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教育免費為工農兵服務的

文革中教育免費為工農兵服務的

 

文革中的教育是免費為工農兵服務的，畢業後是國家統一分配工作的，要求學生是又紅又專的，每一個大學生不擔心沒有工作的。教育是直接為生產勞動服務的，是為全體勞動人民創造共同財富的，是為建設社會主義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掌握科學技而去上大學受教育而去讀書的。《上大學》不是為“改變個人命運“的，《上大學》不是為個人升官發財的，《上大學》不是為當磚家叫獸的，《上大學》不是脫離農村離開工廠的。《上大學》不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上大學》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

孔子有個別稱 ：叫孔老二。幾千年前孔老二為求官，到處求當官，開始運氣不佳，被別人稱之為 ：“喪家犬”。但後來時來運轉，發達了當上個小官，孔老二才說 ：“唯有讀書高，萬般皆下品 ！”不知道，今天在高談“唯有讀書高，萬般皆下品”的走資派磚家叫獸牛鬼蛇神們及一些自媒體議論者，是不是真的，還在羨慕孔子的做官，及榮升 ?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後將教育產業化受教育要靠買，忽悠鼓吹“讀書做官論“、“上大學改變命運論”等。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今天對於畢業生來說，找工作是一件“頭等大事”，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各種危機來臨時的就業形勢一言難盡，很多大學生畢業後在找工作這件事上都苦不堪言！

有大學生對官方的數據似乎不太滿意：“今年我申請的工作比我見過的人還多20倍，但我還是很緊張。”顯示他大約投了很多封簡曆、還是沒有找到工作。

今年3月工科各專業學生的就業率隻有39%，理科各專業綜合則更低隻有34%。這個數字遠遠低於官網所宣傳的數字。‍‍‍‍“大家都不好找工作，環境就是這樣。”隻想告訴即將入學的新生：“你們的人生即將按下停止鍵，進入困難模式。”

在舊中國，教育是封建地主和大資本家的專利，他們中的少數幾個“學者”將被任命為政府官員。學者們長長的指甲象征著他們對任何形式的體力勞動的蔑視。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全中國大約有85％的人（農村95％的人）無法讀寫。

隨著中國共產黨的紅軍先後作戰並擊敗了日軍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他們最優先的任務之一就是在新解放區建立掃盲班。整個20世紀50年代，在城市和鄉村開展了大規模掃盲運動。然而，由於教師在舊社會接受過教育，因此死記硬背仍然是教室的常態。舊中國留下來的老師是絕對的權威。老師們演講並在黑板上寫下內容; 學生抄寫並記誦這些材料。直到1958年，新中國的高校中超過90％的教授是在舊社會或西方接受過教育。

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走資派修正主義者在教育領域的政治路線是為加強工廠管理人員、技術專家和政府官員的權力，以此為實現國家現代化服務的。建立一支訓練有素、政治上無所謂的核心專家隊伍，超過了發展數百萬工人和農民的知識和技能。保持了封建和資產階級教育製度的重要方麵，例如利用全國範圍的入學考試來確定誰將進入高一級學校教育，從而排除大多數工人和農民的子女。資源集中在幾所重點學校，以培養新的城市精英。

農村的教育資金嚴重不足，而且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少數工人農民很少回到原先的農村社區。為了尋求個人名望和更高的地位，大學生們被迫為了高分而學習。

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教育政策的首要目標是培養“又紅又專”的畢業生。學生需要獲得可用於解決社會緊迫問題的知識和技能。第二個目標是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兒童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第三，建立大眾教育體係，使小學或中學畢業生在成年後繼續接受教育。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目標是提供政治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認識是，學生必須首先有為中國人民服務的思想。然後，她或他將努力發展這樣做的能力。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居住了80％人口的農村教育大量增加。由於小學教育在城市已經普及，因此目標是在農村地區實行至少五年的小學教育。國家教育基金被重新投資到農村，從1966年到1976年，農村地區的小學入學人數從1.16億增加到1.5億。受過教育的當地村民被招募為“赤腳教師”，在村民自己建造的新學校教書。由於新建了中學或小學增加了中學部，中學入學人數從1500萬增加到5800萬。工農組織的代表進入這些學校，為學生和教師提供教育領導和實用建議。

文革時期特別努力地發展了占中國人口6％的偏遠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係統。20世紀50年代，學校和教師培訓機構幾乎從零起步。到20世紀70年代初，絕大多數青年都進入了學校，在那裏他們除了常規課程還學習本地的母語、音樂、手工藝、習俗。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文化在學校、電影和電視節目中為占人口94％的漢族普及，以此反對漢族沙文主義。

在1971年於中國旅行期間，亞洲學者委員會（CCAS）訪問了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和西安的學校。在北京一所小學，年幼的孩子有五門基礎課程：政治、漢語、數學、體育、藝術和文化。學生們不僅背誦課文，而且提出問題，並試圖共同解決實際問題。他們的體育課並不強調獲勝; 在很小的時候，學生們首先學會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原則。”落後的兒童得到了老師和同學的額外幫助。每個學生都能夠學習。他們的潛力必須得到培養。

特別是在低年級，許多課程由講述主體民族和少數民族的男女英雄、兒童和成年人、工人、農民、士兵所做的高尚的、可實行的事業的故事組成。在一所聯合中小學，亞洲學者委員會代表團報告說：

“我們驚訝地發現一節六年級的閱讀課使用了《收租院泥塑群像》這一課文，它是一係列關於舊社會生活的文章，新發表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一節四年級的政治課上，我們聽到老師和她的學生討論帝國主義。當天的教訓是，美帝國主義是亞洲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主要敵人。她介紹了朝鮮戰爭以及美國在東南亞發動的二十年侵略戰爭。”

孩子們也在學校工作室工作。一群年齡較大的兒童使用衝壓和電鍍機製造濾油器零件。老師向參觀者解釋說，在課堂上學習事實和理論，然後在車間中應用它們，能幫助孩子們學習。

教科書也在文革期間發生了變化。各地區試圖編寫自己的教科書，將其與當地的問題和環境聯係起來。例如，南京的學齡兒童使用了一本關於最近完工的南京長江大橋的書。學校由學生、教師、附近居民、工人宣傳隊隊員和解放軍成員組成的革命委員會代替專業管理人員進行管理。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小學畢業生不得不參加入學考試，進入中學，這形成了整個教育軌道係統。一些精英學校通常是來自非工人階級家庭的孩子得分最高，而得分較低的孩子則不得不離開學校。文化大革命廢除了這一製度。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接受初中教育，每個中學都有不同能力和家庭背景的學生。

在這些美國學者訪問的中學，中學課程是相似的：中國語言和文學、數學、基礎農業和工業知識、體育和軍事訓練、革命藝術和文化、曆史地理和政治，其中包括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通常，在英語和中國文學課上學習的材料都是關於政治事務的。

開卷和閉卷考試的結合，以及教師、同學和學生自己的評價，被用來衡量學生的進步情況。此外，北京的大多數中學生每年花一個月在學校車間或學校外的工廠學習，並在農業生產隊工作一個月。在這些時期，學生閱讀和討論與他們正在做的工作相關的科學書籍。

在學習和工作中，鼓勵個人和集體的創造力。雖然人們明白學生有不同的能力，但創造力並不僅僅來自於個人。相反，當時的觀點是創造力來自許多人的智慧和合作。

這門工作與學習結合的課程培養出了準備好為社會主義社會做出貢獻的中學生。在一所北京中學的1970名畢業生中，60％開始在工廠工作，30％到農村的小工廠、診所、學校或田間工作，大約10％的人加入了軍隊，一些人繼續在大學或技術學院學習。

由於政治動蕩和讓學生在學校及國內其他地區參與政治運動的企圖，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學中沒有任何課程。當學校重新開放時，它們取消了舊的全國大學入學考試。申請人不是來自應屆高中生，而是從優秀的年輕工人，農民和士兵中挑選，他們背後有兩年或兩年以上的實際工作經驗。每個省、區、市、工廠和公社都收到了可填寫的申請人名單。然後，大學錄取委員會根據廣泛的訪談做出最終選擇。

當清華大學於1970年6月重新開放時，45％的學生選自工廠，40％來自農村公社，15％來自解放軍。文革前，60％的學生來自非工人階級。這些“工農兵學員”被認為更加成熟，更有動力，對中國社會的緊迫問題有更多的了解。北京大學給沒有從高中畢業的學生提供了一個常規課程開始之前的特殊半年課程。

在新型社會主義大學，課程縮短為兩到三年。它們有三個學院——藝術、理科和文科。除了擁有新設計課程的常規大學級別科目外，政治學習和討論也被納入教學計劃。保持政治對大學掛帥作用尤為重要，這樣他們的畢業生，中國社會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成員，就不會發展成為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知識精英階層。

教學方法也發生了根本變化。根據一位教授的說法，舊的注入式方法——“我們認為我們可以將知識注入學生，就像注射患者一樣。”——被自主學習和課堂討論所取代。一位學生評論說，雖然書籍很重要，但“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學會自己思考，使用自己的大腦。否則，我們將無法理解理論的真正含義及其與實踐的聯係，我們將無法解決我們遇到的問題。”

與中學一樣，大學課程也納入了勞動。北京大學有自己的製藥廠，有機化學和生物化學的學生正在其中試驗和生產藥物。工廠還為來自北京工廠的工人開設了兩到三周的課程。韓丁於1971年訪問中國後報道：

“一些工程學校實際上已經解散並與附近的工廠和設計單位合並，以便學生、教師、工程師、繪圖員、工人和技術人員輪流通過所謂的城市生產公社依次生產、學習和創造，再分成能夠建立新的生產和學習公社的生產隊。就像在農村公社一樣，重點放在讓先進的工人和工程師作為他們專業領域的教師。這些人定期成為兼職教師。”

一些技術研究所完全離開了城市。例如，采礦學校被轉移到礦區，學生和教師可以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與礦工一起工作並向他們學習，並為他們提供理論知識。

文化大革命也給大學管理帶來了變化。工人和解放軍軍人被分配到大學，以確保學生不會孤立地學習並獲得與中國人民的需求無關的知識。學生們還與工人、士兵、教授和專業教育工作者一起在革命委員會任職，共同管理大學。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教師和教授的政治意識和世界觀。他們所教的內容和教育的方法受到挑戰，接受學生的批評。他們必須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上海的一所師範學院，教授們將教學、研究、在工廠或農村體力勞動的時間平均分配。在師範大學的第二年，對教育學的研究與中學的教學實踐相結合至少八周。一旦學生教師畢業，他們往往擔任更有經驗的教師的學徒，這個係統產生了一批準備充分的新教師。

在那些年裏，窒息於傳統教學實踐的新老教師都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同省份發表的數十卷關於教育改革的辯論中，對教學方法的最強烈譴責來自教師，最徹底的改革建議也來自教師。

教育不僅限於學校，而且被視為在整個成年生活中提高一個人的文化水平、技術能力和政治意識的持續過程。一位加拿大觀察家寫到文革期間大眾教育的各種安排：

“工作場所和社區都有研究小組，專注於小組的直接問題和政治問題。有業餘課程、半工半讀課程、函授和廣播課程，以及提供一般文化知識和技術技能的全日製工人學院和農民學院。”

她訪問過的許多工廠和公社都有自己的圖書館，上海的一些先進工人正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並決定如何將其應用於他們在工廠麵臨的實際問題，以及他們工作單位的政治問題。

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教育工作者和黨內爆發了關於是否保留文化大革命開創的新教育體係的激烈鬥爭。在1975年發行的電影《決裂》中大量展現了兩條對立的路線。第一個鬥爭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建立一所新的農業學院，其次是錄取受教育程度有限的農民和工人還是要求學生通過傳統考試入學。這部電影還展示了學生對課程的要求，這些課程結合了科學知識、生產技能和政治意識的發展——變得“又紅又專”——讓他們可以回歸為公社和工廠服務。

1977年，恢複了全國大學入學考試。一位學者認為，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一些省份極度強調不符合農村人口需求的中學標準化考試和課程，導致輟學率超過80％。這些年來，大量初中和高中以“提高質量”的名義關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