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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從來都不是一個省油的燈

(2023-07-13 05:06:44) 下一個

鄧小平從來都不是一個省油的燈

 


葉劍英曾說:“.....等其他人,我葉劍英也算一個,從一定意義上講,哪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讓我們從心底佩服一個人不容易。但在長期的中國革命鬥爭中,大家逐漸認識了毛主席。別人也都當過頭、掌過舵,但都不行。隻有毛主席,把我們這些人攏起來,幹成了建立新中國並開始建設社會主義這件大事情。”

鄧小平從來都不是一個省油的燈!不管是在《四五》或是《文革初五十多天裏》,還是《六四》走資派鄧小平都是主帥。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

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文革初五十多天鄧小平瘋狂鎮壓。《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中承認:“在五十多天的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製左派、打擊左派、壓製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發生學生鬥學生、群眾鬥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後,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麽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的動員起來之後,直接目標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原領導人壓製群眾,被批判、被推翻,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成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工作隊人數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農村和工廠四清運動中曾經主席批判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舊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製群眾運動,把群眾當成阿鬥,把工作組當成諸葛亮,結果扼殺了已經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鬥學生,反而放鬆了甚至放棄了一鬥、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

特別嚴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嚴重現象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理應及時的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等同誌正確的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複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由群眾自己幹革命的主張,一再堅持。可是我們頑固的拒絕了這個指導運動大方向的正確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還延續了五十多天,結果發展為路線錯誤。由於我們犯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誌遭到了很大的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因此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誌,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劉少奇同誌負擔。不少工作組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誌受了委屈,特別是由於我們錯誤的影響,使一些部,一些地方的同誌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感到非常慚愧。

由於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又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的錯誤思想的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其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是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誌。

北京兩個多月的運動中,中央常委經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誌和我兩個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以後,不久就出現了壓製,打擊左派,群眾鬥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麵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的同誌中,以陳伯達同誌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或不派工作組的意見,但是我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麵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等同誌的正確意見是從群眾中來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是緊跟主席思想,抓住運動主流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的,官僚主義的。特別嚴重的是:對於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於指導運動的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至這個錯誤延續了五十多天,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於聽取不同的意見,特別是向毛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請示,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得到及時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隻會犯嚴重錯誤而不會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隻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表現形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相信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一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完全是違背毛澤東同誌指導方針的。“

“關於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報告"(四)

第四個問題,為什麽說鄧小平是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掛帥人物?

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生死搏鬥的突出表現,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修正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瘋狂反撲。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就是這一事件的罪魁禍首,是掛帥人物。一小撮階級敵人膽敢在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在舉世矚目的天安門廣場製造反草命暴亂,就是因為有鄧小平在那裏掛帥,給他們撐腰。

大量事實充分證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完金是鄧小平一手挑起來的。鄧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一旦大權在握,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瘋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鬥爭經驗,有綱領、有輿論、有組織、有部署地向黨發起全麵進攻,拚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刮右傾翻案妖風,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篡黨奪權,複辟資本主義。

鄧小平“三項指示為綱”的黑旗一舉,天安門廣場的這夥反革命就紛紛聚集在這麵黑旗下,亦步亦趨,緊密呼應。

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天安門廣場的這夥反革命就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叫嚷什麽:“春天來了,空氣新鮮,精神爽快”,把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說成是“光明路線”,爭當吹鼓手、馬前卒。

鄧小平大造反革命輿論,爭奪“思想陣地”,帶頭製造政治謠言;天安門廣場的這夥反革命就拚命搖旗呐喊,為其篡黨奪權做輿論準備。

鄧小平大叫“各方麵,問題都很嚴重”,“積重難返”,一再部署要“全麵整頓”;天安門廣場這夥反革命就鸚鵡學舌,大肆叫嚷各方麵問題“日久積年”,“不下重藥,恐難收效”,必須“大刀闊斧”,“改弦更張”。

鄧小平篡改黨的基本路線,提出“一切為了四個現代化”的修正主義口號;天安門廣場這夥反革命就狂叫“四個現代化日,我們一定設酒重祭”。

鄧小平惡毒攻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胡說什麽“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天安門廣場這夥反革命就狂叫要“真正的馬列主義”,“要打倒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

所有這些,都清清楚楚地表明,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完全是鄧小平煽動起來的,是鄧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刮右傾翻案風的必然惡果。

大量事實還充分證明,鄧小平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集中地代表了黨內外新老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的利益和複辟願望;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暴亂的這夥反革命分子,就是鄧小平反革命複辟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讓我們剖析一下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中,被抓獲的都是些什麽人物,就看的更清楚了。

一種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懷有刻骨仇恨的人。他們對文化大革命耿耿於懷,切齒痛恨。鄧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興高采烈,得意忘形。

鄧小平受到批判,他們兔死狐悲,狂叫要“豁出去”,要用“希特勒的膽量和冒險精神”,和無產階級進行較量。

有一個老子在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錯誤的人,在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中,幾乎全家出動,東竄西跳:這個家夥拿著半導體喇叭,站在廣場紀念碑的台階上,聲嘶力竭地朗讀他自己寫的反動詩,他妹妹、未婚妹夫和姐夫在一旁觀戰,他哥哥在一旁給他拍照、打氣,不斷叫好,煽動他“再來一遍!”“再來一遍!”

再如,搞反革命組織的齊國治,文化大革命中是混進群眾組織的壞頭頭,因思想反動,搞打砸搶,被拘留審查近兩年,一直懷恨在心。這次跑到天安門廣場進行反革命串連,妄圖成立“全國罷工委員會”,狂叫要“占領電台”,“左右中央”,“把鄧小平抬出來”。

再一種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反對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人。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進一步限製了資產階級法權,阻礙了這些人升宮發財、成名成家的道路,他們恨之入骨。

有的就直言不諱地說,鄧小平搞物質刺激,白專道路,擴大三大差別,“能給自己的家庭和個人帶來好處”,可以“住上好房子,找個好工作”,在城市“過上舒舒服服的生活”。

反革命分子周忠鉉,早就幻想成名成家,一心盼著鄧小平當權,說,“隻有鄧小平上台,才有出頭之日”,還說什麽“不管什麽路線,隻要能提高工資,提高生活水平,能成名成家就行”。對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他十分反感。他除了進行反革命串連外,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還連夜書寫五首題為《清明有感》的反動詩,到天安門廣場張貼,公然寫出“東風無力”,“坑灰未冷”,“煎豆相煎“,“王莽篡權”的反動詞句,惡毒地進行攻擊。

還有一個參加衝人民大會堂和解放軍營房的壞家夥,認為隻有鄧小平才重用象他父親那樣的“技術幹部”,鄧小平不垮台,他父親“還有提拔的希望”,“自己也有出頭之日”,因而希望天安門廣場事件鬧得越大越好。

還有一種是受過打擊,仇視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有的本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有的是多次被關押的罪犯。他們唯恐無產階級的天下不亂,早就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又苦又澀”,“簡直無法忍受”,“咬著牙根活著”。

鄧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他們本能地感到給自己帶來了希望。反擊右傾翻案風,批在鄧小平的身上,疼在他們心上。這些家夥反革命本性大發作,也跑到天安門廣場推波助瀾,趁火打劫。

前邊說的吉林的李廣德,就是一個典型。這個家夥四十歲,十三歲就開始犯罪,曾被判刑兩次,加刑一次,勞動教養一次,現在還戴著壞分子帽子。就是這樣一個壞分子,也跑到北京來搞反革命串連,在天安門廣場“大顯身手”。

再如,被開除黨籍的蛻化變質分子姬傳賢,四月四日糾集幾個人到中山公園,策劃成立什麽“工農兵反修紅旗兵團”,公然提出“取消階級,不要成分,放出罪犯”的反革命口號。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一切反動階級要實行複辟,總要推舉他們的政治代表,作為他們的領袖和靠山。而反動階級的代襲人物,必然要提出和推行一整套反動綱領和路線,作為“一麵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把一切反動勢力集合在這麵黑旗之下。

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按照鄧小平的煽動,跟地主“還鄉團”一樣,又燒又打,瘋狂向無產階級反攻倒算。

有的還直接向鄧小平“上書”,獻計獻策,說什麽“君若姑息,身必自危”,要鄧小平“奮袂而起,登高而呼”,“組織起自己的人和他們幹”。有的甚至狂叫“幹柴已備,待點燃者。”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自己比作“幹柴”,把鄧小平當作反革命邪火的“點燃者”,這就再清楚不過地說出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的後台和打手、主帥與嘍羅的密切關係。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顯,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證明了毛主席這一科學論斷,無比英明,無比正確。也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頭等大事,必須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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