十月革命後，以沙皇為代表的封建勢力崩潰，而資產階級則由於其在民主革命中曾起到過的積極作用而蒙騙了一部分群眾，並據此同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相抗衡。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黨認為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中間勢力是革命最危險的敵人。當時占據中共領導地位的一些人，機械套用蘇聯革命的做法，堅持認為中間勢力是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不僅把資產階級整個列為敵人，甚至還提出“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以及在農村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極端政策。毛澤東反對這些錯誤做法，一再強調“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並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被指責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結果使得中國革命陷入幾近全軍覆沒的危險境地。毛澤東在成為全黨領袖之後，就更加注重對社會各階層，包括敵方陣營，進行“左、中、右”的分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麵前，毛澤東不僅把資產階級區別為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而且還把“親日派大資產階級與英美派大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同時把“許多中小地主出身的開明紳士，即帶有若幹資本主義色彩的地主們”列為“地主階級的左翼”，作為可以爭取和團結的“中間勢力”。（毛選第二卷：《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毛澤東就是在與“中間勢力危險”理論的鬥爭中，構築了作為中國革命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為革命戰爭組織起浩浩蕩蕩的大軍。

 

中國革命勝利之後，進入了社會主義改造的社會大變動時期，如何對待資產階級，就成了擺在中國共產黨麵前的一個新課題。毛澤東采取贖買的辦法，在和平和穩定中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沒有造成社會的動蕩，還實現了工業生產大幅度增長，這在人類曆史上是一個空前的創舉。這種做法，曾被國外及黨內一些人懷疑是右了，“不像十月革命”。毛澤東則回應說：“最後把資產階級化掉，如何可以說右呢？仍是十月革命。”毛澤東之所以采取這種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其根據就在於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進行了“左、中、右”的分析，而不是看做鐵板一塊的敵對力量。基於曆史上的盟友關係，毛澤東誠懇地對他們說：“隻要誰肯真正為人民效力，在人民還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並且是一貫地做下去，並不半途而廢”，“人民是不會把他們忘記的”。毛澤東多次召開與民族資本家的座談會，給他們講清“階級要消滅，個人得解放”的道理，鼓勵他們在愛國主義的共同目標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經過分析，毛澤東認為：在“中國革命的特殊條件”下，在“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強大力量”下，“資本家這個階級的絕大多數(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毛澤東還主張擴大資本家中的左翼力量，“有計劃地培養一部分眼光遠大的、願意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進的資本家，以便經過他們去說服大部分資本家”。（逄先知：《毛澤東傳》）

 

在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毛澤東確實依然強調階級鬥爭的繼續存在，特別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這是不是將階級鬥爭擴大化了呢？這種鬥爭，就其性質和可能導致的結果而言，是很嚴重的，因為它將最終決定中國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兩個前景前麵作何種選擇。如果大多數人的思想都變了，那麽社會主義的成果也就保不住了。如前所述，毛澤東這一判斷的科學性與前瞻性已被後來蘇聯劇變的事實所驗證。但是，毛澤東又一直在說，這一類階級鬥爭“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少數敵我矛盾，主要指現行破壞活動）。而人民內部的問題，毛澤東早就說過，不能用專政的辦法，隻能用說服教育、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辦法來解決。毛澤東認為，共產黨進行這種形式的階級鬥爭主要任務就是要用正確的思想引導和教育群眾，他說：“責任在誰呢？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

 

“四清”運動就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提出要抓階級鬥爭後在全國發動的一場宏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一開始毛澤東就講明，四清是一場“重新教育人的鬥爭”。在專門研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會議快要結束的那一天，毛澤東徹夜未眠，天一亮就急著把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找來，反複叮囑大家“不要性急，不要搞亂了。對於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實行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這一條。”整個四清運動，毛澤東都嚴格規定“不許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員群眾。”“不要搞到工人當中去”，“民主黨派不搞”，“主要是正麵教育。”即使對待犯錯誤的基層幹部，毛澤東也主張用“洗溫水澡”的方法，重在教育，保護大多數，實現對群眾和幹部的兩個“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澤東還說，四清運動不僅要依靠貧下中農積極分子，而且要“團結富裕中農以及或者已經改造或者願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殘餘、富農分子”。在這裏，毛澤東又一次運用了“左、中、右”分析法，他說：“地富本身有左、中、右，地富子弟更有左、中、右”；民兵，“地富子弟進步的也可以要”；貧代會，“地富子女表現好的也要有代表參加”。（逄先知：《毛澤東傳》《毛澤東年譜》）可見，毛澤東的這種分析方法，就是從實際出發，防止打擊麵擴大化，從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最大限度地擴大擁護社會主義的人群，以孤立和打擊對社會主義威脅最大的敵人。

 

什麽是危及中國社會主義前途最危險的力量呢？毛澤東認為，是掌握著大的權力，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控製權，而又脫離人民、高踞於群眾之上、謀取官僚特權而不願搞社會主義的人。這樣的人，權力越大，危險性就越大。毛澤東鄭重地告誡全黨：“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就會變顏色”。毛澤東的這個論斷同樣在蘇聯解體的事實中得到充分的驗證。1991年6月，一個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發表了他對蘇聯解體過程的調查結果，指出，原蘇聯親資本主義聯盟有四個主要群體——知識分子、經濟學家、私人業主、黨國精英（即原蘇共黨內實權人物），而新的資本家階級的絕大部分，出自這個黨國精英集團。俄羅斯100家最大私有企業的創辦者中，有62%是這一類黨國精英。（大衛·科茲：《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製的終結》）至於戈爾巴喬夫及葉利欽之流在蘇聯解體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則早已人所皆知。

 

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方法屢遭質疑而又不斷為曆史所驗證的事實，向我們提出了如何看待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在他自己最喜愛的著作《實踐論》裏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這就是說，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也包括一切人類文明的思想成果），“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麽神秘”，而是為了“改造世界”，為了革命的勝利來“指導行動”；不是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不是“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也不能把“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而是用正確理論的“矢”，來射革命實際問題的“的”；“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這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態度”。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注重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和切實掌握，堅守“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而最關鍵的一條，就是《實踐論》所說的：“隻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

[yongbing1993]

《亦兵亦學亦工》三線建設學生







讀到一篇論文《亦兵亦學亦工 —襄渝鐵路學兵連研究（1970-1973年）》 作者：李德英 1 蔡藝雯 2 劉 凡【轉載】 來自：《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10月第39卷第5期。

【摘要】襄渝鐵路學兵連是襄渝鐵路建設的一隻重要力量，這些學兵絕大多數初中畢業，年齡在 16-26 歲。經陝西省革委會動員，西安、鹹陽等城市和地區 1969、1970 年兩屆初中應屆畢業生和部分社會青年 25 000餘人，到襄渝鐵路陝西段參與建設，在艱苦的環境中進行思想改造和勞動鍛煉，工程結束後，這批學兵由陝西省相關部門統一安排了工作。這些學兵既是民兵又不同於民兵、既是知青又不同於知青，亦兵亦學亦工的複雜身份使他們的三線生活既艱苦又難忘，饑餓、危險、死亡與革命榮譽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那段往事的基調。

近年來，關於三線鐵路網的規劃、布局、建設、影響等問題已有不少學者進行了研究，但對於鐵路工程參與群體的研究較少。尤其是襄渝鐵路學生民兵這一群體，尚未有深入的學術研究成果出現。盡管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這群特殊的知識青年仍未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文學工作者及原學兵連成員以襄渝鐵路學兵連為曆史原型，創作了不少報告文學、散文、詩歌等文學作品⑤ 。這些親曆者的記錄，為學兵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記憶資料，為襄渝鐵路學兵連的曆史研究奠定了基礎。本文擬對襄渝鐵路學兵連組織動員、編製待遇、工地生活和學兵記憶做一探析，以便進一步認識和理解學兵們在三線建設中所麵臨的困窘以及他們克服困難、艱苦奮鬥的精神。

襄渝鐵路東起襄樊，西至重慶，全長915.6公裏，是連接三線重點地區四川省、陝西省與我國中部地區的交通大動脈，在鐵路交通網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 。襄渝鐵路共分三段：東段在湖北，西段在四川，中段也稱陝西段，包括胡家營至達縣部分（含陝西省和四川東部部分地區）。西段於1968年4月開工，東段於1969 年3月開工，中段於1970年3月開工。至1970年二季度，鐵道兵部隊已先後調動23.6萬兵力進入襄渝鐵路工程施工，但勞動力仍然有缺口 。經國務院批準，四川省和湖北省分別動員30萬和14萬民兵支援，然而，陝西省由於陽安鐵路及寶雞峽、馮家山、王瑤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占用了大量民工，可以投入襄渝鐵路建設的人力嚴重不足。

1970年，陝西段開始動工並急需青壯年勞力時，恰逢1969屆和1970屆初中生剛畢業，尚未上山下鄉。時任陝西省革委會主任的李瑞山提議讓這批學生以“勞動鍛煉”的形式參與支援三線鐵路建設，陝西省革委會通過了從這兩屆學生中選調部分人員參與襄渝鐵路陝西段建設施工的方案。1970年6月，負責領導襄渝鐵路陝西段工程的2107工程陝西省建設指揮部成立，經陝西省革委會、陝西省軍區和鐵道兵東段指揮部共同研究決定，“從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屆中學畢業生中選調十六周歲以上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的學生一萬名（女學生不超過百分之十五），由鐵道兵部隊帶領，並配一定數量地方幹部，參加施工，爭取八月份上齊。施工任務完成後，由省勞動部門統一分配工作”[3]3 。隨著襄渝鐵路陝西段修建工程展開，勞動力需求持續擴大，陝西省革委會決定，除1970年動員約 10000名學生赴三線支援外，1971年再次選調15000名學生參與襄渝鐵路陝西段工程建設 。陝西省2107指揮部將其命名為“學生民兵”，在建設工地上，學生民兵連，被簡稱為“學生連”或“學兵連”，學生民兵連隊退場後，政府和社會上稱之為“三線學生連”或“三線學兵連” 。

學兵的動員工作由陝西省革委會總負責，各地方的城市人口下放疏散辦公室直接領導，並由鐵道兵協助完成。其動員範圍為“陝西省內家居城鎮吃商品糧的1969屆、1970屆中學畢業生，社會青年和應下鄉而未下鄉的‘前三屆’畢業生”。此外，鹹陽地區要求原分配到各軍隊農場的初中畢業學生和中央、省屬駐地縣的廠礦企業單位的子弟也加入其中。

在麵向學生的動員工作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令學生及家長理解支援三線建設的意義：第一、認清形勢，加強戰備；第二、修建襄渝鐵路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決策之一；第三、知識青年參加三線建設，是接受工農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觀的極好機會。“

知識青年參加修建襄渝鐵路工程是在解放軍的直接組織領導下進行的，可以親身受到解放軍的教育和培養”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指示是“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這裏的宣傳動員則強調知識青年“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顯然是對毛澤東指示精神的進一步引申，將參與襄渝鐵路建設作為知識青年接受思想改造的一個途徑，可以說，學生參加鐵路建設其實是知識青年改造思想和世界觀的另一種方式，與上山下鄉殊途同歸。

除精神動員之外，三線建設政治動員還有另外兩個特色，即製度動員和物質動員[9] 。製度動員具有強製性，而物質動員則是通過為被動員者解決一些實際困難或給出承諾來完成。對於青年學生和家長而言，他們最為關心的是前途問題。對此，動員單位進行了引導，並給出了承諾。據學兵劉某某回憶，動員條件中，對他們來講最有吸引力的一條就是：支援襄渝鐵路的這兩屆學生，不必參與上山下鄉，“去三線就屬於分配工作”“鐵路工程完工後也會重新安排工作”。陝西省革命委員會的相關文件明確指出：“施工任務完成後，由省勞動部門統一分配工作。”這讓學生和家長消除了顧慮，不必再上山下鄉，就可走上工作崗位，何樂而不為。

另外，動員工作中鐵道兵部隊的軍代表直接表明，“我們這次招去的學兵除了不帶領章、帽徽，什麽都和當兵的一樣”。這使學生有了一種加入學兵，就等於成為軍人的感覺。有學兵稱“做夢都想當女兵”，參與襄渝鐵路的修建工程，當上一名“不穿軍裝的女兵”同樣也是一件很“神氣”的事。

通過講形勢、樹理想、許前途等方式的宣傳動員，絕大多數青年學生對參與三線建設表現相當踴躍，參與修建鐵路的意願強烈。最終，有25809名1969屆、1970屆初中畢業生，分兩批送往秦巴山區的施工地參與襄渝鐵路工程的修建工作。

學兵的糧食、戶籍關係到達駐地後全部轉入襄渝鐵路修建指揮部。按照有關規定，學兵參與襄渝鐵路工程時的糧食均由駐地供應，每人每月45斤；工資為每人每月28元，按月發放；商品供應和棉花供應均按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對待；學兵每月工資的28元中，需要上繳15元作為每月夥食費，可供自己開銷的有 13元。

而同樣被抽調修建襄渝鐵路陝西段的民兵和普通工人的工資則是每人每月38元，技術工人44元。據襄渝鐵路的民兵回憶，“民兵每個月六七八三個標準，吃飯不交錢。同時，部隊按照每人每月38元交給地方，是民兵所在生產隊的每月工分錢”。除了作為工分計算工作量之外，民兵可以得到每個月8元的零花錢。

由此可見，盡管學兵被稱為“學生民兵連”，是民兵的一種類型，但其待遇，與一般民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估計與學兵參加築路工作的性質有關。進行學兵動員時，已經強調學兵到襄渝鐵路，是作為上山下鄉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為了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因此，其身份既是特殊的“知青”，又是特殊的民工，陝西省革委會等機構在考慮學兵的工資待遇時，主要從接受鍛煉和教育出發，能夠維持生活即可。

經過陝西省革委會等機構精心組織和護送，25809名學兵分批、分次來到位於紫陽、安康、旬陽、白河境內的施工地，141個學生連隊在全長近300公裏的襄渝鐵路陝西段上鋪開，與鐵道兵戰士和民兵一起，參與了鐵路修建的所有工種和環節，並成為橋梁和隧道施工的主力軍。

根據檔案資料記載，在工地上，鐵道兵官兵對學兵很照顧，並積極教育，“對學生絕不能簡單的當作勞動力來使用，而是一切著眼於用毛澤東思想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每個連隊派兩名軍代表，“有的還把軍代表派到排、班，對學生連的組織管理教育，一律和解放軍一樣，對知識青年從政治上關心，勞動上幫助，生活上照顧，真正做到了無微不至的關懷，耐心細致的育”。

在鐵道兵指戰員的教育和幫助下，學兵們培養了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優良作風。“不僅學會了砍柴做飯，自己料理日常生活，並且遵照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教導，用自己的雙手在高山峻嶺上披荊斬棘，開出平地，搭起帳篷，蓋起營房，種上蔬菜，養起豬羊”。

在參與襄渝鐵路建設四個月時，就已湧現出不少先進集體和個人，據某部隊統計，在該部隊參加三線建設的3000多名知識青年中，有800多人被評為五好戰士，300多人受到行政嘉獎，評出16個四好排，評出40多個四好班，80%以上的知識青年都寫了入團申請書，有100多人加入了共青團。因而，

1971年2月，陝西省相關機構認為組織知識青年參加三線建設很有必要，同時認為這是知識青年改造世界觀、實現革命化的重要途徑。

與上山下鄉、需要“紮根農村”的知識青年相比，參與襄渝鐵路修建的學兵，從1973年3月開始，到7月中旬，2107工程陝西省建設指揮部分兩批完成了學兵的分配工作。實際參與分配的學兵為24742名，其中69屆9668名（包括選幹524人），70屆15074名（包括選幹461人）。學生分配去向，基本上按照 1972年當年的勞動計劃執行，按部門分：分配國防工辦係統2934名，中央其他單位4380名，省屬單位11193名，地、市單位5860名，省軍區及駐陝部隊3267名；按地區分：分配到西安市9653名，寶雞市4352名，銅川市622名，鹹陽地區、渭南地區2863名，商洛地區175名，安康地區103名[13]5 。據袁培力等人考證，“漢中地區和省外也分配了一部分三線學生”。至此，陝西省相關部門兌現了動員時安排這些學兵工作的承諾。

襄渝鐵路“學生民兵連”成為那個時代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既是民兵，又與普通民兵有所不同，與民兵同工不同酬，“所抽調之民兵、普工每人每月三十八元，技工四十四元，學生每人每月二十八元，實行按月發放”。根據“農忙少上、農閑多上”的原則，民兵由各地區組織，民兵有輪換回家參與農活的機製，而學兵連探親假都沒有；當然，民兵與學兵的前途也不同，工程結束後，民兵繼續回鄉務農，學兵則統一分配工作，所以他們既是民兵，又非民兵。同時，學兵被組織送往襄渝鐵路工地參與建設，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一種形式，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因而他們既是知青，又不同於普通知青。

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希望知識青年在農村的廣闊天地，將知識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同時接受思想和世界觀的改造。陝西省在組織動員學生參與鐵路建設時，進一步引申了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指示意義，從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發展為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因而將組織學生參加鐵路建設以彌補勞動力不足的行為，升華為組織學生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積極進行思想和世界觀改造的行為，從而與黨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

既然都是知識青年，都要接受思想改造，改造的地點可以是農村，也可以是工地。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是知青。但他們與普通知青最大的區別在於安排工作的承諾，“施工任務完成後，由省勞動部門統一分配工作”。這是普通知青所沒有的，當普通知青被要求紮根農村幹革命時，他們在鐵路建設工地上隻幹了兩年多，就統一安排了工作，即使普通知青也有推薦上學、招工、招幹的機會，但這麽大規模的統一安排，絕無可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又不是知青。由此，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這些青年人：民兵，又非民兵；知青，亦非知青。

鐵路學兵連是襄渝鐵路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這些亦兵亦學亦工的學生絕大多數初中畢業，年齡在16-25歲。他們在鐵路工地上得到了鍛煉，為今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很多學兵認為，正是因為他們曆經了鐵路建設艱苦工作的鍛煉，才塑造成了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軍人品格”。學兵們艱苦奮鬥的曆史，可以進一步弘揚“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團結協作、勇於創新”的三線建設精神，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和理解前輩的奮鬥及意義，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做出新的貢獻。

[yongbing1993]

人性中《私》《公》即階級鬥爭







拿人性中的《私》是人皆有之為借口，大興《私》的言行為“合法合利“化，這是中國走資派四十多年中以“改革開放“的核心價值，激發人皆有之的《私》，使之發揮至絕對精致，如“讓少數人先富“，“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學校裏培養“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等等，一切價值觀道德觀都以“自私“，“自我“，“自家“為首，為先。以至於人人都以”自私自利“為核心價值觀。造成今日之中國社會之亂象。

人性中的《私》和《公》之間的鬥爭即《階級鬥爭》。一講到《階級鬥爭》，有人總是誤導說是“窮人“和“富人“，因而有點錢的“富人“就十二萬份地抗拒《階級鬥爭》。其實《階級鬥爭》泛指是：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鬥爭。富人參加共產黨的有之。窮人掌握權力後反共產黨的不少。同一個人中一段時間信仰共產黨，另一段時間為活命可以背叛共產黨的。例如老走資派參加《長征》時會想“讓少數人先富“嗎？新走賢派將軍部長入黨宣示時，想到用軍隊的高級機密出賣給美國嗎？同一個人在不同人生階段的內心存在《私》和《公》之間的鬥爭。這就是《階級鬥爭》。《文革》中為啥要鬥私批修？！

要問什麽是萬惡之源，有人說，金錢不是，金錢隻是被《私》字利用的掩護工具。私字才是萬惡之源。

私字鬧得人心倒了，私有鬧得人心散了! 那麽民心散了, 民心倒了, 私有化觀念，就像毒蛇，緊緊纏裹著人心。

前三十年沒有妓女吸毒的, 難道沒有人想吸毒嫖妓女的! ....... 那時代三反五反文革.....貪腐的官員就少......這就是大環境對個人的關係和影響!

對道德的“傳遞性”如......是人性的生理反映, 是觀察到的一種現象! 在這兒沒有說是對的是提倡的更沒有講是什麽理論! 請看清楚了並且看懂了理解了再發聲行嗎?! 所舉的例子 "在公司受了老板的氣，回家就可以揍婆娘？ “難道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嗎? 不是常有人勸說別把”在公司受了老板的氣”帶回家不就是一種製止嗎! 還弄個什麽"雞生蛋，蛋生雞”顯得不簡單有學問? 好笑不!

然而，情何以堪，一個有著政治終極追求的中國共產黨，由改革開放後在”貓論” ”先富論” ”摸石頭論”......謊言下一直衍化到今天社會道德大滑坡！

想其初，不正是中國人在蒙昧中得到的信仰，如同饑不擇食時得到的一杯羹，衝著未來美好的生活前景，百姓才用最後一個兒子，用最後一顆糧，用小推車，去換取一個新國家嗎。

首先搞清楚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曆史事實再來發聲! 籠通地指責是說不通的! 有人總是口口聲聲喊著民主, 民主不就是人民作主! 那麽就去仔細觀察研究各個時期各個國家的政府的所作作為是否民主了再來指責吼罵也不晚!

什麽是人民？人民，就是組織起來的群眾。

共產黨將群眾組織起來，群眾就變成了人民，建立了人民共和國。後來，有人將人民去組織化，人民又還原成了群眾。當人民還原成了群眾，共和國也就變成了民國。民國之民，一盤散沙，任人淩辱；民國之國，一塊豆腐，任人宰割。毋庸質疑，利益集團怕人民，帝國主義怕人民，他們一定會變著花樣將人民還原成群眾。

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誌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誌。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誌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麽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隻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4]，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們的同誌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今後我們的隊伍裏，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隻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製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裏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今天，重溫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哲理思想，對毛澤東不論是站在朋友、對手還是敵人的立場上，不論你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評論功過是非，都無法推翻超凡脫俗的“為人民服務”的哲理思想，也無法推翻毛澤東曆史偉人的地位，因為，毛澤東不但創造了一個新時代，而且修正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為官之道改革思想，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將長久地影響著世世代代的人、世世代代的統治者。而且，超凡脫俗的“為人民服務”的哲理思想，既是前無古人，同時後來者也將難以突破！

在今日的為官之道上，盡管不少的為官者不要說沒有毛澤東超凡脫俗的“為人民服務”思想，就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為官之道都做不到，反而高高在上地享受“先天下之樂而樂”。由此可見，近年來官場的招聘會出現眾多趨之若騖者究竟為了啥？這就更值得全社會深思了。

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一名普通戰士——張思德的追悼會上發表了一篇重要講演《為人民服務》。從那以後，“為人民服務”不但成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更重要的是“為人民服務”這五個文字不但包含了“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超凡”為民思想，而且去掉了“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享受”思想影子。由此可見，“為人民服務”就是超凡脫俗的為官之道思想，這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始終是父母，官員始終是公仆！幾千年高高在上的帝王號令天下賤民的思想理念從此被毛澤東終結在了毛澤東時代，“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思想也同時把毛澤東推向了超凡脫俗的曆史偉人的位置上。

真正共產黨的為官之道“為人民服務”就是超凡脫俗的為官之道思想，這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始終是父母，官員始終是公仆！

為人民服務徹底走了。

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卻如火如荼。

共產黨的初心變了，把為人民服務變成為人民幣服務了。

周總理在四屆人大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這樣兩段話：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 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 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們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這樣就可以為在一九八○年以前實現上述的第一步設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礎。從國內國際的形勢看，今 後的十年，是實現上述兩步設想的關鍵的十年。在這個時期內，我們不僅要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而且要向實現第二步設想的宏偉目 標前進。國務院將按照這個目標製訂十年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國務院各部、委，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直到工礦企業和生產隊等基層單位，都要發動群眾，經過充分討論，製訂自己的計劃，爭取提前實現我們的宏偉目標。】

從這兩段話中，你看到了什麽？難道不是萬眾一心、所向無敵嗎？？有了這一點，還有什麽奇跡不可以創造呢？有了這一點，就足夠了！

為人民服務：

“人民”就是以工農為主體的勞動群眾。

為人民服務的出發點，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靈魂──階級鬥爭，去提高人們的階級覺悟，去密切聯係群眾，去促成工農群眾的大團結，從而突出工農群眾的社會地位。
工農群眾有了社會地位，這是天翻地覆的大事情，這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於是官民平等、同甘共苦、萬眾歸心、群策群力、群情振奮、希望無限、社會和諧。

讓少數人先富起來：

眾所周知，自從這個事實上的毫不動搖地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特色理論問世以來，不僅從未有過它明確而嚴格的概念，並且，在事實上還有著這樣的強製措施：要不管黑貓白貓的、不問姓公姓私的、不問姓社姓資的、第一桶金原罪不究的、一切向錢看的、一把手說了算的、不換思想就換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有了如此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出發點，就理所當然的會伴隨著這樣的過程：千方百計地取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靈魂──階級鬥爭，千方百計地去 麻痹人們的階級覺悟，千方百計地去利用和縱容“名人”、“精英”們為所欲為 ，千方百計地去限製工農群眾的大團結，千方百計地把工農群眾變成了弱勢群體。

至此，工農群眾哪裏還會有事實上的政治地位？而工農群眾一旦失去了事實上的政治地位，哪裏還會得到事實上的服務和利益？所能夠有的，隻能是依靠出賣勞動力謀生而已。

於是，便自然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兩極分化、官民對立、離心離德、民怨沸騰、治安混亂、外敵入侵。

[yongbing1993]

不信馬列卻在共產黨旗幟下宣誓








是誰抽走了中國社會的道德脊梁？是走資派們經四十多年的打著共產黨的旗號，謊稱“改革開放“，實則《複辟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還號稱“信仰“馬列主義的謊話，以假亂真顛倒黑白，以精致的絕對的利己主義者，兩麵派機會主義手段抽走了中國社會的道德脊梁。

正是大批走資派們既不信馬列卻仍要在共產黨旗幟下宣誓的官員，蛀倒了支撐社會核心價值的脊梁。要嘛真心信仰共產黨, 要嘛信仰資本主義私有大方方向全世界宣布, 現在這樣人不是人, 鬼不是鬼, 掛羊頭賣狗肉, 打著紅旗反紅旗誤導胡弄百姓一時還可以, 長久欺騙將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惡果將會遺臭萬年的! 幾十年來真是這批一代接一代繼承著抽走了中國社會的道德脊梁!

在曾經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信仰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改革開放後的官員說一套，做一套，何其可怕：買官賣官，驕奢淫逸，官商勾結互動……當達到一定社會普遍性，以示範、以感染、以傳遞，「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是看一個人權力的大小和金錢的多少」社會之風就會流行；「一切向錢看，唯利是圖，甚至不惜生命」的社會風氣就會形成。事實上，道德的形成既發生在個體間傳遞，也發生在社會機製對個體的影響與轉化。

公平正義的社會容易培養品行兼優的公民，不公平不正義的社會，公民不會認同社會價值觀，相反容易滋生灰暗心理報複社會。什麽抽去了我們社會道德的脊梁，是這樣人不是人, 鬼不是鬼, 掛羊頭賣狗肉, 打著紅旗反紅旗誤導胡弄百姓因而沒建成和維持好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不公平不正義」一點點蠶食掉社會核心價值的支架。

這些年，上層頭頭們打著紅旗反紅旗誤導胡弄百姓, 人們利用中國的社會轉型和改革，無意成了權益集團假改革之手，行集團利益最大化之實，諸多改革，受益的總是體製內，受害的總是百姓。至以造成底層人對改革的恐懼症－今人感歎的是，就在今日今時，還能見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官員嗎? 還能見到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貧下中農當家作主的影子嗎?

「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如此庸俗化的「功利主義道德觀」作為理論，作為一個政黨的指導思想, 作為一個國家的建國方針簡直可笑到了極點! 而「共同富裕」的「約定」卻被「淡化」：一方麵GDP至上，透支環境，透支後代，甚至采取了不公平不道德損害百姓利益手段；另一方麵，隻講“抓老鼠”不講“合理分配老鼠”，一個資源屬於全民的國家，極少數人利用資源壟斷或權力，獲取絕大部分利益，尋常百姓隻得到小部分利益或無利益，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老百姓“生不起，讀不起，娶不起，住不起，死不起”，而要全民經商全民競爭, 在窘迫的生存空間中，每個人都要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因而弱肉強食叢林法則, 完全走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化的道路, 而口頭上宣稱是共產黨的信仰, 實際上做的是另一套! 人世間最可恨的就是“說一套做一套”的大騙子!

共產黨是自認為是相信唯物主義同時又崇尚科學的，然而，改革開放後的民俗民風又恢複到舊社會的四舊之中, 很多政府官員如同普通民眾一般燒香拜佛算命相鳳水成風, 因此各類大師前仆後繼層出不窮, 婚喪黑白大操大辦.........搞得整個社會汙煙障氣俗不可耐! 全社會道德無底線出現了許多如黑磚窯童工, 有毒奶粉, 豬瘦肉精……，假, 詐, 騙，......遍地開花。

源自共產黨信仰的道德，連結文化、政治，其實也關聯經濟。新中國成立後的二十多年裏提供了最重要的動力，促進了社會主義理性化發展，那麽改革開放後的幾十年來，一個抽去脊梁而坍塌的社會道德體係，隻能阻礙國家經濟的理性發展。當人們憎恨官員說謊話、空話，痛恨餐飲業無良，抱怨製造業浮燥時，無妨看一看前三十年的所作所為! 從現實來看，做正確的事比做不正確、不符合道德的事更難。

現在我們除了錢外什麽都沒有，精神確實很虛無。道德連結文化、政治，是大命題，忙碌於生計的百姓不會對之做學究式探求，隻會感知現實來調節自身的道德底線，重要的，他們是以各種管道來相互傳遞各自生存法則。以職業道德為例，在《社會主義職業道德》書裏，對道德「傳遞性」給予了大致如下的描述：

一個受到領導不公平對待的醫生，可能將怨氣撒給病人；一個滿腹怨氣的售票員，可能將怨氣撒向乘客；一個有怨氣的老師，有可能將怨氣撒向學生…

今天的現實恐怕遠比上述圖像惡劣：一個愛受賄的領導幹部，他手下的醫生可能敢向病人索賄；一個被索賄的老師，可能坦然接受學生家長行賄……所有「被潛規則」的人，都可能要去「潛規則」他人；當占有社會主體的崗位任何人都能腐敗時，全民道德崩塌危機就在眼前。

中國共產黨有政治信念的政黨，政治信念是對政治體係及其理論認同、敬仰基礎上，形成的自己言行價值觀，並且身體力行。按說，透過製度推行的信仰，能發揮對社會的凝聚、導向和感召力。

想其初，不正是中國人在蒙昧中得到的信仰，如同饑不擇食時得到的一杯羹，衝著未來美好的生活前景，百姓才用最後一個兒子，用最後一顆糧，用小推車，去換一個新國家嗎。

然而，情何以堪，一個有著政治終極追求的中國共產黨，由改革開放後在”貓論” ”先富論” ”摸石頭論”......謊言下一直衍化到今天社會道德大滑坡！

我們沒有上帝，我們有5000年的古代文明，其核心儒家思想對後代影響最大。始終走不出封建專製循環的中國，讓許多新舊知識分子憤怒異常，有道是“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

缺德的人和事首先出現在新聞裏，幾乎所有的新聞都是無聊或搞笑。政治可以編段子，有人把新聞聯播概括為：前 十分鍾領導人接見，訪問; 中間十分鍾中國人民生活很幸福; 後十分鍾，國內外的搞笑和國外的普世價值。在經濟數據新聞裏幾乎多是謠言，一會兒房價一定要降，另一會兒房價必定要降，房價不降，......房價還在漲，......誰看見了真相? 新聞就像電視劇，年季有影帝。

缺德的人和事其次出現在各級各類謀體上的是陰暗，憤怒。官員腐敗，金融大鱷又侵吞巨款逃離大陸，演藝明星二胎，裸照，竊聽門，黃賭毒，網癮…

缺德的人和事再次出現在各級各類謀體上的是無情，寒冷。老人倒了不敢扶，裝死裝病碰瓷，計程車司機奸奸女學生，小學生跳樓，教師自殺，井底住了二十年…

所有的新聞謀體報導的多是負麵訊息，給人負麵感受。人看著這些訊息，心裏可不是滋味了。

回顧改革開放幾十過去的曆史，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句是「民心倒了，就扶不起來了」。民心為什麽倒了?

還有早年的一句，「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人心為什麽散了? 這都是誰鬧的?

從建國到文革結束，三大改造，生產隊，合作社，人民公社…哪一步不是黨和人民齊心協力奔向社會主義?!

從八一年的三中全會為拐點，改革開放吹響了號角，特區破冰；到大刀闊斧鼓勵走出去，引進來，城鎮化; 到進一步深化改革，殺出一條血路; 到鐵路私有化，外資進入國命脈產業; 到農民分田到戶......一路走來越來越背離了共產黨的初心, 人心散了, 民心散心, 還能扶起來嗎?

天 下為公，世界大同，正是為公，才有無數先烈為公有、共產主義拋頭顱，灑熱血!

正是為公，那個時代才湧現出了無數的公仆，黨員，勞模！正是為公，才從一窮二 白的爛攤子上，營造出驕人的業績;

正是為公，人們才不敢也不願腐敗;

正是為公，才讓跪了近一個世紀的中國人，站了起來! 正是為公，人們有信仰 ，有理想，才有了讓人無限懷念的那個時代! 人心為公，天下大同!

而今，私字當頭。

要問什麽是萬惡之源，有人說，金錢不是，金錢隻是私字利用的掩護工具。私字才是萬惡之源。

私字鬧得人心倒了，私有鬧得人心散了! 那麽民心散了, 民心倒了, 共產黨無根而為能不倒嗎?

私有化觀念，就像毒蛇，緊緊纏著人心。

因為私有化，國企宣布破產，工人解散下崗;

因為私有化，該退休的 老人不能退休，繼續打工，該上崗的青年，無崗可上;

因為私有化，黃賭毒重返華夏，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再次活躍;

因為私有化，人心膨脹， 物欲橫流;

因為私有化，七、八十歲的老人被迫賣菜、蹬三輪;

因為私有化，才有了黨員忘記黨章黨綱，官員忘記為人民服務，人民活的沒有尊嚴;

因為私有化，才有了農民 工辛苦一年討薪無果痛哭流涕，服務員離鄉打工無故失蹤;

因為私有化，中國人民肩上又擔負起一座座大山;

因為私有化，才有 了貧富懸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因為私有化，中國人才活不起，死不起，生不起，病不起，一心隻為人民幣;

因為私有化，才有了白領每月賺萬元覺得不夠花， 有危機感，過勞死;

因為私有化，中國才成了人們口中的“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中美兩國是夫妻關係”；

因為私有化，站直了的中國人為了錢，為了生計，又跪了下去…

痛哉中華!

公有，私有，公道自在人心。

[老歌好聽]

可悲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