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控訴文革資料幾例火車都裝不下
控訴文革資料幾例火車都裝不下，為什麽？
毛澤東不殺人。優待俘虜、特赦戰犯，不殺反革命、不殺右派、不殺走資派，不殺反共分子，不殺反毛澤東分子。這是第一個原因。
毛澤東：有一個捕人和殺人的問題講一下：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關於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總政治部：
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中央決定將這個本件發給你們，供黨內縣團級以上幹部學習。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著重講了民主集中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黨的生活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我們黨掌握了全國政權之後，這個問題尤其重要。
毛澤東指出：“看來問題很大，真要實現民主集中製，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且經過長期反複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誌們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同誌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 .......
史稱《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有一個捕人、殺人的問題，我還想講一下。
有一個捕人、殺人的問題，我還想講一下。在現在的時候，在革命勝利還隻有十幾年的時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動階級分子還沒有被改造好，有些人並且企圖陰謀複辟的時候，人總會要捕一點、殺一點的，否則不能平民憤，不能鞏固人民的專政。但是，不要輕於捕人，尤其不要輕於殺人。
有一些壞人，鑽到我們隊伍裏麵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的頭上拉屎拉尿，窮凶極惡，嚴重地違法亂紀。這是些小蔣介石。對於這種人得有個處理，罪大惡極的，也要捕一些，還要殺幾個。因為對這樣的人，完全不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就是所謂“不可不捕，不可不殺”。但是絕不可以多捕、多殺。
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殺可不殺的，都要堅決不捕、不殺。
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頭，我們沒有殺他。象潘漢年這樣的人，隻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
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蔑共產黨。後頭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
對於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裏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
人要少捕、少殺。動不動就捕人、殺人，會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在這種風氣下麵，就不會有多少民主。
(毛澤東偉人啊!這是一種什麽樣的政治胸懷!那寧錯殺一千，決不放走一個蔣介石如何能比?)
還不要給人亂戴帽子。
我們有些同誌慣於拿帽子壓人，一張口就是帽子滿天飛，嚇得人不敢講話，當然，帽子總是有的，會議報告裏麵不是就有許多帽子嗎?“分散主義”不是帽子嗎?
但是，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在頭上，弄得張三分散主義，李四分散主義，什麽人都是分散主義。
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適，最好不要由別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幾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這樣，就會有很好的民主空氣。
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裏不怕，敢於講意見。
對於犯了錯誤的人，對於那些不讓人講話的人，要采取善意幫助的態度。不要有這樣的空氣：似乎犯不得錯誤，一犯錯誤就不得了，一犯錯誤，從此不得翻身。一個人犯了錯誤，隻要他真心願意改正，隻要他確實有了自我批評，我們就要表示歡迎。
頭一、二次自我批評，我們不要要求過高，檢討得還不徹底，不徹底也可以，讓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幫助他。人是要有人幫助的。應當幫助那些犯錯誤的同誌認識錯誤。
如果人家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願意改正錯誤，我們就要寬恕他，對他采取寬大政策。隻要他的工作成績還是主要的，能力也還行，就可以讓他在那裏繼續工作。
我在這個講話裏批評了一些現象，批評了一些同誌，但沒有指明道姓，沒有指出張三、李四來。你們自己心裏有數。
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第二筆賬，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第三筆賬，是地委一級的;第四筆賬，是縣委一級的;第五筆賬，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有各的賬。
同誌們，你們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製健全起來。
縣委的同誌，要引導公社黨委把民主集中製健全起來。首先要建立和加強集體領導。不要再實行長期固定的“分片包幹”的領導方法了，那個方法，黨委書記和委員們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體討論，不能有真正的集體領導。
要發揚民主，要啟發人家批評，要聽人家的批評。自己要經得起批評。應當采取主動，首先作自我批評。有什麽就檢討什麽，一個鍾頭，頂多兩個鍾頭，傾箱倒篋而出，無非是那麽多。如果人家認為不夠，請他提出來，如果說得對，我就接受。
讓人講話，是采取主動好還是被動好? 當然是主動好。
已經處在被動地位了怎麽辦? 過去不民主，現在陷於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氣，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這個時候我坐下來，冷靜地想一想，兩三天晚上睡不著覺。想好了，想通了，然後誠誠懇懇地作一篇檢討。這不就好了嗎?
總之，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講話就講這一些。中心是講了一個實行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在黨內、黨外發揚民主的問題。
我向同誌們建議，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有些同誌還沒有民主集中製的思想，現在就要開始建立這個思想，開始認識這個問題。
我們充分地發揚了民主，就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做到了這些，我們的工作就會越做越好，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會較快地得到克服，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會順利得多。
以上是毛澤東講話。
控訴文革資料幾例火車都裝不下，為什麽？
毛澤東不殺走資派和反對文革的人。
走資派和反對文革的有幾百萬，他們中間都是當權派，有文化的磚家叫獸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中的一部分。他們能說會道。
控訴文革資料幾例火車都裝不下，為什麽？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掌握著話語權。
控訴文革資料幾例火車都裝不下，為什麽？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以來，己四十多年的時間在控訴。
《鄧榕對鄧小平的揭發》
鄧小平一手操縱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過我給工作組一些黑指示，並控製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嚴重的錯誤。
6月1日，毛主席親自指示發表了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我校的運動就轟轟烈烈地起來了，那時，群眾都起來了，形勢大好。這時，我們因為對運動中一些問題不知怎麽辦，就去找鄧小平，當時，我們要求派工作隊，鄧小平告訴我們工作隊不久就要派下去了，並讓卓琳打電話給李雪峰（或者是其秘書），讓他們商量一下怎麽辦。不久，鄧小平派的中學第一個工作組進駐我校，工作組到了我校後，把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鎮壓了下去。
運動開始不久，鄧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對我說：“你們一定要相信工作隊，一定要聽工作隊的話，現在你們和工作隊的意見一致，你們當然聽，以後你們的意見和工作隊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你們也要聽。”我們當時對鄧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這些黑指示告訴了革委會的同學，使得他們也在這種思想控製下，死保工作組。後來當一些革命同學起來造工作組的反時，我們就本著“一定要相信工作隊”這一黑指示，打擊群眾，把反工作隊的人說成是野心家……。以後，運動的大方向變了，矛頭轉向了革命群眾，在學校裏不僅把反工作隊的同學鬥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也拉出來鬥爭。鄧小平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我是鄧小平的女兒，所以對他的指示更是積極執行，由於非常聽他們的話，所以對同學鬥同學更加積極。毛主席說：“……如果把同誌當成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正是這樣，我做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的立場錯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而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站在鄧小平一邊。
鄧小平積極支持我校的同學鬥同學，因為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眾起來奪他的權，他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動路線，借口要了解情況，解剖一隻麻雀為名，把我校當成了他的試驗田。他原想叫秘書來搞一次，後大概又覺得自己找工作組更好些，所見他親自找了一次工作隊，這樣更便於他控製工作組，控製運動。在談話中，他大力支持學生鬥學生，他也曾對我說過開兩次辯論會不算轉移目標，不算學生鬥學生。鄧的黑指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堅定了工作組鬥同學的決心，也控製了群眾。那次談話後的一切行動都是圍繞鬥群眾。有一天晚上，胡啟立把革委會的人都找了去，發了許多黑指示，並確定了鬥同學計劃：暫停鬥同學，轉向鬥黑幫，肯定革命群眾還會貼工作組的大字報，那就有借口再轉回矛頭鬥同學了。胡啟立的理由是：“我們鬥黑幫，你們TMD在後麵開黑槍！”因此，後來連開幾次鬥爭會。（這也是鄧小平批準的）
鄧一方麵布置了我校的鬥爭會，另一方麵他叫秘書打電話給劉誌堅，意思是讓他專整那些同學的家長，給他們施加多方麵的壓力，企圖使他們投降。鄧小平極端仇視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複黨團活動來控製運動，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鄧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組勿匆恢複了黨團隊活動，組成了臨時黨委、臨時團委，臨時大隊委員會。從此，我校運動便變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革命群眾，這成了我的指導思想。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一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麽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你是領導小組的，明天一調查出你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一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這樣做了一個時期，基本上各班都換上了我們信任的人，大大打擊了廣大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被打擊的群眾抬不起頭，喪失進步的信心，覺得沒出路，由於沉重的精神枷鎖，廣大群眾隻好俯首聽令，奴隸主義十分嚴重。我們這一陣奪權活動，扼殺了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我們是在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奪權，為更深一步推行劉鄧路線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以及給後來的對聯辯論提供了思想基礎。這同一時期，高年級的學生鬥學生也是由於忠實執行了鄧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這裏我向反動路線的受害者賠禮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輔導員，責任主要應由我負。
在鬥學生的同時，鄧還多次指示要做教師工作，其目的是把矛頭對向教師，這和鬥同學是同一性質同一目的的。運動以來，鄧從未叫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因為他知道廣大群眾一旦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他的陰謀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納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我校運動，在這上麵也是按照他的意願發展的。原來，根本沒有什麽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時間，工作組自己也不學，革委會的同學也不學。後來才在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下，製定了所謂一天二小時雷打不動的“天天讀”，工作組員也才在同學們的批評下開始了“天天讀”。可是，工作組借此把同學鎖在校園內，不許亂說亂動，束縛了群眾的手腳。我們對鄧小平的指示百依百從，而對毛澤東思想則不學不用，這說明了我們的立場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的，站到劉鄧一邊，幹的事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運動以來，工作組在鄧小平的控製下，把許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個人野心家，為了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給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須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戰爭。現在還有許多同學由於受反動路線的迫害，不敢說話，我希望這些同學起來，造我的反，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我在前一階段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我相信我能在同誌們的幫助下得到改正。對我的錯誤，我的認識是非常不夠的，希望同誌們給我提出嚴厲的批評，我一定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
鄧榕
（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編《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
走資派鄧小平們盲目、極端化地推進農村私有化市場經濟，其結果是三大要素大幅流出農村，土地被征占，資金被抽走，勞動力大規模外出打工。任何領域，在這三大要素淨流失的情況下能不衰敗嗎? 這是把市場經濟當作市場主義的惡果。也是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人民公社的視角去看。但走資派們不是想為農民服務出發的，為什麽一再強調文革是階級鬥爭？走資派們是為資本家自私自利服務的。設想不這麽做如今的房地產資本家的土地如何得來？農村人民公社的社辦工廠社辦企業累積的資產經驗人才怎麽能被土豪資本家收入私人手中？更多的外資，港資，台資，中資等資本家工廠裏需要大量的工人哪裏來？走資派鄧小平們解散了人民公社後不就解決了嗎。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搞社會主義人民公社的新農村建設，就是要讓三要素回流，讓農民穩定在農村。
走資派鄧小平們的“庸俗的發展主義”就是不管黑白貓摸石頭胡來。
走資派們不會對改革開放進行反思，如有反思也不觸及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製這一敏感問題，所以，走資派們的磚家叫獸給出的出路也很值得商榷。農業剩餘勞動力必然要轉移，人口和經濟必然要相對集中、集聚。這種轉移都集中於大中城市，已經證明是發展的陷阱，正像有學者指出的農民工夾角現象一樣。但是，靠在傳統村落基礎上搞新農村建設，能解決這個問題嗎？
毛澤東主席的遠見在於這兩者之間，既不是都進入城市，也不是停留在傳統村莊層麵，而是通過人民公社的工業化，實現農村相對集中的小城鎮化。隻有人民公社這樣的集體經濟體製，才能避免農村三要素(勞動力、土地和資金)的淨流出，又能實現本土的城鎮化集聚。
毛主席的人民公社工業化的思想，在於有沒有、要不要農村人民公社這樣的集體經濟體製支撐和組織載體，這實際上代表了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還是走複辟資本主義的道路？
《鄭州日報 》一篇報道鞏義市竹林鎮黨委書記趙明恩同誌的文章，有幾點很有意思。從時間點上看，一個是1974年初，村黨支部看他是塊好料，讓他帶領副業隊尋找掙錢門路。竹林村是個遠近出了名的窮山村，趙明恩擔任小耐火廠廠長，並帶領副業隊辦起機械廠和礬土礦。到1978年年底，竹林村的社會總產值達到110萬，人均收入89元。
再一個是1983年6月，圍繞“今後走什麽路才能脫貧致富?”的主題，竹林村黨員幹部擴大會開了七天七夜，大隊全體黨員、生產隊以上幹部和群眾代表共60餘人參加了會議，硬是沒有分散人民公社。
第三個是1994年11月，竹林村與周邊三個村整合，設立竹林鎮。12年後，竹林鎮再次“擴張”，周邊又有三個鄰村並入，人口和區域麵積均擴大一倍。1996年4月，竹林村在全省率先實現村改居，全鎮近兩萬人口全部成為城鎮居民。
最後是1997年，竹林鎮集體企業全部進行股份製改造。1999年，竹林村眾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現太龍藥業)實現成功上市，敲響了河南醫藥企業擊水股海的第一錘，“竹林品牌”在全國越叫越響。現在的竹林鎮是國家AAA級旅遊區，全鎮年產值達50億元。
如果研究一下全國還在堅持集體經濟的典型，幾乎每一個都具有這樣幾個發展階段的典型特征。
走資派鄧小平的聯產承包為什麽成為打開潘多拉魔盒的鑰匙！
首先，真正的聯產承包與人民公社體製並不矛盾。聯產承包製的本來含義是什麽?最初的聯產承包是一個人民公社生產隊集體經濟勞動管理和分配方式改革的概念，是由集中勞動和統一分配改為承包製，可以將農業生產活動承包到作業組，也可以承包到每個勞動力，後來發展到承包到家庭，然後按照每個作業組或勞動力或家庭的產量多少，由生產隊統一計算勞動報酬進行分配。所以，當時的聯產承包是“聯係產量計算報酬”，是一個集體經濟的概念，是生產隊勞動管理和分配方式上的一種改革。主體是誰?是農村集體。沒有主體，也就無所謂承包。如果真是堅持當時這個初衷，也許中國的三農問題就根本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但是，這並不是發明這個概念的人的本來目的，隻是一個障眼法的過渡而已。因為毛澤東主席曾幾次反對包產到戶，人們印象很深刻。發明個新名詞，可以繞開很多麻煩。後來的發展演變也很快證明了這一點。因為“聯係產量計算報酬”的集體統一分配的特征很快就消失了，聯產承包變成了按人均分土地的分田到戶的“大包幹”，既不聯產，也不承包了。
所以，聯產承包的概念很快就被偷換了，變成了分田單幹的小農家庭經濟。
於是，農戶的承包期被延長了、長久不變了，土地承包被固化了，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承包關係的調整權就這樣被剝奪了，雙層經營變成了家庭一層經營。接下來的是土地的自由化流轉、兼並和集中。這是中國兩千多年來封建社會重複過無數次的由均田製到土地兼並集中的曆史再循環，隻是現實需要麵對的卻是資本對小農的剝奪和改造了。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國農村80年代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本來是毛主席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戰略的自然延續，因為社隊企業已經在公社解散前發展起來了。
但是，走資派們的決策者沒有這個戰略眼光，走資派們沒有想到這個異軍突起，說是“意外地抱了一個金娃娃”。但是，這種意外的收獲不但沒有使走資派們重新認識到毛主席的戰略遠見，相反，卻助長了走資派們加快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自信。因為走資派們認為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是農村體製改革的結果，而不是毛主席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戰略的必然趨勢。
於是，90年代的顛覆開始了，農村集體企業改製了、私有化了，結果是農村人民公社工業化進程中斷，農村城鎮化進程中斷。
本來80年代由於鄉鎮企業的發展，城鄉差別已成縮小之勢，但是，在90年代以後卻迅速地拉大了。
“三農”逐漸問題成為老大難，現在又要靠資本下鄉來救命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聯產承包在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隻是一塊敲門磚，是為了敲掉集體經濟，這個使命完成了，它也就被丟掉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聯產承包是打開潘多拉魔盒的那把鑰匙。
雲南省玉溪市有個大營街村，黨總支前任書記代保周和現任書記任新明都曾感歎過，“如果在‘大包幹’的時候把集體的東西都分了的話，大營街就不會有今天。”
大營街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時間是很短的。1983年6月，大營街大隊9個生產隊基本完成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改革工作。土地分了，但集體企業沒有分。回首往事，大營街人十分慶幸，當全國很多地方都開始瓜分集體企業的時候，他們沒有分。因為正是這些集體企業為大營街後來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單幹之後不到三年，大營街開始逐步把土地重新收歸集體來辦工廠。這說明，農村集體經濟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是集體企業，隻要集體企業發展起來，農業的家庭承包就完全可以調整過來。大營街人將土地收歸集體使用經曆了一個從收回山地、收回旱地再到收回水田的過程。隨著轉變土地使用方式所獲得的利益逐步加大，更多的土地被收回就是順理成章的。2000年，大營街收回了所有的土地。通過改變土地的使用方式，使相對廉價的土地大為增值，是大營街等許多地方在鄉鎮企業發展中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
80年代後期，大營街基建隊是為玉溪卷煙廠建蓋住房、廠房的眾多建築隊之一，他們的誠實守信體現在了承包的工程質量上。當卷煙廠要合作建一些配套工廠的時候，大營街人因誠信而得到了機會。貸款400萬元建起的雲南玉溪水鬆紙廠和雲南玉溪卷煙廠濾嘴棒分廠兩個卷煙配套企業成為這一時期的兩個龍頭企業。很快，鋁型材廠、鋁箔紙廠、油墨廠、銅材廠、太陽能廠等三十餘家企業相繼建成。
農民組織起來的兩種基本組織形態和組織體係！
社區型集體經濟組織(鄉、村兩級)和農業產業化組織體係，是農民組織化的兩個基本組織體係;合作經濟組織和公司企業組織是兩種基本組織形式。
按照毛主席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在人民公社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以後，農業的發展趨勢是什麽呢?是集體經濟體製下的農業產業化。
90年代初期，作者曾將農村現代化進程概括為四大基本趨勢，即農村工業化、農業產業化、鄉村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
農村工業化就是毛澤東主席的公社工業化，而農業產業化又是什麽概念?在人民公社體製的初期階段，農村基本上是“以糧為綱”，產業結構單一。
隨著農村工業化即社隊企業的發展，農業的發展趨勢是由“以糧為綱、多種經營”向多種產業轉變。
多種經營發展成為多種產業，是大農業概念下農業內部的產業分化，這就是毛主席講的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
這種趨勢使農業內部的各產業逐漸成為獨立的、完整的產業體係，使糧食以外的肉、蛋、菜、奶、果、茶、油等等過去作為副業的多種經營變成獨立的產業。
農業私有化又使農民成一盤散沙：
一是農業在產業分化的基礎上形成區域性主導產業，形成一定的區域規模。如糧食主產區、大豆主產區、蔬菜主產區、各類果品主產區等等，這是區域化趨勢，每個鄉村不再是小而全的發展模式，而是逐漸形成自己的主導產品和產業。農民一家一戶私有化，複辟一盤散沙。
另一個是在區域主導產業形成的基礎上，建設產前、產中、產後和科技、加工、貿易、信用金融等服務環節在內的完整的產業鏈條，使農業成為不同區域各具風格的產業體係。這一過程，就是農業的產業化形成過程。每家每戶個體化，一盤散沙辦不成大事。
當然，這一農業的產業化過程，本來應該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製下有組織地實現。因為人民公社時期農業生產以外的各個環節，在社一級已經基本建立起來，如供銷社、信用社、收購站、糧站、農機站、技術推廣站、獸醫站以及水利、電力、植保、種子等一係列服務部門都已齊備，隻要隨產業結構的調整加以適當的改革，按產業化要求整合這些環節，很快就能成為農業產業體係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人民公社中現代農業的組織體係。
但是，走資派鄧小平們解散了人民公社，不但使農業在生產環節上退到小農經濟，更重要的是使農業產業化的這些環節退化了、私有化了、市場化了，使這些環節基本上都已經被資本家所主導。
分散的小農麵對資本家掌控的各個產業環節，農業產業化就必然是“公司加農戶”甚至連農戶也不要的公司直接雇工經營，走上資本改造小農的產業化道路。
所以，在反思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失敗的教訓中，不但要看到解散人民公社是對社區集體經濟的瓦解，同時也是對農業產業化組織體係的瓦解。當然，這種反思隻能是真正的共產黨人，願帶領中國的農民們繼續走社會主義人民公社集體化道路時才會真正的反思有效。走資派們是不會反思的。走資派們從一開始就要的今天的結果。
共產黨人要重建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既有重新組織社區合作經濟組織的問題，也有按產業化發展的要求重建農業的產業化組織體係的問題。
所以，即使不叫人民公社。但要重新把農民組織起來，必須以鄉、村為單位健全社區型集體經濟組織;同時，要按照農業產業化發展的趨勢，構建跨區域的農業產業化組織體係，包括合作社、公司企業和半官方的社團事業單位等，形成完整的產業化組織體係。
習政府在麵對今日中國農村現實的局麵，集體經濟發展的形勢並不樂觀，原因在於大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在基本製度層麵，國家要堅持雙層經營的承包製，這是最後的底線。本來意義上聯產承包製是集體經濟的概念，土地承包關係的調整，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應有權利。土地私有化自由化流轉的目的是突破這一底線，要堅決反對和阻止。要告訴農民抵製資本圈地。但走資派的初心就是徹底私有化。
在政策法律層麵，國家必須為集體經濟組織立法，明確社區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主體地位、權利和責任，尊重集體經濟組織市場主體的自主權。在土地、金融、財政、產業布局等政策領域支持集體經濟的發展。在走資派和資本家掌權的特色政府管控下是不可能立法成的。
在宣傳輿論層麵，要利用各種宣傳輿論工具大力宣傳集體經濟典型，總結他們成功的經驗，弘揚集體主義精神。把握政策界限，弄清理論上的大是大非，揭露、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私有化的陰謀，教育廣大幹部群眾。這更是不可能，宣傳機器掌握在走資派和資本家手中。
在具體措施層麵，希望嚐試組建集體經濟聯合會或促進會之類的社團組織，搞類似工商業者聯合會那樣的組織，並發展服務於集體經濟的金融機構。全國一下子搞不成，先搞地方的;聯合會搞不成，先搞學會、協會之類的組織，總之要形成聯合艦隊。恐怕生存困難。
熱心集體經濟的個人，可以從不同角度、不同領域做工作。基層可以組織合作經濟組織，把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可以促進合作組織的聯合，為集體經濟的大發展創造條件。各自為私爭先富發財為自家。
爭取更多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同情集體經濟的官員，利用自己的條件幫助、支持地方發展集體經濟。集體經濟成功的典型村，有條件的應該擴大自己的發展空間，整合資源，搞聯合或合並，發揮帶動作用。在位的官員哪個敢為之？四十多年走資派的資本教育下的官員們有幾個官員想為人民服務？
1965年，毛主席在閱讀了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室上報的華西村大隊書記吳仁寶創辦集體企業的報告上批示：“這是農村偉大光明燦爛的希望。”而同樣是這個報告，其他的領導人隻是劃了圈，沒有任何批示意見。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再次明確提出：“農民以農為主”，“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
關於人民公社工業化的論述有很多。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中就指出：“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毛主席的許多講話、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和筆記等文獻，都有很多關於公社工業化問題的記載，大家可以自己查。可以說，毛澤東主席從公社化運動最初形成的公社工業化思想，直到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後一年，即1975年10月，還在批示河南鞏縣回郭鎮公社辦工業材料。
早在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報》在頭版發表題為《光明燦爛的希望——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一文。
十個月以後，即1975年10月11日，為了配合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人民日報》又轉載了這篇文章，題目是：《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河南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文中用“公社要辦工業”、“公社能夠辦工業”、“ 公社辦工業的道路”、“社隊工業作用巨大”為標題，報道了鞏縣回郭鎮公社辦工業的事跡。
據河南參加寫作的同誌介紹，這篇文章之所以十個月以後又被《人民日報》轉載，是因為毛主席做了批示。而毛主席之所以批示，是因為當時浙江金華地區的部分銀行幹部在看了《河南日報》報道後，認為農村發展工業企業是農村經濟建設的主旨，說到了他們的心窩裏。於是，他們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推舉該地區永康縣人民銀行幹部周長庚執筆，在1975年9月5日，給毛主席和黨中央寫了一封信，建議黨和政府切實加強對社隊企業的領導，幫助和支持農民興辦各類企業，增加經濟收入。
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接到來信後，於1975年9月25日以“來信摘要”的形式，摘錄了周長庚來信的主要內容，並附上原件(注：指浙江給毛主席的信、華國鋒給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和《河南日報》的報道)送呈毛澤東主席批閱。毛主席於27日審閱，並寫下：“小平同誌：請考慮，此三件(兩封信及一篇報道)可否印發在京各中央同誌。”這就是《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文章的背景，說明毛澤東主席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年中，他還關懷著人民公社工業化的問題，還在支持公社工業化的發展。
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工業化戰略發展的階段性！
關於工業化發展的階段性，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在理論認識的一個重要的誤區，就是忽視了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發展的階段性。毛主席在《矛盾論》中論述矛盾的特殊性時說：“事物發展的長過程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在對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認識上，人們恰恰忽視了這一事物發展的階段性。這裏首先要弄明白的一個問題是：既然建立人民公社製度是為了實現農村的工業化，那麽，在農村實現公社化之後，能不能馬上大規模發展農村社隊企業呢?曆史告訴我們，不行。為什麽呢?
大家知道，1958年確實出現了“左”的傾向，急躁冒進，打破平衡。還出現了“共產風”、“浮誇風”，原因大家都知道。結果，造成後來的三年困難時期。根本問題是什麽?是農業的生產力水平還不過關，還遠遠不能滿足國家工業化和城市發展產生的新的需求，特別是糧食。可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國家再不敢放鬆糧食生產。這和斯大林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工業化時期遇到的問題類似。這個曲折的過程，恰恰說明國家的工業化和公社工業化不可能同時起步，因為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太低，我們整體上還處於短缺經濟時期，需要靠組織起來的力量徹底改造農業的物質生產條件，保證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順利實現。
所以，人民公社在一定時期內必須首先解決農業問題，必然是堅持以糧為綱，必然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必然是政社合一，必然是城鄉二元體製，必然是高積累、低消費等等。這是當時的曆史條件所決定的。農業是基礎，沒有農業的健康發展，國家的工業化也難以實現，這是客觀規律，不能違背。
最近在整理曆史資料室，發現在1960年6月30日，北京市委副書記劉仁的一個講話。他提出郊區要以糧為主，近郊要把菜搞好，強調勞動力要首先用到農業上去。他批評把勞動力都調去搞別的，弄得大田草比苗高的現象，說這不是個小錯誤，是方針上的錯誤。在談到社辦工業時，他說：公社工業化要搞，但首先要吃飯吃菜，這就要考慮什麽能搞，什麽不能搞。工業占用的勞動力是5%還是10%，要根據自己的情況來決定。真正發展社辦工業，隻能在機械化以後節省出勞動力才能搞。不能不管農業搞得好不好而去搞其他的。這說明，在公社化初期，在公社內部的工業和農業確實還是一個矛盾，處理不好要出問題。
這說明，毛主席所規劃的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是必須分階段、分步走的。這個工業化戰略可以分為三個大的曆史發展階段，我將其稱為三部曲：
第一階段：國家建設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農村則在組織起來的基礎上，大搞農業基本建設，提高農業的生產力水平。
第二階段：糧食問題基本解決後，農村開始由以糧為綱向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拓展，起步公社工業化，進入國家和公社工業化兩條腿走路的發展階段。
第三階段：公社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使公社逐漸成為經濟中心，具備集聚經濟和人口的能力，帶動農村城鎮化，加快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進程。
(備注：農村現代化發展階段圖)
由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轉變，要有兩個基本條件：
一是國家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基本建成。
一是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基本解決。
而這兩個條件在毛主席逝世前後的70年代中後期已經基本具備。
新中國農村社隊企業發展的實際情況也證明了這一點。
現實中按照這個三部曲進行實踐的最完美的代表是江蘇的華西村，是河南劉莊和南街村，是黑龍江的興十四村，是河北的周家莊公社等一大批堅持集體經濟的典型。他們的成功，驗證了毛澤東主席工業化戰略的遠見卓識。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說：“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廠，九十年代造城”。這句話是對毛澤東主席工業化戰略三部曲最精辟的概括，比我國任何學者、官員都看的明白，看的深刻。
回過頭來總結一下，在第一階段，我們麵臨著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新中國要真正站的住，必須解決兩大最基本、最迫切的問題，一是通過工業化解決國防和國家安全問題，一是解決吃飯溫飽問題。
這就決定了國家工業化必須首先起步，同時把農民組織起來，一方麵為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另一方麵進行農業自身的基本建設。
所以，在國家工業化起步階段，公社的工業化還不能馬上起步，公社的主要任務還是解決農業問題。
農業，特別是糧食，是農村這一階段的主題。國家以計劃調節為手段，以國家重大項目為主，靠農業提供原始積累，優先發展重工業，建立起相對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
從50年代“一五計劃”時期開始，一直到70年代中後期，二十多年的時間我國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建成了。
50年代初期，中國工業規模還不如比台灣還小人口隻有幾百萬的比利時，到毛主席去世時，已經進入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行列，工業的比重已經占國民經濟總量的72%！經過毛澤東時代短短的不足三十年，中國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偉大工業強國的曆史性跨越。
這是一種後發國家的趕超戰略，即瞄準西方先進的工業水平，別人有的我們要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到毛主席去世時，我們有了自己的重工業，輕工業，紡織業，微電子工業，冶金業等....還有了自己的汽車產業、有了自己的飛機、坦克等...軍工業！更有了我們自己的包括拖拉機在內的農用機械化設備，同時還有了自己的原子彈、氫彈，核潛艇，還有了自己的衛星等很多........。
在這一曆史發展階段，農村人民公社利用組織起來的力量展開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靠農民的勞動積累，改造農業的物質技術條件，既保障國家工業化發展中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供應，使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基本過關。這既是農業支持國家工業的階段，又是農業自身發展的階段。
到70年代中後期，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從全國整體上講已經基本解決，絕對不是什麽“崩潰的邊緣”。這是一個偉大的毛澤東時代，是在毛主席的號召下，我國農民吃苦耐勞、艱苦奮鬥、為國家奉獻一切的正能量充分發揚光大的時代。
這一代組織起來的農民，是共和國的脊梁。他們為共和國的長子----大型國有企業作出了自己的犧牲和貢獻。
所以，有些抱怨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用吃了二十多年返銷糧的小崗村的十幾個手印，來顛覆這個偉大的時代，卻是極不光彩的，甚至是別有用心的。
1978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達到3.048億噸，即6096億斤，人均達到317.5公斤,635斤。說明農村推進工業化進程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
第一個發展階段有幾個主要特征，常常被當作否定人民公社和毛主席正確道路的主要根據。
主要是：
(1)政社合一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城鄉二元管理體製。
(2)“以糧為綱”的產業導向和對社隊企業發展的一定程度的限製。
(3)農業為國家提供積累和農業內部靠農民的活勞動積累。
(4)高積累、低消費等等。
這些都是具有階段性的特征，而不是工業化中後期階段的特征，不能將這些特征固化，當成人民公社的本質特征。因為，在進入工業化中後期階段以後，通過改革和調整，這些特征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比如，政社合一可以向職能分開轉變，以糧為綱也必然向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大發展轉變，工業化的發展也要進到以工補農的階段，積累和消費的關係也要調整，靠分配和消費帶動經濟發展等。在理論認識上，絕不能混淆這種發展階段的特殊性。既不能用後一個階段的標準否定前一階段的合理性，如把改革開放前的集體經濟說成是官辦集體經濟，也不能把前一階段的特征當作普遍性，拒接改革調整。
毛澤東時代工業化戰略的第二個階段，是由一條腿走路向兩條腿走路轉變，即公社工業化的起步和發展階段。在時間上是70年代後期或80年代初期。對農村來說，就是從以糧為綱逐漸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發達一點的地區快一點，條件差的地區會晚一點。但從整體上講，我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農村已經進入產業革命階段，即農村公社工業化大規模起步和發展階段，這已被80年代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所證明。
這裏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討論清楚，即70年代後期的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麵臨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麽?在當時所謂解放思想的背景下，主流輿論逐漸形成人民公社的體製有問題，集體勞動，大撥轟，平均主義，農民沒有積極性，出工不出力。所以要改革，要搞承包製，總之是在體製上做文章。另一種看法是把重點放在加快農村調整產業結構上，也就是大力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才能增加農民收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提高集體經濟的凝聚力，這是在產業結構調整上做文章。可惜後一種看法在當時沒有能夠成為主流。
因為70年代後期，正是中國農村現代化進程由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轉型時期，國家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已經初步建成，而農業的糧食即吃飯溫飽問題也已經初步解決。從整體上講，人民公社工業化的起步條件已經初步具備，如何順利實現這一發展階段的轉變，即從“以糧為綱”向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轉變，增加農民收入，才是當時的主要矛盾，而不是什麽走資派鄧小平們忽悠的農村人民公社的製度本身有什麽問題。
從當時的全國情況看，大體上好、中、差三個三分之一。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好的，一般已經開始這種階段轉變，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已經發展起來，集體分配水平逐步提高。農村人民公社中等水平的，農業問題也基本解決，正處於這種階段轉變的前期。至於部分貧困地區，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的地區，由於多種原因，在當時還不具備這種條件。
這些地區在體製上做些改革和調整，例如實行家庭承包製，隻要有利於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並從正麵加以引導，也是可以理解的和必要的。問題在於走資派鄧小平們對整個農村人民公社形勢整體判斷上的錯誤，在於把貧困地區帶有權宜之計的政策上升為全局性的並加以一刀切的強製推行，還要把最落後的典型當做旗幟，非要用小農經濟取而代之，這就沒有什麽道理可講了。
明明是農村產業結構問題，非要誇大成體製問題。明明是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經營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改革，偏偏要引導到所有製形式的複辟蛻變成資本主義製度，這是當時的一個嚴重的教訓，也成為解散人民公社的理由。
農村人民公社工業化的發展必然對公社體製提出改革要求。現在需要進一步討論一個問題，即農村人民公社應不應該改革，怎樣改革?農村人民公社即使不被解散，是否就不需要改革呢? 顯然，這個結論是錯誤的。如果說農村人民公社的三級體製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階段是基本適應的，那麽在進入以農村人民公社工業化為主的發展階段以後，隨著社隊企業的發展，必然對公社製度提出新的改革要求。
因為農村產業結構的變化，農村分工分業的發展，即農村人民公社工業化的發展，必然使原來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組織形式和管理體製發生變化，造成組織形式、分配方式和管理體製的改變。
這種改變的基本趨勢是：在每一個農村人民公社的範圍內，按產業分工的要求形成各類專業化、企業組織，在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這種社區集體經濟組織形式之外出現公司企業形式。公社有社辦的直屬企業，生產大隊也有自己的村辦企業，甚至有的生產隊也有自己的副業工廠企業。
這些社辦企業雖然是獨立經營的，但卻是農村人民公社中社區集體經濟這個母體產生的“孩子”，產權是屬於公社、大隊這些社區集體母體的，分別受社區集體經濟組織的調控和管理，納入集體的統一分配。
這就出現了農村人民公社的社區集體經濟組織和公司企業組織的區別和分離，使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組織結構發生變革。這種趨勢發展的結果，是隨著社、隊企業和社、隊兩級集體經濟勢力的壯大，生產隊的經濟實力被反超，其管理職能也逐漸被農業專業公司所取代，或成為農業公司下屬的一個生產單位。公社的老三級體製會變成兩級所有、雙層經營的複合型疊加體製和結構。
所謂兩級所有，即公社和村級合作社兩級社區集體經濟主體。所謂雙層經營，是這兩級都是集體經濟與公司企業之間的雙層經營。當然，保留生產隊一級並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也可以稱為三級所有、雙層經營的疊加結構體製。
《改革開放》造《文革》的謠言之多，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謠言盛世。甚至可以說中國幾千年以來，乃至古今中外之少見。隻因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新中國人民政府《不殺人》所至。這些《不殺人》中大多數是懂得感謝《不殺》之恩的。但也有少數是忘恩無義之蛇鼠之徒。因為《不殺人》太多之因，就是少數也有許多忘恩無義之蛇鼠之徒。所以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造《文革》的謠言之多。
四十多年過去了《文革》也隨時光付諸史冊或隻一頁一章。當然毛澤東把蔣介石國民黨趕到幾個島上並建立新中國，作為毛澤東一生中幹的第一件大事，從開始曆經近三十年的上山下鄉爬雪山過草地有了一個結果。
而作為毛澤東一生中幹的第二件大事，《文革》為新中國現代史上新開創的社會主義製度的建設及其中國完整的工業體係及農村人民公社的實現作了最重要的一次轉折，新中國革命因《文革》被毛澤東推上了理想崖頂。
因自然生老病死之因，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之後，造了《文革》許許多多的謠言，繼而將《文革》轟然跌落為《改革開放》的萬丈深溝，真可謂俗語說活見鬼：“是條漢子跳起來就死了”。《永不翻案》還在城頭上掛著，翻臉不認賬，就用《文革》的人頭掛在了城頭示眾了。
新中國革命、終結它的文革、手造它們的毛澤東，當這一切呼嘯而過，進入曆史後，曆史學仿佛忽然繼承了大筆遺產的走資派時代，可以想見到人人摩拳擦掌，個個要幹番事業？走資派大人們走到了前台坐在各級官位上一邊控訴《文革》，一邊歡天灑地吃喝嫖賭。他們的高幹子女們眼珠亂轉，動了邪念也是很尋常。老子英雄兒好漢，紅二代三代升官發財先富起來做人上人。
中華民族地理上自居一隅，文化上自成一格，由上古迄於清民，治亂因循，周而複始，基本格局未曾變化，鑒古往往可以知今。於是左言右事，石室金匱，累代積年便形成了豐厚的史學傳統。曆史將明鏡高懸，當世的人物、典章、事件舉頭依稀見到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於是《忠貞之士》效法往聖先賢，把取義成仁當成家常便飯。《奸佞之輩》見勢不妙，紛紛跑去燒香拜佛，雖然沒幾個立地成佛。曆史對現實的反饋和糾正作用，構成了中華文化傳統的一個突出特征。經走資派改開四十多年來，磚家叫獸馬戶又鳥牛鬼蛇神齊出洞。
曆史既然是鏡子，就應該為現實提供清晰準確的成像，《真》是曆史學的第一要義，也是它的主流。但《真》的原則每因現實中走資派右派馬戶又鳥疤癩眼斜眼等的敵視而貫徹不暢。現實中走資派右派馬戶又鳥疤癩眼斜眼們對《實用主義》情有獨鍾，他們先把“實事求是”從“古為今用”上割下來扔在一邊，然後根據自己的喜好盡情剪裁曆史拚接事實，有時好好的一件寬袍大袖就這樣改成癟三穿的雞腿褲。隻是“實用”不“真實”的史學雖稱逆流，但流量有時比主流還大。但牽強附會、拉皮條似地把優秀黨員往紅燈區拉，也不能說不好。
譬如一些海外激進民運人物，有一陣就痛感當年奔竄海隅的孫中山、黃興就是當下的自己—懷揣這樣的感覺四處蹭飯是種難得的樂趣也說不定。而國內不少越混越四通八達的保守主義精英，則怎麽看孫中山怎麽像網絡憤青或失意綠卡族，比邊緣知識分子洪秀全出息不到哪兒去。
這些年更有種賊頭賊腦的陰謀史學出沒無時。影射史學還僅僅指鹿為馬，到陰謀史學就黃土摶人了—當然不是每個細節而是關鍵部位。陰謀史學出現在與現實利益鬥爭關係最緊密的中國革命史和文革史，尤其集中在毛澤東身上。
幾十年前《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聳動一時，其寫作翻譯過程疑竇叢生。但究竟是否陰謀史學，還要俟之將來，看台灣和美國情報部門有關檔案解密的情況。
後又有張戎女賊和其夫君合著的《毛：鮮為人知的故事》，西方反共知識界是期望它跟《私人醫生》一樣，在撕畫皮砸牌坊方麵再立新功的。
也難得有些走南闖北風塵仆仆訪人訪書，網羅到成堆的大路新聞、小道消息。隻可惜這些不知用多少機票和鈔票票換來的“知識”，經由比家庭婦女還淺薄的見識深加工後，就像一顆顆被沒牙老頭嘬過的花生米，讓人扔也不是吃也不是。此書一驚一乍的不少“發見”，在知人閱世方麵似乎缺少後青春期起碼的成熟。平心而論，張氏此書並不在陰謀史學之列，但確實屬於同一文化戰爭，隻不過是地上部分。
典型的文化地道戰，當推前一向網上傳了又傳的《沉重的揭秘：汪東興交代毛澤東秘書田家英死亡真相》一文。這篇東西，也許算不上陰謀史學的力作或傑作，但起碼是成功之作。標準很簡單，不少朋友讀了都信以為真。
田家英曾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能獨立思考，有出眾的才華，後因觀點上的分歧漸不為毛澤東所用，1966年更被停職並勒令搬出中南海。田不堪巨大的心理－政治壓力，於5月23日在辦公室自縊身亡，成為文革中繼鄧拓之後最先倒下的中共高幹，1980年3月終獲平反並召開追悼會。以上是根據官方或準官方信息複原的史實。
《揭秘》一文則發掘出“新史料”，即“被列為中共中央檔案局（一九八０－四－００九０－四）號檔案” （“附有備注：待查證”以及“中紀委第一書記陳雲、常務書記黃克誠的簽字”）的汪東興關於“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報告”，以及被列為“中辦（一九八０－五－００七九－七）號檔案”的華國鋒就有關檔案失落事件的談話。
根據新史料複原的新史實梗概如下：1980年4月中共中央應田家英家屬要求重新調查田死亡真相；汪東興向中央交待，田實為汪手下的衛士所擊斃；華國鋒主政時亦曾向汪過問此事，汪說田“知道事太多”，毛澤東“一直不放心”。
這樣的史實如果成立，毛澤東作為“共產黑幫老大“的形象就更豐滿了？他不僅（據《私人醫生》）生活上是淫棍，政治上還是惡棍。對以上史料史實，作者將信將疑，遂托友人蘇鐵山向中央文獻研究室查詢究竟。據鐵山轉述文獻室友人的答複，前述檔案純係捏造。
《前述檔案純係捏造》。造的謠言。
另外通過友人介紹，筆者還走訪了田家英女兒曾自，向她核實《揭秘》一文所述“胡耀邦、鄧小平、陳雲、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屬來信的要求，做出批示”一事的真偽。
曾女士爽人快語：“我父親就是自殺的，我們家屬根本沒寫那信，全是那幫人為了非毛瞎編出來的。”
事情至此，田家英的死法（自殺）連同死因（心理－政治壓力）重又回到陽光之下。當時頗慨歎作偽者心地的黑暗，竟至伸手不見五指。
因又想起十五六年前張愛培女士《叫父親太沉重》一書即出，海內嘩然：中國革命的道德楷模周恩來奔走國事之餘，還走進作者母親的臥室，並生下一位曠世活寶。此事後來證明亦屬胡編亂造，筆者亦嚐感歎世界之奇/詭，全然不能度之以常人常理：張女士為自己想富貴，為姆媽想浪漫，這都好理解；不好理解的是，她怎麽就不為自己爹爹中國農民張老漢的名譽想一想呢？此書屬陰/謀文學的典範之作，在解構中國革命這一點上，文史的確相通。
按西方出版商為張戎《故事》所做廣告，此類作品的使命是“改變曆史”。但中國革命經幾十年滄海桑田、陵穀易處，大體已歸入秦磚漢瓦一流。也就是說，曆史基本上改完了。如今做意識形態大買賣的，都眉清目秀地向維權、憲政方麵想點子，隻有不愛洗澡的小包工頭總惦記著毛澤東故居改化糞池的工程。
毛澤東一身承載幾個時代，雙腳走過無數情境，毛澤東錯綜斑斕的人生濃縮或折射了中國革命縈回崎嶇的曆程。
這的確為觀望毛澤東的各種角度都提供了一定正當性，但同時也提出了整體把握的高標準嚴要求。
那種認為毛澤東學曆不高於是對知識分子長恨不已的小市民視角，不能說毫無道理，但偏差顯而易見。
至於拉開褲鏈看毛澤東的“下半身”視角，如果隻是對那個時代過度禁欲主義的一種變形批評，也可以理解，但真實的毛澤東不可能是西門慶，當然也不會是高僧。無論哪個角度，都需要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曆史和未來負責任的態度，而不是相反。
毛澤東帶領中華民族經九曲九折，一雪百年屈辱，崛起於世界的東方。毛澤東後期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與製度探討，具有濃重的悲劇色彩。
毛澤東這樣一位開天辟地又掀翻天地的人物，無論功過，都屬於不世出的巨人。
隻是，“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毛澤東並沒有大過他的時代，也無須籠罩不屬於他的曆史。
醜化毛澤東可鄙。無論是用毛澤東時代的失敗掩飾今天的失敗，還是用今天的苦難抵消毛澤東時代的苦難，兩種異曲同工的態度都不能持之久遠。
毛澤東的全部遺產包括成敗得失，都應成為今天中華民族子孫後代的強身免疫的營養，成為中國麵對現實問題、探討未來道路的參照。隨著時代的推移，真理原則越來越成為人類衡量是非的一個基本尺度。
蓄意篡改乃至編造謠言已為常人所不為，賢人所不齒。清代史學理論家章學誠為作史立一道德標準，即“史德”，說的是“著書者之心術”。陰謀史學愛好者的心術，無非為逞一時之快而不擇手段。
對這種旦暮人生及時行樂之輩，告訴他“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的道理，無異於給貓咪講《離騷》。不過替資產階級的整體長遠利益著想，他們對待中國革命的曆史，實在應該胸懷再博大些，手腳再幹淨點。
走資派篡改毛澤東時代的《文革》曆史該變的已大體變完，如果走資派作為勝利者來到凱旋門下還是如同地下過街道賣黃碟時的賊眉鼠眼，隻怕不是富貴滿堂、長宜子孫的好兆勢。
霸主在軍事上有原子彈導彈轟炸機等大殺傷性武器之外，在意識形態上還有幾塊磚頭。《恐怖主義之磚》《民族主義之磚》《人權之磚》《民主之磚》《專製獨裁之磚》。
有一類人心術不正，總是喜歡往人家院子裏扔磚頭。
西方國家曆來都喜歡把其他國家裏正常的愛國主義行為，戴上民族主義的大帽子，予以詆毀，尤其是當愛國主義行動和思想嚴重威脅他們的戰略利益的時候。所以，現代國家裏有覺悟的公民應該獨立思考這類問題，不要為擁有強大話語權的“友邦”所謂的“驚詫”所左右。堅持自己的立場，自覺維護國家的獨立和領土主權完整。堅持內部問題內部解決，反對幹涉內政和所謂的顏色革命。
其實，這方麵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強國給其他國家做了個很好的表率。小布什總統派兵入侵中東國家的政策時，美國卻絕對不允許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在國際場合批評美國政府，及其相關政策，更不用說借此來左右美國政策了，即便這些批評在世界上其他國家看來是對的。美國人就是愛自己的國家或說自己的民族。這就是“唯一標準”，或“西方意義上的“普世價值”，因此，堅持自己的觀點，不要害怕別人的帽子。最終，將由實力說話。而民族主義隻是一塊打別人別國的一塊磚頭。別人別國的人愛國了影響到了西方人進入別國搶錢的生意時，《民族主義之磚》又或是《恐怖主義之磚》就要扔過來了。
西方有一類人心術不正，總是喜歡往人家院子裏扔磚頭，人權民主是一塊磚，民族主義恐怖主義又是一塊塊。他們總是指責人家犯了民族主義的錯誤，卻沒有人解釋清楚民族主義恐怖主義究竟是什麽。對人對己又是雙標。
民族，實際上不等同於國家。但可以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可以促使分散在多個國家的民族聯合組成了現在的一些所謂民族國家。他們所說的民族主義在大多數情況下其實就是各自國家各自提倡的愛國主義，他們不願意將這個美好的名字給別人，卻被人給它貼上了民族主義這個標簽，變為他們打人的一塊磚頭。比如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將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捍衛俄羅斯利益，西方一些人就說他們是民族主義。又比如每當西方一些人集中地、無端地攻擊中國的時候，海內外炎黃子孫都不約而同地通過互聯網進行抗爭，西方一些媒體也都將其說成是民族主義情緒。
既然是一塊打人的磚頭，當然不是什麽好的東西了，可又沒有人加以具體闡述。從西方一些媒體的隻言片語中，可以領會他們所說的民族主義是一種自私的、仇外的、非理性的情感。而人家是民族主義，他們自己是什麽呢？他們也沒有說。倒是有論者將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相對應。那麽，他們可能就是世界主義了。這又是一種什麽樣的情懷呢？那無疑是高尚的、理性的、以大局為重的、大公無私的、悲天憫人的、舍己為人的了？
有意無意之中，他們就憑空製造了一個概念，並利用手中的話語權將其推廣，使之成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價值觀。這樣，隻要給別人貼上民族主義的標簽，自己立刻化為道德楷模，站在高高的雲端裏了。人們很有必要對民族主義作一番分析。
當今世界，雖說是全球化進程加速，但畢竟還沒有大同，一個國家搞得好，其人民的生活就好，反之就壞。這樣，各國政府和人民關心和維護本國利益就是天經地義的了。正因為全球化，國與國之間的聯係更加密切，摩擦也更多更頻繁。國家不僅沒有消亡，反而空前地強化了；競爭也不僅沒有減弱，反而更加激烈了。
經濟領域的爭奪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當其他國家生產還不發達的時候，美國和歐洲等國為了打開這些國家的市場，提出了自由貿易的口號，而當一部分原來欠發達的國家發展起來後，開始向發達國家出口工業品的時候，他們又采取了名目和形式各異的貿易保護主義。他們何曾考慮到他國的利益？何曾表現出一絲一毫的大公無私？
有些行動打著世界主義的旗號，什麽推行民主啊，推翻獨裁者啊，一付以天下為己任的救世主姿態。例如攻打伊拉克，明眼人從一開始就指出，那是看上了那裏豐富的石油資源，而石油資源又是一種一天一天在減少的、十分重要的戰略物資。這哪裏是大公無私啊？美國死了4000來人，舉國嘩然，伊拉克死了幾十萬，有多少人為此痛心？難道這就不是民族主義了？
可以毫不隱諱自己提倡愛國主義，而別國人民維護本國利益，就變成了民族主義又或是恐怖主義了，這是什麽道理？自己為了本國利益，可以肆無忌憚地幹涉他國內政，可以明裏暗裏支持別國的分裂主義，受害國一起來抗爭，就是民族主義，這又是哪家的道理？這是另一種強權政治，是種族主義的改良版，是殖民主義的後遺症。這些東西都不是通過講道理可以解決的。
麵對如此局麵，中國人要發展，就不能不抗爭。抗爭包括話語權的爭奪。為了剝奪西方反華勢力的話語資本，中國人要做理性的愛國主義者。最要緊的是把中國人的國家建設好，讓中國快快成長。世上心術不正的人往往都是前倨後恭的小人，要想讓他們老老實實地閉上鳥嘴，隻有到中國真正強大的時候。那時候，閉嘴就符合他們的利益了。
《文革》是什麽？《文革》是一把刺向"私心"的利劍! 《文革》是一把點燃”私字"的火炬! 《文革》是人類"自私自利"世界裏的燭光! 《文革》是能使人類得到重生的典範!
如果任憑"私"字泛濫, 人類必將走向滅亡!
《文革》中"鬥私批修", 就是首先從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自身內部做起, 鬥爭那些"自私自利”的不利於服務於大多數人的事, 批判那些修正主義分子想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搞私有化的當權者, 始終堅持走人人平等, 共同富裕的路.
《文革》中"狠鬥私字一閃念"就是說人人心中都有私心雜念, 人人都要求鬥私, 人人都相互監督, 因此社會上沒有那些不良現象! 為什麽那個時代沒有吸毒販毒的, 沒有妓女紅燈區, 沒有流浪漢, 沒有討飯的, 沒有販賣兒童婦女, 沒有無人照顧的留守老人和兒童, 沒有剝削, 沒有壓迫, 沒有地主資本家, 沒有黑社會黑幫組織黑幫頭子, 沒有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如此多的貪官, 沒有貧富差距如此之大, 沒有毒食品, 沒有汙染水源汙染環境, 沒有混濁空氣, 沒有包小三小四, 沒有這麽多人離婚, 沒有這麽多人得癌症得傳染病, 沒有性病, 沒有愛滋病, 沒有看不起病, 沒有無良醫生和無良醫院, 沒有假藥, 沒有傳銷組織, 沒有上不起學, 沒有一切造假的學術論文, 沒有蒙拐騙搶偷盜, .............
有些人總在控訴《文革》, 細心留意一下都是在為"私"招魂辨護, "我被......." " 我父母被........" "某個大官被......." "某個專家教授被....... " "某個人被........." 他們難道沒有一丁點兒的錯和私嗎? 被什麽什麽的幾乎都是在廟堂上坐著的! 鮮有聽到某某工人, 某某農民被什麽什麽的! 而在人群中占大多數的人應該是那些工人農民吧! 鄧小人否定抹黑《文革》是為私心, 篡權後的所作所為不證明了《文革》中對他的批判是對的嗎! 隻可惜"心太軟"、"要文鬥不要武鬥"養虎為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