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工人治廠還是強迫工人下崗

保護工人治廠還是強迫工人下崗

走資派對工人治廠是反對的，首先強行解散組織起來的農村人民公社集體所有製，讓農民變成可以自由出賣勞動力的農民工;  再來強行解散組識起來的工人階級隊伍讓工人下崗,  讓工廠私有化或成牟利的國營企業,  那麽工廠就可以雇用到城市求職的農民工，再來壓低農民工的工資。從而從基本上來打擊全民所有製裏對工人終身製保障，也就是削減工人力量的第一步。從這裏可以看到，中國的走資派要在工廠裏實行的和在農村實行的是互相配合的。

《中國革命的道路》第二部分:全民所有製下的兩條路線鬥爭

作者:  金寶瑜

(二) 全民所有製在廢除雇傭勞動上的努力 (全民所有製內工人治廠與工人和生產工具之間的關係)

每個全民所有製的工廠的工人工資和福利都是由國家直接撥發，因此，工人的工資和福利與工廠的收入和“利潤”脫鉤，廠長不能像在資本主義企業裏，用企業虧損為理由來解雇工人，或降低工人的工資與福利，隻有在社會主義下，國家才能保證工人的終身製和工人的工資和福利。社會主義對工人工資的看待和資本主義對工人工資的看待是完全不同的，不僅不同而且是完全相反的。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並且在可能的情況下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所以提高工資是件好事，因為工人拿到多一點工資就可以購買多一點消費品。但是在資本主義下，對企業來說提高工資是件壞事，因為一個公司提高了工資，就造成生產成本上升和利潤下降，甚至虧損，這又將導致公司股票下跌。因此，在資本主義的體製下，工人通常得通過組織罷工或怠工的手段來爭取工資的上漲。同樣的，資本主義企業不會自動地改善工人在工廠的工作環境。1911年美國紐約市三角縫衣工廠發生大火，燒死了145個年輕的女工，主要是因工廠沒有通風設備，聚集起來的棉絮沒處可去引起的。這次的火災悲劇引起社會的公憤，經過法律程序才逐步迫使工廠改善工作環境。在資本主義下，工人的健康甚至工人的生命不被計算在生產的成本之內，能省則省。這就使我們不得不聯想到1993年深圳玩具工廠的一場大火，燒死了84個年輕工人，和資本主義改革後，中國連續發生的許多起礦難事故讓多少礦工失去了生命!  在瘋狂爭取GDP高速成長的背景下，中國的煤礦成了世界上最危險的煤礦。

在社會主義時代，中國工人的工資是低的。因為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個國家的總消費加上總投資，再加上政府總支出(在貿易平衡下)必須要等於一個國家的總生產。除了美國這個超級帝國之外，所有的國家都得遵守這個規則，隻有美國用它軍事上和經濟上的霸權來耍無賴，從80年代起，美國每年都用進口大於出口的方式(也就是欠債的方式)把別的國家的生產拿來給美國用。即美國的總支出(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大過於它的總生產，不足部份靠貿易的逆差(進口大於出口)來補足。世界上，除了美國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可以這樣做。從80年代到今天四十年的時光，美國可以這樣做是因為，到了二十世紀中後期，整個世界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實行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全球的剩餘產品需要有地方來堆積，於是美國這個獅子大張口，把所有的剩餘都吞了下去，隻是不付錢罷了(美國用美元記賬來付錢，出超國家就拿著美元紙鈔當作錢收下，雖然知道這些紙鈔是不可能兌現的)。多年來世界貿易不平衡的結果，使得美國這個最富有的國家在消費上要靠發展落後國家的儲蓄(生產的剩餘)。美國是靠著長久借債來維持它的支出超過生產的部份，全世界隻有美國可以這樣作。這些債權國(美國欠中國的債最多)不要期望有一天美國會還債，美國欠它們的債最後一定是賴掉，如果這些債權國要真的聯合起來向美國討債的話，那麽借著靠美國欠債來維持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就會停止運轉，今天這樣的帝國主義體係，就是連一天也無法生存。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因為中國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食物營養上和衛生保健上都提高了很多，嬰兒死亡率下降和人口預期生命提高都使得人口增加得很快。在國家的保證充份就業政策下，城市工人人數增加的很快，在生產力仍然低落的情況下，增加就業的同時，就不能提高工資。如果在就業人數增加時再提高工資，工人消費的總額的增加過快，就會像第一個五年計劃一樣，造成工人的消費超出了農產品和輕工業產品的供應能力，導致物資供給緊張。基於這樣的考慮，當時的政策主要以增加總就業人數來保障總消費。一家人常常不隻靠一個人的工資收入，因此，一家人的工資總和還是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主要是每家人的基本支出(像住房和吃飯)都非常低，住房由工作單位分配，糧食和棉布都實行配給製，價格維持穩定，甚至有 下降。人們保持著中國人省吃儉用的美德，工資雖然低，但是多數人每月還是能存下一些錢，集起來買一些像腳踏車、縫衣機、照相機、手表、一類的大件消費品。不錯，在社會主義時期，因為生產力很低，為了要顧到投資和消費的總需要，中國工人的生活仍然相當清苦，但是與解放前相比，則是改善得太多了，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再為生活憂慮，他們不必擔心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學，也不必憂慮物價上漲、自己失業，或是年紀大了沒錢養老。另外，因為新社會在意識形態上的改變，曾經被人看不起的做工的人，解放後，他們驕傲地接納了社會上創造價值者的榮譽，工人得到社會上普遍的尊重。在全世界所有國家的曆史上，工人階級從來沒有享有過像中國社會主義時期那麽高的榮譽。

在社會主義下，工廠裏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必須要有所改變，必須要有別於資本主義，也就是說管理者(幹部)和被管理者(工人)之間的關係，必須要和資本主義的工廠裏有質的改變。在資本主義工廠裏管理者代表資本，被管理者隻是雇傭工人，在生產程序中的重要事項，都由管理者決定，工人無權過問。在社會主義下，既然工廠的所有權不是哪個老板的，而是由全民所有，那麽工人就應該可以過問生產程序上的決定，不但可以過問，而且應該要積極地參與。

解放後工廠裏的管理幹部當然是跟解放前資本主義工廠裏的工頭完全不同。一般的幹部對工人都是非常關心，對工人的生活都是非常照顧。但是中國是一個有長久封建曆史的國家，在封建製度下，“官”和“民”有一定的對立關係。解放後，很難避免的，工廠裏的幹部還會被看成“官”而工人還是會被看成“民”，這種關係不容易在很短的時間內自動地改變過來。全民工廠裏的工人在很短時期裏獲得工作和工資的保障，以及享受到上麵提到的各種福利。在資本主義的製度下，這所有的一切都是經過工人幾十年，甚至一百年不斷地鬥爭才爭取到的。因此，解放後中國的工人對共產黨和國家會懷著無限的感恩，他們不認為他們得到的一切是他們應得的，而是來自共產黨對他們的恩賜，因此，他們認為隻有用努力工作建設國家來作為對國家的報答。雖然經過了幾次群眾運動，但是在五十年代，群眾運動的對象是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壞份子，或是少數共產黨內不守法的壞人，當時所指的右派也還不是後來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到了1956年，蘇聯走向修正主義的趨勢明朗化後，中國共產黨對黨內修正主義提高了警覺，在這時共產黨兩條不同的發展路線已經相當明顯。上麵談到農業時提過，土地改革後，麵對農業如何實現現代化，共產黨內就有兩個不同的看法，毛主席主張農業發展可以經由集體化來完成，但是劉少奇則認為中國農業現代化必須要靠生產力的發展，他認為隻有在中國有足夠的鋼鐵和有生產農機的技術時，才有可能現代化。這樣的兩條路線上的分歧到了“大躍進”時公開化了。

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國的工人和絕大多數群眾對於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不清楚的，他們沒有意識到，如果有一日走資派當權，他們將會失去所有的一切，也可以說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工人和中國大多數人民對走資派的實質和策略沒有清楚的認識，應該說不可能有清楚的認識。在全民所有製之內，社會主義的路線就是如何能使工廠裏的工人團結一致來爭取工人在工廠中的地位，改變工廠裏幹部和工人之間的關係，一步步完成工人治理工廠，因為工人治理工廠是走向工人治理國家的第一步。總的來說，社會主義路線就是要工人不再是為了生活而出賣他們的勞動力的雇傭工人。而走資本主義路線的一派則是抱有完全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增加工廠的積累是第一要務，因此，他們隻關注如何降低工人的工資，和提高工人的生產效率來加快積累，以便提高生產力的發展。走資派在工業上想推行的政策和他們在農業想要推行的政策一樣，同樣依照唯生產力論的觀點。在全民所有製的工廠內，走資派想要用破壞工人的團結來削減工人的力量，用壓低工人的工資和增強工人的勞動強度來提高生產效率。走資派完全不相信在全民所有製下，工人會意識到他們的工作不再是為哪個老板謀取利潤，而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總體利益，因此，他們會自動自覺地為增加生產而努力。相反的，走資派認為工人隻有在會被解雇的壓力下，或者在物質刺激下(像獎金和計件工資)才有可能努力工作。兩條路線鬥爭在具體的政策上，就集中表現在是保護工人的終身製，還是用臨時合同工來取代工人的終身製;在工資上，兩條路線的爭論是到底工資是為保證滿足工人生活上的需要，還是要利用不同的工資形式來作為刺激工人積極性的工具。

走資派幾度企圖要用合同工製來替代全民所有製工人的終身製，他們看到中國農村蘊藏著龐大勞動力，如果能釋放出來，就可以與工人競爭，降低工人的工資，打擊工人的力量，最終取消工人的終身製。因此，將農村集體所有製解體是他們能夠走向資本主義的必經之路。在兩條路線鬥爭中，走資派就是要用“三自一包”的推廣來一步步解散人民公社。毛主席跟走資派的鬥爭中用“大躍進”來促進人民公社的成立，用“農業學大寨”來穩定人民公社。在工廠裏，毛主席的社會主義路線則是以工人階級長遠的利益為最優先考慮，一步步爭取工人對工廠的治理權，要工人階級擁護“政治掛帥”，反對走資派分化他們的“物質刺激”。

1960年時，鞍山鋼鐵公司的工人提出了對工廠管理上的改革，有下麵幾條：(1)政治掛帥，(2)加強黨的領導，(3)發動群眾運動，(4)自覺地推動幹部參加生產、工人參加管理，(5)修改不合理規章製度，促進工人、幹部、技術人員的合作來完成技術創新。毛主席非常讚同鞍鋼對工廠管理的創新，號召全國工人向鞍山鋼鐵公司學習，並且將鞍山鋼鐵公司的這幾項工廠管理創新的改革定名為《鞍鋼憲法》來表示它的重要。但是《鞍鋼憲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才在工廠裏得到響應，我一直以為，原因是當時大多數工人階級對改革工廠的勞動程序不夠關心，所以毛主席的號召並沒有得到很大的響應，直到看到老田寫的《“鞍鋼憲法”幕後的故事：為什麽〈人民日報〉八年不宣傳鞍鋼憲法》，我這才了解真正的原因。文革時期，當時負責《人民日報》的吳冷西在他的檢討書中說，是鄧小平要他不要宣傳《鞍鋼憲法》的，連已經寫好的評論文都不予發表。[2]我這才了解為什麽《鞍鋼憲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才得到重視。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認識到，如果他們真的要當家作主，他們必須要改變工廠裏幹部和工人之間的關係，工人一定得要參與工廠的治理，如果工人不能治理工廠，如何能談到治理國家?如果工人不能治理國家，那麽無產階級專政不就成了一句沒有真實內容的空話?

但是走資派對工人治廠則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們指望著農村集體所有製解體，農民變成可以自由出賣勞動力的求職者;那麽如果工廠能夠解除工人的終身製，工廠就可以雇用到城市求職的農民，壓低工人的工資。走資派永遠都是從如何增加資本積累為考慮，他們認為隻有能夠增加資本積累才能發展生產力。在他們看來，工資是生產成本，工資高，生產成本就高，積累就會下降。資本主義認為加快資本積累是發展經濟的唯一道路。釋放農村的勞動力不但會對工人的工資造成壓力，而且可以從基本上來打擊全民所有製裏對工人的終身製的保障，也就是削減工人力量的第一步。

從這裏可以看到，中國的走資派要在工廠裏實行的和在農村實行的是互相配合的。他們看到在農村裏可以用推廣“三自一包”，使農民變成自負盈虧的農戶，哪年農作物歉收時，農民為了謀生就必須要出賣他們的勞動力，其中一個出路就是到城市裏去打工。但是也不一定要等到很多農民破產，勞動力才能從農村釋放出來，隻要城市工人的工資收入高過農村農民的收入，農村的人口就會不斷地到城市來謀職，因此，來城市謀求工作的農民就會與工人競爭，藉此來壓低工人的工資和減少工人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