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三)
作者: 戚戚
在曆史上如何正確評價鄧小平,是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二,他是中國修正主義的總頭目、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是馬列毛主義的大叛徒
他背叛了馬列毛主義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他是反對馬列毛主義的大叛徒,是一個典型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陰謀家和野心家。他的具體表現如下:
背叛馬列毛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革命過渡時期,馬克思說“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479-480頁),又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上第271-272頁。又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隻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同上第3卷第21頁)“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曆史階段相聯係;(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同上第四卷第332頁)
恩格斯說“(從原始公社解體以來)全部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曆史;而這個鬥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這個基本思想完全是馬克思一個人的。”(《同上第一卷第232頁)
在整個過渡時期充滿著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與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列寧選集》第四卷第84頁)在這個過渡時期“就是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很明顯,這個任務是重大無比的,如果不解決這個任務,那也就是說,還沒有社會主義。”(同上第三卷第498頁)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麵,就會變質,就會出現複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毛主席重要指示》34-35頁)
但是,我們再看看鄧小平是怎麽說的和怎麽作的。
鄧小平篡權上台後,完全背叛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上述理論原則,他的大量言論和行動都是和馬列毛對著幹的,都是反對馬列毛的理論的。
他說:“我們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後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55頁)毛澤東“可是到1962年7、8月北戴河會議,又轉回來了,重提階級鬥爭,提得更高了。……十中全會以後,他自己又去抓階級鬥爭,搞‘四請’了。…..1965年討論‘四請’不僅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提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同上第259-260頁),“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同上第90-91頁)
他假借批判林彪、‘四人幫’,汙蔑毛主席說“宣傳什麽‘全麵專政’,對人民實行封建法西斯專政,我們已經徹底粉碎了這個專政。”同上第154頁),鄧把毛主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汙蔑為封建法西斯專政,加以徹底否定。實際上否定的恰恰是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粉碎了‘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主義,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解決了曆史上遺留的一係列問題,……我們破除了林彪、四人幫所製造的精神枷鎖。堅持領袖是人不是神”(同上第151頁)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當時的解釋,即所謂‘向走資派奪權’,也就是撇開黨委鬧革命,打倒一切,那麽實踐已經證明是錯誤的。”(同上第169頁) “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同上第168頁)
鄧小平完全顛倒了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從而否定了毛主席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生命線的正確路線和方針,搞亂了政治和經濟的關係,弄得全國一切向錢看,金錢就是一切、金錢就是生命,唯錢是圖,成為人們行動的綱領、目標和動力。
在鄧“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確的。”、“農業承包大戶我讚成,現在放得還不夠。”(《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頁)的號召和鼓舞下,在全國迅速掀起了爭富、創富高潮,達萬元戶者,騎馬戴花遊街跨富,“萬元戶是當然的黨員”,工農兵學商,一齊來經商,在很短的時間內,出現了數十萬家各種各樣的經商公司,且不少是空殼公司,鄧小平的兩個兒子都是大企業的老板,利用其父的權威,大批倒賣批文,內銷轉外銷等大量撈取差價,很快便富起來了,人民日報刊出其大兒子辦的康華公司偷稅漏稅六千餘萬元;趙紫陽的5個兒子,個個都是大資本家;薄一波的兩個兒子也成了大資本家,等等,經過30多年實踐,不僅地主、資產階級大量湧現,還形成了一個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群體,
鄧說;“中央和全國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已經得到平反的,據不完全統計,總數已經有290萬人。沒有立案審查而得到平反的,比這個數字還要大得多。我們平反了天安門事件,…… 並且不久就要為劉少奇同誌恢複名譽。……給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摘掉了全國絕大多數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帽子。”(同上第207-208頁)
實際執行的結果,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在全國掀起了摘帽高潮,將全部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資產階級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對確實改造好的敵對分子,經過人民討論,縣人大批準,摘掉帽子是應該的,但是決不能一風吹。
這樣一風吹的結果,使無產階級專政失去了專政對象。更嚴重的是他們還把國內外資產階級、右派等當成朋友、主人、當成神來敬,拋棄了階級分析方法,分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甚至顛倒敵我關係,把敵人當作朋友,把朋友當作敵人,顛倒了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關係。實際是取消了階級鬥爭,也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反過來對工農大眾實行壟斷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
他根本不懂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分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顛倒了政治和經濟的關係,隻強調發展生產力,忽略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建設與發展,隻抓經濟基礎的發展,忽略抓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建設及發揮其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隻抓經濟發展、不抓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與世界觀的改造。陷入了機械唯物論和主觀唯心主義,造成了許多人為的矛盾不能解決。這裏隻簡單提一下,不展開具體分析討論。總之,一句話馬列毛主義是奔向共產主義的,鄧小平則是倒退到資本主義的,一個是向前走,一個是向後退,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一個淺顯道理,也是千真萬確的客觀事實。信不信我們不妨看一下,外國的一些報刊是如何評論中國的。美國《紐約時報》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說:“中國至今雖自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需要的社會構架已蕩然無存。中國大陸雖然早已在事實上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但現今中國人仍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為了達到新世界的遠景,部分人要做出犧牲。隻不過,過去的曆史前進的終點是共產主義烏托邦,現在則是市場經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達到使少數人富裕起來的市場經濟的遠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經變成解釋窮人必須老老實實地受苦的合理性工具。”
香港《南華早報》2003年7月3日的一篇文章說:中國領導人“宣布共產黨今後將接納私營企業主加入它的隊伍,這一宣布是共產黨的驚人之舉。”,“在共產黨方麵,它的調整反映了中國社會人口構成成分的改變。這種變化是過去22年中實行經濟改革的結果。”,“正在宣傳的一個理論——被稱為‘三個代表’的過程中,已經認真地為擴大黨的隊伍奠定了基礎。”,“中國完全可以這樣肯定中國的資本主義,那就是‘有特色的社會主義’。
美國《紐約時報》2004年2月29日刊登了題為《中國富人的生存信條》的文章說:如今中國的富人都住進了大城市郊區的別墅裏。這些別墅平均售價80萬美元,四周有草坪,還有24小時保安巡邏。盡管如此,這些富有人幾乎總是成為被搶劫的目標,搶劫犯在情況緊急時會起殺機。社會學家用於判斷一個國家收入分配不均現象的最新標準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比美國、日本、韓國和印度的更大。中國的一些精英開始相信世界信奉的是達爾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這個世界上,關係和智慧意味著一切,平等這個古怪的觀念毫無意義。”(二《大變化》第49-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