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是海參崴建城160周年紀念日（實際割讓時間是1860年11月），也意味著烏蘇裏江以東的土地已經脫離中國160年。但是，這片土地上的華人並沒有隨著領土的割讓而消失，直到1938年被蘇聯用各種手段消滅。這篇文章摘自“讀書時間”的微信公眾號，作者為閔原，主要介紹其在海參崴尋找華人在這片土地的生活遺跡的經曆。
盛況
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遊客到海參崴來觀光，大家都沉迷於享受這裏的海鮮，或在教堂麵前爭相留影，而不知一個世紀以前，這些繁華商業街的建設者、甚至是擁有者都是華人，他們又是以何等淒涼血腥的形式從這片土地上離場的。
俄羅斯通過1858年《璦琿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終於得到了兩百多年來的夢寐以求的黑龍江流域的土地。雖然，17世紀中期後，俄羅斯占領了大片西伯利亞土地，但是這些地方極寒，又沒有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沒有多少開發價值。新獲得的100餘萬平方公裏的適合墾殖開發的土地，使得俄羅斯真正成為一個兩洋國家。今天俄羅斯貝加爾湖以東70%以上的人口聚集在外興安嶺以南、烏蘇裏江以東原屬於中國的土地上，這片區域對俄羅斯的戰略價值不言而喻。
沙俄政府在新的領土設立了兩個大城市：一個是哈巴羅夫斯克，也就是中國人說的伯力，來紀念17世紀最早殖民黑龍江流域，大肆屠殺土著居民達斡爾人、鄂溫克人的殖民頭目哈巴羅夫；另一個則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是“鎮守東方”的意思。這兩個名字對中國人和其他亞洲土著來說都具有很強的殖民侵略色彩。
在簽訂中俄《北京條約》以前，烏蘇裏江以東幾乎沒有漢人存在，因為這個時候清朝政府把盛京開原柳邊之外的東北土地視為滿洲人的私家宅院，嚴厲禁止漢人進入這個地方。據俄國方麵統計，1860年這裏隻有2,000餘流動性很強的漢人，他們從事采集人參、捕魚等職業，還有很多是逃亡的犯人。
為了開發新占領的土地，沙俄政府一方麵從歐洲領土組織移民，但是由於這裏相距歐洲太遠，需要步行一到兩年才能達到，所以，移民效果並不明顯，從1861年到1881年，僅僅有1.1萬歐洲移民達到遠東地區；另一方麵則是吸納中國勞工，以及相當部分的朝鮮勞工。中國移民開始大量進入俄羅斯遠東地區，這些中國移民多數是山東人，有的通過陸路，從綏芬河進入俄羅斯領土，有的則是直接從山東半島乘船到達海參崴。
1886年，遠東華人數量達到2.75萬人，1897年，增加到4.1萬人，1911年則為11.1萬人。到一戰前，遠東地區華人應該已經達到20萬人左右。這個時期華人約占俄羅斯遠東人口的10%至15%，由於俄羅斯人多數是軍人和墾荒農民，反而在海參崴、伯力這樣的大城市，華人占比相當高。比如，1897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參崴人口為28,933人，而華人數量為12,577人，如果加上大量的候鳥式的華人流動人口，華人在海參崴的比例應該超過半數。
早期華人在海參崴主要從事工程建設相關的行業。富裕的華人擔任重大工程承包商，然後延攬貧困華工出任建築苦力。華人建設了西伯利亞大鐵路遠東段和著名的海參崴火車站，這個火車站是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終點。海參崴的其他重要地標性建築，濱海州理事會大樓由華商劉寇默承建，電報大樓由桑新雲承建，凱旋門由舒徹聯承建……就連多數俄羅斯軍營也是華人承包建設的。
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司令部前，俄羅斯紀念1860年取得海參崴的雕塑。（許陳品/多維新聞）
在海參崴城市形成之後，華人在商業上也大顯身手。1878年，海參崴114家企業中有57家是中國人開的；1895年華商企業數量增至126家，而俄羅斯人開設的企業隻有58家，其他外國人開設的企業有16家。隨著西伯利亞大鐵路的開通，海參崴規模急劇擴大，華商企業也越來越多，1912年，海參崴全市工商登記中，華商企業進一步增加到1,089家。海參崴最大商行“昆斯特和阿裏比爾斯”合夥人阿道夫.瓦西裏耶維奇.達坦在其《阿穆爾沿岸商業曆史隨筆》調查中寫道：
中國人早已從一個角落向另一個角落，進而向全城拓展……從前後左右把其他商鋪擠掉失去生計……把整個區域掌握在自己手裏。毫無疑問，中國人經濟上非常強大，逐漸掌握了勞動力和商品市場。
根據筆者在海參崴的考察，20世紀初，海參崴最主要的商業街道和最繁華的城區，的確相當部分為華人所擁有。像今天海參崴最重要的商業步行街——阿列烏茨克大街、斯維特蘭娜大街、海軍元帥福金街的大量商業樓屬於蔡氏、邰彩玲、李立浩等有實力的華商。
另一位傳奇的華商紀鳳台，1901年就投資建立起海參崴最大商行之一的K商行，日俄戰爭中，他組織了1,500輛大車、6,000匹騾馬的運輸隊協助俄軍保障後勤，可見其控製財富的體量。
此外，中國人還控製著遠東的近海運輸和黑龍江內河航運，1910年前後，海參崴港口注冊的600多艘商船中，多數為中國人所擁有，這些商船載重量不大，一般在50噸左右，但是中國人憑借價格低廉的優勢，使得俄國企業家長期在市場競爭中，無法染指這個行業，直到沙俄國家杜馬禁止外國人在遠東從事近海運輸為止。
總的來說，在帝俄時代，華人與俄羅斯人一同合作開發了遠東地區，俄羅斯人是統治者，控製著軍政大權和金融、礦產等命脈行業，而華人則在一般性行業占有優勢地位，這與南洋地區歐洲殖民者與華人合作的模式有很大相似性。華人在人口上的龐大占比，也跟英屬的東南亞地區人口結構很相似。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改變曆史進程，華人可能還會持續不斷往這個地方移民，並且以後成為這個土地上生活的主要族群之一，海參崴也或許會成為東北亞的新加坡。
華人在十月革命前後
1917年的十月革命給華人帶來了希望，布爾什維克主張人人平等，廢除壓迫製度。華人在遠東雖然生活的還可以，比國內的同胞好，但是地位明顯不如這裏的歐洲人。華人開始積極參加革命，希望與布爾什維克一起推翻舊的反動統治，用自己的努力獲得新生。正如上烏金斯克華人代表大會向蘇維埃新政權的信中說的那樣：
我們把俄國工人農民的利益看作自己的事業，把革命的俄國無產階級的勝利果實看作是我們也必須保衛的。
據研究，全俄境內至少有5萬華工參加了十月革命和此後的國內革命戰爭。各地湧現出眾多的“中國團”、“中國營”和“中國支隊”。遠東地區最著名的是華人辛繼武組織的遊擊隊，人數規模達3,300多人，活躍在烏蘇裏江流域，給白匪軍沉重打擊。當白軍占領海參崴後，遠東鐵路上的華人職工參加了大罷工，嚴重幹擾了白軍的供應和軍事部署。
十月革命的確在某些方麵改善了華人的境遇，比如華工的待遇比沙俄時代提高了很多，不再需要忍受監工的鞭笞，勞動時間也大大縮短。蘇聯當局還允許設立華人俱樂部，開設華文學校。但是，華人並沒有實現他們期待的自由和平等，華人在遠東是“商業民族”，自然與新政權消滅私有財產的目標相衝突。1921年起，蘇俄當局不斷查封中國商會，強令中國商戶購買國家公債，嚴格限製華人往國內匯款，導致華商在遠東生存越來越艱難。此時，海參崴領事館向國內報告：
自蘇聯政府成立，華僑之所受損失數，在華銀一千餘萬元，華僑被害之生命，在二十餘人以上，此二種不過指海參崴一埠而言、且皆有案可稽，至無案可稽及其他各處所損失之金錢與生命，俱未之計也。
新政府開始實行戶口登記和日常生活用品供給製度，由於絕大多數華人沒有國籍，不能獲得供給，生活也日益艱辛。
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蘇聯漸漸背棄了革命時期的民族政策，漸漸走向大俄羅斯主義的道路，對非俄羅斯民族，尤其是非歐洲人的、力量較為強大的亞洲民族采取排斥、同化甚至消滅的政策。蘇聯政府這些民族非常不放心，視其為國土安全的威脅，之後陸續發生全民族遭受驅逐、鎮壓（如華人）或者遷徙流放（如朝鮮人、車臣人、卡爾梅克人）的事情。
不過，此時蘇聯正推行“一五計劃”，勞動力短缺的遠東還離不開華人。這樣大批華人勞工被吸收進入國營企業，成為國家雇傭的工人。據統計，這個時候，整個濱海邊疆區的工人中，華工比重為40%，主要分布在重工業、采礦業、伐木業和捕魚業等——華人雖然在商業上被排擠驅逐出遠東，但是在勞動力市場上仍舊占有一席之地。
到1926年，遠東華人數量減至6.3萬人，比戰前減少了一半多。但是這裏的華人開始定居，開始逐漸接受這個國家的文化，似乎長期的穩定生活，讓華人逐漸從僑居者，向少數民族在轉化。
血腥的離場
然而，1929年後，隨著中東路事件後中蘇關係交惡，蘇聯對華人打擊越來越公開化：“任意關閉華商，任意沒收華僑財物，強納苛捐雜稅等”。“九一八事變”後，蘇聯進一步視華人為威脅其遠東地區和平的不利因素，對華人的鎮壓驅逐政策逐漸開始浮出水麵。1934年，遠東地區華人減少至3.1萬人，又比1926年減少了半數以上。
如果說之前是采用比較柔性的經濟手段來限製華人，達到驅逐華人的目的。到1935年以後，蘇聯則開始采取完全非人道的手段來鎮壓消滅華人。1936年4月17日，聯共布政治局通過決議，責令年底之前肅清海參崴百萬街的華人，執行機構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內務人民委員會（即內務部，鎮壓肅反機構）遠東邊疆區管理局。
由於害怕引起中國抗議，聯共布政治局在6月17日，又給遠東邊疆區一道指令：
今後行動更加謹慎，不要給人口實，即讓人以為行動是針對中國人的。驅逐過程與外交人民委員會相配合，不晚於今年完成處理百萬街。
這一年，共有4,000多名海參崴華人被迫回國。
1937年6月，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頒布鎮壓間諜、破壞分子的決議，12月22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即內務部部長）葉若夫下達絕密令：
所有中國人，不論其所屬國籍，凡有挑釁行為或恐怖意圖者，立即予以逮捕。
12月29日夜，遠東開展第一次大規模抓捕華人的行動，內務人民委員會命名為“中國行動”，本次有1,100多名華人被抓捕。
1938年2月1日聯共布政治局通過《內務人民委員會在遠東相關問題》的決議，責成把所有外國人從遠東和後貝加爾地區驅逐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間諜和反蘇行動的嫌疑人，不論國籍皆進行鎮壓。
在這個決議的指導下，1938年2月下旬，蘇聯遠東當局又針對華人采取第二次大規模逮捕行動，中國駐海參崴和伯力的領事館給國內發來報告：
內政管理局連夜派人分乘大汽車搜捕善良華僑又有百餘人之多，其勢洶洶如擒大盜，變本加厲，勢必至拿罄而後止，聞前次被捕之華僑即將發往邊遠苦寒各地，罰充苦工。
此次對待華人真狗彘不如，生殺予奪一任其便……搜捕僑民夜以繼日，並有工作時間將其逮捕者，蘇方咄咄逼人不留餘地，其蠻橫行為等於庚子年驅逐華人故事。
內務部人員到華僑家中挨家挨戶搜查，逃脫的華僑跑到領事館門前，要求進入避難達一千多人，大家徹夜不歸，“群情惶駭，不可言狀”。這次被抓捕的華人達2,005人。
事後，中國駐蘇大使館對蘇聯發出最嚴厲抗議，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則辯稱華人多數是日滿間諜，並還發表了措辭強硬的聲明。3月下旬，又開展了對華人的第三次抓捕，這次行動更為徹底，內務人民委員會直接在大街上抓人，很多華僑在公交車上就被抓走。抓捕對象也不再限於成年男子，婦女兒童也不幸免，很多僑民欲逃亡領事館躲避，都被中途攔截帶走。這次抓捕行動進一步帶走3,082人。
從1937年底到1938年3月，僅僅濱海州被抓捕人員就至少6,000多人，而此前一年領事館統計華人數量為11,000人，半數以上的華人被逮捕。而整個遠東地區被抓捕的華人達到11,000多人，約占華人總數的60%以上。可見肅反已經超越了打擊間諜和恐怖行為的範疇，變成了赤裸裸的針對華人的種族清洗。
這些被抓捕的人是何種命運呢？肅反機關對這些抓捕的華僑嚴刑拷打強迫他們承認間諜罪名：
被捕之人多有被勒令站住熱火鍋爐旁拷問間諜口供情事，僑情疑慮恐遲早將不免……被捕華僑食不果腹，且有遭到刑訊致死者。
中國領事館提出探視關押人員也不被允許。4月27日至5月27日，內務管理局倉忙編織卷宗，進行審判，最終3,123人被槍決。其餘被送進勞改營，多數慘死於勞改中，比如，1938年一次抓捕中，以非法越境罪被流放的270名華人，在勞改營中有269人被餓死、凍死，僅有1人因為是廚師幸免於難。那些少數幸存下來的人，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經過中國政府交涉，得以回國。
即使是那些加入蘇聯國籍，並且政治上積極傾向於蘇聯共產黨的華僑，在鎮壓中也沒有得到寬容。1937年，內務人民委員會下令逮捕180名師生，重點審查對象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他們多數經過草率審判就被處決。能夠查詢到檔案的人員，比如學員王維清，原為東北義勇軍戰士，後成為蘇聯情報人員，多次去偽滿洲國執行任務，1938年被槍斃；列寧學校中級部主任楊興順是一名老布爾什維克，也在抓捕後徹底失蹤。到1938年5月，全校400多名師生中，隻剩下89人有人身自由。
對於經過曆次驅逐、抓捕，剩下的8,000餘名華人，已成驚弓之鳥。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的進行了多次交涉，這些僑民終於獲準乘坐西伯利亞鐵路火車，通過中亞和新疆，回到國內。1938年5月20日，蘇聯當局通過《遷徙遠東華僑的辦法》，至7月，遠東地區領事館共組織8,025人回國。到1939年，整個蘇聯濱海邊疆區僅剩下351名華僑。
至此，數萬人華人聚居海參崴，數十萬人聚居遠東的情形徹底不再，在繼1860年遠東與中國切斷政治主權關係後，在文化上也與中國脫離關係。中國徹底喪失對蘇聯遠東地區的文化和經濟上的影響力，直到冷戰結束後才有所恢複。
蘇聯在1937年至1938年對遠東華人的鎮壓和清洗，在手段上與同時期的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非常相似，甚至更加血腥——納粹在二戰前對猶太的迫害僅僅是驅逐和沒收財產，而蘇聯除了沒收財產外，還實行慘無人道的大規模肉體消滅。根據俄國社會與政治史國家檔案館的記錄，有8500多華人在“大清洗”期間遇害，其中多數應該是遠東地區的華人，如果加上死於流放勞改的華人，數量應該在一萬人以上，占當時華人總數的一半以上。如此高的死亡率，定義為種族滅絕絲毫不過分。
猶太人被屠殺的曆史，被整理成一部部曆史著作、電影和紀錄片，一座座紀念館，提醒全世界人民不要忘記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兩萬名波蘭人在卡廷森林被害的事件，也一再讓俄羅斯向波蘭人民道歉。而提起華人的這段遭遇，我們卻沒有一點紀念，甚至是記憶呢？
曆史雖然已經過去，但是俄羅斯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者，視中國人為“黃禍”的陰魂依然遊蕩在西伯利亞上空。華商至今在遠東仍然遭受各種不公平待遇，官方屢次發生搗毀中國市場的行動，光頭黨多次發動針對華人的謀殺。由於我們沒有記住這段曆史，我們也就不可能提醒俄羅斯人記住這段曆史，中國人被迫害的悲劇或許未來還可以重演。
我們沒必要通過揭露曆史來挑動民族仇恨。也深知要看到中俄兩國交往中積極的部分，維護好中俄兩國的政治友好關係。但是這一切都不是忘記曆史的理由。因為被選擇性忽略的不隻是悲慘、血淚，還是正義、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