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王
在思鄉中思想
紀念魯迅先生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去世了。85年後，也就是2021年的10月19日，一篇紀念文章，引發了一場朋友間的討論。就魯迅先生的曆史定位，我的兩個朋友觀點截然不同，一個推崇，一個厭惡。討論在一個隻有三個人的微信群中進行，我被要求亮出第三方觀點。我說：魯迅先生是個偉大的作家，當得起“民族魂”這三個字。討厭魯迅的朋友，當即批駁我的觀點，用他的話說，我是個“小粉紅”，或者“自幹五”，是洗腦教育的悲哀產物。其實不然，我敬重魯迅，源於我的生活經曆，還真和語文課本編選的魯迅文章沒關係。
小的時候，農村裏莊戶人家裏能看到的書，除了當年的日曆，就是《毛澤東選集》，其它的書籍很少見。八十年代末，我開始讀書認字兒。當時《毛選》已經失去了神聖的地位，常常被婦女們和漿糊一起做成“夾紙”，然後再納成鞋底兒，最終被踩在腳底下零落成泥。這樣的用途，並不算太差。在不少人家，《毛選》和陳年的日曆一起起，被揉軟之後當手紙用，化作糞土。在那個物質貧乏的年代，書籍所承載的內容並沒有什麽價值，作為紙張，倒是有些實際的用途。
從那個艱苦歲月裏存留下來的書籍，其價值必然遠遠大於紙張本身。在我家，《魯迅雜文集》就是這樣一本書。這本書，是父親買的，或者是繼承而來的，我無從得知。聽母親講，她嫁過來的時候，家裏還有很多藏書。父親家和母親家，都吃過讀書的虧，所以對藏書並不友好，特別是母親。我開始認字後，家裏除了中醫書籍，就剩下一套《毛選》和一本《魯迅雜文集》。貧下中農的後人拿《毛選》納鞋底兒，我的父母卻不敢這樣做，因為他們被政治運動“整”怕了。至於那本兒《魯迅雜文集》，在父親的保護和母親的默許之下，才沒和很多線裝書一起成為我的腚下亡魂。
魯迅先生的雜文，是我的啟蒙讀物之一。長大後，我也喜歡寫作。對我影響最大的兩位作家，一位是魯迅，另一位是老舍。從魯迅先生那裏，我學到了觀察社會的角度和批判的精神；從老舍先生那裏，我學到了用笑話把生活的辛酸講出來。剛開始，我讀魯迅雜文的時候很吃力。由於夾雜著日語的文法以及紹興方言，魯迅先生的白話文並不好懂。即便是翻爛了一本《新華字典》，我也就讀了個囫圇吞棗，難求甚解。
現在想來，魯迅的雜文並不在於文字的精彩，而在於對社會的洞察，對人性的剖析。而魯迅先生的視角，因為太獨特，說有些偏激也不為過。民間俗語說，少不讀水滸，是怕小孩子沾染到江湖戾氣，弄不好會拉幫結派，甚至謀財害命，走上不歸路。魯迅的文章，特別是雜文，對於小孩子來說跟《水滸》有點像，有正能量，也有負能量。從《魯迅雜文集》，我涉獵了很多課本裏不會出現的知識，學到了魯迅先生罵人的犀利，也難免點行事偏激，什麽事情都能挑出毛病來。
九十年代初，我上了初中。由於人口激增的緣故，作為農民子弟，我被分流到了一個位於莊稼地裏的學校，即所謂的社辦中學。學校的老師，要麽缺能力，要麽沒學曆。前者是畢業於師範院校的正牌老師，他們在條件好的國辦中學混不下去，被發配到社辦中學。後者都是鄉鎮幹部的子女，高中畢業考不上大學，靠著關係來當初中老師。正牌老師，雖然能力不突出，但是比那些關係戶還強很多。同學們都和我一樣，都是農家子弟。之所以來上學，是因為年紀尚小，進不了工廠，也幹不了農活兒，需要來學校過渡一下，長長身體。在這樣的學校裏，老師教不好，也不好好教；學生想學習的不多，就算想好好學，也學不到什麽東西。於是，大家一起混日子。
春天的時候，學校周圍長著小麥；秋天的時候，學校周圍長著玉米和大豆。田園風光對於我這個農民子弟完全沒有新鮮勁兒。上課的時候，老師除了讀教學參考書給我們聽，就是讓我們讀課本給他們聽。這樣的課堂，還不如莊稼地裏幹農活有意思。因此，我不喜歡學校，也不喜歡老師。除了體育課，哪一門課上，我都能挑出老師的毛病，並且分享給周圍的同學，這樣他們就得了由頭上課起哄，從而被老師趕出教室，溜進莊稼地裏去享受自由。盡管我很少出頭鬧事兒，但課上鬧事兒的同學大都受過我的鼓動。因此，老師恨那些搗亂的學生，更討厭我。
最討厭我的，當屬語文老師，他們多是關係戶。偶爾有一兩個正牌老師教語文，也沒顯著比關係戶水平高多少。語文課上學習魯迅先生的文章時，革命者的人血饅頭，或者中醫藥方裏的原配蟋蟀，老師按照教學參考書中的說法去引申幾句，我是沒有什麽抱怨的。可是，就“三匹老烏鴉”和“一匹射碎了的小麻雀”，老師也按照教學參考書，大談文學性、思想性、藝術性，甚至是革命性！這些無聊的內容，聽老師喋喋不休也就罷了，我們還必須記錄下來，考試必考。
這樣的語文課我實在聽不下去，忍不住問：“魯迅先生有這樣說的嗎？” “教參上就是這麽寫的！”老師義正辭嚴地說。“那編教參的人親耳聽魯迅先生說的嗎？”我繼續問。老師怔住了，頓了一下說：“聽過，肯定聽過！”“哈哈！”我笑道：“那編教參的老師得多老呀！魯迅先生可在1936年就去世了。”“你又搗亂！”老師大喝一聲：“給我滾出教室，去教導處報道！”
《魯迅雜文選》不是白讀的，我多少學會了點唇槍舌劍的功夫。“我不會滾。”我站起來，一本正經地跟老師說：“老師能不能教教我？”這樣的求教，自然不會有好果子吃。先是黑板擦迎麵而來，擊中了我身後的女生，然後教鞭呼嘯而來，砸到了同桌的光頭。好漢不吃眼前虧，我沒滾出教室，而是飛了出去，耳後是老師的怒吼：“你是孔乙己，你這個阿Q！”
“老師，你罵錯了！”我在教室門口外，繼續頂嘴：“你才是孔乙己呢！一個烏鴉算一隻，三個烏鴉算三匹，這跟茴香豆的四種寫法有什麽區別？”“你就是孔乙己，你就是阿Q！”老師繼續罵。魯迅先生可以做到“橫眉冷對千夫指”，我沒有這麽強的功力，隻會笑嘻嘻地對老師說：“我當不了阿Q，我姓王，不姓趙。”老師怒了，吼道：“我說你是阿Q你就是阿Q！”“老師，你也不姓趙，叫誰姓趙，你可做不了主。”我就勸他道：“別罵了，再罵你就成祥林嫂了。老師被氣壞了，嘴裏反複念叨：“孔乙己！阿Q！孔乙己！阿Q！我說你是你就是！”很顯然，他進入了精神勝利的狀態。事已至此，我就再無和他爭辯的必要，隻能隨他去了。
哼著“無怨無悔，我走我路，走不盡天涯路”，我騎車到縣城裏讀書去了。新華書店對麵的馬路上有好幾個人在擺書攤，有賣舊書的，也有租武俠小說的，那裏是我求學的好去處。舊書大多是攤主按斤當廢紙收購來的，既不值錢，也賣不了幾個錢。所以攤主們對我這個隻看書，不買書的孩子很是寬容。舊書攤逛得多了，竟然和幾個攤主熟識起來。他們都是愛讀書的人，有了好書，會推薦給我。在書攤前麵蹲著看書久了，攤主還會遞給我個小馬紮，讓我坐下來。
一個攤主常給我推薦魯迅先生的作品，他還偷偷告訴我說，課本裏的魯迅文章，都是被刪改過的。於是，在舊書攤前，我讀到了教學參考書裏提到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編》還有《朝花夕拾》等等。那時讀書，隻能明白個大概。雖然如此，也足夠應付隻會照本宣科的老師了。學習《阿Q正傳》、《祝福》和《孔乙己》的時候，老師在講台上上大課，我在同學中間講小課，把從魯迅雜文裏學來的尖酸刻薄，全都用在了語文課上。在同學們的竊竊私語，甚至哄堂大笑中，老師真的氣成了祥林嫂，把我趕出教室後，還沒完沒了地說：“要是他不搗亂，我肯定能講明白！”
長大後，我一直慶幸沒有成為洗腦教育的犧牲品。之所以逃過洗腦，一則是我生性頑劣，不服管教，二則就是年少時讀了魯迅，學會了批判，不會盲從老師的說教，保留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洗腦的犧牲品與小粉紅的頭銜，我是不能接受的。朋友也自稱躲過了洗腦教育，依據是他反對課本裏推崇的一切。既然官媒頌揚魯迅，他就詆毀。我們到底誰是洗腦教育的犧牲品？洗腦教育的主產品是“順民”，副產品是“反骨”。所謂“順民”，自然是無條件接受被灌輸的內容，課本說啥就是啥；所謂“反骨”，是“一小撮”被洗腦教育惡心到了，隻要是課本鼓吹的，他都反對。“順民”和“反骨”看似不同，其實他們有一個超大的共同特質，那就是不會獨立思考，隻能接受或者反對外來的觀點。
魯迅先生死後哀榮備至，原因首推他作品中表達的思想，其次還得益於過早地去世了，沒有活過1949年。魯迅先生的早逝，對他和家人朋友而言是個大不幸，而對後世的幾代人，卻是上天的福澤。魯迅先生對社會的批判，定格在1936年，因此他的作品被選編進新中國的語文課本，我們才有機會在讚歌的縫隙之中，學到一點批判的精神，增加一點獨立思考的能力。即便“教學參考書”把魯迅的文章斬斷切碎，煎炒烹炸，我們仍然能夠嚐到幾絲桀驁風骨的味道。魯迅的文章，是萬花通紅課本裏的一點綠，一點黑，一點白，一點不一樣的顏色。“千年暗室”不可能靠著他的幾篇文章“一燈即明”，但是起碼我們有機會認識到一些社會的黑暗。為了這個，我們要紀念魯迅先生。
大先生 長的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