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還用大陸漁民的命稱兩岸一家親
年初五，福建一艘近海又是淺海作業區的小艇，在金門海域收漁網時，被台灣軍方驅離撞擊後翻艇，導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死亡。這種小艇不是漁船，適用於近海淺海放網收網時使用。
對此，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表示時強調：“多年來，我們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為保障兩岸漁民正常作業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在沿海多地設立台灣漁民接待設施，為台灣漁船和漁民提供避風、補給、搶險、救助等相關幫助。反觀台灣方麵，一段時間以來，民進黨當局以各種借口強力查扣大陸漁船，以粗暴和危險的方式對待大陸漁民，這是導致這起惡性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
《兩岸一家親》？！隻是中國大陸走資派的一廂情願。先回憶一下曆史事實：
台灣當局再扣我五漁民：永遠記得那些年對岸製造的血案嗎 ？
不久前，台當局通過了《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正式賦予了海巡部門的自主確定時機，在執行公務時開槍用炮的權利。其自主確定的兩個條件是:受到武力威脅和聯係不上上級，現場指揮官有權命令射擊。
從這個法例中我們不難看出一個清晰的事實，那就是台當局為彌補軍隊不足的困境，開始將海巡這樣的行政執法部門武裝化，其打著有利執法的口號下，到底是針對誰？一目了然。
在1990年的平潭縣，清晨趕海的漁民，在海邊發現一艘擱淺的漁船，船體上寫著“閩平漁5540號”，當好奇的人們，走進船隻，卻發現空無一人，而船體完好，又不像是遭受了什麽海難，於是有幾個膽大的人登船查看，結果他們發現，原本裝魚獲的艙室被人用木板在外麵死死釘住。在撬開木板之後，裏麵的氣息和現狀讓一眾人瞬間嚇尿。屍體，滿倉的屍體。我公安人員聞訊趕到後，立刻安排將全部木板拆下，半個小時之後，兩個船艙展露在人們麵前，其中一個有11具屍體，另一個有14具屍體，和一名奄奄一息的幸存者。
麵對如此重大慘案，大陸公安機關立刻進行了法醫鑒定，確認這些人員無外力損傷，全部死於窒息。而經過救治，已清醒的幸存者林裏誠講述了他們的故事。
原來他們是常年遊走兩岸的漁民，因為大家都是同胞，語言也相近，於是就和對岸的漁民做起了小生意，這一次他們裝載著中藥材和酒水等小商品，前往交易。結果遇到了台軍的檢查，當時他們被對岸軍警用膠帶綁住了雙手，全副武裝的軍警用木棒把他們趕到艙室，其中一個軍官模樣，背著衝鋒槍的軍官，拿來一包鐵釘，交代下屬，將艙門從外釘死，任其自身自滅。
船艙最矮處僅有0,76米，幾十個關在狹小的空間裏，很快就缺氧，盡管他們大聲呼救，但最終還是一個一個的倒下，林裏誠靠著船艙邊一個微小的縫隙，支撐到獲救。
雖然不知道是否是台當局的命令，但參與該行為的台軍執行人員的行徑來看，完全是赤裸裸的有預謀，有組織的謀殺~
而對此，時任地區領導人的李登輝，嘉獎台軍，並宣稱他們的行為沒有問題，要求島內民眾體諒一線執法人員的難處。並把大陸漁民的不幸歸結為是他們自己的械鬥和分贓不均。而我法醫部門在第一時間就查驗過，無任何表麵傷痕，械鬥說根本是推卸責任的伎倆。
一波未平，緊接著一個月後，又發生了閩平漁5202號事件，當時這艘船載著50名被島內遣返的偷渡客，送回大陸。因為一個月前的慘案引起島內嘩然，這次還派了兩艘巡邏艇和6名立法委員，記者隨船監督。
可就在航行途中，突然台軍文山艦全速駛來，發生碰撞，當時小小的漁船瞬間被撞成兩半，而奇怪的是，隨行監督的巡邏船隻在旁邊觀望，完全不予以施救，不知道是向上匯報，還是另有目的，總之兩個小時後，救援開始，但最終導致了21人遇難，僅有29人被解救。
而這次，台當局再次強調是因為作業困難和現場環境不好，等等因素。岩裏政男仍然是為當事者站台，要求島內體諒執法者的艱難，等等。
總之，這兩項事件，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均沒有得到最終的真相，亡魂依舊飄蕩難安。
有了台當局的偏袒，前線的執行者更加肆無忌憚。從1990年至1994年5月僅4年的時間裏，因為遭到台軍警的突然射殺，大陸漁民一共被打死46人，打傷112人。
另一項統計顯示，自1989年到2010年期間，台軍警在遣返大陸私渡去台人員時，悶死、撞船淹死大陸人員計46人，越過所謂“中線”闖入大陸這一側強行抓走大陸漁民的作業漁船達223艘，非法逮捕關押漁民3160餘人。
更邪惡的是，台島當局允許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漁船入港避風，卻唯獨不允許大陸漁船入港，因此每年發生暴風時，幾乎都有大陸漁民因被拒絕入港而發生船翻人亡的慘劇。
2006年之後，隨著中國大陸海軍海監力量崛起，加上兩岸三通、服務貿易等惠台政策和項目開始啟動或落實，這類情況才開始減少。
但是隨著蔡英文的上台，有計劃的獻媚美日主子，同時又為了掩蓋自身實力不足，不敢在軍事上挑釁的現實。色厲內荏的他們，又再次規模的打著執法的外衣，有計劃的針對大陸漁民開始了攻擊。
2017年1月16日，日本漁船大量闖入搶奪大陸漁業資源，但台灣海峽另一側的海巡則一方麵要求台島漁民禁止駛入該傳統漁場，給“皇軍”讓路。一麵對大陸大陸漁民越線著給予水炮攻擊。
2017年5月7日，台澎湖海巡隊6日清晨再次闖入所謂“中線”海域的大陸一側查扣一艘中國大陸漁船，並且還公然開槍傷打傷兩名大陸漁民。
2018年8月23日，一艘自福建省泉州市祥芝港出港的大陸漁船被強製登檢扣留，船上漁獲約2000公斤海產品以及部分漁業設備被台島軍警全部拋入海中，其餘用具和18名船員被台方麵非法扣留。
而這已經是當月台島方麵對大陸漁民進行的至少第6次襲擊事件了。
2019年1月10日，以“越界”為由，強行扣走一艘大陸漁船及逮捕船上6名漁民。7月9日，在台中港外約28海裏，再次扣押大陸漁船，將船上300公斤漁獲實施海拋，並將船上35歲黃姓船長等11人逮捕，然後勒索120萬元人民幣必須交齊才肯放人。
2020年7月24日深夜，在大陸地區疫情肆虐的災難時刻，對岸又非法扣押大陸漁船，將魚獲和設備拋棄大海，然後扣留全船漁民。
..........還有很多很多，統計的隻是冰山一角，這裏就不一一列舉。
2023年4月16日，一艘大陸漁船在苗栗外海作業，被台海巡部門強行要求檢查，在遭到拒絕後，台海巡部門窮追不舍，強行登船，並將海貨2000公斤海拋，大陸11名船員被抓走。
這件事也是台灣海巡部門此次設立開火權利的由頭，他們的理由是，萬一追不上，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執法，所以要求開槍開炮。
2023年5月17日中午12時許，馬組海巡隊，在東引水域查扣大陸漁船“霞下滸水0323”，並扣押大陸5名漁民。
樁樁件件，哪有親中愛台，哪有“兩岸一家親““？政客的話術權謀，掩蓋不了數十年來大陸沿海漁民的斑斑血淚。大陸走資派的強勢崛起，解放軍的日益強大，嚇阻不了這些魑魅魍魎，至今天，及將來，台灣海峽上空恐怕還不知道還要增加多多少大陸漁民的冤魂。
最後，我們隻想問一句，大陸漁民在中國台灣省海域進行漁業作業，有問題嗎？空喊口號有什麽用？為了“兩岸一家親““？要用多少大陸漁民的血淚和命來祭。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有明確的階級立場，必須立即堅決要廢除農奴主的剝削製度。將農奴從農奴主手下解放出來。
西藏廣大群眾熱烈歡迎平息叛亂。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處亂搶老百姓的東西，非常脫離群眾。群眾就非常擁護人民解放軍，擁護人民解放軍徹底平息叛亂。
他們發動叛亂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趕走人民解放軍，把我們嚇走。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和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
這次平息在拉薩發生的叛亂，隻用了十個連，兩天兩夜就把叛亂平息了。在山南，隻用了四個團。
現在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增加兩個半師，一個師在山南，一個師在昌都，半個師維護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後，要組織同原藏軍根本不同的人民自衛武裝。有了人民自衛武裝，就不需要駐這樣多的軍隊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他們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我們知道。他們要叛亂，我們也知道。過去他們鬧事，我們沒有去平息，請他們平息，他們認為我們害怕。
我記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經有過一個風潮，那時他們就想搞叛亂。鐵棒喇嘛要進城，我就說，讓他們進城，要打就讓他們打。
這次西康的叛亂分子進城，鐵棒喇嘛進城，我們的態度是要幹就幹。
有什麽辦法呢? 每天同他們講和，他們不幹嘛! 兩種對立的政治態度嘛!
《西藏平叛後的有關方針政策》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1）階級立場——廢除農奴主的剝削製度
現在看來，西藏廣大群眾熱烈歡迎平息叛亂。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處亂搶老百姓的東西，非常脫離群眾。群眾就非常擁護人民解放軍，擁護人民解放軍徹底平息叛亂。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堅持群眾路線。）
（2）已經注意了鬥爭策略
索康、帕拉等人發動叛亂，他們把形勢估計錯了，把我們對西藏的方針、政策也估計錯了。我們的方針，你們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後是否改革，還可以根據情況決定。決定六年不改革以後，我們從西藏撤走了三萬多部隊，這樣做的目的是團結他們，使他們有所進步。但是，他們卻利用這一形勢，組織一些從西康跑來的叛亂分子在山南等地發動叛亂。
（索康、帕拉等人發動叛亂，他們先叛亂，掌握政治主動權的就是我們的人民解放軍。）
他們發動叛亂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趕走人民解放軍，把我們嚇走。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和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這次平息在拉薩發生的叛亂，隻用了十個連，兩天兩夜就把叛亂平息了。在山南，隻用了四個團。現在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增加兩個半師，一個師在山南，一個師在昌都，半個師維護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後，要組織同原藏軍根本不同的人民自衛武裝。有了人民自衛武裝，就不需要駐這樣多的軍隊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西藏人民自衛武裝獨立自主的槍杆子。）
（3）具體穩定局勢的鬥爭藝術
你們對西藏的改革問題，有什麽意見? 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禪:我認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實行改革，西藏無法發展。至於怎樣改革，周總理曾經講過，要結合西藏的實際情況進行。我希望快點實行改革。)改革的具體政策需要商談，而且需要確定下來。建議你們在北京同民委和張經武同誌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薩以後，再更具體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種人。所謂“右”，指的是那些並未拿起槍參加叛亂，也沒有跑到印度，但是態度很頑固，反對我們、反對改革的人。對這四種人，在政策上應當有所不同。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的鬥爭策略。）
你們站在愛國、進步方麵，是左派，不要怕喪失你們的莊園以後沒有飯吃。對左派和中間派，要采取贖買的政策，保證改革以後生活水平不會降低。對你們要同對上海、北京、天津、武漢、廣州、西安、蘭州、成都等全國所有大城市的資本家一樣，同對榮毅仁一樣。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民主建國會的人。他們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時，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習慣了，現在生活過得很好。我們對他們采取的是穩固地團結的政策。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沒有四麵出擊。）
除了資本家，還有民主人士，過去國民黨政府的文官和武官，甚至像劉文輝那樣的大地主，隻要是願意跟我們合作的上層人士，我們絕不會丟掉他們，也不會暫時同他們合作將來不要他們。對全國所有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開明人士，我們都是團結的政策。道理很簡單，隻有采取這樣的政策，才對全國人民有利。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發展進步實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這次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會議，你們都參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會議比起來，這兩個會特別是政協會議增加了好多人，參加的人的範圍擴大了。有些人我們還準備繼續安排進去。
你們和索康他們不同，采取了同他們相反的政治態度。索康等到過北京，我見過他們。這些人和英國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經陷在裏邊了，一心想搞獨立。他們計劃很久了，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據地就是他們計劃的。
（毛澤東做好最困難的準備，預見力，知己知彼。）
這也是為著準備退路，準備叛亂失敗後，他們好從那裏跑。
他們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我們知道。他們要叛亂，我們也知道。過去他們鬧事，我們沒有去平息，請他們平息，他們認為我們害怕。我記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經有過一個風潮，那時他們就想搞叛亂。鐵棒喇嘛要進城，我就說，讓他們進城，要打就讓他們打。這次西康的叛亂分子進城，鐵棒喇嘛進城，我們的態度是要幹就幹。有什麽辦法呢?每天同他們講和，他們不幹嘛!兩種對立的政治態度嘛!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實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你們和他們不同，站在我們方麵。還有中間派，是動動搖搖的。還有右派，沒有同我們打。隻要不同我們打，就還留有餘地，你們就要對他們做工作。你們對中間派、右派做工作，比我們講話好。
脫離人民是不好過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麵是不會吃虧的。農民，藏語怎麽講?(翻譯:藏語叫“米賽”。)米賽起來鬥你們，你們怕不怕?隻要你們站在人民方麵，我們可以給米賽講清楚，不要鬥了。劉文輝就沒有鬥。我們可以叫米賽顧全大局，不要算曆史上的舊賬。這樣可以使許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鬥一下，很難說。我們把你們當作左派，你們可以勸中間派，告訴他們世界要變，要他們對米賽的態度好一點。他們這樣做有三條好處: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於被鬥爭。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堅持實行群眾路線、統一戰線。）
（4）製度改革和特殊地域信仰等等問題
現在，你們都是國家幹部、人民代表，還分別是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政協常委，在西藏你們還有職務和工作。隻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講民主，一定有你們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過去一樣，這一點由中央來保證。過去同米賽關係不好的，要改好一點，像劉文輝，工人、農民就不鬥他了。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漢族地區和內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都走了這兩步。你們那裏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後，就搞和平改革。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是循序漸進的進行。）
關於宗教，我們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來，宗教寺廟也需要進行改革。寺廟中有些人參加了叛亂，同叛亂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肅、四川等地都有這樣的情況。
青海有個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個廟被群眾砸了，幹部去阻止，群眾同幹部還起了衝突。其他地方的寺廟，我們都保護下來了。對宗教寺廟，過去人民政府就是保護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廟，在土地改革中農民要砸，我從那裏經過，給製止了。現在，被砸過的寺廟，當地人民政府正在組織重修。（實事求是的科學的宗教政策）
你們在精神上要有準備。改革以後，有一個時期喇嘛可能要減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們不是不信佛教了。當然年老的還是願意留在寺廟。你們要把工作範圍放廣大一點，在寺廟和不在寺廟的佛教徒都是歸你們領導的。宗教寺廟如何改革，我想你們應該考慮一個辦法。達賴上次來北京時，我同他談過話，談得很好。他向我保證，回去一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行改革，但看來他還是處在一種矛盾當中。在他下麵的索康、赤江、帕拉這些人都是很壞的。達賴有那樣一個很不好的環境。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對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麵，他又是一個聰明人，他能夠想到，他離開西藏、離開人民、離開祖國之後，下麵的文章不好做。他寫給譚冠三的三封信就流露了這個思想。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給進步勢力充分信任、在和頑固勢力鬥爭中充分留有餘地、爭取最小的損失。）
（5）繼續展現政治誠意，充分留有餘地
達賴，現在一個可能是回來，一個可能是不回來。最近印度報紙放出來的空氣是他要回來。但是，達賴的兩個聲明，完全是反對中央，反對祖國大家庭，要求西藏獨立的。這樣，回來的路，達賴就自己堵塞了。據我看，達賴的聲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時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達賴如果讚成這兩個聲明，就不能回來，要回來就要改變態度，站在反對這兩個聲明的立場，擁護中央。要達賴從那個環境出來，離開索康、赤江、帕拉等人，辦法很難想，這全靠他個人的意誌，個人想辦法。我們是留有餘地的，還選舉他做人大副委員長，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委員的位子也給他留著。留有餘地，我們的態度就很主動。其他的叛國分子，他們也可以回來，但是要改變態度。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顯示充分的誠意。）
回來也不能再當噶倫，要不然和你們就沒有區別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亂的領導分子。我們不準備采取殺的辦法，保留他們的生命，慢慢地改變他們的腦筋。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更有利於爭取政治主動。）
但辦事是不能讓他們再辦下去了，因為他們是叛國分子。你們要同阿旺嘉措、喜饒嘉措、黃正清等很好地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發展，人口、文化、經濟和政治都要發展。
《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新華社
第1版，專欄：
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
新華社政治記者
新華社20日訊 本社政治記者評論：4月18日在提斯浦爾經由印度外交官員散發的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是一個理屈詞窮、謊話連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
不顧中國是由漢族、藏族、蒙族、維吾爾族等幾十個民族形成的統一國家的事實，這個聲明一開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謂“獨立”。
事實上，西藏的政治製度和宗教製度都是在過去由十三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幾百年間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陸續規定的，甚至達賴喇嘛的稱號、地位和職權，也不是西藏人自己規定的。近代史上的所謂西藏獨立，從來就是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陰謀。這個聲明從所謂西藏獨立開始，證明了聲明的起草者反映著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意誌，而根本反對1951年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
1951年協議一開始就確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個聲明卻沒有一句話說到這一點。隻是這個事實，就使得聲明所謂原西藏地方政府“盡最大力量來遵守十七條協議”的話，無法令人置信。
這個聲明硬說，1951年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是“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造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後“西藏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也沒有什麽權力，關於一切重要問題的決定都是由中國當局作出的”。
事實真相是這樣：這一協議，是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從1951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經過多次談判和充分協商然後達成的。達賴喇嘛在協議簽訂後的1951年10月間給毛澤東主席的電報中曾說到這個協議是“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達成的，並且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
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以後，完全忠實地履行十七條協議。西藏原有的政治製度、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職權均未予以變更；各級僧俗官員照常供職；宗教活動和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都受到尊重；藏鈔也繼續流通。協議中規定的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藏軍應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一直沒有進行。
到1956年底，中央還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1962年以前可以不進行民主改革。一句話，在過去八年中，西藏地方的政治製度、社會製度和宗教製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樣。西藏內部的事務，幾乎沒有那一件不是經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廈）負責進行。中央為了根據憲法在西藏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在1956年4月間成立了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這個籌備委員會之所以沒有起什麽作用，正是由於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撓，因為他們根本不要區域自治，他們要的是帝國主義者所要的“西藏獨立”。他們處心積慮地陰謀破壞十七條協議，從指使康巴叛匪騷擾一直到他們自己在3月10日這個日子公開發動全麵的武裝叛亂。
這個聲明沒有指出任何一件原西藏地方政府努力遵守十七條協議的事實，也沒有指出任何一件中央人民政府違背十七條協議的事實。它所提出的唯一事實，是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對於原西康地方叛亂的平定。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康地方根本不屬於西藏，以前是西康省，後來是屬於四川省。人們知道，正是在1955年夏季，達賴喇嘛等一行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完畢返藏道經四川的時候，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迫不及待，陰謀放火，指使康巴人立即舉行叛亂。
他們的企圖是以康巴叛亂為前線，掩護西藏本區驅漢獨立。他們高估了康巴人的戰鬥力和地形的險阻。所以他們迅即決策，以為煽動康巴人首先叛亂是大為得計的。事實與他們的設想相反，這個叛亂是迅速平定了。在平定叛亂的戰鬥中當然會死一些人，損壞一些建築物，這必須由叛亂者首先是叛亂的指使者負責。
除此以外，根本沒有所謂許多喇嘛被殺、許多寺院被摧毀的事。這個聲明舉出根本不屬於西藏的西康地方的叛亂來攻擊中央人民政府違反十七條協議，不但反證了中央人民政府完全遵守這一協議，而且恰恰證明了西藏叛亂集團正是康巴叛亂的指揮者。
這個聲明在談到3月10日至19日發動叛亂的經過時也是歪曲事實的。大家知道，3月10日是發動叛亂的日期。
叛亂集團選定這個日期，是因為達賴喇嘛自己決定在這一天到西藏軍區禮堂去看文藝表演，而看這次文藝表演的要求也是達賴喇嘛自己在一個月以前提出的。聲明不敢直接否認這個事實，故意含混地說什麽達賴喇嘛“同意”去看文藝表演，而3月10日這個日期又說是“突然規定”的，是誰規定的，聲明可不敢講。但是，達賴喇嘛在3月11日給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譚冠三將軍的信中說得很清楚，“
昨天（指3月10日）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聲明避而不談達賴喇嘛給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證明了寫這個聲明的人不敢麵對事實。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3月17日以前就向拉薩和西藏增援，以及“3月17日，迫擊炮朝著羅布林卡宮打了兩三炮”，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捏造。
編造謊言的人給自己預先開了一道後門：“幸而炮彈都落到附近的一個池塘裏去了”！但是，解放軍既然要進攻，為什麽偏偏隻打兩三發炮彈，而且在打進了池塘以後，就不多打一發呢？
聲明中關於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說法也很引人注意。它說，“顧問們認識到對於達賴喇嘛人身的危險，在那種困難的情況下，對達賴喇嘛、他的家庭成員以及他的高級官員來說，離開拉薩就成為十分緊迫的了。”
這一段話表明，並不是達賴喇嘛本人而是所謂“顧問們”認識到要離開拉薩。這是關於達賴喇嘛被劫出拉薩的真相的無法掩飾的流露。
達賴喇嘛3月11日的信中曾說到“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著危害我的活動”。
3月12日的信中又說，“昨天我通知噶廈，責令非法的人民會議必須立即解散，以保衛我為名而狂妄地進駐羅布林卡的反動分子必須立即撤走。”
這說明3月10日以後達賴喇嘛是被叛亂武裝包圍起來，並在3月17日被劫走的。聲明不敢否認這些事實，使所謂達賴喇嘛“願意斷然聲明”他離開拉薩是“出於他自己的自由意誌，而不是被劫持”雲雲，成為一種顯然的欺人之談。
聲明中有種種跡象使人懷疑它究竟是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
第一，聲明的內容同達賴喇嘛本人過去八年中所發表的許多談話和文章，直到3月10日叛亂發生後達賴喇嘛的三封親筆信，完全違反。甚至1956年達賴喇嘛在印度被反動分子包圍的時候，他在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中，也決沒有表示過這次聲明中那種分裂祖國而迎合外國侵略者的觀點。
第二，這個聲明是以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的形式發表的，可是在聲明中卻找不到一個第一人稱的“我”字，一律是第三人稱的“他”字，這完全不是西藏文體，而是某種歐洲文體或準歐洲文體。
聲明中的某些觀念和詞句也是外國的，例如所謂“中國的宗主權”的說法，就是英帝國主義首創的，英國侵略西藏就是在承認中國對西藏的所謂宗主權的掩護下進行的。在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中從來沒有使用過這種字樣。
現在西藏的這一個叛亂班子，完全是英國人培養起來的。印度的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的這一份不光采的遺產，所以這個班子中的人們的心思，是裏通外國，向著印度，背著祖國的。你看，他們雙方是何等親熱嗬！簡直卿卿我我，難舍難分。聲明中的有些詞句，同最近某些外國的報刊和政治家談到西藏叛亂事件時的詞句，十分近似，例如“西藏人和中國的漢人是不同的”、達賴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領袖”，等等。從以上的情況看來，人們有理由懷疑，這個聲明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而是別人強加於達賴喇嘛的。
這個聲明說了一個真理，就是西藏人同漢人不同。這個真理適用於蒙古人、滿人、維吾爾人、回人、在廣西的僮人、南方幾省的苗人和瑤人以及其他幾十個少數民族，他們都不同於漢人。
但是所有這些少數民族並沒有要求獨立，他們都在祖國的大家庭內建立了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西藏在近幾百年的曆史中，從來不是獨立國，世界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認為西藏是個獨立國，同西藏發生外交關係。現在忽然說要獨立了。所謂獨立也者，實際上就是要使西藏變為外國的殖民地或者保護國。
在目前發表這樣一個被稱為達賴喇嘛聲明的文件，大談其所謂西藏獨立，人們不禁要問：這是不是企圖把達賴喇嘛置於同祖國敵對的地位，堵塞達賴喇嘛重返祖國懷抱的道路呢？這是不是企圖造成一種形勢，迫使印度政府允許西藏叛亂分子在印度進行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呢？
北京的觀察家指出，在印度提斯浦爾發表的聲明，除了使西藏人民更認清西藏叛國分子的真麵目以外，對於西藏的局勢不會發生任何影響。聲明中說希望西藏最近的“困難很快就會過去，而不再流血”。
這個希望倒是切合實際的。一個多月以前爆發的叛亂不要很久就會結束。人民解放軍部隊不但迅速粉碎了拉薩地區的叛亂，而且迅速粉碎了雅魯藏布江以南地區的叛亂集團。人民解放軍部隊已經在平叛戰鬥中獲得了很大的勝利，在過去幾天中已經控製了喜馬拉雅山北部我國的全部國境線。隻有不大的一批康巴叛亂分子跑到印度去。在平叛戰鬥中，當地的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軍這一邊。被裹脅的分子紛紛脫離叛匪隊伍，回家生產。不但流血將成為過去，而且落後、黑暗、殘酷的舊西藏也將成為過去。
西藏平叛後的有關方針政策[1]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現在看來，西藏廣大群眾熱烈歡迎平息叛亂。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處亂搶老百姓的東西，非常脫離群眾。群眾就非常擁護人民解放軍，擁護人民解放軍徹底平息叛亂。
索康、帕拉[2]等人發動叛亂，他們把形勢估計錯了，把我們對西藏的方針、政策也估計錯了。我們的方針，你們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後是否改革，還可以根據情況決定。決定六年不改革以後，我們從西藏撤走了三萬多部隊，這樣做的目的是團結他們，使他們有所進步。但是，他們卻利用這一形勢，組織一些從西康[3]跑來的叛亂分子在山南等地發動叛亂。
他們發動叛亂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趕走人民解放軍，把我們嚇走。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和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這次平息在拉薩發生的叛亂，隻用了十個連，兩天兩夜就把叛亂平息了。在山南，隻用了四個團。現在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增加兩個半師，一個師在山南，一個師在昌都，半個師維護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後，要組織同原藏軍根本不同的人民自衛武裝。有了人民自衛武裝，就不需要駐這樣多的軍隊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你們對西藏的改革問題，有什麽意見?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禪:我認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實行改革，西藏無法發展。至於怎樣改革，周總理曾經講過，要結合西藏的實際情況進行。我希望快點實行改革。)改革的具體政策需要商談，而且需要確定下來。建議你們在北京同民委和張經武[4]同誌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薩以後，再更具體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種人。所謂“右”，指的是那些並未拿起槍參加叛亂，也沒有跑到印度，但是態度很頑固，反對我們、反對改革的人。對這四種人，在政策上應當有所不同。
你們站在愛國、進步方麵，是左派，不要怕喪失你們的莊園以後沒有飯吃。對左派和中間派，要采取贖買的政策，保證改革以後生活水平不會降低。對你們要同對上海、北京、天津、武漢、廣州、西安、蘭州、成都等全國所有大城市的資本家一樣，同對榮毅仁[5]一樣。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民主建國會的人。他們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時，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習慣了，現在生活過得很好。我們對他們采取的是穩固地團結的政策。
除了資本家，還有民主人士，過去國民黨政府的文官和武官，甚至像劉文輝[6]那樣的大地主，隻要是願意跟我們合作的上層人士，我們絕不會丟掉他們，也不會暫時同他們合作將來不要他們。對全國所有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開明人士，我們都是團結的政策。道理很簡單，隻有采取這樣的政策，才對全國人民有利。
這次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會議，你們都參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會議[7]比起來，這兩個會特別是政協會議增加了好多人，參加的人的範圍擴大了。有些人我們還準備繼續安排進去。
你們和索康他們不同，采取了同他們相反的政治態度。索康等到過北京，我見過他們。這些人和英國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經陷在裏邊了，一心想搞獨立。他們計劃很久了，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據地就是他們計劃的。這也是為著準備退路，準備叛亂失敗後，他們好從那裏跑。
他們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我們知道。他們要叛亂，我們也知道。過去他們鬧事，我們沒有去平息，請他們平息，他們認為我們害怕。我記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經有過一個風潮，那時他們就想搞叛亂。鐵棒喇嘛[8]要進城，我就說，讓他們進城，要打就讓他們打。這次西康的叛亂分子進城，鐵棒喇嘛進城，我們的態度是要幹就幹。有什麽辦法呢?每天同他們講和，他們不幹嘛!兩種對立的政治態度嘛!
你們和他們不同，站在我們方麵。還有中間派，是動動搖搖的。還有右派，沒有同我們打。隻要不同我們打，就還留有餘地，你們就要對他們做工作。你們對中間派、右派做工作，比我們講話好。
脫離人民是不好過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麵是不會吃虧的。農民，藏語怎麽講?(翻譯:藏語叫“米賽”。)米賽起來鬥你們，你們怕不怕?隻要你們站在人民方麵，我們可以給米賽講清楚，不要鬥了。劉文輝就沒有鬥。我們可以叫米賽顧全大局，不要算曆史上的舊賬。這樣可以使許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鬥一下，很難說。我們把你們當作左派，你們可以勸中間派，告訴他們世界要變，要他們對米賽的態度好一點。他們這樣做有三條好處: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於被鬥爭。
現在，你們都是國家幹部、人民代表，還分別是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政協常委，在西藏你們還有職務和工作。隻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講民主，一定有你們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過去一樣，這一點由中央來保證。過去同米賽關係不好的，要改好一點，像劉文輝，工人、農民就不鬥他了。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漢族地區和內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都走了這兩步。你們那裏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後，就搞和平改革。
關於宗教，我們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來，宗教寺廟也需要進行改革。寺廟中有些人參加了叛亂，同叛亂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肅、四川等地都有這樣的情況。
青海有個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個廟被群眾砸了，幹部去阻止，群眾同幹部還起了衝突。其他地方的寺廟，我們都保護下來了。對宗教寺廟，過去人民政府就是保護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廟，在土地改革中農民要砸，我從那裏經過，給製止了。現在，被砸過的寺廟，當地人民政府正在組織重修。
你們在精神上要有準備。改革以後，有一個時期喇嘛可能要減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們不是不信佛教了。當然年老的還是願意留在寺廟。你們要把工作範圍放廣大一點，在寺廟和不在寺廟的佛教徒都是歸你們領導的。宗教寺廟如何改革，我想你們應該考慮一個辦法。達賴[9]上次來北京時，我同他談過話，談得很好。他向我保證，回去一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行改革，但看來他還是處在一種矛盾當中。在他下麵的索康、赤江[10]、帕拉這些人都是很壞的。達賴有那樣一個很不好的環境。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對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麵，他又是一個聰明人，他能夠想到，他離開西藏、離開人民、離開祖國之後，下麵的文章不好做。他寫給譚冠三的三封信[11]就流露了這個思想。
達賴，現在一個可能是回來，一個可能是不回來。最近印度報紙放出來的空氣是他要回來。但是，達賴的兩個聲明[12]，完全是反對中央，反對祖國大家庭，要求西藏獨立的。這樣，回來的路，達賴就自己堵塞了。據我看，達賴的聲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時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達賴如果讚成這兩個聲明，就不能回來，要回來就要改變態度，站在反對這兩個聲明的立場，擁護中央。要達賴從那個環境出來，離開索康、赤江、帕拉等人，辦法很難想，這全靠他個人的意誌，個人想辦法。我們是留有餘地的，還選舉他做人大副委員長，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委員的位子也給他留著。留有餘地，我們的態度就很主動。其他的叛國分子，他們也可以回來，但是要改變態度。回來也不能再當噶倫[13]，要不然和你們就沒有區別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亂的領導分子。我們不準備采取殺的辦法，保留他們的生命，慢慢地改變他們的腦筋。但辦事是不能讓他們再辦下去了，因為他們是叛國分子。你們要同阿旺嘉措、喜饒嘉措、黃正清[14]等很好地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發展，人口、文化、經濟和政治都要發展。
西藏工委和軍區的全部工作經費，完全由中央負責，不從西藏地方財政收入中開支。西藏無力舉辦的事，中央還可以幫助。西藏還是要收稅的，谿卡、宗、基恰[15]和自治區政府的經費要由人民來維持。
藏族人民是聰明、勤勞的。社會製度進行改革之後，西藏可能很快發展。你們的事業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
全國各地你們都可以參觀，有的人可以先回去，有的人可以遲一些回去。總之，國家年年在變化，發展很大。今年是建國十周年，再有十年，會建設得更好一些。
你們是國家幹部，不要隻管西藏的事，也要關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蘭州的事，關心全國的事。你們在中央有職務，經常工作在西藏，以後可以經常來北京，來一次不要久住，幾個禮拜就行了。交通方便可以多往來。
達賴對我們的同誌說，他擔心他的生命有危險。他對陳毅[16]同誌說，他主要怕的是索康和帕拉。達賴知道，共產黨不會整死他。他怕索康，因為索康等人把他的父親毒死了。有他們這些人，達賴的生命是沒有保證的。
跑到印度的萬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會堅決反對祖國，一部分會感到沒有出路，希望回來。當然，這是需要時間的，比如十年後，其中年紀輕的、被欺騙的，就會要回來的。對他們，要采取歡迎態度。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讚，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阿沛·阿旺晉美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詹東·計晉美等的談話。
[2]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見本卷第46頁注[8]。帕拉，即帕拉·土登為登，曾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武裝叛亂的策動者之一。
[3]西康，即西康省，一九五五年撤銷。撤銷時，原轄區劃歸四川省。
[4]張經武（一九○六——一九七一），湖南酃縣（今炎陵縣）人。當時任中共西藏工委書記、西藏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5]榮毅仁，一九一六年生，江蘇無錫人。原為上海申新紡織印染公司總管理處總經理。當時任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委員。
[6]劉文輝（一八九五——一九七六），四川大邑人。解放前曾任國民黨西康省政府主席兼省黨部主任等職。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四川彭縣宣布起義。一九五九年時任林業部部長。
[7]指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8]鐵棒喇嘛，是藏傳佛教寺院僧職格貴的俗稱。
[9]達賴，即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見本卷第46頁注[4]。
[10]赤江，即赤江·羅桑益西，曾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武裝叛亂的策動者之一。
[11]見本卷第47頁注[11]。
[12]指以達賴名義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和二十二日在印度發表的兩個聲明，主要內容都是鼓吹西藏獨立。
[13]噶倫，藏語，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官員。
[14]阿旺嘉措（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四川甘孜人，當時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長。喜饒嘉措（一八八三——一九六八），青海循化人，當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黃正清（一九○三——一九九七），四川理化（今理塘）人，藏名洛桑澤旺，當時任甘肅省副省長、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長。
[15]谿卡，藏語，原西藏地方政府宗（相當於縣一級地方行政區劃）以下或相當於宗的農村基層組織名。基恰，藏語，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級地方行政官職，主管所屬各宗事務，轄區相當於地區。
[16]陳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樂至人。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
毛主席《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由來
《尚書·五子之歌》“皇祖訓一”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其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譯文：我們偉大的祖先早有遺訓：“對於人民隻可親近，不可下視之，更不可狗眼看人低，汙蔑為‘刁民’，肆意盤剝、掠奪、欺淩、‘改揩’。”
人民是邦家的根本，根本穩固邦家才得安寧。從我(大禹)來看，這天下的人民，即使是任何一個愚夫愚婦，也能勝過我(大禹)。一個人總不免有三差四錯，招怨的事未必都是那麽明顯，眼前看不見的過失，猶須要預防它的發生。我們統治著幾百萬人民，時刻都要戰戰兢兢，簡直像用一根腐朽的繩索，駕馭著六匹駿馬飛奔!作人民的君主，怎麽可以對人民不尊敬?
“六祖壇經”詩雲：問道有生有學知，生知即有慧能氏。目不識丁作佛祖，石破天驚啟民智。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嶺南自出慧能始，睥睨天下學問人。
其中一句：“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白話雲：地位卑微之人，也有過人之智慧;地位顯榮之人，常常迷失了心智。這句話和毛主席所說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幾乎分毫不差。毛主席非常喜歡“六祖壇經”。
還有左傳-曹劌論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一以貫之，毛澤東還講，一切會有變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讓位給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變成大的，因為大多數人要求變。《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71頁
係統地解決問題才叫做科學，不是係統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確的也不是科學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02頁
那麽，毛主席到底是在什麽情況下說的:《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呢?
1957年2月16日，中國自己生產的第一台30馬力的單缸輪式拖拉機――“鴨綠江一號”在遼寧安東機械廠(現遼寧五一八內燃機配件有限公司)下線。一年以後的1958年5月18日，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於“鴨綠江一號”拖拉機生產製造的調查報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引起了全國上下的巨大轟動。
小修理廠研製出“鴨綠江一號”拖拉機。
1955年，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向全黨發出要用四五個五年計劃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號召。1956年，為了向黨中央、國務院匯報機械化工業建設成就，有關部門在北京舉辦了一個匯報展覽，中央很多領導同誌都參觀了展覽。在參觀過程中，毛澤東對從事農業機械研究的專家說，我們的農業勞動還很繁重，農民還很艱苦，有了拖拉機，就可以解放勞動力，你們要為農民多造些拖拉機，多造些機器。在農業機械的生產製造過程中，要重視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此時，正值全國廣大農村掀起轟轟烈烈的合作化運動，這給正處於困境中的遼寧安東機械廠指出了新的發展方向，就是要麵向廣大的農村，為農業生產服務。適應這種新形勢的需要，安東機械廠很快就為農村生產了大批耕種、排灌、運輸等急需的農業機械。
安東機械廠始建於1952年，最初是為抗美援朝戰爭而成立的一個小型修理廠。建廠初期隻有16人，工廠生產設備極其簡單，隻有4台舊皮帶車床、3間破民房、2台鑽床和1台小型翻砂爐。它主要為抗美援朝過江部隊生產汽車防滑鏈、馬蹄掌和製造一些簡單的農具等。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工廠由軍需轉為民用，專門為農民維修農業機具。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因為生產任務不足，工廠經常處於停工待料狀態，三班生產改為兩班生產，最後又改為一班生產，半數工人編餘學習，有時甚至連工資都發不出。
1956年春，安東機械廠接受安東市工業局的特殊任務，開始研製輪式拖拉機。在技術和經驗成熟之後，工人常逢堯、楊廷貴、林輝生等人產生了自己動手製造拖拉機的大膽想法，立即得到廠領導的支持，並成立了以常逢堯為首的新產品研製小組。在研製期間，他們克服了許多難以想象的困難。沒有資料，他們就赴外地考察學習。實地拆解拖拉機進行測繪，並結合我國農村特點設計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拖拉機藍圖。沒有專用設備，他們就因陋就簡，土法上馬。缺少原材料，他們除了到廢鐵堆裏找，還開動腦筋，親手製造出許多零件。
參加研製的工人廢寢忘食，晝夜苦戰，就連除夕之夜，也是在車間裏度過的。沒有廠房，他們就在院子裏搭起臨時葦棚;沒有圖紙，他們就奔山東省兗州中匈友誼農場請教專家，赴遼寧省北鎮縣(現在的北鎮市)參觀從匈牙利進口的GS35型單缸臥式拖拉機，並將其700多種、1000多個零部件逐一進行拆卸測繪;沒有滾齒和插齒機，就用普通立式銑床做齒輪粗加工，再用銼刀進行細加工;沒有熱處理設備，就用木炭和牛骨加熱對齒輪進行滲碳處理。從毛料的鑄造、鍛造到零部件的加工，從零件的裝配到部件的總裝配，他們克服種種困難，攻克道道難關。工夫不負有心人，經過100多天的連續苦戰，1957年2月16日，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終於在鴨綠江畔誕生，研製的工人們激動地將它命名為――“鴨綠江一號”。
“鴨綠江一號”是30馬力單缸輪式拖拉機。經過耕地試驗證明，它構造簡單，操作方便，耕作性能強，能帶動三鏵犁或四鏵犁，每班(10個小時)可翻地60畝以上;不易出事故，安全性能較好;成本低，可用普通鋼材和生鐵製造。除了耕地，它還可以作為動力來運輸、碾米、發電和排灌;不但可以用柴油，而且可以用重柴油和原油。然而，這個“新生兒”還是有很多不足，因為是單缸、臥式、二衝程的輪式拖拉機，開動起來振動較大，前麵冒煙，後麵噴土。
毛澤東為“鴨綠江一號”拖拉機作批示：
“鴨綠江一號”國產輪式拖拉機研製成功的消息很快傳到北京，引起了中央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1958年春天，國家計委副主任倪偉和機械局局長王光中親自來到安東機械廠視察，知道這台拖拉機的研製過程後，被工人們敢想敢幹的精神所震動，當即決定讓“鴨綠江一號”進京參加農業機械展覽會。正是這個決定改變了“鴨綠江一號”的命運。他們在詳細聽取研製拖拉機情況匯報後，於5月3日，寫了一篇900多字的關於安東機械廠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克服重重困難試製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調查報告，向中央匯報了安東機械廠工人破除迷信，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難研製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詳細情況，並把材料上報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和國家計委副主任賈拓夫。
“鴨綠江一號”進京後在擔負平整展覽場地的任務和操作表演中大顯身手，深受領導和觀眾好評。特別在展覽會上，它既適合耕田又適合跑運輸及結構簡單、結實耐用等諸多優點，受到有關部門領導和專家的重視，一致認為“鴨綠江一號”為我國拖拉機的製造和農機製造工業體係的建立，提供了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材料。展覽會接近尾聲，在組建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拖拉機遊行車隊時，“鴨綠江一號”因外形不夠美觀而未能入選。但是，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5月1日早晨，原來計劃參加遊行的4台拖拉機中有1台在路上發生了故障，有關部門領導當即決定讓“鴨綠江一號”替補上。於是“鴨綠江一號”幸運地同其他3輛拖拉機一起駛過天安門，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
5月18日，正在出席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毛澤東接到李富春轉來的、由國家計委呈送的關於安東機械廠小廠辦大事，克服技術、工具、材料設備和資金上的種種困難，終於研製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報告。毛澤東對這份報告很感興趣，就在材料的旁白處寫下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12個大字，並寫了近300字的批語，充分肯定了中國工人階級“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精神”。批示的具體內容是：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此件印發大會各同誌閱讀。請中央各工業交通部門各自收集材料，編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科學、技術發明家的通俗簡明小傳(小冊子)。看一看是否能夠證明：科學、技術發明大都出於被壓迫階級，即是說，出於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這個工作。科學院和大學也應當做，各省市自治區也應當做。各方麵同時並舉。如果能夠有係統地證明這一點。那就將鼓舞很多小知識分子、很多工人和農民。很多新老幹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卞和獻璞，兩刖其足：“函關月落聽雞度”，出於雞鳴狗盜之輩。自古已然，於今為烈。難道不是的嗎?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注 釋
〔1〕 這是毛澤東為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印發倪偉、王光中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關於安東機器廠試製成功三十馬力拖拉機給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賈拓夫的報告寫的批語。題目是毛澤東擬的。
〔2〕 倪偉、王光中的報告中說，安東機器廠是為抗美援朝建立起來的小修理廠，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生產任務不足，他們麵向農村，為農業生產服務，製造了不少的拖拉機零件。一九五六年開始作生產拖拉機的嚐試，雖然兩次試製沒有成功，但工人們摸索到了製造內燃機的經驗，提高了試製的信心。他們想了各種辦法克服技術上、工具上、材料設備上和財務上的困難，沒有技術人員就依靠老工人，做發動機噴油嘴沒有電火花設備就以手工方法鑽孔，終於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試製成功一台三十馬力單缸輪胎式拖拉機。他們計劃今年五月以前再試製兩台，下半年生產150台，一九五九年生產1500台，並計劃改產捷克式的二十五馬力拖拉機。
毛澤東批示的全文，被列為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文件之二十六，發至出席會議的全體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認真貫徹了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說：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現在正需要大批敢想敢說敢做的人，敢於破除迷信、革新創造的人，敢於堅持真理，為真理衝鋒陷陣、樹立先進和革命旗幟的人，依靠這樣的人，我們才能夠領導全國人民躍進再躍進，多快好省地完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參加這次會議的安東市委書記肖純接到文件後。立即把喜訊傳回安東市委。整個安東機械廠立即沸騰了，工人們沉浸在歡慶的喜悅中，直接參與研製“鴨綠江一號”的常逢堯等3名工人骨幹更是激動得熱淚盈眶。此後，這種象征中國工人階級破除迷信、敢想敢幹精神的拖拉機很快投入批量生產，並幾經完善，日益受到廣大農村幹部和群眾的喜愛。 “鴨綠江一號”拖拉機陳列國家博物館 。
毛澤東為“鴨綠江一號”拖拉機作出的批示，極大地鼓舞了安東機械廠的幹部職工，他們敢想敢做的生產勁頭更足了。在後來的技術革命運動中，全廠湧現了大量的技術革新事跡。老工人穀維智、王安太等人創造的車煤氣機機體的多頭床子，提高效率18倍;由於工人們改革了設備，采用了新的操作方法，至1958年6月6日，已經趕製出60台煤氣機，有利地支援了農民抗旱。
為紀念毛澤東的批示，1960年經批準安東機械廠正式更名為“五一八拖拉機配件廠”。改革開放以來，五一八拖拉機配件廠不斷發展壯大，現已發展成為“遼寧五一八內燃機配件(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3年12月，遼寧五一八公司與香港兆彩實業有限公司合資重組，成為股權多元化的現代企業，是全國機械工業行業500強之一，經營規模居於內燃機零部件行業前茅。
“鴨綠江一號”拖拉機一直存放在遼寧五一八內燃機配件(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直到2002年10月國家博物館專程派人赴丹東，經考證後發來征集函，國家博物館認為此拖拉機是見證新中國成立初期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實物。並將“鴨綠江一號”輪式拖拉機作為珍貴文物永久收藏。2003年9月，作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鴨綠江一號”正式陳列於國家博物館。
胡耀邦是使今天新疆西藏獨立勢力坐大的始作俑者
總體而言，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應該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國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義基本翻不起什麽大浪，而且那裏曾作為我國戰略縱深的大後方進行過重點建設，如我們著名原子彈研發基地馬蘭基地就是在南疆。
後來個別中央領導對民族分裂勢力沒有意識到嚴重性，政策比較寬鬆，甚至是綏靖縱容，結果慢慢就演變到90年代以後的恐怖活動。認真反思一下，我們不難發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
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坦率地說，過去我們政府治理新疆的一係列方針政策，有很多地方確實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的政策。今天，“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尤其在胡耀邦同誌執政時期，曾製定了一個對中華民族貽害無窮的“新疆六條”（當然，如果把所有責任都推到“新疆六條”和胡耀邦同誌身上，也有失偏頗。因為我們的執政方式是集體領導，再加上當時的政治現實，不可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但畢竟他是始作俑者）。
大致內容是：充分自治；修養生息；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複新疆文化教育科學事業；進疆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等（同樣的政策也用於西藏）。
一時間，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在全區範圍內大規模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結果是新疆的政局越來越不穩定、民族矛盾愈來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係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維吾爾在內的穆斯林民眾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漢族民眾的擁護，很多政策實際損害了全體新疆民眾的共同利益。
胡耀幫等大概以為隻要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會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維護國家統一。其實，這完全是一廂情願。事實上，很多維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
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大家想想，要怎樣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分析“新疆六條”的失誤，主要產生了以下的嚴重惡果：動搖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權基礎。“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權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置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這種政策也未能增加維族人對漢族的好感，
尤其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正在製造一個個包袱。如，下崗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需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
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識分子參與。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知識分子。而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人的規定，則直接導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權基礎的動搖。
胡耀邦執政時曾講過：少數民族地區應該由該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權力，新疆軍區、北疆軍區、南疆軍區和各地軍分區的“一把手”都換成維族人，各地、州、市的領導班子也要向民族同誌靠攏。所有這些言論和據此形成的政策，都無形中加劇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沒有落到實處，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落到實處的地方，漢族幹部不滿意；沒落到實處的地方，維族同胞有意見），也從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
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明或暗地支持“東突”。在平暴的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必須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結果無辜犧牲了很多戰士。
在巴仁鄉平暴時，一位戰士因為遲遲沒接到開槍的命令，手持著壓滿子彈的衝鋒槍卻被暴徒活活砍殺，死不瞑目。實際上，很多時候維族領導總是有意無意地偏袒維族，使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使中央的政令權威大大降低。
損害了新疆漢民族的基本生存權利。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說法，目前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雖然有點過分，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
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害的卻是基本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必然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
據來自新疆的漢族群眾反映，目前在新疆，漢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了一件血案，一漢族女大學生因保護妹妹免受一維族流氓侵害，結果被當場刺死。最後，雖然凶犯被抓捕審判了，但卻是按酒後過失傷人判兩年徒刑完事。
還是在新疆的喀什市，兩名漢族婦女隻因為嫌一個維族肉販的羊肉質量不好，就遭到那個維族人的瘋狂追殺，路邊五六個無辜的漢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電話報警，可是巴紮內看守公用電話的維族人就是不讓打，報案人直到跑出巴紮才找到電話報警。110接警後趕到現場，一個剛剛工作一年半的漢族警察上前製止時，被其一刀捅入心髒，當場犧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傷，其後又有兩三人被刺傷。如果按110出警條例，警察遇到這種情況，本應立即執法，可是在新疆，對待穆斯林，警察卻沒有這個權力！法律在執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況普通漢族百姓！
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漢族同胞卻在法律麵前低人一等地生活著。
縱容了分裂文化的複興。每個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狹隘、自我的一麵，中華民族有56個成員，如果個個都無視國家民族大義，過分強調特殊性、強調自我發展，那麽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永遠也不會成為真正和諧的大家庭。
因此，必須站在中華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觀地對待每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
胡耀邦等最大的失誤，就是讓一部分有損於民族團結的維族文化放縱發展。1980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紛紛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
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
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
從這一點來看，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拍拍腦袋就想當然地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
更讓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1971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推行的文字改革。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雖然還可以繼續以別的形式開展，但卻已經不太容易。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腦門”，天真地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同胞示好，結果搬起石頭砸了國家和中華民族的腳，更貽害給後來的繼任者。
就因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
而維吾爾人對這些政策也絲毫不領情：“中共在新疆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其意很明顯，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當然，造成“東突”組織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誤外，還有其它方麵的原因。比如，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部分政府官員的腐敗等，但胡亂邦失誤的民族政策確實難辭其咎。如果說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是恐怖產生的根源，官員的腐敗是恐怖發生的導火索，那麽失誤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變的催化劑。
《兩少一寬》在“反共網站”維吾爾在線論壇上，維族人根本就不認可這個政策。一個好的政策，是激勵那些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禍害人民的人！
就這樣，擁護中央的藏人下層積極分子被拋棄了，而農奴主卻殺回來了。中央所撥的款項，都被官員和喇嘛拿走了。試問，如果你是藏人，你會感激胡耀邦的恩情嗎？新疆也是一樣，熱比婭就有幸在他當政期間成為新疆首富，政協委員。但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嗎？你給他們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們自己掌權來的爽，這點道理難道很難去理解嗎？
還有那些支邊的各族人士，來到這麽艱苦的地方獻了青春獻子孫，反倒要被胡耀邦譴責，就因為他們的花的國家經費太多。難怪他們要起綽號“胡亂幫”。
胡耀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層人士，全麵拋棄各族下層。但因為他的“兩少一寬”，一個傷害雙方利益的政策，少數民族和漢族卻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傷害了所有人。他的民族政策是非常錯誤的。
而亂邦則陷入了依靠精英的道路，否決了毛的群眾路線政策，將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諷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從80年代以來，並沒有對亂邦的信任感恩戴德，做社會主義的積極擁護者與建設者，反而在重視知識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體性的往右轉，成了社會的混亂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問題的出現都說明亂邦思路的異化與定位的差異，缺乏戰略智慧的政治短板。
雖然自命不平，時常用開明形象出現，甚至拿出比毛還偉大的偉人手勢來，但是管理國家從來是需要鋼柔相濟的，領導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滿足大多數人的權利，對知識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教育引導。而胡亂邦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的弊端顯露了出來了。胡亂邦僅僅用一個錯誤來批判另一個錯誤，而不是繼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邦亂的混亂局麵了。
胡亂邦丟了毛澤東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導致了社會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數民族信仰的坐標消失了，社會正義性的價值觀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嚴打，少數民族地區的騷亂，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勢力豢養、庇護下的張狂。
李銳寫的《向胡耀邦學習》。在1976年趁毛主席病重期間，胡耀邦就開始為走資派鄧小平作重要貢獻了。四五天安門邦亂是第一個貢獻。
1.1976年清明，悼念周總理的那場四五運動，不是群眾自發搞的，而是胡耀邦等幕後策劃的。
2.批判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把中央內部的不同看法，背著華國鋒組織批判力量捅向社會，迷惑、欺騙人民，為搞臭華國鋒，全麵否定毛澤東思想打開缺口（注：兩個凡是，是鄭必堅.龔育之提出並由他們寫入華國鋒的講話稿。批判“兩個凡是”後，鄭和龔搖身一變，成為批華批極左的先鋒。鄭提為中央黨校副校長，龔提為《紅旗》雜誌社長）。
3.為把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等中央領導搞下台，胡耀邦四處串連，煽風點火，不擇手段地搞陰謀詭計。奪權成功後，胡耀邦當上了中共中央主席（後稱總書記）。
4.大搞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全盤否定毛主席革命理論與實踐；否定階級鬥爭理論；全盤否定反帝反修，防止和平演變的鬥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堅持右傾，攪亂了全黨全民思想，動搖信念，放棄原則，混浠是非標準，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縱容反毛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勢力發展壯大，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主流力量，把社會主義製度推向被顛霞的邊緣。
5.平反所謂的冤假錯案。胡耀邦當上中組部部長，利用職權平反冤假錯案搞一風吹，得到國內外反毛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分子的支持與讚賞，評價甚高。從建立新中國起，到文化大革命，當年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幾乎全部平反。為他們恢複名譽、職務、級別、補發工資，提拔重用。
甚至雙手沾滿共產黨人和群眾鮮血的國民黨特務頭子沈醉也平反了，享受共產黨離休幹部待遇。
胡耀邦在為當年的階級敵人平反之時，又在全國開展了所謂清理“四人幫”地方勢力運動。上至省委領導，下至基層機關企事業單位、街道、縣委、人民公社領導，支左解放軍、生產隊長、土改根子、貧協主席、民兵營、連負責人、積極分子統統被審查，很多人被處理。
如，胡耀邦指派的中央工作組到廣西搞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運動，清理“四人幫”勢力，大抓“三種人。”全廣西審查了上百萬人，立案23萬多人，核查“三種人”6.2萬，定性“三種人”4萬多，受各種處分116934人，判刑1894人，判死刑22人，執行死刑12人，真正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老紅軍，老八路，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老戰士，勞動模範，以及大批在毛澤東思想培育下成長起來的年輕共產黨員、領導幹部。
當年，他們南征北戰，抗日寇，打老蔣，剿土匪，清惡霸，抓特務，搞土改，鬥地主，批資本家，支援朝鮮、越南抗美鬥爭，開礦山，建工廠，築公路，修鐵路，造田地，修水利，搞科研，促生產，取得革命和生產雙豐收等等，為鞏固和建設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然而，1978年以後，這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功臣們，被胡耀邦推行的極右路線反攻倒算，統統打翻在地。而過去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卻翻身作主人。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錯案，重組了階級隊伍，為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掃清了障礙，奠定了組織基礎。
6.否定中國共產黨的西藏工作政策和巨大成績，把翻身農奴重新打倒在地，讓舊貴族，農奴主翻身掌權，培養藏獨勢力，為達賴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分裂祖國提供了最重要條件，造成嚴重的後果。
胡耀邦上台後，與萬裏到西藏考察9天。此行雖然也講了幾句共產黨的好話，但整體上卻是否定毛澤東時代黨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績。公開指責當時的政策是極左路線。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權。漢族幹部多，壓迫了藏族幹部。中央對藏的撥款被漢族幹部職工吃了。中央對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錯誤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層人士，對這些“極左”政策要徹底糾正。
撤銷任榮西藏區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任陰法唐為第一書記，解散人民公社，要將漢族幹部調離西藏。
萬裏定調，藏族幹部要占80％以上。後來，胡耀邦還表態，歡迎達賴在國外親自培養的所謂“教師”回藏執教（實際是分裂勢力人員）。
達賴兄弟講先回來三、四十人。胡耀邦說、達賴回來，將擔任相當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級別的職務。
胡亂邦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後也都當幹部掌權。
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
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當年，共產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
胡耀邦的政策還引發了新一輪宗教狂熱。宗教活動場所，僧尼人員迅猛擴張。從1982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
胡下台後擴張勢頭不減，到1994年達到1787座46380人。藏傳佛教成為藏獨的重要宣傳陣地，公開否定毛主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喊出“西藏獨主，漢人滾蛋”的口號等等。
陰法唐等一大批共產黨人強烈抵製胡耀邦的所謂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責，陰法唐1985年6月被胡撤職，另派伍精華任西藏區黨委書記。
伍精華變本加利推行胡的極右路線，讓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還派高級轎車迎接。伍精華親自穿藏袍參加各種宗教活動，提拔重用舊勢力人員，實行“抑漢捧藏”政策。
許多高級幹部出身於舊貴族家庭，同達賴分裂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伍精華被稱為“喇嘛書記”。
藏獨活動日益囂張猖狂，在拉薩策劃了許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規模的打砸燒搶事件，正是多年來藏獨分裂活動的結果。
藏獨勢力東山再起，越演越烈，中華民族麵臨分裂危險，鬥爭日趨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親自操作，否定毛主席，否定共產黨，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否定和取消階級鬥爭理論造成的嚴重後果，這也是胡耀邦極右路線的慘敗。
7.包庇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頭目。胡耀邦掌權後，其右傾路線全麵暴露。他適應國內外否定毛主席，否定共產黨，否定科學社會主義逆流，堅持和推行右傾路線，抵製“四項基本原則”。
對中央關於開除資產階級自由化頭目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黨籍和製止學潮的指示頂著不辦，結果引起一大批革命元老的不滿。
老一代革命家認為胡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不具各無產階級領袖的素質，繼續擔任總書記是危險的。迫於革命元老們的壓力，1985年，鄧小平讓人傳話：“現在外麵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麽不講”？1986年，鄧又對揚尚昆講：“陸鏗（香港《百姓》雜誌主編）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麽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鄧小平即用非常手段將胡耀邦拉下馬。
胡耀邦表麵看好象是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光明磊落，其實不然。當他從華國鋒手裏奪權的時候，完全是在破壞黨章，背後搞陰謀詭計。所謂“真理標準”的討論，也是背著華國鋒搞，又突然捅向社會，搞臭華國鋒。
而對“兩個凡是”的具體製造者鄭必堅，龔育之卻大加重用；平反冤假錯案，其實質就是為被打倒的剝削階級翻案，對廣大工農兵和革命者實行反攻倒算，搞階級報複，徹底清理堅持馬列主義的革命者和毛主席時代培養提拔的共產黨人。其目的就是重組階級隊伍，為推行修正主義路線服務。
對在所謂平反冤假錯案中，工農兵、革命者遭到打擊迫害造成的冤假錯案，胡耀邦不敢進行複查與糾正。胡實事求是的精神，堅持真理的勇氣去那裏了？胡耀邦批判華國鋒搞“兩個凡是”，胡耀邦卻又對資改路線搞了“三個凡是”。凡是資改路線處理錯的人不能複查與糾正。可見，胡耀邦為人處世處事，是為一已私利或小集團的利益。那有什麽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光明磊落的品格。
胡耀邦的重大貢獻，後果如何，對誰有利，如何評價，經過三十年實踐的檢驗，已經一清二楚。隻是階級立場不同，答案不同而已。
李銳拔高胡耀邦，究其原因，無非是李銳曾因犯右傾錯誤被處理過，而胡耀邦為其平反，還讓其當上了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感激不盡。李上台後，自然成為胡的得力幹將，兩人結下了深厚的黑色友誼。因此，在李銳眼裏，胡耀邦當然是“最得人心”了。
胡耀邦為大批階級敵人翻案，將工農兵革命者打入地獄；堅持右傾，抵製“四項基本原則”，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泛爛，讓反毛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勢力日益壯大，成為主導今日中國社會的主流；否定毛主席黨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績，讓本已哀落的達賴分裂勢力卷土重來，嚴重威脅社會主義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幹這些勾當，當然需要“過人的膽識。”
難怪胡耀邦公開說，我不下地獄，誰下？胡耀邦真是夠膽的。這也顯示了胡告別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決心。胡耀邦的所作所為，是在開曆史倒車，複辟資本主義。而李銳卻讚美胡具有“過人膽識”，“扭轉乾坤，推動曆史前進”。真是驗應了老話：什麽樹開什麽花，什麽階級說什麽話。
其實，階級利益及其本性決定了李銳自己也是這樣幹的。李上台後，成為反毛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的黑旗手。他經常寫文章，出專著，到處演講，從國內到國外，公開咒罵毛主席，共產黨和科學社會主義，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要在中國建立美國式的資本主義製度。1989年，李銳公開跳出來勾結美國中央情報局。這場大動亂把社會主義推到了被顛覆的危險境地。結果，李銳被撤職了。由此，李銳更加仇恨和反對共產黨。
事實證明，李銳的反毛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本性不改。胡耀邦平反而重用李銳，正是他右傾路線的表現。而李銳這樣的反共分子讚美胡耀邦，也說明胡耀邦的確代表了右派集團的利益。他已經從紅軍老戰士，革命老幹部變為資產階級代言人及其利益的維護者。一定要揭露李銳的醜惡嘴臉及其反動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