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節寫錢鍾書先生給我那兩封信遭遇時，曾到地下室文件架上的紙箱裏，找我的碩士與博士論文的打印本。紙箱裏有一個寫著“博士學位文件”的大牛皮紙信封，倒出來許多發黃的文件、信件，記錄著三十年前我那牽涉多個中央部委領導的博士學位風波，喚起我塵封多年的記憶。
《關於橡溪博士論文答辯情況的詳細說明》，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這個局級單位，專門為我這個所裏最年輕的博士、研究人員，寫了長達九頁給社科院黨組報告，連８個附件，厚厚一大卷宗！
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全國最高的社科研究機構，與北大這樣高校不同，當時沒有本科生，招收研究生的目的，不是給社會提供教育服務，而是培養各研究所的後繼研究人員隊伍。它的體製是成立一個研究生院，負責研究生的學籍管理，各研究所研究生的住宿，生活，外語、馬列等公共課；各研究所負責研究生的業務培養，學位答辯，是否留所工作。各研究所在研究生院那裏改稱係，比如文學所的研究生，所裏的導師負責上課、指導論文，所裏專門另組一套管理研究生的班子——研究生院文學係，設有係主任，係學位評定委員會，係秘書等。這是為什麽我的博士學位風波的公文，要由文學所蓋公章呈報。
文學所的這報告，附件一說我“１９８４年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係中國古代文學專業攻讀碩士研究生，指導教師蔣和森先生，畢業並獲碩士學位。１９８７年又以優異的專業考試成績，被錄取為蔣和森先生博士研究生”。
北大畢業一年後，我兌現了在中文係辦公室黑板上所題“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的諾言，進了門檻最高的社科院文學所。四九年中共執政，對其所繼承的民國高校的舊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搞“三反”運動，“洗澡”，“脫褲子”、“割尾巴”（楊絳《洗澡》一書有記述）。１９５３年高校院係調整，模仿蘇聯，將清華改為工科大學，北大改為理科與文科大學。原清華與北大文學專業的一些被認為思想沒有完全改造好，教書對青年學生可能會有負麵影響的教員，如被毛澤東點名批判的俞平伯，被編入新成立的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１９５５年劃歸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改稱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１９７８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改稱社科院文學所。我進古代室時，門口的選民榜上赫然有俞平伯、錢鍾書、餘冠英大名。
８４年開學在所裏初遇導師蔣和森先生，他首先向我抱歉，說收到我的來信，但因全國隻招生一人，報考人非常多，為避嫌疑，他未給我回信。蔣先生“１９５２年畢業於複旦大學新聞係，同年秋任新華社記者，1953年至1956年任《文藝報》編輯，１９５６年冬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他五十年代用官方文藝理論，發表多篇對紅樓夢裏主要人物階級分析的文章，立論時尚，文筆很好，名動一時，收入專論《紅樓夢論稿》。文革其間中國文壇流行姚雪垠歌頌農民起義的小說《李自成》，蔣先生亦苦作歌頌黃巢的長篇曆史小說，８０年出版《風蕭蕭》，８５年出版續集《黃梅雨》。我成他碩士生不久，他在酒仙橋四機部(電子工業部)總醫院做外科醫生的兒子，因為同護士長糾紛，被她中學生兒子用菜刀切斷一節右手大拇指，大致該護士長與院方行政領導，多為轉業軍人，拉幫結夥，處理不公。我在陪他找報社寫內參時，代表組織同行的古代室副主任陸永品曾說：蔣公，你這次憑小說評上了正研，夠好的了！他聽後非常生氣，發狠說，我非寫出一本中國小說史出來！
社科院的研究生，因為導師所在的研究所在北京市區，研究生院在東郊的西八間房(現望京)，無論做公共汽車，還是騎自行車，單程都得一個多小時。導師又不坐班，業務課很難象高校那樣課堂教學，很多導師也根本沒有講課經驗。反正我們文學所完全是自學，每幾個月見導師一次，有事書信往來。碩士三年，雖然治學道路迥異，但在改革開放的社會大風氣下，蔣先生又追隨新潮改革派所長劉再複，對我完全放任自流，師生關係融洽，網上拍賣的一封我寫給他的信可證。
８７年碩士畢業，春天答辯完，就被分配到所裏。去所裏人事處報到，處長葛幼立是老相識，當年碩士錄取時，他和科研處長邱建到南京我單位江蘇省出版局人事處外調，見我第一句話，問有沒有對象，對象在哪裏。我說有女朋友，在北大念書。他說，哪就好，省得你畢業時鬧兩地分居，所裏留不下。現在來所工作，他卻吹起冷風，說所裏沒房，五十多歲的還分不到一間，你要來，隻好胡同裏租間房讓你蝸居幾十年。看我皺起眉頭，他笑嘻嘻地說，你幹嗎不繼續上博士呢？你導師今年要招博士，你報名不就完了嘛！
同一導師繼續讀博士，輕車駕熟，論文的題目，二年級時就已同導師談定。碩士論文研究的是中國古典小說怎麽敘述的問題，已完成。博士論文按我的規劃，應該研究中國古典小說表述什麽的問題。最後博士論文選題定為《論紅樓夢的人生哲學》，因為這個議題，過去隻有民國初王國維談及，從無係統、認真地研究過。蔣說這個選題在紅學上屬創新，大加讚賞。
８８年開始論文收集資料，寫作，８９年春已完成大半，六四血案發生。
社科院六四後，成了當局重點清查的重災區。副院長趙複三，正在法國競選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負責人，拒絕回國。副院長李慎之，公開表示“不願在刺刀下做官”，與副院長錢鍾書一道辭職。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馬列所所長蘇紹智，叛逃海外，任職民運組織。我們文學所所長劉再複，亦流亡海外。他同趙複三大致因為沒有公開反中國政府言論，社科院傳達文件，對他倆未定性叛逃，而叫“出走”，組織上解釋，就是報紙上尋人啟示常見的那種癡呆老人、精神病人走失的定義。
社科院研究生院同班的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博士生陶永誼，六月三日剛從我北大同班同學劉衛國(老木)那裏接任保衛廣場指揮部宣傳部長，六四後老木從地下渠道逃亡海外，在巴黎當了民陣聯要員，他卻躲避到河北滄州時被捕，進了秦城監獄。另一位我們文學係的碩士生王超華，北大中文係老教授王瑤的女兒，被政府通緝公告描繪“臉色黑黃，三角眼”，後輾轉流亡海外。研究生院規模很小，幾百個學生居然出了兩個要犯，被立即剝奪招生權力，史載:“1989-1992年，研究生院暫停招收碩士研究生。1989級碩士新生全部轉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就讀。”慘過北大新生入學即被發配到石家莊陸軍軍校軍訓一年。
文學所給社科院黨組報告開頭說:“由鬱文同誌批轉科研局局長朱崇利同誌閱處”，這位鬱文，係離休的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六四其間，有一封在社會上影響很大的公開信——全國社科界知名人士要求黨中央承認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的愛國行動，立即對話解決的五一八呼籲書，社科院院長胡繩，常務副院長丁偉誌、劉國光都簽了名，結果胡繩被免去黨組書記、所兼研究生院院長職務，在全院公開其六四“反思”。鬱文複出，被中央任命為社科院黨組書記，主持工作。社科院的科研局主管學術、職稱，是院的核心職能部門，局長破天荒被批示主持協調處理我的學位問題。
文學所的報告第一部分，陳述我博士論文答辯的困境，簡明扼要。我念博士時，導師有了一個重大變化――當了官，全國政協委員。政協委員雖是花瓶，但可以在人民大會堂議政，每年可以公款周遊全國考察，療養，另有國家專款補貼，既風光又實惠，令人眼熱。蔣先生在文學所並非研究成績斐然，政治表現上屬於一輩子也入不上黨的群眾，但與他關係要好的所長劉再複卻力排眾議，將之捧上政協委員，輿論嘩然一片。現在劉再複出逃美國，蔣自然成了眾矢之的，惶惶然不可終日。
博士學製三年，８７級博士生應該９０年夏天畢業，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應該安排在９０年春。隨著當局日益反自由化、防和平演變，蔣先生對我已寫成的博士論文，遲遲拖著就是不讓答辯。先反複推托不見麵，然後見麵就推薦當局理論家胡喬木、邢賁思的批自由化文章學習。９０年暑假前，同級同學已紛紛答辯結束，在反複約見不果的情形下，終於七月初在他家堵到從外地政協視察回來的他。他態度極其冷淡，指責我為什麽要寫這種自由化的博士論文，會把他也連累進去。我隻好辯解說，論文選題不是你當時讚成的嗎？他馬上惱怒說，這個題目不是不可以寫，要寫必須按馬克思主義寫，反自由化！我苦笑說，《紅樓夢》會有什麽自由化？他說，關鍵是你的解釋，我了解你們這批年輕人，文章說來說去，其實就是要彎彎繞繞地反馬克思主義！話已至此，不歡而散。
回到研究生院，徹夜難眠，覺得按其指點，象蔣年輕時那樣把馬列階級論貫穿到《紅樓夢》人物分析，在《紅樓夢》人生哲學研究裏反自由化，實在荒誕可笑！曲學阿世，於我是根本不可能的。於是用５００字的大稿紙，通宵達旦給他寫了十幾頁的長信，把他推翻論文的意見，概括了８點，逐條據理辯駁。
報告附件六完整保存了我這封匆匆就筆，字跡潦草的信。信開宗明義：“蔣老師批評了論文在思想體係上是錯誤的，有曆史唯心主義之嫌”，大半內容，是圍繞此死刑判決的辯護，激憤之餘，把他指令反省學習的當局理論家胡喬木、邢賁思臧否了一番：“他們是從政治宣傳的角度，唯我所用地對待馬克思的著作，可以講，缺乏起碼的學術性，除了政治高壓外，並沒有什麽思辯的內容（更談不上辯證法了）。這樣的文章是經不起曆史檢驗的，試問現在四十以下的年輕人，有幾個以他們的文章為然的？再過十年、二十年，曆史的審判就可以說明一切了。”說話如此無所顧及，是因為他是帶了我六年的導師，又是被改革派風標人物劉再複所長力薦為政協委員，師生間談心，從無防範之心。
對於他怕被我政治上連累的顧慮，我信中特別申明：“我覺得蔣老師擔心我的論文會被指責為自由化的顧慮是多餘的……本著學術自由、百家爭鳴、文責自負的精神，我想我的論文即使引起人家的注意(這可能性實在太小了)，也不會讓人誤以為是蔣老師‘教不嚴’之過。這一點我會保證做到的。我的論文我不會在當前的時候發表的。我隻要堅持真理，曆史會證明我的想法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據的。曹雪芹的風範，我還是仰慕的。”
信的結尾，我明確回絕了他另起爐灶，重寫博士論文的建議：“蔣老師批評我固執己見，對我來說，這實在是不得已。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固執不固執的問題，而是一個學術良心、堅持真理的問題。確實，如果不是從學術論證上，而是從考慮適應當前的政治氣候的功利角度去閹割我的論文的靈魂思想，這確實是讓我感到無比痛苦的事情。”“蔣老師，（劃掉：如果不會給你帶來政治上的麻煩，我希望）我實在太期望或者懇請我能快點答辯了－－如果是在能保證學術價值（按教委博士學位條例規定的兩條：具有獨立的科研能力很創造性的學術見解），而不是政治界限的前提下。這已不是出於想獲得學位或工作的功利目的了，而是實在不願意陷入一種（劃掉：心靈）痛苦不堪的兩難境地。”
厚厚的一封信，當天下午投進研究生院的郵筒裏，如石沉大海。導師托辭政協外地參觀視察，再無麵談。拖到１１月底，８３級碩士畢業留校，老相識的研究生院學生工作處處長鄭秉文，午飯時特別到我飯桌上問候我最近在忙什麽。一向學業優異的我，被學位答辯延期搞得十分尷尬，就敷衍說，論文卡在導師那裏不準答辯，正在找工作。鄭秉文盯著我正色地說：找什麽工作，社會主義還會不養人！還是全力跑你的答辯吧。你導師多次打報告給文學所，已要求研究生院把你的論文寫作時間延長了兩次。我驚詫說，論文早就寫完等著導師批準打印，怎麽會需要延長寫作時間？鄭皺著眉頭說，兩次延長你竟不知道？然後說，你下午到我辦公室來，補辦一下手續，並警告我說：好好活動你的導師，防他用不讓答辯的辦法，拖死你，最後算你在學其間完不成論文，無學位肄業。研究生院有過這種事！
轉眼就拖過９１年寒假，開學碰到鄭處長，反複叮囑我要抓緊答辯。４月中旬，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關上門，神情嚴肅，說：你導師把你舉報了！我苦笑說：我有啥可以舉報的?答曰：你導師又要求延長你的論文寫作時間，研究生院不同意，因為已經把你延了兩次了，四月三十日延長期滿，必須決定是否答辯。結果你導師拋出了你去年７月寫給他的一封長信。據你導師說，信暴露你思想反動，論文貫穿了自由化，根本沒有答辯的資格。他拿出一疊文件，說是文學所批轉研究生院的，其中一份蔣４月１２日寫給文學係係主任何文軒(何西來)的報告，說讀了我這次論文修改稿後，“仍存在此文修改前我所提的那些缺點，即一月二十日寫在另紙上的那四條意見。”“提供您參閱的那些有關該生的材料，不知有助於你了解此文的思想脈絡或撰寫過程否？”何先生批示：“論文能否答辯，請導師表示一個明確的意見，寫一正式報告，再研究。”
我當晚就闖到導師家，欲索回那封信。蔣冷冷地說，那是工作通訊，反映了你真實的思想，我已交給組織了。你涉及的問題，已不是我們師生間的關係了，必須由組織解決。我不再是你的導師了，你有什麽要求打算，直接去找組織。他後來在給社科院黨組的報告裏，特別聲明：“我拒絕在這個學生的論文上印的‘導師’名下，署上我的名字。”
恩絕義斷。我的組織，學籍管理上是研究生院，學位評定上是文學所。第二天仔細查看了學位條例規定的博士學位答辯程序，分別向研究生院和文學所寫了要求盡快舉行論文答辯的申述。四月底，研究生院和文學所分別傳我去，說你博士論文答辯的事，社科院副院長、黨組成員汝信已批示給研究生院副院長王煥宇，文學所所長馬良春、副所長王善忠，責成究生院對我的答辯資格進行政審，文學所為我答辯組成一個工作班子，處理我的申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二條規定：“凡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製度，具有一定學術水平的公民，都可以按照本條例的規定申請相應的學位。”也就是說，政審不合格的，沒資格授予學位。導師舉報我的那封信，可以上綱上線到涉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被他都在下麵劃了線，打了圈，有的還加批評語，提示當局注意。這些給帶了自己六年導師的私房話，在當時六四後政治高壓環境下，是致命的。蔣深知此命門所在，文學所報告記述，１９９１年３月，“蔣先生突然將這封信交出，做為橡溪政治上有嚴重問題，特別是博士論文政治問題的證明。後來，又加以複印，拿給許多人看。”據研究生院了解到的此信擴散範圍，蔣不僅把此信複印件散發給文學所係主任何文軒，副所長王善忠、曹天成，而且在其三月出席全國人大、政協會議其間，把此信的複印件，特別拿給我信中指名嚴辭批判過的人大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老院長胡喬木，同為政協委員的中共中央黨校任副校長邢賁思，中共中央宣傳部分管理論工作的副部長龔育之，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
好在我讀書涉獵廣博，記得彭真等老一代中共領導人，文革中深受被人檢舉私信內容之苦，八十年代特別在人大立法，保護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 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按此條法律，蔣舉報、擴散我的那封信，根本就是違法行為。任何單位未經司法程序，傳閱、討論我這封私信，也是觸犯法律。我據此專門寫了一個《鄭重聲明》，送交相關單位。
社科院是講文明法製的地方，麵對蔣辯稱不是私人信件，是“工作通訊”，社科院胡繩院長特別批示給科研局，讓他們請法學所所長、人大法製委員會成員、憲法專家王叔文鑒定，結論是私人信件，通信自由與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研究生院博士答辯資格政審，必須排除此信，否則違法，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五月初，研究生院把我找去，宣讀答辯前政審結論：合格。新來的主管政工後勤的副院長，是８７年鄧小平大裁軍１００萬後從２７軍師政委位置上轉業來的，做了簡短的說明：你導師檢舉說你參加了暴亂，自己曾說六四晚上在天安門廣場經曆了清場，是孤征，不予采信。組織上有記錄，你參加過天安門廣場絕食，但那是黨中央戒嚴令前，那時黨的總書記都犯了支持動亂的錯誤，你們青年學生受誤導，是認識問題，按中央的政策，不秋後算帳。我詳細調看了你檔案，抗戰離休軍人家庭出身，一直是黨教育下的表現良好學生，跟了這個導師，教書育人六年，思想被自由化毒害，認真追究起來，他難逃責任! 你的那封信，院裏已讓法學所做了書麵鑒定，係私人信件，研究生院政審不得予以考慮。
我說文學所的要召開審理我申訴的聽證會，需要審閱我的博士論文，請研究生院速批準打印經費的申請。研究生院很快批下錢來，我立即忙碌找院旁將台路地區最好的打字服務社，因為研究的是古典文學，古字多，日夜校對錯字，花了一周時間在把２００頁二十多萬字的論文打印裝訂完畢，送到係秘書王春光手中。
５月１４日，文學係學位評定委員會召開聽證會，各位委員（均為所裏資深研究員）在坐，由主席陳毓羆主持，研究生院學位辦主任周筠美(人大副委員長周穀城孫女)列席。這些所裏的棟梁研究員，久仰大名，雖在同一所室，不喜交際的我，卻是同他們第一次見麵。他們人手一冊我的博士論文，認真詳細地問了許多問題。古代室老室主任鄧紹基表態說，我們隻看你的論文，對你導師說的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我們不關心，也不會影響我們評審論文。
６月２２日係學位評定委員會為我答辯問題，召開了第二次專門會議。會上聽取蔣的陳述，我則回避了。“與會學位委員在討論後一致認為：單就論文本身來看，沒有政治問題，更不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會議提出組織答辯，報社科院領導批複同意後，“即於次日組織了一個專門的工作班子，負責具體實施”。這個班子由副所長王善忠牽頭，因所長馬良春確診患癌症，文學所的工作由他主持；係學位評定委員會主任陳毓羆作組長，成員包括係主任何文軒，古代室主任董乃斌，副主任石昌渝。
“在６月２２日的學位評議委員會上，委員們經過反複磋商，提出了論文評閱人名單和答辯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 論文評閱人：文學所古代室副主任石昌渝，北師院教授段啟明；答辯委員會主席：九十歲的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鍾敬文；委員：八十歲的中華書局編審王利器，文學所古代室研究員陳毓羆、鄧紹基、劉世德、蔣和森，文藝理論室室主任錢中文，中華書局編審程毅中，北京大學中文係總支書記沈天佑。
通常博士答辯委員５人，我這次增為９人。全國最著名的紅學家，基本到齊。文學所外，請了許多外單位的教授、編審。因為涉及哲學，特別請了理論家錢中文。名副其實的權威、公正的答辯委員會。
６月２９日上午，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在社科院文學所會議室舉行。濟濟一堂，路過的人以為文選所今天有什麽特別活動。答辯曆程四個多小時，我冷靜沉著，辯材無礙，實在是緣於論文折騰得太久了，相關的資料、例證早已了然於胸，怎能不脫口成章！答辯委員投票前討論，按規定非答辯委員會成員須回避，我見到那麽多陌生人在會議室外等，好奇問研究生院學位辦周主任這些都是什麽人？她笑著說，監場的，有教委，中宣部的處長，我不是也親自督陣嗎？誰讓你這麽名氣大！我苦笑說，是導師名氣大，羅織出了欽案。
中午答辯委員會九十歲的主席鍾敬文親自宣布答辯結果：８票讚成，１票棄權，通過該論文，建議授予博士學位。在這些最高學術權威麵前，蔣居然未公然投反對票，而是投了棄權票。
６月２９日下午，係學位評定委員會全票通過，建議授予博士學位。７月２日，院學位評定委員會全票通過，同意授予博士學位。
至此，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三審通過，博士學位授予程序已定案終結。
蔣後來反悔，對我學位答辯提出十多頁“種種疑問”後，社科院黨組書記、副院長鬱文批示主管部門對本人學位授予工作進行複查。經調查研究後，科研局、文學所、研究生院分別提出報告，對有關事實做了澄清，認為符合法定程序，應授予博士學位。九月底，胡繩院長等社科院領導批示，對科研局、文學所、研究生院的意見認可。
我這時已到文學所上班，可都十月份了，卻一直未見發我工資。去問財務處，他們推人事處，問人事處，他們支吾其詞。終於堵到了葛處長，轉業軍人出身他說：哥們兒，你的事有大麻煩了！我聽到院裏的風聲，你導師把你博士學位的事正式上告到中宣部、教委，中宣部文藝局局長親自來社科院文學所宣布了王忍之部長的批示，立即撤銷文學係係主任何文軒的職務，凍結你進所工作指標。教委那邊，何東昌主任批示，停發你博士學位證書。你是知道的文學所新規定的，新進的研究人員，必須有博士學位。
平地又是一驚雷！好在早已習以為常，隻能給社科院領導再寫申述信，請科研局呈遞，報告下屬工作人員因工資被斷，已食宿無著！
院領導很快給回音，讓我速來院部 院領導辦公二層，找院副秘書長楊潤時。自報家門後，他在其巨大的辦公室召見了我。楊潤時四十來歲，風度翩翩，他三年前就是社科院辦公廳主任，現在又兼回到身上，人人都知道社科院領導七老八十，日常運行全由他一手操盤運作。傳聞胡繩８９年５月帶中央任務中蘇分裂後首訪蘇聯，他陪同，五一八呼籲書上也隨胡繩簽了名，六四後清查讓他反思，他稱病不出，社科院頓時停擺，急得老人們趕緊保他過關。
楊是早我們幾屆的新聞所碩士生，我見麵說久仰，他馬上問久仰什麽？我就說了社科院對他的傳聞。他笑著說，人家還因為我姓楊，把我攀上楊家將呢。我大學畢業就去大興安嶺林場，險些被森林大火燒死，還被懷疑縱火，怎麽可能會是國家領導人的兒子？因為我身兼社科院保密局局長，有人就傳聞我是國家安全部線上的，其實社科院辦公廳主任一向兼保密局局長。
他說，你給院領導的信，胡繩院長批示了，你的這段時間的生活費，從院長基金裏支出。院長基金是院長掌握的專款，專門用來救濟有特殊貢獻的科研人員生活急需，胡院長一直很關心你！我趕緊道謝。
楊潤時翻看一個批件說：你導師告你連帶把社科院也告了，他是這麽說的：“這個學生還年輕，也許還不至於不可救藥，真正不可忽視的還是掩藏在這個學生背後一股勢力。他們比這個學生‘高明’得多，策略得多，因此也難對付得多。在這場較量中，我就打了一個敗仗，因此也特別感到需要得到黨的有力支持。”中宣部、教委領導，對他的這段話很重視，何東昌在教委與社科院爭奪明年全國社科基金審批權時，特別提了這一段，點了你的名，把授予你博士學位的事，作為社科院包庇自由化，壓製四個堅持的例證。
楊潤時說，社科院已經任命我兼任研究生院副院長，你的事，由我負責。今後有事直接向我報告。
９１年八一九蘇東巨變後，中國的航船也從改革開放轉向反和平演變，左風囂張。
９１年１１月，國務院學位辦給社科院研究生院發公文，要求停發橡溪的博士學位證書。研究生院將社科院複查結論文件，回複國務院學位辦。
９２年１月，國務院學位辦給社科院研究生院發公文、去電話，稱從橡溪論文和答辯程序上看，雖存在著問題，尚不足以影響其學位；但從橡溪９０年初致其導師蔣和森的信中所反映的思想問題上看，橡溪政治上不合格，不得發給博士學位證書。
１９９２年２月底，研究生院通知我來校，有重要事情轉達。會議室裏幾個副院長、副書記圍著我，表情嚴峻。他們說，國務院學位辦副主任席廣慶、處長左慶潤，２月２１日親自來研究生院，傳達國家教委的關於本人博士學位問題的“意向性”意見：
（１）教委肯定了蔣和森對橡溪博士論文答辯的否定意見。
（２）橡溪的論文中有錯誤，錯誤的性質足以使論文達不到博士水平。
（３）不要把橡溪致蔣和森的那封信的問題，同論文問題糾纏到一起考慮。文學係和博士點對信的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
（４）處理橡溪學位的問題，既要堅持原則，又不要有後遺症。對學生本人，以教育為主。
（５）橡溪１９９１年的答辯，從任何方麵都不能成立。但是要給橡溪一個改正的機會。給橡溪同誌兩年內修改論文的機會，導師仍為蔣和森，不得更換。什麽時候改好，什麽時候答辯。
（６）橡溪需要有一個書麵檢查。
（７）橡溪這兩年修改論文其間，應解決工作。可在文學研究所邊工作邊修改論文。
教委來人特別表示，以上七點意見，是“意向性”的，特來同研究生院“商量”。如果研究生院同意，就由研究生院將此意見寫成報告上報教委，由他們領導批複。
研究生院的數位領導在轉達了教委對本人學位意見後，反複向我做工作，希望我接受教委的上述意見，並暗示，如果我不接受，教委會卡住研究生院今年的博士招生，給研究生院工作帶來巨大困難，因為六四後碩士招生已經被停了，如果博士招生再被停，研究生院就斷了生源，下一步就得讓關門了。
國家教委這是明擺著把我當人質，同社科院討價還價的籌碼。
望著院長、書記焦慮的臉，我問:“楊潤時院長怎麽沒在?”他們說：“楊院長主持社科院的工作，研究生院是兼任，一個月來不了幾次。”我說：“那我直接給社科院領導寫信吧。”
我當晚即給社科院的主要領導寫信，報告了教委的意向性決定，表示我決不接受他們違反政策法規的無理要求。同時我提出，為了不讓一直為我主持公道的社科院為難，打破僵局，我請求社科院立即把我的檔案關係，轉到我指定的人事部人才交流中心。
自六四清晨天安門廣場親身經曆了坦克裝甲車血腥清場後，我與妻子決心不再生活在這個政權下了。北大中文係出身，從未動過出國念頭的我們，開始動手聯係美國的學校。六四不久，當局出台卡出國留學的新規：必須有海外親屬關係的人，才有資格申請出國留學；非直係親屬必須交培養費，每學年五千，直係親屬免交培養費。我們很快聯係好了美國大學，辦出國護照卻曆盡艱辛。
先要找出海外親屬關係。我與太太家庭出身均為離休抗戰軍人，根紅苗正，哪來海外親屬關係！好在嶽父軍隊長期駐紮兩廣，有老部下輾轉被派到香港工作，轉了香港身份，托人家公證了舅甥關係，去南長街北京市僑辦辦僑屬證明，發現我童年時住過的非常幽靜的小胡同，被急著辦出國留學的人擁擠得嘈雜如鬧市。
過了僑屬關，就是培養費。太太是碩士學位，已經工作了兩年半，最後被算出須繳納８８００元，學院才能出具介紹信申辦護照。要知道那時大學畢業月工資也就五十來塊,富豪的標準是“萬元戶”！如果按我念到博士，又沒有工作幾天的經曆來算，我的培養費是天文數字。所以決定還是太太先出國留學，我再以探親名義出去，可以繞開僑屬、培養費的難關。老爸堅決支持我們出國，說你們留在國內更危險，說不定哪天政治迫害就找上你們。聽說兒媳出國須繳納巨款培養費，老爸主動表示願意幫我們付，我姐姐笑著調侃老爸說，您當年幹嗎要去新四軍？去了國民黨那裏，弟弟就是直係海外關係，免繳培養費！
太太９１年夏去芝加哥留學，我在社科院被導師舉報，卡住了學位、工作，從那裏申辦出國護照，幾乎沒有可能。繼續滯留在國內，依教委這政治迫害勢頭，還不給整瘋！好在找到了一個朋友的路子，他可以介紹我把檔案關係放到人事部人才交流中心，人事部號稱是人見人怵的“人販子”，同北京市公安局管發放護照的出人境管理處，有很鐵的關係，由他們申辦護照，沒有拿不到的，前提是政審一定的過關，六四沒有沾上事。
給社科院領導的信寄出後，楊潤時傳我去他的辦公室。他說，你堅決拒絕教委的那個意向性意見，院領導知道了。有批示，維持社科院對此事的組織結論。社科院不會理睬教委的建議，讓研究生院給他們打什麽報告的。至於你調出社科院，把檔案放到人事部人才交流中心的事，如果急迫，你還要另外專門打一個報告，我呈報吳介民顧問拍板。我有些意外說，他是返聘的社科院顧問，院裏的事怎麽會由他拍板？楊笑了笑：這是國情，中央不是中顧委小平同誌拍板嗎？
我馬上到美國所小哥們的寫字間裏寫給吳介民的信，擔心他比較左，會同情教委意見做梗，故意以魚死網破的姿態，表示決不會困在社科院修改論文，如果不放我走，將會采取“極端措施”！寫完讓一起鬧過學潮的老同學金燦榮過目，他說：好，有理有節!
午休後把信送給楊潤時，他翻看了一下，在上麵寫上：“送呈介民同誌批示”，叫秘書馬上送去。一會兒秘書回來說，介民同誌要見我，並告知我是哪個房間。我注意到社科院大樓院領導辦公的二層，天花板很高，房間巨大，敲門秘書開門，自報家門後剛想說明事由，秘書笑著說，你在我們院領導這裏是大名鼎鼎，不用介紹！
吳介民親自迎接，笑眯眯地說，年輕人精神氣還好，這我就放心了！當年延安整風，比你遇見的要複雜多了，要相信組織！他問調到人事部人才交流中心，打算將來做什麽。我順著當年時髦的話，說大概去深圳下海吧。他說，也好，不一定要做學問，從事經濟工作，也許對國家和個人，更有意義。然後他表情凝重地說：你要求的事，牽涉麵比較大，給我幾天的時間，一定辦到！臨別一再叮囑此事注意保密。
沒幾天社科院人事局的一位處長，大清早氣喘籲籲敲開我在中戲學生宿舍四樓的門，說局長劉鐵找你，你又沒電話，隻好從研究生院(望京)一路摸到這兒(鼓樓)。劉局長問，你戶口怎麽不在研究生院？我說前兩年結婚時落到太太所在中戲胡同裏了。他一錘手說，太好了，省了北京市公安局那攤麻煩！
這樣，社科院一天之內，把我從研究生院分配到文學所，又從文學所調出到人事部人才交流中心。
我立馬趕到首都體育館頂樓的人事部人才交流中心，申辦護照。朋友介紹的那位副主任，一見如故，說你的事我都聽說了，放心好了，一定讓你拿到護照。我有點擔心我博士論文答辯的事，會不會給我政審上留下什麽隱患。他當我麵把社科院送來的檔案打開，逐件翻檢，說一句也沒提到。人事部開我們這個點，說白了就是為了創收，隻要政審沒有硬傷，按月象八寶山交骨灰盒寄放費那樣，把檔案寄放費交足，就不會有任何問題。我們這費用是最狠的，誰叫扛著人事部這塊牌子呢！
我趕緊預繳年一年檔案寄存費。一個月後我在那兒順利拿到護照。
四月初，楊潤時傳話要見我。寒暄後，他說國務院學位辦公室給社科院研究生院打了幾次電話，說副主任席廣慶想找你談話。社科院說你人已調離，他們堅持讓社科院一定要設法通知到你。我說，還有什麽好談的！楊說，你既然沒有單位，那麽我作為原來的組織,可以給你傳達一下最新中央文件精神。最近鄧小平同誌在國家主席楊尚昆陪同下“南巡”，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核心是要警惕右，但目前最大的危險是左。現在工作的重點，是反左，改革開放的方向不容動搖，“誰不搞改革，誰就下台”。你有沒有看最近人大政協會議楊白冰同誌代表解放軍的表態？目前軍隊的任務，對外反侵略外，對內“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大環境在起變化，教委的人，大概是感覺到什麽。這個席某，人大教員出身，屬於緊跟領導那類。你去他們那裏，隻聽不說，回來匯報。
我打電話給教委，他們馬上說歡迎我來訪。騎自行車到西單，進了大木倉胡同，一大院門口左邊招牌國家教育委員會委，右邊招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左處長和另外一個處長挺熱情，親自到辦公樓門口迎接。進了席的辦公室，他和顏悅色寒暄後，把他們給研究生院的意向性意見，又向我當麵說了一遍。見我反應冷峻，彎彎繞繞讓我表態。我說，你們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國家給你們的職責是維護學位授予的權威性。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是以九十歲德高望重的鍾敬文先生為主席，學術界公認的最高權威專家組成的，經過係、院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批授予博士學位，按國家學位條例，是終審。你們學位辦的幾個人，憑哪個條文，可以推翻法定、權威的三級學位評定委員會的集體決定？小平同誌最近說，當前最大的危險是左，要反左。你們教委在我的學位問題上，公然推翻社科院黨組的決議，這是不是就是小平同誌號召要反的左在作祟呢!
我義正詞嚴的表態後，頓時啞場。席臉色尷尬，借口有一個重要電話，溜進裏屋不知給誰打電話匯報請示去了。左處長與另外一個處長，則象自言自語地一唱一和說：人家社科院院有的是人才，別太過分了。朱鎔基打成右派後去社科院，現在不是要當總理了嗎？一邊是何東昌，一邊是胡繩，誰官更大？胡繩可是國家領導人！對領導的批示，執行起來也不能變本加厲呀！得罪了社科院，將來有被動的……
席從裏屋回來假做關心地說，我是教師出身，最關心學生的成長。咱也不要提誰左誰右了，兩邊都是國家大機關，一邊是國家領導人（胡繩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一邊是教委、中宣部領導，僵在那裏，你不從源頭上讓步申請重新寫論文，真正倒黴的是你！連工作都沒著落，拖下去怎麽辦呀……我當時已順利拿到美國簽證，機票都訂好了，沒幾天就同這夥人永別，實在懶得再敷衍，就對他說：我不可能接受你們的所謂意向性意見，如果你們要做什麽決定，就發公文給社科院，國家不是還有法院可以行政複議嗎？我會把官司打到法院公開審理的，社科院有的是法律專家，也有的是新聞單位願意寫內參報道給中央的！
一個星期後，我國防大學的離休的長輩親戚親自派軍車送我到首都機場。我這個出身抗日老戰士家庭的博士，一直是這些老軍人驕傲。
首都機場出關時，在檢查出境卡的台前，被審視了很久。六四後，當局規定拿到外國簽證的人，必須再到公安局辦理另外一份出境卡，才能離境。那時中國邊檢還沒有電腦化，邊檢一男一女，在台內翻一大本大概通緝令匯編什麽的，每翻一張身份照片，就抬頭凝視你一番，十分瘮人。那時中國沒有到芝加哥直航飛機，直到東京轉上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飛機，才安心下來，噩夢終於結束了。
避免節外生枝，我出國的事絕對保密。到美國落腳後，我寫信給社科院的相關領導，感謝他們在我博士學位一事上對我的仗義執言和幫助。社科院很快回信，讓我抽空務必寫出給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申述信，由他們負責轉遞，”有些話，你從海外講，會不一樣……“
於是初來乍到美國，在港台移民開的中餐館打最低級bus boy工的我，經常在午餐後餐館客人最少的時段，提筆在美國黃色練習本紙上，重複那些幾乎背熟的言辭，裝進信封，丟進郵筒，飛向祖國，管它會輾轉飛到哪個黨和國家領導人辦公室呢！
轉眼已是９２年秋天。９月２５日，文學所係秘書王春光，代表文學所致信給我：“前幾天美國所小金(金燦榮)來找我說是你托他找我了解學位情況，並說了你在美國的情況。”“此事發展太快了。你走後的七月教委大連會議，學位辦的席主動找我院領導說了此事，大意是解決了算了，不要再提此事了。也別讓你再上告了。前幾天小金說完，我到研究生院開會，９月１０日教師節學位辦將授予你的學位的報告送上去了。這不大前天給你寫信想把情況告訴你，星期五下午就接到電話教委同意了。但要求做好雙方工作，不要再次發生矛盾，使問題複雜化。星期六上午院裏的新到副院長楊ＸＸ和趙光遠(副院長)一起來和我們談了一下，基本上是定了授予學位。王善忠(副所長)再找蔣談談，做一做工作。”
事情如此急轉直下，是因為中國的政治大環境變了，左王何東昌已被鄧小平點了名，權勢岌岌可危，教委的官員自然識時務者為俊傑。
１０月１５日，楊潤時給我來了一封信，說：“你要求盡快解決學位問題的心情，我是能夠理解的。但因此事尚未形成最後意見，故沒有很快給你回信。請予諒解。研究生院和有關方麵正以負責的態度交換意見，相信一定能按國家的有關規定，實事求是地妥善解決。”
社科院、教委不是已協調過了嗎？這個能夠決定“最後意見”的有關方麵，一定是中宣部了，部長王忍之批示的尚方寶劍，仍懸在那裏。
１１月２２日，文學所王春光再次來信：“由於你的事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下落，我多次與研究生院學位辦及副院長楊勝明同誌聯係。他們答複總是一句話，等待。”“前幾天我到研究生院開會，與學位辦的二位女同誌談了，她們認為此事現在隻能是由你從海外給中央寫信，讓他們往下壓，才能使問題盡快解決。據楊勝明副院長找到教委有關此事的部門，他們打官腔說什麽，就此事還有一些具體問題需要協調才能解決，讓咱們等。楊這裏就提到是否有中宣部的部門或領導需要協調。因為過去就此事中宣部說過，有過意見和建議。這樣我隻能將此事向所領導匯報，所領導也是無能為力。這才給你寫信，我與學位辦二位女同誌商量，隻能是你再次向中央寫信，由他們催教委。看來隻能這樣才能使問題解決。”
社科院的信，多次提到“等待”，是因為１１月中共十四大前後，左王中宣部部長王忍之與教委副主任何東昌等，紛紛下台。清算他們的餘毒，隻是時間問題。
我按研究生院學位辦二位女同誌(主任是國家領導人的孫女)的建議，繼續給中央寫信，讓他們轉遞。
這時候，我正忙著美國學校的入學申請，來年春天，被兩個大學錄取。其中一個大學的比較文學係主任在給我的錄取信上寫了一段話，他建議我從時間和經濟上（獎學金文科非常孤寒）慎重考慮我是否有必要投資再讀一個博士學位，因為這個專業的博士是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的。他們係的傳統，新科博士把每一封申請工作被拒絕的信，都釘在係的公告板上，滿牆都是。
他的話對我頗有觸動。我那時已經琢磨出美國雖限製非移民簽證的人被雇用工作，但並不限製他們開公司雇用美國人、綠卡持有者經營贏利。於是我開始開公司雇人競標、接活，忙得四腳朝天。
９３年春天，從報道上看，中國的航船已被鄧小平南巡講話，從反和平演變徹底撥到改革開放的航向，左派勢力已呈鳥獸散之勢。
五月收到文學所來信報喜：教委已電話通知社科院，可以把博士學位證書發給你。但留了一個尾巴：何東昌下台時不忘批示交待國務院學位辦，“博士學位證書必須橡溪本人親自領取”。社科院要求其留下書麵指令，國務院學位辦卻死活求免，說電話記錄即可。
我當時正白手起家在新大陸奮鬥生存，這個文學博士學位對此沒有什麽實際的用處。好不容易辦下護照逃出來，怎麽可能會為了這一紙證書再入虎穴？教委何東昌之流正是看中這一點，才心所不甘地繼續使壞。
十年後，２００３年我第一次回國，帶兩個兒子探望年事已高的父母。在北京逗留其間，想起此事，就打電話到研究生院。學位辦主任親自接的電話，說他們多少年來一直在等我，請我隨時來取。
從西城同學家打出租車穿越舊貌新顏的京城，回到東郊曾學習生活過七年的的社科院研究生院。當年的學位辦跟班的科員小侯，已成了主任，寫著我名字裝博士學位證書的信封，放在她辦公桌正中。她從袋子裏取出一張紙，向我當麵宣讀了當年教委的電話記錄，然後說：“我能複印一下你的身份證件嗎？教委國家學位辦規定必須你本人親取，我們必須把手續辦得嚴絲合縫。”她仔細核對了我遞上的美國護照，複印後歸進文檔，拿起我的博士學位證書，雙手遞給我，然後長舒了一口氣，說：“十多年來我們換了幾任領導，每任領導離開前都會專門交待，要特別慎重保管好你的博士學位證書，說有一天你會從美國回國來取，務必完璧歸趙，親手交到你手裏。我現在如釋重負！”
曬曬我那多災多難的博士學位證書。那時中國博士學位初創，立下寧缺勿濫規矩，十分金貴，我們社科院一屆畢業兩百多碩士，考上博士的不過三五人。趙紫陽任國務院總理時，社科院博士證書，由他親手頒發。大概是經手太多人了，博士證書外套信封已破損。授予博士的時間，正是院學位評議委員會終審的時間：１９９１年７月２日。也就是說，此博士學位證書社科院早已製做好了，被中宣部、教委強行扣押了十多年，才遞到我的手裏。
我為此學位寫申述所花的時間精力，決不下於我寫博士論文。確實浪費了很多才華，但也是一種人生鍛煉，使我在後來美國複雜的生意場上，處理起各種糾紛的文書，駕輕就熟，強過老美律師。正如我中學適逢文革後期，貫徹毛澤東開門辦學，每學期有一個多月學工，幾年下來，工廠每個工種都幹過，後來在美國搞工業，所有人都奇怪我這個文科生怎麽會如此熟悉工廠、工藝、生產，其實是多虧當年學工打下的底子。
錢鍾書為楊絳《幹校六記》所做《序言》中說：“現在事過境遷，也可以說水落石出。在這次運動裏，如同在曆次運動裏，不少不了有三類人。假如要寫回憶的話，當時在運動裏受冤枉、挨批鬥的同誌們也許會來一篇《記屈》或《記憤》。至於一般群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塗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夥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裏麵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隻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從我遭遇的博士學位事件看，至少在社科院，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反思文革教訓，已不再作鄉願，麵對政治高壓，堅拒為虎作倀，竭力維護一介書生。陳毓羆說，隻聽說過文革學生揭發老師，從未聽說老師揭發學生，蔣丟盡了天下老師的臉！古代室主任董乃斌說，幹出這種事的人，是進不了儒林傳的。
此案表現最差勁的是後來接任研究生院院長的浦壽山(浦山)。此人四十年代末在哈佛得經濟博士學位，五十年代初回國，當過周恩來的英文秘書，後來大概倒過黴(右派?)，一把年紀，研究生院院長大概是他一生最大的官。上任伊始，他請我去他辦公室談談。他很愜意地埋在大辦公桌後大沙發裏，東拉西扯，彎彎繞繞，意思是讓我按照國務院學位辦的意見，申請重新修改博士論文。我說論文通過答辯，社科院三級學術委員會通過終審的，憑什麽要重寫? 他支支吾吾，說總是有地方可以修改的嘛，你看偉大領袖列寧《哲學筆記》，毛主席的手稿，不是塗塗改改，有很多修改嘛……這個哈佛出來的博士，對學術自由的理解，操守見識，與院裏延安出來的老革命相比，雲泥之別。其實人的修為操守，同人哪裏出身，絕沒有必然關係。是金子，在哪兒都會發光; 反之，如被川普辱及先人、妻子卻仍捧其臭腳的哈佛法學博士褲子(Ted Cruz)，到哪裏都狗改不了吃屎。
我博士學位風波所牽涉到的當時社科院行政與學術領導，我事前都不認識，或說過話。難得他們在當時六四後的政治高壓下，為一個無親無故的青年學生仗義直言。三十多年過去了，他們大多已作古，時常惦念，仰慕風骨。披露此文獻，正是對他們的褒揚紀念，也為八十年代兩任因放任自由化下台的總書記治下社會風貌，留下一點微觀史料。
2021年2月7日作於芝加哥西郊橡溪
一個與人鬥其樂無窮的X缸。
---------------
你們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國家給你們的職責是維護學位授予的權威性。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是以九十歲德高望重的鍾敬文先生為主席，學術界公認的最高權威專家組成的，經過係、院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批授予博士學位，按國家學位條例，是終審。你們學位辦的幾個人，憑哪個條文，可以推翻法定、權威的三級學位評定委員會的集體決定？
---------------
---------------------------
五月初，研究生院把我找去，宣讀答辯前政審結論：合格。新來的主管政工後勤的副院長，是８７年鄧小平大裁軍１００萬後從２７軍師政委位置上轉業來的，做了簡短的說明：你導師檢舉說你參加了暴亂，自己曾說六四晚上在天安門廣場經曆了清場，是孤征，不予采信。組織上有記錄，你參加過天安門廣場絕食，但那是黨中央戒嚴令前，那時黨的總書記都犯了支持動亂的錯誤，你們青年學生受誤導，是認識問題，按中央的政策，不秋後算帳。我詳細調看了你檔案，抗戰離休軍人家庭出身，一直是黨教育下的表現良好學生，跟了這個導師，教書育人六年，思想被自由化毒害，認真追究起來，他難逃責任! 你的那封信，院裏已讓法學所做了書麵鑒定，係私人信件，研究生院政審不得予以考慮。
---------------------------
不過，世上多了一個實幹家，少了一個混吃等食的所謂文學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