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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五
原創·思目 jocole
五、“湖西肅托”始末（上）
1939年8月，正當中共山東（蘇魯皖邊）分局領導的山東抗日武裝如火如荼地展開鬥爭時，湖西地區突然掀起了“肅托”的狂風惡浪！在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被關押的黨員、幹部約三百人被無辜殺害！由於其時缺乏有效的通訊手段，起初邊區分局一直蒙在鼓裏，之後接到一一五師師部轉發蘇魯豫支隊發來的緊急電報才知曉。隨即郭洪濤、羅榮桓等分局領導匆忙趕到後，殺人等錯誤行為才得以製止。由於曆史的局限以及其他種種主客觀原因，此事件一直沒有得到妥善公正的解決。直到四十四年後，在郭影秋等老幹部的不懈努力下，中共中央對曆史上形成的冤假錯案全麵進行調查清理時，方得到最終的徹底解決。
關於“肅托”不光是今天的人們大都不明就裏，即便那個時代的絕大部分（中共）黨員也沒幾個人能完全明白，所肅的這個“托”究竟指的是誰或到底是什麽組織？
實際這個“托”指的是托洛斯基，此人是俄共與國際共運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人物之一，後因前蘇聯的工業化道路和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問題與斯大林等成為死敵。嚴格說來，肅托原本是蘇共（斯大林）內部對所謂托洛茨基一派的清洗，其時僅有少數在俄的中國留學生曾參與過。唯一能同中國革命扯得上關係的，就是托洛斯基曾於1927年，針對斯大林指導中國大革命的失誤提出過尖銳批判！之後陳獨秀因對共產國際不滿、傾向托洛茨基的主張被清除出黨後，曾於1931年5月成立過所謂的托派“中央”，但由於人數少且並無統一的組織，隨著陳獨秀的被捕入獄更是日漸式微。
可世事難料，王明與康生等甫一從蘇聯來到延安，就明確要求中共中央在黨內開展“肅托”運動。由於王明是帶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來的——共產國際在1937年10月10日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必須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經常審查幹部和黨的機關工作人員，堅決清除黨和紅軍中一切可疑的和不可靠的分子，特別應清除暗藏的托派分子、陳獨秀分子和羅章龍分子，這是一項迫切的任務。在這方麵黨做得還遠遠不夠。”（注1）作為共產國際下屬的一個支部，中共中央當然要遵從。
1938年1月，康生在《解放》周刊上，發表《鏟除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幫》的長文。文中不但將所謂的“托洛斯基分子”與漢奸相提並論，而且指責陳獨秀等是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漢奸。其後中共中央於1938年2月，下達了《關於擴大鏟除托匪漢奸運動的決定》，自此在黨內開展肅托運動。由此可見，這個“肅托”運動顯然是由各級黨組織負責進行的，一一五師第一支部隊是於是年5月才進入到山東的。
那麽，“湖西肅托”源於何時？又是如何演變成大規模殺戮的？
鑒於當時的中共湖西根據地並非是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較為特殊的曆史現象，為了方便閱讀和理解，有必要對湖西的相關曆史做一番簡要介紹。
湖西區是抗戰初期中共開創的一塊兒抗日根據地，由於其大部分地域都在山東的南陽、獨山、昭陽及微山四湖以西，故被稱之為湖西根據地——方圓四百多公裏，麵積達一萬多平方公裏。由於地處蘇魯豫皖四省結合部，瀕臨戰略要地徐州，既是南北通衢之區，又是四塞八抵之域，曆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抗日戰爭時期，更處於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不僅可直接威脅著侵華日軍占據的徐州、濟寧、菏澤、商丘等重鎮的安全，而且還可挾製津浦、隴海兩條鐵路交通命脈的咽喉，同時又是華中、冀魯豫、山東根據地與大後方延安來往交通的必經之地，因而成為敵我頑三方反複激烈爭奪的地區。
據曾長期在這裏工作戰鬥的革命老前輩郭影秋回憶：1938年7月，山東分局指示：湖西地區的兩個黨組織——徐西北區委與魯南工委合並建立湖西特委，將隴海路以南肖宿永一帶也歸湖西特委領導，轄區包括金鄉、魚台、嘉祥、濟寧、鄒西、滕西、沛滕邊、巨野、菏澤、東明、定陶、曹陽、成武、單縣豐縣、沛縣、肖北、銅北、碭北、鄭城、鄄城、考城等蘇魯豫邊界的二十多個縣，所以也叫蘇魯豫邊區，黨的組織也稱做蘇魯豫特委，所轄地區的武裝由特委統一領導，對外統稱湖西人民武裝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
按照中共山東分局指示，特委由五人組成，由於當時處於武裝發動階段，特委書記與部隊政委這兩個職務都比較重要，省委特別指示：書記與政委之職“非王（文彬）即郭（影秋）”。因而湖西特委開始時的組成是：王文彬任特委書記，郭影秋為特委委員兼任部隊政委，另外組織委員白子明，宣傳委員孫衷文，軍事委員張如。1939年5月，中共蘇魯豫特委擴建為蘇魯豫區黨委，又名山東分局第五區黨委，亦稱湖西區黨委，下轄兩個地委、三個中心縣委和三個直屬縣委，共計二十二個縣單位。湖西各縣相繼建立了抗日民主縣政府，1940年7月湖西專員公署在單縣張油坊宣告成立。在方圓近四百公裏的廣袤土地上，除縣城和鐵路沿線為敵占區外，其餘均為我抗日根據地和遊擊區。
圖片取自網上
根據明確的史料記載，湖西肅托最早是從湖西區下屬的湖邊地委開始的——根據時任湖邊地委書記李毅回憶：“1939年8月，我得了惡性瘧疾，……，王須仁代理書記。9月初我回到機關，王須仁向我匯報說：‘幹校（青訓班）有托匪活動，表現是不服從分配，準備去沛縣參加新共產黨等’。王須仁認為魏定遠問題最大，他也是原第二遊擊司令部的政工人員，我們商定動員青訓班畢業學員服從分配，同時將魏定遠調到機關審查。”（注1）
過了幾天，蘇魯豫（湖西）區黨委恰好在魚台縣的穀亭，召開蘇魯豫邊區軍政委員會會議。各地縣匯報完工作後，王須仁趁機提出托匪問題，說湖邊地委在魚台穀亭西北大田家村舉辦的幹部學校有托匪活動，嫌疑最大的是魏定遠。“王須仁提出要進行審訊，白子明同意，認為他當過政治裁判科科長，有經驗，決定由他負責審訊。”（注2）其時，王須仁為湖邊地委組織部長，按說“肅托”應交由專門的鋤奸部門負責，那為什麽要交給王須仁呢？
據時任湖邊遊擊司令部軍法處長（實際是公安局長）張金波的回憶：“按理說這個案件應該由我來抓，可是，蘇魯豫區黨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長陳籌給我談：‘區黨委領導認為這個案件複雜，你經驗不豐富，王須仁辦案有經驗，這個案件由王須仁來管，你就分管打擊漢奸維持社會秩序內部保衛這幾項工作。’”（注3）可問題是，白子明是於1938年11月才調任湖西區委書記，他又是如何知曉王須仁“有經驗”呢？
對於王須仁的來曆，綜合相關文章透露出的信息：該人於1930年考入北大，在學生運動中結識中共地下黨員，1933年加入共產黨。其後被捕入獄，由家人作保並在報上發表退黨聲明後脫獄。抗日戰爭爆發後，王須仁以北大流亡學生的身份，參加了山西臨汾抗日青年訓練班。之後他帶領一批青年學生，欲投奔李宗仁的第五戰區，沒想到徐州失守第五戰區撤離，在韓複榘所部及第二遊擊司令部幹了一段時間。正當其鬱鬱不得誌之時，恰好在這裏遇上在北大讀書時的同學李毅——據時任中共單縣縣委書記的張子敬回憶：“王須仁是從徐州跟隨國民黨第五戰區第二遊擊司令部第一縱隊來的，曾任過政治處的負責人、代理司令，經單縣縣委書記李毅的介紹，住到我家，我和他同吃同住，……”（注4）
王須仁加入湖西人民武裝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後表現一般，時任第二總隊政委的王文彬總感到此人來曆不明，就沒有讓他下部隊去帶兵，而是安排他到政治部當軍法官。後任的政委郭影秋發現他搞刑訊逼供後，就將其從第二總隊調離。湖西特委成立時王須仁擔任一段時間秘書長，之後分配他到湖邊地委當組織部長。
王須仁將魏定遠等認定為“托派分子”依據，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表現是不服從分配，準備去沛縣參加新共產黨等”！第二天，王須仁匯報魏承認是托派，並供認了一整套的組織與活動。湖西區委聽後感到事關重大，因此決定派人把魏押來再審問一次。結果，魏的口供與王的匯報相似，供出的人員最主要是曹廣善（也是沛縣人）。當晚審訊時，王須仁對曹廣善動用了刑罰！第二天曹因刑罰過重死了，但區黨委的同誌卻並未過問。
可歎的是，白子明等區委領導沒有仔細分析研究王須仁通過刑訊逼供得來的材料是否可靠，反而大加讚賞其“能幹”、“有‘肅托’ 經驗”。離開時非但帶著王須仁整出的材料——準備回區黨委機關據此也展開肅托，還正式指定他為湖邊地委“肅托”的負責人，如此王須仁更加有恃無恐、膽大妄為。起初他還不敢大開殺戒，但隨著蘇魯豫支隊第四大隊政委王鳳鳴的加入和支持，“湖西肅托”的潘多拉魔盒完全被打開——由於王鳳鳴的積極配合，王須仁放膽在湖西地區掀起了“肅托”殺戮的滔天巨浪！
令湖西區領導意想不到的是，其後不但李毅等湖邊地委的領導們受到株連，就連湖西區的委員們也難以幸免——除了書記白子明之外，王文彬、馬霄鵬、張如等後來均被打成“托派分子”！為什麽會這樣呢？其實這內在的邏輯非常之簡單，既然托派在黨內有組織，那當然要查找其上級領導。而這些所謂的“托派分子”所能指認的除了他們的上級領導還能有誰！？於是乎他們也就紛紛“落網”！其後又進一步殃及到區內的部隊——第四大隊大隊長梁興初、參謀長顏立榮、政治處主任羅榮生等遭到逮捕，而湖西抗日武裝的創始人、原抗日義勇隊二總隊的總隊長李貞乾和政委郭影秋等也在劫難逃。
實事求是地說，“湖西肅托”嚴重錯誤的發生絕非偶然，其時山東黨內不少領導幹部在此事上也比較“左”——據其時在山東分局做鋤奸保衛工作的高明宇回憶：“1938年底到山東分局社會部時，已經鎮壓了幾個托匪，有的還是指導員。當時刑訊逼供很厲害，我是學生出身，做記錄時，看見打人就很害怕，記不下去了，有人說我立場有問題。”（注5）而“湖西肅托”親曆者張子敬回憶：他曾“不止一次的聽到工委負責人白子明、孫衷文、馬霄鵬諸同誌議論醞釀。他們在我家的間小茅草屋裏，用小冊子的種種觀點、內容、精神和方法，來套所屬縣的某某同誌認定某某是‘托派’，其中就點了魏定遠、金鄉XXX的名字，及單縣某人有‘托派’嫌疑等問題。”（注6）
由於缺乏通訊手段消息閉塞，加上鬼子掃蕩交通被封鎖，山東（蘇魯皖邊區）分局對“湖西肅托”大開殺戒的情況一無所知。但因王宏鳴和王須仁擅自逮捕第四大隊梁興初等人，終於驚動了蘇魯支隊的領導！其時蘇魯支隊主力已轉移到蘇皖和豫皖邊界。支隊長彭明治聽說湖西出了大事，連大隊長梁興初都成了托匪，立刻拉上獨立大隊政委郭影秋就往回趕。一路上馬不停蹄，迅疾從隴海路南趕到路北單碭邊與四大隊會合後，急速來到湖西。
彭明治見到王鳳鳴後，明確表示反對如此“肅托”，要求立刻釋放梁興初等四大隊的幹部。沒想到王鳳鳴背後有湖西區委書記白子明支持有恃無恐，而王須仁更是放肆——直接當麵將郭影秋給綁了！由於不能幹涉地方黨委工作，自己無法挽回這越來越險惡的局麵，心中十分焦慮，便策馬飛奔回指揮所電告師部求援。
彭明治（圖片取自網絡）
羅榮桓接到彭明治發來的電報後剛要同代師長陳光等商量對策，又接到冀魯豫支隊司令員楊得誌、政委崔田民發來有關“湖西肅托”的急電，羅榮桓及陳光等立刻感到事態嚴重！為了防止事態的擴大，羅榮桓向分局轉發這兩封緊急電報的同時，電告時任魯西軍區政治部主任的朱滌新（原師保衛部長），立刻以最快速度趕到湖西，當麵向王鳳鳴傳達師部下達的等候上級前來處理的指示！
據時任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的回憶，接到一一五師轉發的電報後，“我感到‘湖西肅托’的錯誤非常嚴重，必須立即糾正。那時，我和張經武同誌正準備率領山東代表團去延安參加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山東軍政委員會和分局決定，我們繞道湖西，去解決錯誤‘肅托’問題。由於‘湖西肅托’牽連到115師所屬部隊，我電請羅榮桓同誌一道去處理，得到了他的同意。我和張經武同誌及山東代表團一行先到115師駐地費縣。10月26日，羅榮桓同誌趕到大爐與我們會合。”（注7）
從大爐至湖西單縣第四大隊的臨時駐地，僅空中直線距離差不多就有一百五十公裏之遙，中間大都是日偽軍控製的地域，除了穿越封鎖線還要越過津浦鐵路及微山湖。為了保證郭洪濤、張經武及山東代表團的安全，羅榮桓同誌決定從六八六團抽調一個主力營作為警衛部隊，為防止意外還把師政治部保衛部的幹部也帶上了。臨出發再次嚴肅電告王鳳鳴，所有被押人員一律不得處決，待分局領導到達湖西後再做處理。
白子明及二王等得知山東分局及一一五師等有關領導即將來湖西的確切消息後，禁不住感到十分恐慌！雖然未敢再繼續殺人，但卻加大了審訊力度，企圖搶在郭洪濤、羅榮桓等上級領導到來之前逼出更多的口供，以利於推卸所犯下的罪責。
依據史料記載推斷，郭洪濤及羅榮桓一行是於27日晚上出發，晝伏夜行，於28日夜在微山湖東岸與第四大隊過湖前來迎接部隊會合。第二天上午，羅榮桓與郭洪濤等在鄰近第四大隊駐地的一個小村子駐下後，隨即派朱滌新去通知王鳳鳴和白子明二人前來匯報。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計劃安排，郭洪濤與羅榮桓分別找白子明和王鳳鳴，進行單獨談話。
圖片取自山民《誰之罪？記凋零在1939的抗日女戰士“苗姑娘”》一文
關於同白子明的談話，郭洪濤在其回憶錄裏有一段較為生動的記載。紅軍時期郭洪濤曾親身經曆過“陝北肅反”，所以很清楚這其中的要害所在，故僅用了幾句話就迫使白子明不得不低頭老實就範——“我問他：‘你們抓人殺人有什麽證據？’他說：‘有口供。’我又問‘你們在審訊時是否用刑？’他承認用刑。我對他說：‘問題就在這裏。……假如找一個人拷打他，將你供出是托匪，你承認不承認？！’他理虧詞窮很驚慌，臉色也變了，承認‘肅托’是錯了。”（注8）
經過與二人單獨談話後，郭洪濤與羅榮桓都認定“湖西肅托事件”是錯誤的，嚴厲批評和斥責白子明和王鳳鳴等後，下令釋放了所有被捕的同誌，並分別與被釋放的地方和軍隊的主要幹部談話，進行安慰和勉勵。
通過以上對“湖西肅托”過程的簡要回顧，可以基本得出確切結論：開始階段，完全是湖西地區黨委自行開展的；之後為了獲取部隊的援助，才涉及到蘇支第四大隊（一一五師所部）。客觀地說，“湖西肅托”大開殺戒與第四大隊的支持有莫大關係——根據郭影秋等親曆者回憶，在王鳳鳴指揮下，第四大隊不但參與了後麵的逮捕行動，而且殺人也主要是由該部的保衛科負責執行！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第四大隊參與“湖西肅托”的根本原因主要在王鳳鳴身上，如果換作其他領導如彭明治或吳文玉至少不會參與屠殺。
“湖西肅托”的殺戮被製止後，因郭洪濤及張經武等急於去延安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善後工作隻能留給羅榮桓處理。其時羅榮桓隻是山東分局的八名委員之一，郭洪濤離開山東時的分局書記由朱瑞代理，當時的形勢又不允許他在湖西長時間停留，所以隻能采取“快刀斬亂麻”的辦法，暫時做保守處置。
羅榮桓采取的措施，首先是調整了湖西區黨委領導班子：暫時保留白子明的書記一職，任命郭影秋和郝中士為常委、孔真與劉劍為委員。以此穩定住湖西地區的局麵後，羅榮桓將第四大隊調往魯南的抱犢崮一帶，改為東進支隊第二大隊。另命彭明治等率蘇魯豫支隊回到湖西，原支隊政委吳法憲降為政治部主任，支隊政委由朱滌新接任。羅榮桓決定將王鳳鳴、王須仁以及耿荊山、孟子明、吳雲漢、劉鴻居和陳籌等，一並帶回一一五師師部進行審查。離開時指定吳法憲，負責處理剩下的善後工作及遺留問題。
羅榮桓的這一係列措施，雖然暫時平息了“湖西肅托”造成的惡劣影響，但由於權力所限，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遺留問題。出於顧忌和某種考慮，沒有將負有重大責任的白子明調離，還保留其書記一職，隻是將二王以及李毅等帶回師部審查。這樣處置顯然是權宜之計，至於如何糾正“湖西肅托”的錯誤，隻能留待分局主要領導決定。回程時因反日軍掃蕩（湖西），羅榮桓指揮部隊打了幾仗，11月底才回到師部住地。
“湖西肅托”雖然得到了製止，但已造成不可彌補的慘重損失——三百多黨群幹部被打死或處決！被逮捕的六百多人雖被釋放，但身體與心理造成的創傷很長時間都沒有得到恢複，更不消說中共在湖西廣大群眾中的威信和形象受到嚴重損害！國民黨反動派乘機造謠挑撥離間，說什麽“老八路殺新八路”、“外地人殺本地人”、“知識分子殺工農幹部”等等，不少當地老百姓一度對共產黨、八路軍一度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日偽軍則趁機加緊對抗日根據地“掃蕩”，使一些地區或偽化或為國民黨頑固派搶占，湖西根據地則被大大縮小。
據其時跟隨去湖西的一一五師保衛人員高致祥回憶，羅榮桓返回後，向山東分局匯報了處理湖西事件的大致經過並提出五條建議：
（一）由山東分局派得力的幹部到湖西去，協同湖西區黨委起做好湖西事件的善後工作。
（二）被殺害的幹部和群眾律追認為烈士，其家屬也定為烈屬，並予以撫恤，以後樹立烈士紀念碑。
（三）釋放出來的幹部律予以信任並分配工作，有困難的予以救濟。
（四）恢複健全黨的組織政府組織和群眾團體工作，黨組織健全後並與根據地群眾召開會議，當眾承認錯誤，恢複地區的抗日工作。
（五）免除王須仁等人的一切職務，進行嚴格的審查。（注9）
那麽，其時的山東分局，最終是如何為“湖西肅托”定性並處理的？
注釋：
注1、2：見《李毅同誌談湖西“肅托”事件》一文。
注3：見《張金波同誌“湖西肅托”曆險記（上篇）》一文。
注4、6：見《張子敬同誌回憶湖西肅托事件”的起因及擴大化根源》一文。
注5：見高明宇《我所知道的湖西、泰山區“肅托”錯案》一文。
注7：見《郭洪濤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61頁。
注8：見《郭洪濤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62頁。
注9：見《高致祥同誌談羅榮桓處理湖西“肅托事件”》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