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沒落消亡國民黨馬英九阿Q自嗨
1950年，蔣介石：“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根據1950年10月台灣國防研究院出版的《蔣總統集》第二冊（演講），1950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莊對國民黨幹部講話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已成了亡國之民。”
1949年1月21日， 南京中央社播發了蔣介石聲明：“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本人因故不能視事……決定身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攜蔣經國乘機直抵台灣。至此，號稱擁有八百萬軍隊和五百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徹底失敗。
離開大陸前，蔣經國慨歎道：“大好河山，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到台灣後，蔣介石慨歎道：“我們的整個大陸都淪陷了，究竟我們大陸的這種悲劇，這種浩劫，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首先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平定戰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共軍事受到了挫折。”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
蔣介石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誌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
蔣介石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
蔣介石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國軍的作戰不力。
蔣介石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麽能不被敵人所消滅？”
蔣介石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沉痛之情與反省之意，蔣介石說：“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過氣的馬英九訪問中國大陸。一路上高呼《中華民國》如何如何，又能如何呢？隻是阿Q式自嗨而己。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也沒有反對聲，於是過氣的馬英九更是阿Q式自嗨了。國民黨的徒子徒孫們也開始阿Q式自嗨了。且不去猜測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為什麽不反對馬英九如此高調高呼《中華民國》。隻說結果：還是民進黨上台執政了。國民黨沒戲。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又一次幫倒忙。還要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嗎？
阿Q能給國民黨帶來什麽啟示？阿Q向吳媽求婚，然後被趙家趕著出去，賠的隻剩一件褲子了。阿Q的心境，沒有衣服穿，所以覺得寒冷，寒冷這個東西是沒法用精神勝利法驅逐的。女人們對他的態度都起了變化，他雖然用精神勝利法告訴自己，這些女人都學習了小姐模樣，但是自己的性本能前不久才被喚起過，所以現在女人們像躲瘟神一樣躲她，他還是會覺得很無奈。因為自己的生存條件變得惡劣了，沒有辦法恰飯了。沒落消亡國民黨馬英九阿Q自嗨。
過氣的馬英九訪問中國大陸。多次提到孫中山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的曆史當從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開始，到今天已有一百多年了。國民黨成立的宗旨，是成為一個領導中國革命的先進政黨。然而如何革命呢？孫中山最初手中並沒有什麽法寶，主要是利用私會黨的力量進行單純的軍事冒險。孫中山在創立同盟會之前，曾於1894年在夏威夷組織了類似會黨性質的興中會，興中會在發動武裝鬥爭之前，注冊會員隻有100多人，並且接近半數是孫中山的同鄉。會內財產少得可憐，與日後國民黨龐大的黨產不可同日而語。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將若幹革命團體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同盟會仍是一個普通會黨的名稱，這個選擇反映出孫中山對會黨的偏愛，同盟會甚至還沿用了三合會的暗號。
孫中山屢敗屢戰的血淚奮鬥終於感動了“上帝”──中國民眾。經武昌首義，龐大的清帝國像紙糊的房子一樣頹然坍塌。1912年8月25日，同盟會宣布與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統一共和黨、共和實進黨等小黨聯合，組成國民黨，一時間聲勢大振，成為中國政壇第一大黨。1913年11月，袁世凱成為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後，下令解散國民黨。1914年，孫中山召集國民黨內激進力量成立中華革命黨，樹起反袁旗幟。1919年，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1927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建立後，中國國民黨正式開始了它執政的曆史。
國民黨執政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孫中山1905年在《民報》發刊詞中所闡述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正式確立三民主義為黨的主義。同年6月孫中山對黃埔軍校發布訓詞：“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谘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這一訓詞於1928年被定為國民黨黨歌，1937年更被確定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國歌，至今在台灣猶然，隻不過民進黨“總統”還認不認國民黨的黨歌為“國歌”，還是一個問題。黨國不分，終究會出一些麻煩。
國民黨是一個滿口“革命”、滿口“國家”的政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清楚地指出：“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於顛覆滿洲而已；乃在於滿洲顛覆以後，得從事於改造中國。”
曆史給了國民黨機會來改造中國，國民黨和它的主要領袖蔣介石在北伐勝利後以及抗戰期間的威望，也數度達到頂峰。不過，這個黨有一個不好的習慣，那就是視天下為黨產，心胸狹窄，一味地排斥異己。一位外國學者發現，在國民黨的特殊字典上，革命有一種確定的含義：誰反對在國民黨內占優勢地位集團的政策，他就是反革命。(易勞逸：《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
當時一位外國觀察家批評說，奢侈與豪華似乎是國民黨官員特有的生活方式，他們住在南京的漂亮住宅裏，用轎車接送子女上學，銀行裏的存款絕大部分屬於官吏們及其親屬。不少生活優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娛樂生活死氣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適生活。貪汙成了南京政府最顯著的特征。有人甚至說，共產黨的力量就來源於農民對政府腐敗和弊政的痛恨。黃埔係將領中喊出： “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澤東。此處無人要，延安去報到。”這個《中華民國》政權最終在1949年徹底崩潰，敗退台灣。
今日國民黨在台灣既失敗又分裂一樣，國民黨在大陸時期也多次發生過分裂，國民黨的分裂和失敗一樣值得探究。
國民黨從同盟會時期起，就始終是一個缺乏黨內民主而又派係林立的政黨，而派係間的分歧常常演化成激烈的政爭甚至軍事衝突。國民黨執政後，由於成為黨內的主流派就意味著取得國家的控製權，派係鬥爭一度空前激烈，不惜生靈塗炭，而輸了不過是下野、出國考察、回老家稱病而已。
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分裂，主要原因是政治權力的分配糾紛，與蔣介石具有同等資曆和相近威望的國民黨重要成員，窺視最高黨政職務，揪住當政者的過失不放，或另組“改革力量”，或依附地方軍事強人，向當權者發起了一次又一次挑戰。蔣介石的三次下野(1927年8月、1931年12月、1949年1月)都暴露出國民黨權力鬥爭的難以調和。而對失敗者不取其性命，給予退路，是國民黨黨內鬥爭大體遵守的遊戲規則，這主要是黨內權力製衡的結果，必要時雙方還可互相利用，共享權力。
國民黨“革”了近百年的“命”，以民生為“革命”要旨之一，可是到頭來自己卻成了台灣最大的財團。今年年初台灣財訊月刊出版了《拍賣國民黨──黨產大清算》一書，指目前國民黨主控的企業高達66家，轉投資300多家，總資產逾新台幣6000億元，堪稱全球最富有的政黨。
國民黨直接涉足商業，巧取豪奪，性喜金錢，必然會走到用金錢來玩政治、用政治來搞金錢的地步。收買選票、收受政治獻金、與企業或黑道做權錢交易，“黨庫通國庫”已是公開的秘密，並且為國際社會所詬病。而在黨內，李登輝排斥異己的一言堂作風，也使得精英流失，民眾側目。
此次台灣領導人選舉，兩岸關係是最主要的現實課題，但不是唯一的現實課題。民主進步黨正是死死揪住國民黨的黑金政治不放，以“清流共治”爭取民心；而人民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也就甘冒風險讓國民黨下台一次。在民主進步黨的競選廣告中，一位婦女說：“政黨輪替好像家裏大掃除，沙發不搬開，就不知裏麵藏了什麽髒東西。”
國民黨過去自稱“革命黨”，現在卻被人稱為“百年老店”。從“革命”到“開店”，金錢越來越多，前途越來越窄，輸給民進黨，也就不足為奇了。
美籍港人孫中山棄醫鬧革命，向清皇朝造反以武裝推翻之，屢戰屢敗之後，聯合清皇朝叛臣袁世凱，最後裏應外合後成功。建立新政府。
《中華民國》：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定國號為中華民國，首都為南京，改用陽曆。同時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以五色旗為國旗。袁世凱不同意，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共四十三天。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己亡。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二屆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自鎮壓孫中山的第二次革命後，即迫使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後又解散國會。1914年﹐袁世凱召開約法會議，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製定《中華民國約法》﹐改責任內閣製為總統製，大權獨攬。隨即廢除國務院，改設政事堂，並設參政院代行立法權。
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被迫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首都遷至北京。
《大清帝國》：袁世凱複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複辟帝製，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並下令廢除民國紀元，改民國5年（1916年）為“洪憲元年”，史稱“洪憲帝製”。
袁世凱接受帝位後，隨即封官晉爵，改總統府為新華宮，並發行一種以他的頭像和龍作圖案的紀念金幣和銀幣，準備於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袁帝製自為的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雲南宣布獨立》：反帝製運動在深入發展。12月25日，唐繼堯﹑蔡鍔﹑李烈鈞在雲南宣布獨立，討伐袁世凱背叛共和，護國戰爭爆發。袁世凱放棄洪憲帝製，恢複“中華民國”年號，但仍然想當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並起用段祺瑞為國務卿兼陸軍總長，企圖依靠段團結北洋勢力，壓製南方起義力量，但起義各省沒有停止軍事行動。5月下旬袁世凱憂憤成疾，同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北洋政府》：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稱北京政府，是指北洋軍閥在政治格局中占主導地位的中國中央政府。
《北洋政府》也是中國繼清朝滅亡後第一個被國際承認的中國政府。
袁世凱死後，北洋各部分崩離析，皖係、直係兩大派係先後控製中央政府，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北洋政府又被迅速壯大的奉係軍閥控製。
《北洋政府軍閥混戰》：軍閥是指由自成派係的軍人組成軍事集團，他們通過軍事手段割據一方，並實際控製其割據地的行政、司法、教育、稅務等政府事物，名義上，軍閥服從國家政府，但實際上根本無視國家中央政府的存在，隻服從於其軍事首領，與國家中央政府各行其政甚至分庭抗禮。
北洋軍閥的誕生，最早孕育於李鴻章的淮軍。1895年袁世凱天津小站練兵，到1912年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奠定了北洋軍閥的基本框架。1928年東北易幟，則標誌著北洋軍閥的衰亡。
袁世凱稱帝失敗身亡後，無人具有足夠威望和能力統領全部北洋軍隊及政權，各大出身於北洋新軍的軍頭以所帥軍隊為主要力量搶奪地盤建立勢力範圍。雖然名義上接受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的命令，但實際上各自格局，並搶奪、控製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政權，故這一時期稱為北洋軍閥時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軍閥政府簡稱《北洋政府》。
北洋軍閥分裂為皖係、直係、奉係三大派係。北洋軍閥的特點是封建所有製的人身依附為屬性，經濟上依靠外國列強和大地主。
《皖係軍閥》：因首領段祺瑞為安徽（簡稱皖）人而得名，是北洋軍閥嫡係分支，袁世凱死後，迅速奪得北京政權。主要人物有徐樹錚﹑靳雲鵬﹑段芝貴﹑傅良佐﹑倪嗣衝、盧永祥等。皖係在日本的支持下，控製皖、浙、閩、魯、陝等省。在北洋三大派係中，皖係最先興盛，亦最早衰敗。1920年7月直皖戰爭，皖係一敗塗地，一蹶不振。1924年，皖係最後的軍閥盧永祥為新直係齊燮元、孫傳芳等擊敗，皖係勢力從此在政治與軍事方麵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
《直係軍閥》：直係軍閥領袖大多出身直隸省，故稱為“直係”，政治上親英美，代表舊地主。主要代表人物有馮國璋、曹錕、吳佩孚等。
直係軍閥在英美的支持下，控製長江中下遊的蘇、贛、鄂及直隸和西北等地。1926北伐戰爭中，吳佩孚孫傳芳被北伐軍擊敗，直係到此消亡，大部分在北伐戰爭中被收編或遣散。
《奉係軍閥》：因首領張作霖出生在奉天故稱奉係。奉係並非北洋軍閥嫡係，其出身為清末招安組成的奉天巡防營。奉係軍閥以日本為靠山，占踞東北三省。主要將領分兩派，舊派包括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馬占山等；新派以張學良為首，又分為以楊宇霆、薑登選為中堅的士官派和以郭鬆齡、李景林為首領的陸大派。此外，著名的“狗肉將軍”張宗昌於1921年投靠奉係，屬於奉係旁支。皇姑屯事件之後，統治中國東北的奉係軍閥將領張學良，於1928年12月29日通電全國，宣布：東北從即日起遵守三民主義，服從果民政府，改變旗幟（將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換成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標誌著北洋軍閥時代的結束。
《其他派係軍閥》：山西的晉係軍閥閻錫山，徐州一帶張勳的定武軍，西南的滇係軍閥唐繼堯、桂係軍閥陸榮廷等，都在外國列強操縱下，爾虞我詐，爭鬥不已，甚至於民國海軍也曾割據福建部分地區。
《新軍閥時期》：東北易幟標誌著中國名義上的統一，但軍閥實力一直存在，包括北洋時期的一些雜係力量，一直延續到1949。貫穿1911～1949整個時期。因占據中央名義的北洋軍閥倒台。這段時期稱為新軍閥時期。相比於北洋政府的舊軍閥時期，新軍閥時期有了為形式上更為統一的中央政府，經濟基礎由傳統列強和大地主轉換為大買辦和大地主階級。同時，利益糾葛更為複雜，衝突戰爭戰爭更為激烈，其程度遠超北洋軍閥時期。
《滇係軍閥》：1907年9月創辦的雲南陸軍講武堂，可以看做滇係軍閥的根基。主要代表人物有：蔡鍔、唐繼堯、李烈鈞、龍雲、顧品珍等。辛亥革命爆發後，蔡鍔將軍出任雲南督軍，創立滇係軍閥雛形，後由唐繼堯繼任督軍。隨著蔡鍔逝世，唐繼堯全麵掌握滇軍，並利用護國戰爭、護法運動，不斷派兵進占貴州、四川等省，轄鎮滇、黔兩省，後向四川擴張。
《粵係軍閥》：粵係軍閥政治上大都親孫中山，代表人物有陳炯明、許崇智、張發奎、李濟深、陳濟棠等。粵閥最早是由孫中山1917年7月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時組建。之前，廣東為滇、桂係軍閥和受北京北洋政府支持的本地勢力角逐，並無統一的粵軍。
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粵軍總司令，擴編為2個軍3個師共15個旅，陳炯明、許崇智分任軍長。1922 年6月，陳炯明發動武裝叛亂後，粵軍分裂為兩派。
後蔣介石聯合李濟深排擠許崇智，許崇智逐漸退出曆史舞台，麾下部分武裝力量後來演變成為中央軍嫡係部隊。
《桂係軍閥》：桂係是指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先後以廣西為統治基地，以廣西籍軍政人物為主要代表的軍政集團。按代表人物來分，可以分為以陸榮廷為代表的“舊桂係”，以及以李宗仁、白崇禧為代表的“新桂係”。
《湘係軍閥》：湘係軍閥可追溯到曾國藩時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譚延闓、程潛、趙恒惕、唐生智、何健。湘係軍閥在發展過程中，其主要將領和軍隊多依附中央政府，和粵係軍閥一樣，具有半中央化的特點。
《川係軍閥》：1918年，以四川靖國軍總司令名義攝行四川軍民兩政的熊克武，決定按各軍駐防地區，劃撥地方稅款，由各軍自行向各縣征收局提用，作為糧餉之需。四川軍閥防區製由此形成。因各軍駐防日久，不僅在防區內提取糧餉，還幹預政事，委任官吏，預征賦稅，致使各防區成了軍閥割據的“獨立王國”。
《晉綏軍閥》：晉綏軍，又稱晉軍、閻軍，主要活動在山西、綏遠以及華北地區，核心割據地區為山西，其次綏遠，故稱晉綏軍。
在新軍閥時期，晉綏軍因蔣介石政治手段，先後分離出商震、傅作義等部。1949年1月，傅作義將軍促成北平和平解放，餘部逐步改編，所部消亡。
《西北軍》：曆史上有兩個西北軍，一個是馮玉祥國民軍；一個是楊虎城的17路軍。
《黔係軍閥》：黔係軍閥也是西南軍閥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馬家軍》：馬家軍，民國時期實際控製中國甘肅、寧夏、青海等地的地方軍閥名稱，合稱為“西北三馬”，即青海馬步芳（青馬），寧夏馬鴻逵（寧馬），甘肅馬鴻賓（甘馬）。
《新疆軍閥》：新疆軍閥按統治者順序分為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三個時期。
《中華民國軍政府》：孫中山於1917年9月在廣州成立的政府。正式稱中華民國軍政府。1918年7月5日，改組後的軍政府成立，實權落到桂係軍閥手裏。他們壓製、排擠親近孫中山的伍廷芳、唐紹儀。8月19日推岑春煊為總裁會議主席。軍政府的大權被篡奪，孫中山護法運動告失敗。此時，孫中山才認識到南北軍閥猶如“一丘之貉”。它也可為談論政體、製度，隻看形式上的民主性而不察其實質者鑒。
《滿洲國》：1932年滿洲國成立，3400萬其中漢族83%，蒙古和滿族總共就15%。日本和朝鮮人2%，剩下就是其他民族。偽滿洲國握著實權的是日本人。鴉片在滿洲國也是相當重要的作物。除了無償強迫滿洲勞力勞動，在工礦企業中滿洲當地員工的薪水與日本雇員相比也相當低。對比1931年撫順煤礦職工工資水平可以發現，日本雇員的工資水平遠高於滿洲本地人。滿洲國經濟大多操控在日本資方手中，而工人則大多為非日裔平民。工人工作環境惡劣，薪資經常受到壓榨，世界曆史上最大的礦難本溪湖煤礦爆炸就發生在滿洲國時期。
日本731生生化武器部隊的人體實驗造成約58萬人死亡，其中受害者以中國人為主。關押在戰俘營的數以千計的男人、女人、兒童和嬰兒接受了活體解剖，通常沒有麻醉，通常以受害者的死亡告終。囚犯在感染各種疾病後對其進行活體解剖。研究人員對囚犯進行侵入性手術，摘除器官以研究疾病對人體的影響。
《汪偽國民政府》：汪偽國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6日），又稱汪偽政權等，是抗日戰爭期間以汪精衛（本名汪兆銘）等投靠日本的中國國民黨黨員為首建立的政權，其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名，實際上則是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扶持的傀儡政權之一。
1938年12月8日，汪精衛托詞到昆明進行演講，按預先策劃好的叛國降日路線，先飛到“雲南王”龍雲管轄的昆明，再轉飛越南河內。12月18日，汪精衛夫婦和曾仲鳴﹑周佛海等逃離到越南河內後，發表降敵“豔電”。1939年4月，由日本特務秘密護送汪等進入上海。1940年3月30日，南京舉行所謂“國民政府”還都儀式，正式成立傀儡政權，汪精衛擔任該政權的“國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長，周佛海、李士群為主要成員。“汪偽國民政府”一度遙奉重慶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為主席，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長。1943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慶車禍身亡後，渝方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同時在南京"轉正"。1944年汪精衛在日本病死，陳公博繼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6日，偽“國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陳公博為首的一批漢奸頭目先後被處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6日）是中國共產黨在蘇聯和第三國際的支持下，於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政體。先後轄有18省、4直轄縣。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延安》：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蘇區成立，主席毛澤東，定都瑞金（中央蘇區-瑞金縣），以中國工農紅軍作為國家的武裝力量。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隨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同月，組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統一領導中央蘇區留守軍民的鬥爭。
1935年5月，中共西北特委組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體製演變為聯邦製。10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抵達陝甘蘇區。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變更對外名義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12月，中華蘇維埃政權改國名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宣布遷都延安。
《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是孫文（即孫中山）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2月13日。共43天。
《中華民國》最後一任代總統是李宗仁。任期：1949年1月21日-1950年3月1日。共一年多。
中華民國《次任臨時大總統》是袁世凱（任期：1912年3月10日——1913年10月6日）。1914年頒布《中華民國約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稱皇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建元洪憲，史稱“洪憲帝製”。此舉遭到各方反對，引發護國運動，袁世凱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後宣布取消帝製。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歸葬於河南安陽。不過這時的《中華民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北洋政府》。
《中華民國》大總統是公元1912年—1928年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國家元首的稱呼。
初屬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也是首任臨時大總統為孫中山。
民國元年（1912），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次年（1913年）10月10日後，袁世凱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
民國5年（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猝逝後，《中華民國約法》被廢止，恢複責任內閣製，大總統為不負實際行政責任的國家元首，此製
一直延續到民國13年（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時為止。
中國國民黨政府北伐後中華民國大總統一職被國民政府主席取代。
完整的《中華民國》最後一任代總統是李宗仁。
1949年1月1日，蔣介石發布元旦文告。1月4日，蔣介石到傅厚崗拜訪李宗仁，詢問對時局之處置意見，要求李出麵主持與中共談判，表示自己五年內不幹預政治。1月11日，張群同白崇禧在漢口繼續會談，張群稱：“總裁強調這樣一種見解，就是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戰而後能和。”1月19日，蔣約見李商談時局，表示引退。
1949年1月21日，李宣布就代總統職，聲明願就毛澤東所提八項條件即行開始商談；旋即下令撤銷總動員令，停止戒嚴法之實施，改各剿匪總司令部為長官公署，並釋放政治犯。
1月24日，李表示：“決促進和平實現。”李又飭令行政院長孫科辦理“七大和平措施”：一，將各地“剿匪總司令部”一律改為“軍政長官公署”。二，取消全國戒嚴令，接近前線者，俟雙方下令停止軍事行動後再行取消。三，裁撤“戡亂建國總隊”。四，釋放政治犯，五，啟封一切在戡亂期間因抵觸戡亂法令被封之報館、雜誌。六，撤銷特種刑事法庭，廢止刑事條例。七，通令停止特務活動，對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
1月27日，李宗仁親電毛澤東，“促其迅速指定和談代表與談判地點”。並謂南京“政府業已承認，以貴方所提的‘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
同日，李宗仁和白崇禧之私人代表劉仲華、黃啟漢在北平頤和園向中共代表葉劍英轉達李、白之秘密口信，表示願以和平方式加快勝利進程；首先實現局部和平，及與中共並肩作戰。切實在八項條件下裏應外合，推動全麵和平。
《中華民國》和《北洋政府》曆任總統（元首）列表：
1912年1月1日-1912年2月13日， 孫文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第1任 中國同盟會。
1912年3月10日-1913年10月10日 袁世凱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臨時大總統 第2任 北洋政府，共和黨。
1913年10月10日-1916年1月1日 袁世凱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大總統 第1任 北洋政府，進步黨。
1916年1月1日-1916年3月22日 袁世凱 皇帝 這裏也不是《中華民國》，而是 《中華帝國》，進步黨。
1916年3月22日-1916年6月6日 袁世凱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大總統 再任 北洋政府，進步黨。
1916年6月7日-1917年7月1日 黎元洪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大總統 繼任 北洋政府，進步黨。
1917年7月6日-1918年10月10日 馮國璋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大總統 代理 北洋政府（直係）。
1918年10月10日-1922年6月2日 徐世昌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大總統 第2任 北洋政府（皖係）。
1922年6月2日-1922年6月11日 周自齊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署任大總統 署任 北洋政府，交通係。
1922年6月11日-1923年6月13日 黎元洪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大總統 複任 北洋政府，研究係。
1923年6月14日-1923年10月10日 高淩霨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代總理署任大總統 署任 北洋政府。
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0月30日 曹錕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大總統 第3任 北洋政府（直係），津保派。
1924年11月2日-1924年11月24日 黃郛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代總理署任大總統 署任 北洋政府。
1924年11月24日-1926年4月20日 段祺瑞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臨時執政 第1任 北洋政府（皖係）。
1926年4月20日-1926年5月13日 胡惟德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代總理署任臨時執政 署任 北洋政府。
1926年5月13日-1926年6月22日 顏惠慶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總理署任大總統 署任 北洋政府
1926年6月22日-1926年10月1日 杜鍚圭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代總理署任大總統 署任 北洋政府（直係）
1926年10月1日-1927年6月16日 顧維鈞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代總理署任大總統 署任 北洋政府
1927年6月18日-1928年6月3日 張作霖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陸海軍大元帥 第1任 北洋政府（奉係）
1928年2月7日-1928年10月10日 譚延闓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 第1任 南京政府，中國國民黨
1928年10月10日-1931年12月15日 蔣中正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 第2任 南京政府，中國國民黨
1931年12月15日-1932年1月1日 林森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 代理 南京政府，中國國民黨
1932年1月1日-1943年8月1日 林森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 第3任 南京政府，中國國民黨
1943年8月1日-1943年10月10日 蔣中正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 代理 南京政府，中國國民黨
1943年10月10日-1948年5月20日 蔣中正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 第4任 南京政府，中國國民黨
1948年5月20日-1949年1月21日 蔣中正 《中華民國》總統 第1任 南京政府，中國國民黨
1949年1月21日-1950年3月1日 李宗仁 《中華民國》代理總統 代理 南京-台北，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1912年—1949年，簡稱“民國”。
《中華民國》，位於亞洲東部、東臨太平洋，是從清朝滅亡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期間中國的國家名稱和年號。《中華民國》是辛亥革命即舊民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後建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在南京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各省代表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月中華民國在南京正式建立 。隨後臨時政府遷京，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政權建立 。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推動孫中山於1924年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新三民主義的三大政策，進行北伐戰爭，推翻北洋軍閥統治。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全國性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逃亡重慶為陪都。1946年5月，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隨後蔣介石發動全麵內戰。
1949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繼1901年元旦孫中山向東京學界及國際社會宣布“中華民國”為革命成功之後的國號後，1906年同盟會開會追認，獲一致通過。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不久宣布成立“中華民國”。
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正式宣布使用“中華民國”之國號。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創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明確表示：中華民國
“民國者，民之國也。為民而設，由民而治者也。”
表明中華民國政府之設立，完全是為了代表全國各族人民管理國家，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應該屬於全體國民。
孫中山在1916年作過全麵闡述：中華民國
“何以不曰中華共和國，而必曰中華民國？此民字之意義，為仆研究十餘年之結果而得之者。歐美之共和國，創建遠在吾國之前，二十世紀之國民，當含有創製之精神，不當自謂能效法於十八九世紀成法而引為自足。……國民者，民國之天子也。”
“民國”與“共和國”的本質是一致的。孫中山心目中的共和國與歐美並不完全相同，他認為應該創造性地學習西方，要避免歐美諸國的弊端，而在國號之中以“民”字直接表示民權，比“共和”之意義更為積極和鮮明。
中華民國的建立不同於此前中國的君主王朝，它是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鬥爭而建立的共和國家。
19世紀末年，由於清朝腐敗不堪和資本主義列強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陷入嚴重的民族危機。先進的中國人紛紛探求救亡圖存的辦法。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學說的傳播，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開始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
以孫中山為首的一批誌士仁人首先選擇革命救國的道路。
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組成興中會，提出推翻清王朝，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興中會的活動一開始便和傳統的王朝更替模式區別開來，而具有新時代的特點。但孫中山的創舉當時還不能為廣大群眾所理解，追隨他的誌士，隻有百餘人。
1898年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動的維新變法的失敗和隨之發生的義和團運動以及八國聯軍的入侵，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社會各階層，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推翻清政府。於是，孫中山倡導的反清革命迅速地發展成為廣泛的社會運動。
20世紀初年，一批公開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團體在國內出現。湖南有黃興組織的華興會，江浙地區有以蔡元培為會長的光複會，湖北有科學補習所，四川有公強會，安徽有嶽王會，廣東有群智社等。包括興中會在內的這些小團體，在組織形式上大都受傳統秘密結社的影響，彼此缺少聯係。它們發動的反清起義或鬥爭相繼失敗，其領導人紛紛逃往國外。
革命的挫折並沒有使領導人沮喪，相反卻給了他們反思、改組和大聯合的機會。
由於孫中山和黃興的聯合倡導，流亡到日本的革命黨人於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成立了同盟會。會員包括十餘省的革命黨人。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政黨。孫中山當選為總理，黃興負責執行部。仿照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建立起來的同盟會，以激進的民主主義綱領把小團體參差不齊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這個綱領就是孫中山提出的“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後來由此進一步闡發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內容的舊三民主義。
同盟會還宣布在未來的民國：“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製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製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個共和國的藍圖，對長期受封建君主專製壓迫的中國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會成立後，發行《民報》等多種書刊報紙，揭露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政府禍國殃民的罪行，抨擊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宣揚的君主立憲主張，鼓動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經過與康、梁論戰，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與此同時，同盟會在南方一些省區不斷組織會黨和新軍起義。以武裝起義推翻清王朝，是同盟會推進革命運動的基本戰略。
從1906年萍瀏醴起義至1911年4月黃花崗起義，革命黨人前仆後繼，共發動十餘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雖然給清王朝一次次打擊，顯示出資產階級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由於起義有脫離廣大群眾的單純軍事冒險傾向，沒能從根本上威脅清政府的統治。而起義的連續失敗，卻使一些革命黨人產生消極情緒，成為此後同盟會上層渙散的重要原因。
回看1993到1994年間發生的所謂“人文精神大討論”，其實質是一場政治大討論，不過是為了呼應1992年的南巡講話精神。
從鴛鴦蝴蝶派到張恨水，從還珠樓主到港台新武俠，籠子徹底被打開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個不爭的後果：市場經濟風潮裏的文學環境，人民大眾徹底失語，農民徹底失語，工人徹底失語。
漸漸壟斷了創作權的，是拔地而起的兩類人：
一、市場中奉行小資產階級路線的青春派寫手們;
二、 捧著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先鋒文學的通行證，重新端坐體製內高位——尤以各地作家協會和所謂文學研究會為主要陣地的“官帽文人”們，吸食著百姓的血汗納稅，卻處處脫離群眾的腥臭作態。
除卻作協，包括今天的書協、藝協等官辦協會在內，享用著頂級的皇糧、生產著低劣的作品、擺弄著高傲的做派、築固著淫腥的圈子……
台上道貌岸然，床上男盜女娼，百姓對此早已見怪不怪。
更有甚者，吃皇糧而反皇糧、扛著紅旗罵紅旗，此等油膩之尊都大有人在。
作協的烏紗帽下，孵化出了如武漢大媽、莫言等反共文人。市場經濟的報攤亭裏，以郭比特人為代表，更是孕育出了如今連同人文、人獸文都大行其道的文學局麵。
在失去合理的文化利益分配的底層麵前，這兩大群體可謂高高在上的兩座大山，仿若隨性兩三筆，即成揮斥方遒指點江山的大作。
文藝的台上是牛鬼蛇神，那麽牛鬼蛇神的背後——文藝的幕後呢?
已然太多年，張斌、趙忠祥、周玄毅、方方……以及文藝界、知識界、媒體界、高校界數不勝數的“叫獸”“老濕”、“大濕”們………
這三四十年來，還少嗎?
和他們比，吳x凡、李x迪、王x宏、x爽、x冰冰、陳x華、史x……似乎也可以“理解”。
管虎電影《金剛川》暗辱毛主席、岸英同誌。
曾經文藝人士、知識分子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今天的文藝人士，或早就在群眾頭上作威作福。
還記得前兩年紅極一時的賈淺淺嗎? 以屎為墨，以尿為酒，執器官之筆，道閑詩之鹹濕。
這就是當今體製內頂層文壇的大家閨秀，為人民群眾打造的詩歌生態：遍地葷臭，肛腥橫流。
但是作者卻淡定不亂，她甚至會驕傲地捋捋頭發：“這是現代派詩歌藝術，你們這等土老帽不懂!”
賈淺淺其人，頭銜的多得嚇死人，恐怕唯有勃列日涅夫同誌胸前的勳章可以一比：西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現當代在讀博士，魯迅文學院32屆高研班學員，第35屆青春詩會參與人，陝西省青年文學協會副主席，《詩刊》《作家》《十月》《鍾山》《星星》《山花》等期刊作品的作者，詩集《第一百個夜晚》《行走的海》的作者，第八次全國青創會的出席人，第二屆陝西青年文學獎獲得者……
以及一個最重要的身份：賈平凹的女兒。
某種程度上，這位“賈詩人”其讓人作嘔的“下半身文學、屎尿屁詩歌”的創作及展示，完全是在進行權力的炫耀。
這根本不是一個藝術動作，而是一個政治動作，是一種讓人非常不適的、來自精英階層的傲慢。
正如所揚言：“我就是胡亂寫點‘拉屎放屁’，敲幾下回車鍵，也能成為大作家、受到各路場合的褒獎——就問你們羨慕不羨慕?”
酒飽思淫欲，寫點屎尿屁;
路有凍死骨，還得把掌鼓……
如何評價? 如何根解?
依我看，還是得去1942年5月的延安尋找答案，尋找毛主席給出的那個至今仍顛簸不破的答案：
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
所以我們的文藝，
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
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
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
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
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
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
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麵。
這就是為什麽毛主席會對“老爺”“官僚”們恨之入骨：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的對象，革命的對象。
毛主席當年會不斷追問有沒有“睡在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因為蘇聯文藝界的亂象他看的一清二楚，擅於隨風舞動的蘇聯“藝術家”、“知識分子”們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寫出中篇小說《大學生》歌頌斯大林、又在1976年將其改寫(主角與反派全數調個)為《濱河街公寓》的特裏豐諾夫;
比如在衛國戰爭期間大寫各種抒情詩讚美斯大林和蘇聯紅軍、又在斯大林逝世後擔任《新世界》雜誌主編時大罵斯大林的特瓦爾多夫斯基;
比如一邊自稱“列寧同誌是我的全部生活準則”，一邊又在小說中大罵列寧與十月革命的田德裏亞科夫;
比如一邊在蘇聯國營電影製片廠中領巨額公務薪金，一邊又大罵蘇共“殘酷迫害”的維索斯基………
文藝是一柄利器，西方世界和蘇修當局都輸門清兒。
而文學家、藝術家們的創作更是輿論戰中或雷霆萬鈞、或潤物無聲的重彈。
他們向來都是「無冕之王」。
縱使是以“屎”為落筆喻物，談話行文向來不拘一格的毛主席，同樣使用過，且用得生動明快、一針見血：
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
1962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給彭真、劉仁的批示中曾這樣說：
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兩年後的6月27日，主席又對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作出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
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都說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實上又何止五十年。
什麽是“社會主義的藝術”?
很簡單，就是人民大眾喜聞樂見、引導群眾積極向上的對社會建設和精神文明都有助推作用的文藝作品。
比如40年代活躍於延安解放區的作家丁玲，用《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等作品描繪了一幅幅專注於農民個體和革命生產麵貌的馬克思主義文學，這就是典型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性質的文學”。
在丁玲筆下，不論是被困於男性單向欲望和男權主義世界裏的夢珂，還是對社會現狀具有極度反思渴望的莎菲，亦或是標誌“告別‘莎菲’而走向革命、放棄女性立場”的韋護，無一不鼓舞了最廣大的底層工農階級。
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
這是毛主席半個多世紀前的隱憂。
那麽今天呢，老人家當年是多慮嗎?
與“社會主義的藝術”反著來的是什麽?那就是資產階級的藝術。
它需要特殊的觀摩框架以欣賞，需要特殊的權力渠道以推廣，需要特殊的歪曲視角以解讀，需要特殊的製度平台以保護。
總之，資產階級的藝術意味著一切都是特殊化的，它必須脫離群眾，使自己“曲高和寡”，方能在高度的特殊化之中實現對藝術高度的壟斷——壟斷創作權、壟斷解釋權、壟斷宣傳權。
過去，文學等藝術的一係列權力屬於人民，為人民書寫篇章的人被稱為“人民藝術家”。
因為創作的原動力不是為了去分離集體、把自己摘出來，而是要服務和謳歌集體、將自己放進去。
新中國成立後，在黨的領導下經過《武訓傳》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學術思想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批判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學術思想領域“資產階級唯心論”已經受到削弱，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初步占領了主導地位。
不過，這種地位依舊不夠鞏固，需要進一步加強。
毛主席認為，意識領域的美與醜的鬥爭、善與惡的鬥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香花與毒草的鬥爭，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毛主席說：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醜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當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鬥爭，這種鬥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
一年後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毛主席更是深刻點明：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後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
他們知道，共產黨在這些方麵不如他們，情況也正是如此。
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麽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
改革開放後的磚家叫獸們高呼：《文革》結束了，如果僅僅隻是結束階級鬥爭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我們還要追求從冷漠的政治社會回到人性的身體社會，因為隻有身體社會才是適合於人生活的。
進入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春天”之後，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掌控的90年代中後期，隨著文學創作中的“欲望化”敘事逐漸成為新風尚，文人們開始迫切追求利用人體器官、失序倫理、泄淫縱情來表現自己的卓爾不群。
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本是個個自稱文學家的人，通通成了生物老師性學磚家，性學叫獸，性學導屎，又是現代社會“文明“的象征、開化的代表。公開傳揚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性的“杯水主義“。
莫言作品《豐乳肥臀》產生了。一個在民國時代的農村婦女，在本地農村以“母親“的身份，“她為夫家連生八個女兒，直到最後第九個的時候終於生了對龍鳳胎，出了個兒子。這麽多兒女，沒有一個是跟丈夫上官壽喜生的。“《沒有一個是跟丈夫上官壽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親和親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個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個敗兵強奸後生的，最後那對龍鳳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個瑞士牧師生的。書中還強調，隻有這個洋人牧師給給她帶來了“極致的愉悅”，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跡罕至的槐樹林裏，上官魯氏和馬洛亞兩人在一起了，在極致的愉悅中，上官魯氏的眼睛裏“溢出感恩戴德的淚”。
“將綿羊精子射入兔子或強迫某人吃被雕刻成“假驢雞巴”的蘿卜。“
“一個中國婦女脫光了衣服分開雙腿等待日軍人來操......。“
《豐乳肥臀》不僅政治上近乎反動，而且道德上也近乎反人倫。書中關於男女淫亂關係的描寫，不僅觸目皆是，而且到了反常的程度。
其中有姑姑慫恿自己的丈夫與侄女通奸的。
有侄女向姑父“借種”、向姑父說“肥水不落外人田”的。
有來弟因漢奸丈夫死後為消除性饑渴而戲弄七歲弟弟金童的;有金童受不住誘惑抓住自己六姐乳房加以搓揉的。
有舅舅硬要摸外甥女乳房的。
有母親為女兒偷情發出浪叫而在門外放哨、敲盆加以掩護的;有母親為兒子拉皮條的。
有沙棗花脫下衣裙赤條條仰麵朝天躺在地毯上大叫表哥來試試她是不是處女的。
還有更糟汙的描寫：領弟被啞巴強奸後，部隊要槍斃啞巴時，她竟然跑去“握住了啞巴雙腿間那個造了孽的家夥，對眾人哧哧地笑起來”，“厚唇上浮著貪婪的，但極其自然健康的欲望。”
“軀體語言”書寫和“下半身”寫作在90年代末的興起，使得一部分人關於人性的解讀，走向了一種極端。
《2000年中國新詩年鑒》曾刊載一奇文《下半身寫作及反對上半身》，宣稱：我們的身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傳統、文化、知識等外在之物異化了，汙染了，已經不純粹了。太多的人，他們沒有肉體，隻有一具綿軟的文化軀體，他們沒有作為動物性存在的下半身，隻有一具可憐的叫做‘人’的東西的上半身。我們隻要下半身，它真實、具體、可把握、有意思、野蠻、性感、無遮攔。隻有肉體本身，隻有下半身，才能給予詩歌乃至所有藝術以第一次的推動。這種推動是惟一的、最後的、永遠嶄新的、不會重複和陳舊的。因為它幹脆回到了本質。
這在當時被一幫早就憋著淫欲的臭筆杆，欣喜若狂地奉為圭臬：這是21世紀實際中國民間文學的‘啟蒙宣言’!
同年7月，這篇文章的作者沈浩波創辦《下半身》詩刊，並收錄了那篇驚為天人的《下半身寫作及反對上半身》……
一年後，謝有順在《花城》雜誌中發表的文章《文學身體學》，則表達的更加赤裸裸：《文革》結束，如果僅僅隻是結束階級鬥爭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我們還要追求從冷漠的政治社會回到人性的身體社會，因為隻有身體社會是適合於人生活的。
以前的作品寫的可能是政治人，集體人，概念人，工人農民士兵。現在作品寫的可能是文化人，社會人，曆史人，才子佳人，資本家官員權貴們，後者無疑是一種進步，但和前者一樣，都還是在同一個文化視野的序列中。那麽要繼續追問的是，那個卑微的、個性的、生理意義上的有物質外殼的人，以及他的身體究竟在哪裏?……沒有身體的解放就沒有人的解放，沒有與身體細節密切相關的日常生活的全麵恢複，也就沒有真正的人性基礎和真正的文學表達。
這是在談文學嗎? 這是十足的政治。強調結束階級鬥爭這是文藝嗎？
當《私欲》《性欲》的閘門被放開，饑渴難耐的“文學家”們就立刻撒開了歡，“三陪”題材日漸火熱，如巴喬《一起走過的日子》、張者《朝著鮮花去》等。
個個饑渴難耐的“文學家”們張著血盆大口、流著瘟臭的哈喇子，用鍵盤飛速敲擊著對“下半身”極其病態的描摹與欣賞。
在當時《性高潮》中你敢對這樣的作品評論一句“惡心”? 馬上就有烏央烏央的“學者”、“文學專家”們蜂擁而至，一邊擦著口水，一邊怒目圓睜得詰難你是“土掉渣”、“老保守”、“不開化”、“不懂潮流與藝術”………
任何消費作為欲望的的表達和滿足，無疑沒有身體本身的表達來得直接而徹底。這是2003年《河南大學學報》第3期的文章《無法深化的自我與現實》的文字。
一句“消費欲望”就解構了賣淫嫖娼的全部社會意義：這是人性的解放。
不到十年後，2014年東莞掃黃風波爆發，“知名性學家”李銀河當眾大放厥詞，認為：賣淫嫖娼應該非罪化，性服務完全是個人行為，政府不用管，相互之間是否給錢也是出於自願，這實際上最符合人類性活動的基本邏輯!
伴著這位性學老嫗的呐喊邏輯，《錢江晚報》亦公然發表所謂《錢江晚報時評》，大喊：東莞挺住!
同時還在《錢報網》2014-02-11 19:38 刊登了源於《新聞晨報》的文章，引用東莞出租車司機采訪，稱不覺得“小姐”被逼無奈，因為她們對司機小哥出手闊綽……
隨後，走資派地方廣東省政府官方微博賬號更是雷霆發博：力挺東莞!
這在當時被外界認為是公開反擊中央掃黃的叫板動作……
在微博中，走資派粵府大力為東莞“鼓勁”，稱：東莞你好，不要害怕嘲笑…不要害怕質疑…不要害怕汙蔑…不要害怕批判…不要害怕輕視…
最後一句最受關注、引人遐想：東莞你好，不要害怕詆毀。請告訴他，因為摯愛，我們不會出賣靈魂。
根據走資派粵府設置，那條微博彼時不允許回複和評論。
這樣的《掃黃》有結果嗎？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享受著免費性吸務的同時，一手收稅，一手出動警力掃黃做樣子。剝削欺壓的是那些賣身的妓女們。
必須看到，四十餘年的曆程，從文學變遷的角度，這是一場製度性的文化滑坡。
2018年11月30日，在“價值重建論壇暨《文化縱橫》雜誌創刊十周年”活動上，韓少功先生在演講中曾有過精準而辛辣的評述：
從全球範圍來看，文學正遭受以市場化為主的製度性衝擊，還有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性衝擊，正在進入重組和再生的艱難過程。與此同時，思想動力不足，也明顯成為當下文學發展的一大製約。
‘文青’及高齡‘文青’那種自戀、自閉、自大的文字，無論是幽閉式的、狗血式的、還是雜耍炫技式的，無論是沉默的(布朗肖語)、零度的(羅曼﹒羅蘭語)、還是無意義的(昆德拉語)寫作，都讓文學中的‘自我’越來越麵目雷同，離個性更遠，離複製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為另一款神話，另一種心理傳染病。
以至'文青’‘文藝腔’‘文科生’‘中文係的’這些詞，眼下早已在互聯網上聲名狼藉，總是成為輿論場上嘲諷和同情的對象。
近四十年，文字工作者逐步在創作過程中追求脫離底層的生活，同時謀求內容與詞藻的無限精致化，這種個體的演變顯然是宥於大環境、大時代的震蕩。
左翼運動的消沉，導致了左翼文學在世界範圍內的跌淪。
中國作為由無產階級專政而豎旗政權的國家，從現實的表象上看，並未充當“挽救者”或“托底者”的角色，這是非常遺憾的。
相反，中國的主流文學似乎還在靡靡之音中接納並順應了這股“世界潮流”，並以“融入世界”為傲。
從而，或主動或被動地驅逐了曾經是文學舞台主角的“人民文學”、“革命文學”與“解放區文學”。
蘇聯短短七十年的國家曆史，誕生了五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分別是：蒲寧、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
但是蘇聯解體後，號稱“文學解凍”、“政治解禁”、“管製解體”的新俄羅斯，再也沒有一位作家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賞賜。
因為已經不需要再用諾獎去誘降一個已經失敗並死去的對手了。
以2012年12月10日諾貝爾獎文學委員會主席帕·瓦斯特伯格的頒獎詞作為本文結尾吧：
莫言是個詩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傳海報，讓個人在芸芸眾生中凸顯而出。莫言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曆史及其謊言、向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後的貧瘠發起攻擊。他用戲弄和不加掩飾的快感，揭露了人類生活的最黑暗方麵，在不經意間找到了有強烈象征意義的形象。
高密東北鄉體現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這些故事和曆史進入一個這樣的國度，那裏驢子和豬的叫囂淹沒了人的聲音，愛與邪惡呈現了超自然的比例。
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個人類。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饑餓的所有含意。20世紀中國的殘酷無情從來沒有像他筆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強盜以及堅強、不屈不撓的母親們那樣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給我們展示的世界沒有真相、沒有常識、更沒有憐憫，那裏的人們都魯莽、無助和荒謬。
這一苦痛的證據就是中國曆史上經常出現的吃人肉的風俗。
在莫言的筆下，吃人肉象征著毫無節製的消費、鋪張、垃圾、肉欲和無法描述的欲望。隻有他能夠跨越種種禁忌界限試圖加以闡釋。
莫言的小說《酒國》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歲童子肉。男童成為很難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無人問津反而得以生存。這一譏諷的對象正是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因為這一政策女嬰被流產，規模之眾多達天文數字：女孩子不夠好，都沒人願意吃她們。莫言就此話題還寫了一部完整的小說《蛙》。
莫言的故事都偽裝成神話和寓言，將所有的價值觀置於故事的主題中。
在莫言筆下的中國，我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理想具有合乎標準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寫的人物都充滿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規的步驟和方法來實現他們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運和政治所規劃的牢籠。
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中的快樂曆史，而是他用誇張、模仿以及神話和民間故事的變體重現五十年的宣傳，令人信服、深入細致。
在他最傑出的小說《豐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據主導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躍進和1960年代的大饑荒。他嘲笑試圖用兔子精液讓母羊受孕的偽科學革命派，他們把所有對此表示懷疑的人斥為右派分子。這部小說的結局是90年代的新資本主義，所有的騙子因為兜售美容產品而致富，仍在試圖通過異體受精孵化出鳳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個被人遺忘的農民世界在我們的眼前崛起、生機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氣體也讓人心曠神怡，雖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無情卻充滿了快樂的無私。他的筆下從來沒有一刻枯燥乏味。這個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並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種手工藝、鐵匠活、建築、開溝、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詭計。他的筆尖附著了所有的人類生活。
他是繼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後，也是繼我們這個時代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之後比很多人都更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
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寫中國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掛毯的故事中，既沒有跳舞的獨角獸，也沒有跳繩的少女。但他所描寫的豬圈般的生活如此獨特以致我們覺得已經在那裏呆了太久。
意識形態和改革運動來來去去，但是人類的自我中心和貪婪卻永存。
所以莫言為個體反抗所有的不公，無論是日本侵略還是毛主義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熱生產至上。
莫言的家鄉是一個無數美德與最卑鄙冷酷交戰的地方。那些敢於去的人，等待你們的將是一次踉蹌的文學冒險。中國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詩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學發出的巨吼淹沒了很多同代人的聲音。
瑞典文學院祝賀你。
請你從國王手中接過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
蔣介石敗走台灣：中華民國早就滅亡了。
台灣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郭正亮日前表示，蔣介石1950年的確曾說過“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灣宣布恢複“總統”職位。
郭正亮表示，根據1950年10月台灣國防研究院出版的《蔣總統集》第二冊（演講），1950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莊對國民黨幹部講話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已成了亡國之民。”
蔣介石：“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幾乎已等於滅亡了。”
1949年－1950年蔣介石的經曆。
蔣介石宣布“引退” 李宗仁任代理總統
1949年1月21日， 南京中央社播發了蔣介石聲明：“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本人因故不能視事……決定身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蔣介石下野是由國際國內環境造成的。
1948年底，東北、華北全境以及華中、華東的長江以北地區均為解放軍奪取。於是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欲實現國共和議，非蔣介石去職不可”。
1948年12月24日，擁兵五十萬的“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在武漢通電提出“國共雙方立即會議上軍事行動”和蔣介石下野等要求。緊接著李宗仁等又提出五項和議主張，把蔣下野作為第一項主張。豫、湘、鄂、桂四省也相繼通電主和並要求蔣下野。
除夕日，蔣介石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征詢意見，除穀正綱等少數人外，其他委員一致認為蔣是和談的主要障礙，應當去職。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八項條件作為和談基礎。
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
聲明主要內容如下：
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
（一）懲辦戰爭罪犯；
（二）廢除偽憲法；
（三）廢除偽法統；
（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
（五）沒收官僚資本；
（六）改革土地製度；
（七）廢除賣國條約；
（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中國共產黨認為，上述各項條件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公意，隻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1949年1月14日）
19日，蔣介石在最後一次會議上說：“局麵發展到此地步，個人引退已無遺憾，”並說：“我之願下野，不是因為共黨，而是因為本黨的某一派係。”
蔣介石敗走台灣
據人民網刊載汪幸福的文章，1月21日，蔣介石帶著兒子及少數隨從離開南京，22日回到奉化老家。蔣介石初回奉化時，表麵上不問政事，但暗中仍以總裁的身份操控國民黨政府的大小事情。對此，李宗仁頗為惱火。
於是，李宗仁通過多種渠道，勸蔣介石再不要幹預政事，最好能出洋。他還要行政院副院長兼外長吳鐵城到奉化去向蔣介石轉告他的意見。吳鐵城不好在蔣介石麵前開口，便派李惟果去談此事。蔣介石聽後，大罵李宗仁不講情義，逼人太甚。
此時，中共中央得知蔣介石將上海的大批金銀、外匯和文物運往台灣，判斷蔣介石殘餘分子有可能要逃往台灣，並將台灣作為反共基地。
3月15日，中共的廣播播發了新華社的時評《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時評中說，中國人民將絕對不能容忍美帝國主義對台灣或任何其他中國領土的非法侵犯，同樣地亦絕對不能容忍國民黨反動派把台灣作為最後掙紮的根據地。
附：《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新華社時評)
美國帝國主義正在進行侵占中國的領土台灣省的活動。去年十二月間，當國民黨賣國反動政府在軍事上遭受決定性的慘敗的時候，美國的合眾社就傳出了美國準備直接攫取台灣的陰謀。該通訊社說：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已向杜魯門建議，“必須以一切代價在台灣和海南島建設防務。”自此以後，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台灣的活動，即以軍事、政治、經濟、外交和特務等各種形式更加加緊地進行。美國經濟合作署在台灣的侵略計劃已經擴大，美國記者且已傳出美國不久就要把台灣經濟“合並”於日本經濟的消息。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於本月初曾到達台灣，“巡視”高雄、基隆等海空軍侵華基地。美國駐日占領軍統帥麥克阿瑟最近經過台灣省漢奸美國奴才廖文毅之流發出了所謂要求“台灣獨立”的狂吠，並正醞釀將所謂台灣“獨立”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首先是打算準許廖文毅以所謂台人代表的資格出席遠東委員會提出同樣的問題。不僅如此，麥克阿瑟且已公然發出“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台灣仍屬於盟軍總部”的荒謬聲明。美國帝國主義這一切陰謀活動的目的，就是妄圖吞並台灣。美國帝國主義經由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在中國的殖民地統治很快就要滅亡了，因此它急欲直接攫取中國的一塊領土——台灣作為將來對中國大陸發動侵略戰爭的跳板。與此同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也夢想托庇於美國帝國主義的軍事保護下，把台灣作為最後掙紮的根據地。台灣省偽主席陳誠在蔣匪“引退”後且曾表示，在必要時將宣布台灣“獨立”，就是說，將使台灣在實際上合並於美國殖民帝國主義。
但是美國帝國主義者打算像日本在一八九五年那樣來強占台灣，不過是在做夢。今天的中國，不是五十四年前的中國了。今天的台灣人民，也不是五十四年前的台灣人民了。就在從前，在日本占領時期，台灣人民也曾舉行過幾十次武裝反抗。而自從台灣重回祖國版圖以後，台灣人民所自由表示的意誌，更和美國奴才廖文毅和美國的其他走狗要把台灣省從中國分立出去並合並於美國的叫喊完全相反。台灣人民曾進行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政府奴役統治的偉大英勇鬥爭。為了抗議美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台北萬餘學生曾舉行過雄壯的遊行示威，高呼“美軍滾出中國去”。為了反對美國傀儡國民黨的暴政，兩年以前台省人民曾進行了“二·二八”運動，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全台灣的武裝起義。台灣人民的這種鬥爭和中國其他各省人民求解放鬥爭的目標是完全相同的，這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對於中國人民的奴役統治，建立一個獨立的統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所謂“台灣獨立運動”，乃是對於台灣人民的絕端侮辱。
中國人民(包括台灣人民)將絕對不能容忍美國帝國主義對台灣或任何其他中國領土的非法侵犯，同樣地亦絕對不能容忍國民黨反動派把台灣作為最後掙紮的根據地。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任務就是解放全中國，直到解放台灣、海南島和屬於中國的最後—寸土地為止。由於中國形勢已發生巨大變化，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勝利一定要在不久的時間內全部實現。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一定要解放全中國。
根據1949年8月16日《新華社電訊稿》刊印。
蔣介石聽後感覺，自己在奉化老家也呆不了多久了，於是考慮自己將來的落腳問題。最終，蔣介石還是選擇了台灣。
蔣介石兵敗台灣後的反省。
據牛釗的《蔣介石兵敗台灣後的全麵反省》記載，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攜蔣經國乘機直抵台灣。至此，號稱擁有八百萬軍隊和五百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徹底失敗。
離開大陸前，蔣經國慨歎道：“大好河山，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到台灣後，蔣介石慨歎道：“我們的整個大陸都淪陷了，究竟我們大陸的這種悲劇，這種浩劫，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首先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平定戰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共軍事受到了挫折。”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他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誌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他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國軍的作戰不力。他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麽能不被敵人所消滅？”他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據此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沉痛之情與反省之意，即使說出“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也不足為奇。
《中華民國》的蔣介石說了，“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批判莫言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清算誕生「莫言文學」的時代。
針對莫言作品的剖析已有很多網民詳細寫過，其實回溯《莫言文學》生涯的起步、發展、開花、結果，一個回避不掉的事實是：並不是莫言自己推動了什麽、改變了什麽、塑造了什麽，而是《莫言所處的時代誕生了莫言》，以及那一堆由莫言汙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與新中國建設史的“文學作品”——如：
1986年《透明的蘿卜》，1988年《紅高粱家族》，1989年《十三步》，1993年《酒國》，1995年《白狗秋千架》，1995年《食草家族》，1996年《豐乳肥臀》，1998年《會唱歌的牆》……莫言隻是迎合了那個時代的需要而己。之後又被外國資本的利用來攻擊中國。
一切始於80年代，一切育於80年代。
如果說莫言文學的政治內涵是在於否定一段革命的曆程，那麽80年代一夜之間所謂“萬物春來”其席卷社會的合法性，本就是建立在《否定》的基礎上。
因而誕生了莫言，這又有什麽奇怪呢。
1978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完整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這篇文章是根據一位大人物在中組部落實幹部政策座談會上的講話寫的。這位大人物就是胡耀邦任中宣部長期間。
胡耀邦在這次講話中係統地談到了黨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談到“團結、教育、改造”方針形成的曆史原因，談到知識分子經曆的曆史變化，最後說明：
胡耀邦認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已經不再適用於新情況下的知識分子，而應該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針。《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種想法就是《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體現。而事實如何呢？四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了嗎？在《知識分子》中有工人階級的朋友，也有工人階級的敵人。這是客觀事實，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
不到兩年後的1980年2月，胡耀邦出席首都出版界迎春茶話會，有同誌提出請他講講國家形勢，於是他從當年2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講起。
那篇文章的結尾引用了辛棄疾《漢宮春·立春日》中的個別句子形容當時局勢，但他覺得不夠完整，因此即興現場發揮，將這首詞重新編排組合，以新詞來道形勢。
辛棄疾的名作《漢宮春·立春日》原詞是：春已歸來，看美人頭上，嫋嫋春幡。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渾未辦、黃柑薦酒，更傳青韭堆盤?卻笑東風從此，便薰梅染柳，更沒些閑。閑時又來鏡裏，轉變朱顏。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生怕見、花開花落，朝來塞雁先還。
該詞以立春為題，雖是寫春已歸來的歡樂時節，但通篇更多流露的是歲月易逝英雄無用的悲涼愁緒。
而八百年後，這位並非詩人的大人物胡耀邦將辛棄疾的原詞改編，其意境、格調“煥然一新”：春已歸來，東風從此，染柳薰梅。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
胡耀邦所改編的新詞第一句是“春已歸來”，與辛詞無異，但其所寫的“春天”，顯然是指那個階段力推的所謂“意識形態領域解凍”的象征。所謂“意識形態領域解凍”即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了。
第二句是“東風從此，染柳薰梅”，他隨即解釋道：春天回來以後，東風吹得柳樹綠油油的，吹得梅花開放起來，香香地撲鼻，東風從此把祖國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來。《把祖國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來》後成了資本家走資派和知識分子先富起來。工人下崗工人階級解散了。
第三句是“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這是直接引用了辛詞，他說：春天到來以前，料想那個經曆了風風雨雨的燕子，在立春這天晚上，連做夢都夢到百花盛開的園林裏去了。我們在座的同誌，也是經過多少風雨的燕子啊，我們這些同人民、同黨共命運同患難的時代的燕子，在立春那天，做夢也夢到我們國家的‘四化’建設，進入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境界裏麵去了。現在的走資派特色社會還是社會主義強國嗎？走資派特色社會裏的資本家走資派和知識分子先富起來還為工人農民服務嗎？
胡妖幫把上麵三句作為上闋，而下麵兩句是下闋。第一句是“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他解讀：引到我們的形勢上麵來說就是，現在還有消極因素幹擾著我們，這也是一種無端風雨，一種幹擾破壞的因素。‘未肯收盡餘寒’，即還有‘XX幫’的餘毒，也就是鄧副主席講的‘XX幫’在組織上、思想上的殘餘，餘毒也是一種餘寒嘛。
隨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便引用此句大聲疾呼：我們還要繼續克服幹擾四化建設的消極因素，如極左思潮之類。
最後一句是“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這是化用了辛詞，“解連環”典故出自《戰國策·齊策》：“秦昭王嚐遣使者遺君王後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後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後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秦國用玉連環向齊國示威，齊王後一錘砸碎破解了玉連環，向秦國暗示齊國不會示弱。辛棄疾以玉連環比喻憂愁難解。
但是這位大人物胡亂邦則不同，胡亂邦從君王後解連環的故事隱喻所謂“打破教條束縛，推進改革開放”，他說：我們解連環的辦法很多，君王後的魄力是值得學習的，方法不一定好，不一定都用砸的辦法，要因事而異，實事求是。辛幼安是愛國詩人，因為有餘寒，有些信心不足了，他發出感慨：‘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君王後已經學會解連環，就是把它砸開嘛!辛幼安為什麽還要問，何人會解連環呢?我們絕大多數同誌，沒有什麽‘清愁不斷’。我不知在座的同誌對國家的形勢，有沒有清愁不斷、憂心忡忡的人，我看，可能有。全國可能有一點，也不會太多。
所以胡亂邦把辛詞改為“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認為這麽一改就“把憂慮解除了，解放掉了”……
莫言公開發表作品是在80年代中葉，而那正是一個巨大轉折的節點。
1985年，劉賓雁在《開拓》創刊號上發表了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同年在《文匯月刊》上發表了著名的《我的日記》，算是拉開了《傷痕文學》的序幕。《傷痕文學》是以控訴共產黨和文革為主攻的。遵照走資派鄧小平的話，用盡一切宣傳工具搞臭文革。
同年，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三人合作出品的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被發表。隨後，他們圍繞這一問題又進行了六次對談，並在《讀書》雜誌上連刊。
最後，結集成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出版社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時間則為1988年。
1988這一年，《紅旗》雜誌宣告休刊，某部紀錄片粉墨登台，一切都在呼應著。
同在這一年，王曉明與陳思和在《上海文論》上主持了“重寫文學史”專欄，提出：要重新研究、評估中國新文學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學思潮、現象……衝擊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文學史結論。
這無異於一種對曆史的顛覆和起義。對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毛澤東時代以及文革的顛覆和起義。
從1988年第四期一直持續到1989年第六期，一年半的時間裏，該專欄發表了一大批帶有強烈“重寫”色彩的論文。
一切都要“重寫”，仿佛一切都要重來。
飯要重新吃一遍，書要重新念一遍，衣服也要重新穿一遍。
氣宇軒昂，進入90年代。
90年代是一個什麽樣的文學景象? 無論是馬克斯·韋伯鼓吹的“學術作為一種職業”被突然傳播， 還是陳寅恪被推崇為“文化英雄”，都昭示了一種以學者自持立場為政治本位的新社會認同方式。
用許多人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從80年代末之後，知識分子與國家宣布了分手。
但這其中有一個被掩藏的問題：“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其本身的門檻早已經在80年代被磨平剁碎。
進入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春天”之後，想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已然不需要像80年代之前那般會造橋修路、通渠灌溉、醫治百病，更不需要去過問什麽核彈衛星、潛艇大炮——你隻需要會擺弄擺弄筆頭子、扯幾句淫語再高亢地呻吟，你就是知識分子了。
正是在此時，出現了一本叫做《再解讀》的書，它生動地反映了那一時期的某種氛圍，一種強烈對峙的氛圍：
① 40-70年代文學與所謂“新時期文學”的對峙。
② 五四文學與所謂“大眾文學”的對峙。
爭鋒最激烈時，一度被理解為“現代”與“傳統”的對峙、“文學”與“政治”的對峙、“文明”與“愚昧”的對峙。
拿筆杆子的人們，不論水平如何，終於宣示了和過往的決裂、也是同底層群眾的決裂。
1955年2月17日出生的莫言，1966年，輟學回鄉放牧牛羊 。1973年8月，作為農民合同工到高密縣第五棉油廠工作 。1976年2月參軍，曾任戰士、班長、教員、幹事等職 。1978年，開始進行文學創作。
《莫言》1955年生，1966年，輟學回鄉放牧牛羊 。小學沒學完輟學回鄉放牧牛羊 。11歲開始放牧牛羊 ，至1973年，作為農民合同工到高密縣第五棉油廠工作 。18發開始工作，至1976年參軍，時年21歲。
就像席卷90年代的一部小說《人啊，人》後記中的一段話：我走出角色，發現了自己。原來，我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維能力的人。我應該有自己的人的價值，而不應該被貶抑為或自甘墮落為‘馴服的工具’。
從那時起，一大批自詡為“啟蒙導師”的人，開始從人民的共同體裏跳躍出來，旋即回身，冷眼俯瞰著億萬雙群眾眼睛和耳朵——這在他們看來都是自己的讀者聽眾、都要接受自己的啟蒙與教化。
這部分文人，後被稱為《河殤一代》。
到2012年之前，他們肆無忌憚得狂跳了足足三十年。到今天他們肆無忌憚得狂跳了足足四十多年。
中國共產黨上台，最大的合法性，就是”人民解放“，人民翻身當家做主人。
在解放前，貧苦的，受壓迫的人民，解放後翻身當了主人。
莫言的言論，完全抹殺了中國共產黨對普通勞苦大眾的解放這個巨大的公積。把中國共產黨等同於曆史上的王朝變更。
如果說莫言文學的政治內涵是在於告別一段革命的曆程，那麽改開以來的1980年代一夜之間所謂“萬物春來”其席卷社會的合法性，本就是建立在“告別革命”的基礎上。那麽就不必自稱共產黨社會主義了。然而走資派還自稱共產黨社會主義。而莫言還是共產黨員。
1978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完整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這篇文章是根據胡耀邦在中組部落實幹部政策座談會上的講話寫的：據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楊哲宇主編《改革憶事》中，保育鈞撰文回憶，“《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這篇署名為“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就是我根據當時胡耀邦的兩次發言整理而成的。此後，全國開始了規模浩大的為知識分子正名的浪潮，大批知識分子得以重用”。
“從80年代末之後，知識分子與國家宣布了分手”，其實這句話並不準確，應該是“從80年代末之後，持無產階級立場的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國家宣布了分手”。30年前的那場“人文精神大討論”其實就是從文學上呼應“九二南巡”的講話精神。
於是，以作協為代表的學界等成為了一個享用一級皇糧、生產著低劣作品、擺弄著高傲姿態、散發著淫腥的腐臭圈子。“前三十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知識分子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在走資派改革開放後的文藝人士，早就騎在群眾頭上作威作福了。
毛主席說過，“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
所以，新中國成立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經過《武訓傳》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學術思想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批判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學術思想領域“資產階級唯心論”逐漸受到削弱，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初步占領了主導地位。意識領域的美與醜的鬥爭、善與惡的鬥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香花與毒草的鬥爭，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