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走資派執政黑社會複活

改革開放走資派執政黑社會複活

《狂飆》反黑 ，在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的前提下也無法回避一個難以回避的真相：在一個被腐敗汙濁、被黑色滲透的權力體係裏，一個小警察安欣這般得“軸”，也是因為這位安警官客觀上存有政治靠山（安長林、孟德海）而已。否則，安欣也不過是譚思言、陸寒早早領盒飯的又或是因“軸”而被混在水泥底下的下場。

這就是走資派鄧小平黑惡勢力即「腐敗權力+私有武裝」所造就的的政治後果。在蔣介石時代那個被稱為“江湖”的，就是社會法治無限淡漠的年代裏，所熟知的黑老大，背後都有政策和權力的背書。走資派鄧小平時代的許多高官，曾身兼某集團董事長及某區政協委員等職務，還當選為人大代表；如有的從一個農民逐步爬升至村主任，擔任市人大代表，用金錢開道最終成為了黑老大。同時具備警察和涉黑頭目的雙重“黑白”身份；包括某有限公司董事長，通過各種關係混入公安局警察隊伍成為刑警大隊偵查員，並組建了涉黑武裝團夥。廣東的“紅頂黑老大”龍傑鋒，在四會市警察隊伍藏身五年，直至2005年被槍殺其背後的涉黑組織“龍興社”才浮出水麵。

同樣典型的安徽涉黑頭目李慶彬，自1992年以來，通過“以黑護白”非法控製鄉鎮房地產開發、土地使用轉讓權等，從中汲取利益，還行賄企圖連任鎮長繼續牟利，直至2008年才被鏟除。《狂飆》中的李有田為村主任是被基層宗族門閥侵蝕的典型。上世紀90年代的東北地區（以哈爾濱、沈陽為典型）、華北地區（以石家莊為典型）、西南地區（以昆明為典型），某些黑社會組織的社會地位甚至與當地官方平起平坐。

外地調來的領導幹部初來乍到，甚至還得去給當地的地頭蛇“拜碼頭”，否則“日後工作不好開展”。包括遇到些棘手的事兒，穿警服的“不好出麵，不好處理”，還得去“麻煩”黑勢力“幫個忙”，所謂“以黑治黑”。哈爾濱的喬四就是其中翹楚，算是玩的比較早的初代黑老大，一開始就是靠著幫民警“暴力強拆”、“拔釘子”，開啟創業之路。這些都是90年代中國農村解散人民公社後的農村基層治理的形態，黨組織蕩然無存，治安極度混亂。在喬四的時代，連哈爾濱的派出所公安局的傳呼機、吉普車、辦公桌椅，都讓他包了，這哈市的黑社會生態還怎麽治？

1993年，公安部刑偵局被迫成立了“有組織犯罪偵查處”，混亂程度可見一斑。在90年代做生意，就是靠比拚誰更“狠”、更“會玩”、更“有人”，隻有規矩，沒有規則。像昆明的孫小果那種，以他後爹和他媽的職務，花點錢改年齡出獄之類，其實並不算難事。之所以2021年有段時間重點宣傳他，不僅是因為這孫子涉及明目張膽的官場勾結、腐敗庇護，且此人行徑過於變態惡劣，在昆明黑道各種“常規的”黑惡淫亂手段不說，還喜歡用一些亂七八糟的“宮廷酷刑”當眾折磨小姐和馬仔，在昆明的氣焰太囂張。要非說昆明黑道的牛逼人物，鎮雄幫和東北幫才是最拉風的，以及四川幫（蔣家田）、洪興幫（被香港電影洗腦）等昆明幫派，包括利用美色連睡兩個黑老大（候連喜、楊炯明）和一位雲南省長（李嘉廷）的“昆明地下武則天”徐福英，共同組成了90年代的昆明社會秩序。一直到2001年李嘉廷落馬、然後2003年嚴打黑惡勢力，昆明才算消停下來。

除了昆明，還有一個城市同樣是研究“黑社會時代”與“國企瓦解時代”的範本：石家莊。從1998-2001年間，石家莊的下崗人員犯罪數占總犯罪數比例飆升，達到36.2%，比起1997年增長了三倍不止。最明顯的是盜竊罪——一個反映也充斥著饑餓、彷徨、頹唐的罪徑，下崗人員的盜竊數量直接占到總盜竊數的50.8%，超過了半數。這些現象的出現與國有企業改革帶來的大規模下崗潮有著密切關係，引起這些工人犯罪的核心動機就在於“生存斷裂”。他們所習慣的一切生存途徑都被徹底封死，且幾乎沒有任何救濟措施和情緒安慰，就任由他們孤零零地被飛馳的私有化列車，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後麵。當一座又一座國營工廠被粉碎，那些從廠子裏雙目無神地走出舊世界的工人們，就一點一點地將一個曾經秩序井然的城市，變得“魚龍混雜”起來。1999年5月，張寶林的弟弟張寶義，被孫大洪的打手丁旭在石家莊街頭當街打成重傷；兩個月後，張寶林帶人手持獵槍將丁旭和他的超跑堵在巷口，一秒爆頭。從此張寶林的名字前麵多了一個稱謂：石家莊老大。

兩年後，距離東北王、哈爾濱喬四爺被執行死刑整整十年後，張寶林在石家莊終於被捕。再兩年後，以張寶林為原型的電視劇《征服》上映，孫紅雷飾演的劉華強基本把張寶林的凶惡麵相全貌演繹。同樣是在2003年，昔日張寶林手下的馬仔張建設，改名為張家豪，逃出了石家莊、去往了北京，算是和自己在莊裏的所有灰與紅的記憶揮別。在北京的娛樂場所看場子時，啤酒瓶飛來砸去之間，張家豪認識了趙剛——一位新的東北大佬的保鏢。一年後，趙剛本色出演了這位大佬製作的電視劇。困於分身乏術，趙剛便把張家豪介紹給了這位大佬，讓他成了大佬身邊新的保鏢。

兩年後，電視劇又拍了續集，早就不說石家莊話、而是一口濃濃東北腔的張家豪，也本色出演了電視劇裏的一個狠角兒——這兩部電視劇，就是《馬大帥》第一部、第二部。而這位大佬，就是在“沈陽王”劉湧、以及“喬四爺手下第一殺手”李正光紛紛被繩之以法之後，崛起為新的“東北王”的二人轉龍頭：趙本山。劉湧，前文提及，後文會再提。1998年，伴著劉歡在耳畔靡靡不絕的《從頭再來》和宋祖英那首刺耳的《好日子》，石家莊的一位工人在毛主席塑像上麵掛個了一副對聯：

毛主席，向前看，前麵都是貪汙犯；毛主席，向後看，下崗工人沒有飯。那座毛主席塑像的前麵就是石家莊市政府，後麵則是工人文化宮。

5黑錢色，這是自古以來三個“幹政效率”最高的民間工具，後兩者「錢色」是誘惑，而前者「黑」則是依托。權力依托黑惡去做一些權力無法明做的事，黑惡則反過來依附權力拿到無法通過白道獲取的利益。“黑社會幹政”，這是各種腐敗類型裏尤為損傷政治能量、顛覆我黨形象的腐化形式。

回看曆史，我黨我軍當年在解放事業中俘獲民心的一大顯著之舉，就是砸碎剿滅一切舊製基層自治武裝，將老百姓從地方宗族武裝、前朝餘匪武裝的黑暗統治中拯救出來，全部納入到黨的治安體係內。

多少老一輩人提到共產黨、解放軍和毛主席，除了“讓我吃飽飯、不再餓肚子”，另一個功績和恩情就是“讓我不再受欺負、不再挨打、不再被搶兒搶女”。這個“受欺負”，就是我黨建政之前數不盡的地方黑社會武裝勢力。

黑惡的種子在80年代被種下，可以說荼毒至今。比如孫小果，有十九個保護傘並能雇傭一個副部級官員和五個正廳級官員為自己打工。再比如能為區區八萬賠償款而勒令包頭市政法委從辦公經費中擠出來代賠、又鯨吞國有資產的“內蒙王”郭全生。再再比如能一年之內拿下五座煤礦的“山西王”陳鴻誌。再再再比如組建地下武裝並壟斷區域內賭博業/高利貸市場、發家逾百億、還當選政協委員、頻頻大搞慈善和愛國公益事業的“四川王”劉漢。每一個“地方大王”的背後，都站著一個甚至多個地方諸侯。

大樹不倒，猢猻長吠；大樹若坍，猢猻則散。像有“沈河王”（沈河為沈陽市一區）之稱的李俊岩，1999年被擒並被判處死刑，直接原因就是著名的沈陽官場大地震“慕馬案”。1999年初，時任沈陽副市長馬向東、財政局長李經芳、建委主任寧先傑三人，在澳門頻繁出入賭場，被國家相關部門一舉拿下；一年後，“東北最後一位黑老大”、“沈陽王”劉湧正式被公安機關逮捕，其背後靠山、時任沈陽市長慕綏新隨即下野。慕市長與之前落馬的馬市長就此一起落位沈陽曆史，江湖人稱“慕馬案”。

那場震動幅度巨大的沈陽官場大地震，牽連甚眾，總涉案人員達100多人，其中副省級1人，副市級4人，僅各級的“一把手”就有17人，貪腐金額達數百萬美元。這場大地震也導致了“沈陽王”劉湧的後續倒下。黑道事交給黑道辦，這種治理思維至今還是存在。

過去很多年，城市資本大舉下鄉，全國各縣城大興土木搞房地產和工業園區，實力雄厚的老板們在碰到諸如征地拆遷問題時，不論是大企業，還是其背後招商引資的地方政府都不願意碰這個雷。怎麽辦呢？很簡單：將相關業務“轉包”給那些具有黑社會勢力的“拆遷公司”！

比如2010年的大連道由家村，比如2012年的山西朔州，比如2014年的山東五蓮縣。至於欠薪欠款、還對討要者動輒毆打，對於曾經各地涉黑的企業更是“常規操作”了。比如南昌討薪不成反被威脅的農民工張桂生，比如雲南省巧家縣雙河村被騙400畝土地反被黑社會毆打的村民們（和《人民名義》中大風廠事件如出一轍），比如河南小莊村被侵占生產樓反被黑社會頭目李含富征收保護費+圍毆暴打的向陽生。

2016年，山西晉城曾一篇傳遍全國的熱文：《黑老大出獄：120人迎接放炮，現場有20路虎30奔馳》……

數不勝數，讓人脊寒齒冷。

2001年的4月，全國治安工作會議開幕，長者發表重要講話，對開展新一輪“打黑”提出明確要求。會後，再次開展了以綜合整治為目的的全國打黑整治鬥爭。配合著長者領導的停止軍隊經商和滅輪運動，社會風氣開始有了好轉。

二十年後，領袖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總結表彰大會上再度雷霆發聲：黑惡勢力是社會毒瘤，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秩序，侵蝕黨的執政根基。回看曆史，實在太多的觸目驚心、太多的難以置信。航道回正不易，且依然任重道遠，掃黑仍存有死角，除根仍未到深莖，決不可再重蹈覆轍。掃黑除惡的本質是割除政治肌體的腐瘤，是淨化政治生態和維護政治初心的自我革命事業的一個部分。剖析高啟強並立體化地評價高啟強，以免下一個高啟強及其誕生土壤與保護傘的重新湧現，這沒有盡頭。

電視劇《狂飆》，劇名取自於毛主席1930年的名作《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百萬工農齊踴躍，席卷江西直搗湘和鄂。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官商學黑》這種權貴體製的典型結構、也是封建門閥/軍閥/官閥/學閥彼此共生的物質基礎，也又一次浮現於台麵。

不獨日本、美國、歐洲或台灣省，凡是私有製地區都會存有黑社會，這不以政策念經的意誌為轉移。

同時，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黑社會組織，那便是市場經濟的動蕩本性，決定其市場主體自身必須形成壟斷才能為資本帶來穩定的利潤。

於是，黑社會集團就通過強行壓製競爭、強買強賣、不準他人進入某些環節，以合作乃至領導的姿態形成一個局部的壟斷經濟體係。

所以，黑社會也是社會結構過分依賴自由市場導致經濟動蕩的條件下的一個「社會穩定因素」，也就是為什麽過去許多年某些基層黨政機關甚至會“依仗”黑社會頭目幫助管理秩序、參與社會維穩。

因此從曆史來看，自80年代末興起、於90年代末達到頂峰的國有企業解體潮，始終是分析中國黑社會死灰複燃現象繞不過去的時代背景。

一方麵它促成了封建官僚主義的話語權得到重塑（從“大民主”時期的群眾手裏奪回），另一方麵則是大麵積的下崗職工為此後所謂的“社會閑散人員”基數提供了要素支撐。畢竟，一個有悖於政策初衷的客觀史實是無法回避的：二十多年前所謂的“下海潮”，本質並不是貧民階層的致富經，而是各路二代們的斂財路與洗白池。普通的群眾階級是沒有資源和本事創建聯想集團等時代性民營企業的，等待他們的除了大下崗，別無其他。工人階級家庭所習慣的一切生存途徑都被徹底封死，且幾乎沒有任何救濟措施和情緒安慰，就任由他們孤零零地被飛馳的私有化列車，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後麵。

1991年蘇聯解體，使2000多萬俄羅斯人被迫留在“境外”，幾百萬人流離失所。90年代初期，僅塔吉克斯坦由於社會和民族衝突就死亡60萬人，上百萬人背井離鄉。在莫斯科、聖彼得堡、基輔，黑手黨無法無天，犯罪猖獗。蘇聯劇變後十年間各種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劇增。整個90年代，俄羅斯每年由於犯罪造成的失蹤人口超過10萬。平均每5分鍾就有一人被殺害，平均每10萬人口有1000個犯人——這是世界上最高的犯罪率。到了90年代末期，擁抱了“民主自由”的俄羅斯每年縮減人口約80萬，全俄平均預期壽命從戈爾巴喬夫上台前的70歲降到64歲，男性平均預期壽命降到54歲。

然而，秦人不暇自哀。掃黑除惡運動的本質是一場政治肅清，而不論主觀還是客觀，政治肅清都是意識形態清朗的前提。從工人階級到資產階級，高啟強，他是時代的產物。打黑，就是在清算一個黑社會整個階層而不僅僅是一個黑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