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茉莉
像澆灌植物一樣澆灌自我，使之不易萎縮。
茉莉：2018年瑞典大選仍是左派社民黨獲勝，我找出12年前這篇舊文。2006年中右保守黨獲勝，我曾連續兩次投票給中右。在瑞典，中左和中右執政差別不很大，任何黨派上台都要繼承“瑞典模式”，都要堅持福利製度。我這舊文解釋了其中奧秘。
先附上幾則最新推文：
瑞典茉莉@SwedenMoli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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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瑞典大選的結果已出來。社民黨說：我們的選舉結果很糟糕，但我們仍要承擔起這個國家的責任。
盡管因接收難民失去不少選票，社民黨仍是瑞典第一大黨。我最後投了它國會一票，因感念社民黨於一個世紀創造世界奇跡：左派大政府創造繁榮國家。祝福瑞典沒在極右潮流中淪陷！
從左至右：綠色環境黨，藍色保守黨，紅花社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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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動不動說北歐會作死，這種說話的傲慢口氣，既缺知識也缺教養。這種極右派的思想是被禁錮的，刻舟求劍，不知北歐這種製度是人民選擇，更民主更平等。
這兩天華人媒體大喊瑞典極右變天，結果左派社民黨繼續執政，政治穩定得很。 奇怪，瑞典人並不指責其他國家右派治國，為何他們要造謠幹涉我們瑞典？就因為我們接收了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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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左派主張福利製度，資助弱者，是自己交重稅掏腰包的。北歐人之所以百年來支持這個製度，是因為每個人都要遭遇生老病死，這種福利製度讓人有安全感，感覺就比較幸福。這也是繼承了基督教幫助鄰人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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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思想無國界，很好。但你為何要北歐走出“大政府”認知呢？是否應尊重北歐人民自己的製度選擇？
福利製度源於一百多年前德國俾斯麥，他最先給工人生病養老保障。瑞典學德國，為抵禦俄國窮人鬧革命的影響，全麵發展福利製度。因此北歐國家都進入世界最幸福、全球創新、生活質量最前列。這難道不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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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的大政府與天朝的全能政府本質不同。北歐政府是服務型的，政府越大，給人民提供的服務越全麵，照顧備至。而某些大政府是吸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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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鬆了一口氣。可笑的是，川粉評論員還在瞎咋呼，大意說瑞典極右派神速發展，將來還會更上一層樓。
即使在難民危機最嚴重的時候，有素養的德國人仍然選默克爾，瑞典人仍然選社民黨。將來極右還會有戲嗎？歐盟正在考慮在非洲設立接收難民平台，前來的難民已大為減少，選民會回歸正派的傳統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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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轉右轉都是民之福——瑞典大選啟示錄
茉莉
瑞典大選那天清晨霧氣彌漫。有記者拍了一張大霧籠罩國會的照片，放在報紙頭版，意味著這場選舉迷霧重重勝負難料。投票的前一天，一位首次參加選舉的中國姑娘問我，投哪個黨派的票比較好。我說，你就隨便投好了，這是瑞典，不管左右哪個黨派上台，實際上都差不多。
◎ 右派上台世界一片驚呼
9月17日晚，不斷跳躍的屏幕統計數字顯示，左右派雙方的選票比較接近。夜裏11時，終於塵埃落定：由溫和黨、人民黨、基督教民主黨和中心黨等四黨組成的右翼聯盟獲勝，業已連續執政十二年的社會民主黨以些微差距輸掉政權。
於是世界各報一片驚呼：“瑞典大選變天”，“瑞典‘社會主義’也垮了”“瑞典向右轉福利求變革”，“瑞典最成功的社會模式‘向右轉’？”……。
為什麽一個人口僅九百萬的小國，其選舉會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這是因為，七十餘年來，這個小國創造了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一個社會製度——“瑞典模式”。今天，瑞典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發達國家之一，它的人民享受著全球最優越的高福利。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有百分之九十四的瑞典人認為，他們的日子過得不錯。
作為“瑞典模式”的忠誠捍衛者，左翼的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成績不俗。但在過去七十四年裏隻執政過九年的右派，一夜之間鹹魚翻身，以四黨聯盟的力量奪得政權，這就震驚了歐洲。人們格外關注本次大選，是因為“瑞典模式”具有標竿意義，對歐洲以及世界都具有示範和衝擊的效應。
◎ 右派繼承左派的各項政策
一片驚呼的輿論普遍認為，這個選舉結果表明：被視為福利典範的瑞典將要向“右”走了，因為瑞典人民已經不滿這個模式。作為瑞典納稅人，筆者認為，這種看法隻是局外人一廂情願的猜測罷了。
毫無疑問，不管在哪個國家，人民永遠有不滿，社會永遠需要改革。但是，瑞典人的這次選擇，並不表示他們真的打定主意向右轉，也不意味著要拋棄福利製度。正如一切婚姻都會出現審美疲勞，一個政黨執政久了，其領導人麵孔也會有令人生倦的時候。那麽，如果在野黨中冒出一個清新的領導人形象，又提出一些諸如減少失業率之類的積極改革措施，選民們自然會產生“換個黨做做”的心理。
那麽，為什麽右派聯盟業已上台執政，而瑞典卻注定不會向右轉？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觀察新政府準備實施的各項政策，並認識右派不得不繼承左派政策的深層原因。
首先，讓我們比較一下新舊兩個政府的具體政策：
1），在稅收方麵。新上台的右派政府提出減稅，但減稅的額度將是微小的。從總體上看，瑞典人將和以前一樣交很高的稅。
2），在社會津貼和其他福利方麵。雖然會減少一些失業金，但新政府承諾更多的公共服務和其他津貼。
3），在對待瑞典強大工會和勞工法庭方麵。新政府已經許諾，將以締結強大的集體協定的方式，在勞工市場保護“瑞典模式”。
4），在對待墮胎和社會主義式的家庭政策方麵，右派政府完全不會有所改變。與人們的預料相反，新政府支持男女平等政策，甚至準備采用一種特別資助的方式，讓爸爸媽媽有更多的假期呆在家裏帶孩子。
5），在外交政策方麵。新政府一如既往，絕不會讓瑞典加入北約，因為這是瑞典人民一致讚同的中立傳統。
由上麵的比較可以看到，新舊兩個政府的政策差異如此微小，幾乎在所有的重要政策上，右派政府都接受了社民黨的政策。這一點，很難為信仰西方經典模式“華盛頓共識”的美國及歐洲他國所理解，更難為中國人所認識。
◎ “瑞典模式”不可挑戰的原因
筆者試圖來解釋一下這個奇怪的現象——“右派繼承左派政策”——背後的原因。
很多人認為，瑞典的高福利製度之所以能夠堅持到今天，是因為這個製度保護窮人並且養懶人，因此獲得窮人和懶人的選票支持。這個看法當然有一定道理，但卻不是全部的真實。一般人看不到的真相是：正是中產階級在支持福利製度中起了關鍵作用，否則，瑞典模式不會如此長期地維持下來。
為什麽中產階級要支持福利製度？我們不能說，瑞典的中產階級都是主張財富平等、仁慈而高尚的理念人。單純從經濟人的角度看，中產階級保護瑞典模式，就是保護自己的利益。
幾十年以來，瑞典的中產階級一直交納高稅，為了換取良好的退休金，使孩子受到有質量的教育，並獲得有效率的醫療。在交完稅之後，他們已經所剩無幾，沒有多餘的錢購買私人保險。這個製度，即是個人與社會締結的一個長期合約，任何有關減稅的美麗承諾，都不能中止這個合約。由於中產階級已經付出了高額的稅款，他們因此認為自己有權享受福利製度的回報，這個製度就必須繼續下去。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新任瑞典首相的林費爾德。這位才四十出頭的年輕首相，其成長時期正是社民黨的福利社會大發展的時期。作為這個製度的受益者，林費爾德從一出生就享受兒童津貼，中小學時期享受免費教育、免費巴士和免費午餐，讀大學時享受學習津貼。因此，盡管從父母的創業過程中，林費爾德看到高稅收製度下企業家的艱難，因此參加右派黨，但他絕不會徹底顛覆瑞典特有的社會模式，而隻是要進行局部的修補。
事實上，經過長期在野和很多次選舉失敗，右派黨終於認識到：福利製度在瑞典，幾乎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社民黨的政策是大多數選民所依靠的，凡是想要贏得選舉的政黨都不能挑戰這一政策。右派黨因此停止了不聰明的做法，於是，這次選舉成為圍繞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一次競賽，左右雙方較量的中心是：看誰能給人民帶來更多的福祉。
在完成了這個重大的思想轉彎之後，右派聯盟才獲得政權。在選舉前，林費爾德給選民吃定心丸，用很溫和的語調告訴選民，瑞典現有的模式將會是安全的。他說：“我們要表明，我們喜歡現在的瑞典，不過我們也要顯示，我們希望通過謹慎的步伐來進行改革的意願。”
一些右派經濟學家認為，上述這種右派上台繼承左派政策的現象，是政客們為了選票而做的妥協，這將影響瑞典經濟的活力與發展。但沒有人能夠回答這一問題：為什麽瑞典在實行高稅收高福利的同時，仍然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比較歐洲其他國家，例如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它們的稅收比瑞典低得多，福利也比瑞典差，但它們目前的經濟狀況卻比瑞典要惡劣得多。
◎ 為了人民幸福走向折衷
無獨有偶，類似現象在加拿大也曾發生過。加拿大右派保守黨在獲得政權之前，經常指責長期執政的左派自由黨，說他們給人民的福利太多了。2006年1月，哈鉑領導的保守黨終於上台，一上台就要實現他們在競選過程中的承諾：不削減社會福利專案。結果，贏得大選的右派，並未使社會向右轉。
在西方的政治中也有相反的情況，即左派繼承右派的政策，英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現任首相布萊爾是左派的工黨領袖，他上台之後，卻在實踐上實行他的老對頭——右派黨的“撒切爾主義”，從而確立了一條被稱為“第三條道路”的折衷路線。這條路線基本解決了“左”與“右”的矛盾。
為什麽西方政治家都會向對手的政策轉變？這是由他們的政治理念所決定的。不論左右，當今歐美政治家都異口同聲地宣告：政府的政策不僅要讓大眾富裕，而且要讓大眾幸福。我們不能把這種說法全看成是討好選民的說辭，而要看到其背後的社會心理學基礎。
這種“幸福政治理論”是建立在幸福心理學和綠色環保運動基礎上的。人們早就發現“金錢買不來幸福”，一味追求金錢的社會，產生了許多令人頭疼的問題。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萊恩在他的《市場民主製度下幸福的流失》一書中說，為了一個穩定的社會，政府應在分配政策上向低收入階層傾斜。
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在他的“前景理論”裏探討如何從製度上解決人的幸福問題，這一觀點成了西方經濟學界的新主流。福利製度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權，給人安全感的，實行這種製度的北歐國家，往往在各類全球幸福指數排名中名列前茅。這一點毫不令人奇怪。
為了人民福祉，西方的左右兩派正有互相補充的合流趨勢。但遺憾的是，筆者辛辛苦苦拾起這些“他山之石”，卻完全不能用來攻中國這塊“玉”，因為民主國家左右兩派的情況，完全不能和專製中國的現實類比。不久前，秦暉先生在中美歐學者“問題、前景與選擇研討會”上發言，談“中國是左派還是右派得勢”的問題時，清醒地指出了中國的悲哀現狀：
——“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場。正如孫立平所言：無論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強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蘿卜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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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1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