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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一篇回憶文，作者程怡 ，其父程應鏐 是上海師範學院曆史係三級教授，叔叔程應銓清華大學建築係講師, 程妻就是離婚後嫁給梁思成的林洙。
程怡: 父親、叔叔和那個時代的人
暑假呆在家裏，翻看《沈從文全集》書信部分的21卷。這一卷的第一張沈從文的照片，是我叔叔程應銓照的，那是1965年。那時我還沒見過叔叔，隻知道叔叔在北京清華大學建築係教書，有一個比我大兩歲的兒子叫小老虎，還有一個比我小兩歲的女兒叫小妹。家裏有小老虎哥哥小時候的照片，是和奶奶在一起照的，比叔叔更象奶奶，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男孩兒。照片當然是叔叔照的。我後來見過叔叔的女兒，但從未見過這個哥哥。
這一卷中有反右以後沈公公給爸爸的第一封信。沈公公的信一開始就說：“一小時前，王遜]到我家中來，談到你，才知道你們還在學校工作，十分放心，十分高興！孩子們想必都已長大了。幾年來總想到你們，可不知道如何通信。我和兆和今年春天由江西回北京時，路過上海，住了三四天，想打聽你們消息，問陳蘊珍，她也不知道。先一時聽王遜說及，使我回想到在昆明大家生活的種種。廿多年來，社會變化好大！可是古人說的‘衣惟求新，人惟求舊’，我們過了六十年歲的人，總還是帶有一點古典感情，或者說是保守落後感情，為著一些老朋友工作和健康，常常係念。”讀到這段文字，我突然有一種要落淚的感覺。
我爸爸是一個有很多朋友的人，但57年以後都斷了往來。記得60年代初，周遊伯伯到上海來開會，輾轉托了很多人，甚至他在上海市委統戰部的老戰友，才找到了當時已經成了“摘帽右派”的爸爸。爸爸當天晚上被周伯伯留在和平飯店，和周伯伯住在一起，回來說暖氣太熱，話說得太多，睡不著。據說周伯伯一看見爸爸就大叫：“你怎麽可以讓我們這樣找你！” 70年代初，我還在東北插隊，途徑北京的時候，在一個叫做“水碓子”的工人新村式的房子裏，看到了周伯伯，文革中他受了很多苦，但一聽說我是程應鏐的女兒，依然談笑風生，談我爸爸和四舅舅年輕時的故事，他們當時都是抗戰前燕京大學的同學。我很喜歡爸爸的這個老朋友，他是一個非常重情的人。盡管當時他家裏什麽都沒有，但還是讓我留下來一起吃飯，我記得有煮玉米和辣椒炒的泡豇豆，我吃得很香。
我這裏有一幅沈從文先生送給我父親的字，上麵是一首沈先生在“文革”期間寫的五古。很多字我都認不出來，爸爸告訴我沈公公寫的是十七帖，沒有受過中國書法訓練的我，自然是認不得的。
我記得1976年沈公公到南方來避難時，曾拿一個小本子錄這首詩。他說，當時寫就即寄給我爸爸看，所以自己反倒記不全了。他抄的時候，我就在一邊辨認，不認得的字，沈公公就告訴我。其中幾句至今記得：“應市鴛鴦緞，兩麵有花紋。朝夕寒溫易，隨時宜翻騰。新儒精易理，入秋早上身……”沈公公笑眯眯地告訴我：“小妹呀，那是有意思的嘞！”於是我知道沈公公是在諷刺當時一位炙手可熱的學者。50年代初期，沈公公吃過他的苦頭。
80年代中期，有一位研究沈從文的學者向沈公公索要墨寶，並希望得到這首詩的全文。很少拒絕別人請求的沈公公，這一次卻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這位學者的請求，他說：“你要這個有什麽用？落井下石的事情，別人對我做過，我卻不會對別人再做。”爸爸聽說此事後，非常感慨地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能這樣做人了。”
也是那一次過北京，我還在東堂子胡同那間堆滿了書稿的小屋裏，看到了沈公公。爸爸以前老說沈公公是一個多麽多麽有趣的人：比如56年到我們家，讓我們四個孩子一字兒排開，然後掏出他從北京帶來的酸梅糕，掰成小塊兒搿到我們張開的嘴裏，然後數“一、二、三”，讓我們用力抿一下，“有趣呀！流金，我真喜歡看這些小家夥的表情！”我記得那天是小舅舅帶我去的。我的小舅舅李宗津是個油畫家，他抗戰結束後在清華大學建築係教美術，和沈公公是非常熟的。那天我們在東堂子胡同吃飯，沈婆婆就在門邊搭建的隻能容半個身位的小“廚房”裏給我們做了一大鍋紅菜湯，我們站著喝湯，但都覺得那湯比莫斯科餐廳的紅菜湯還好喝。30多年過去了，沈公公、沈婆婆和小舅舅都已作古，我卻依然清晰地記得那一頓難忘的午餐。那天下午沈公公還帶我去逛了故宮。小舅舅一聽說沈公公要親自帶我去故宮，為我講解，就也要一起去。我還記得沈公公為我們講解時表情是多麽有趣！
在這封長信的倒數第二段，沈公公寫道：“流金，國家發展十分偉大，個人實在渺小，不宜為任何個人小小挫折而放在心上，盼望你健康依舊，情緒依舊，趁年齡盛茂，把一切精力用到國家有利工作上去！……什麽時候我們能有機會談談，或有機會作一回十天半月旅行，就真好！因為我還希望從我們談話中，會能使你感到高興，並能得到一點鼓舞。”我不知道爸爸當年接到沈公公這封信時的心情是怎樣的，而我今天把這些文字輸入電腦時，必須努力控製自己的情緒，才能保證眼前的屏幕不被淚水模糊。
這封信有一段短短的附言，那是關於我叔叔的：
“聽說應銓離了婚，還有兩個孩子，愛人已和我們一個最熟的人結了婚。他的工作怎麽樣？生活情形怎麽樣？如還在京，告他什麽時候來我家談談如何？一到禮拜天，家裏小將和他們女朋友一回來，即相當熱鬧。我們還是什麽玩都不大會，隻坐下來聽古典音樂，似乎倒和‘老悲’、‘老柴’、‘老莫’挺熟悉要好！”
爸爸是肯定不知這“三老”為何人的。我爸爸出身於江西一個舊官僚家庭，程氏一門清代頗出了幾位人物，其中就有一位是監造頤和園的。我叔叔當年受到林徽因與梁思成的賞識，據說也是因為他在城市規劃與建築思想上，很有藝術眼光。而我爸爸學的是中國古代史，盡管讀的是燕京大學這樣的洋學堂，對西方藝術卻完全外行。我第一次聽說有個指揮叫托斯卡尼尼，就是在和叔叔聊天的時候，但叔叔對攝影藝術的興趣似乎更大些。
1966年春節，我去江西老家看奶奶，結果奶奶卻中了風，姑姑把奶奶從老家接回南昌治病的時候，叔叔和爸爸都趕到了南昌。半個月以後，奶奶去世了，叔叔和爸爸一起回到了上海。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叔叔。叔叔在我們家住了幾天，有一天我們家還來了一位高高的漂亮的年輕女士，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叔叔的學生，上海人，叔叔的女朋友。那天晚上我半夜起來，聽到爸爸和叔叔在書房談話，爸爸跟叔叔說，應該多為人家女孩子著想，她那麽年輕，和你在一起會有很大的壓力，你們還是保持友誼吧。叔叔好象對爸爸的這種道德訓誡毫不在意。他不象爸爸那麽嚴肅、沉默寡言，他成天嘻嘻哈哈的，襪子的後跟破了，媽媽為他補襪子，他就跟我們說：“老生四十五，衣破無人補。”他把我和弟弟帶上街，我們的物質欲第一次得到了令人喜出望外的滿足。我一生穿過的唯一的一雙網球鞋，就是叔叔給我買的。我和弟弟最難以忍受的就是叔叔要在南京路、漢口路的照相器材店停留很久。叔叔見我們兩個不高興，就帶我們去國際飯店附近的“凱歌”買起士林咖啡糖，那種糖的包裝很特別，白紙上印有藍色的地球儀。糖很貴，爸爸總是半斤半斤地買，每次至多給我們一人兩粒，可這回叔叔給我們買了很多，他要讓我們吃個夠。
回家的路上，我心裏有點兒犯嘀咕，我們對叔叔提出了這麽多要求，回家會不會挨罵？我對叔叔說，爸爸不許我們跟人家要東西，今天我說不定要挨罵的，叔叔說：“不會不會！我怎麽是‘人家’呢？你爸爸是我的哥哥啊。”回家以後，爸爸果然沒有責備我們。叔叔還買了很多小國光蘋果，每頓飯後總會拿出小刀給大家削蘋果，皮削得薄薄的，一圈一圈的，絕不會從中間斷開，這樣的技術不要說爸爸沒有，就連媽媽也沒有。
叔叔在上海不能多呆，因為他還要回清華去上課。他劃成右派以後，工資沒有降，還是照樣教書，據說他的罪名是反對當時北京市的“舊城改造規劃”。這麽大的事情本來輪不到他這樣一位年輕教師說話，但他當時是梁思成的助手。他居然嘻嘻哈哈地跟爸爸說：“我戴帽子是因為他們說我反彭真。”1966年，我上初一，已經知道彭真是誰了，他當時關於“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說法就是真理啊。
叔叔並不永遠嘻嘻哈哈，比如談到小老虎哥哥的時候。他說林洙58年跟他離婚時說，他隻有兩件事是讓林洙感覺好的，一是1956年作為中國建築家代表團的成員出訪波蘭等東歐國家，那時林洙作為年輕的建築家的妻子覺得很風光；還有一件就是叔叔譯了一本很好的書，得了不少稿費。林洙還說，如果叔叔能在兩年之內解決問題，那麽他們還有複婚的可能。叔叔說：“她不許孩子來找我，三年困難時期，小老虎吃不飽，我就把饅頭切成片，放在暖氣片上，孩子放了學就偷偷上我的宿舍拿饅頭片吃，如果讓她知道了，孩子就會挨打……”
叔叔說他把偷偷跑來看他的孩子帶出去吃飯，林洙就說他要把孩子帶壞，媽媽問怎麽會這樣，叔叔說，因為他讓兒子喝了啤酒。媽媽說，不該讓孩子喝酒。爸爸在這樣的時候，總是不說話的。現在想來，我叔叔真是挺難的，自己孩子的母親嫁給了自己的老師，大家都在一個係裏，抬頭不見低頭見。而想見自己的兒女，卻見不到。我現在還保存著叔叔當年給我和弟弟照的照片，那時候我們對著叔叔笑得那麽開心，叔叔在想什麽呢？他的一兒一女和我們差不多大。
幾個月後，文革開始，我們親眼看到父母受苦、受辱。那時，我們家族中的大人，除了在國外的，幾乎無人能夠幸免於難。據說，叔叔的境遇算是好的。逍遙派。除了攝影和建築之外，他還喜歡打網球和遊泳。我小舅舅的兒子他們去清華遊泳池遊泳，常常看到我的叔叔，而且他們都知道叔叔遊得很好。誰也沒有想到象他這樣一個成天滿不在乎的“樂天派”會自殺，會在1968年12月13日投水自殺,死在結了冰的清華遊泳池裏！據說當時遲群他們帶著工宣隊進高校“清隊”，每個老師都要叫去交代，“要寫出來。人人都得這樣做”。我叔叔被他們找去談了一次話，就自殺了。69年初，清華通知爸爸說叔叔“畏罪自殺”。爸爸整晚默默地坐著，看著窗外，冬天的夜很黑，外麵風很大，爸爸隻說了一句：“他真是不負責任！”我後來才明白，爸爸這句話是為叔叔的兩個孩子說的。那時候，我已經快要下鄉了，小老虎哥哥也差不多吧？
1974年，從春天到秋天，我一直在北京，小舅舅那時動了直腸癌手術，舅媽和表哥輪著去積水潭醫院照顧舅舅，爸爸收到舅媽的信，當晚就帶我趕到火車站，給我買了張從福州經過上海去北京的火車票，讓我去幫忙。有一天，我在天津大學建築係教書的大表姐到北大燕東園舅舅家找我，說她從清華來，在那兒看到了小妹，她希望我也能去看看叔叔的女兒。燕東園到清華西南院兒並不遠，我卻是猶豫再三才一路找過去的。人們給我的似乎都是冷眼，因為我要找的人是林洙。梁思成去世後，林洙和她的母親、女兒住在 西南院那所著名的平房裏。但不是全部，一半房子被收回了，這是林洙親口告訴我的。
我叔叔的女兒和我差不多高，我想這是我家的遺傳，我的身高是1米70，姐姐比我還要高一點。我還是按照從前叔叔的叫法叫她小妹。她當時在北京的工廠工作，有一隻手風琴，我們在一起玩了一會兒琴，她把相冊拿給我看，我在那兒看到了小老虎哥哥，我記得他當時插隊在大寨，照片上有大名鼎鼎的陳永貴，我的這位哥哥象是坐在地上的，黑瘦、漂亮，和我爸爸年輕時的照片象極了。他那時還在大寨，小妹說他不怎麽說話。
幾年後，我哥哥和弟弟都去看過小妹，她也管他們叫哥哥。但他們都沒有在那兒見過小老虎。
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小舅舅就到上海來了，我們家那時極為擁擠，我晚上就在爸爸媽媽房裏打地鋪，我的小屋就讓小舅舅住。不久，“逃難”到蘇州親戚家的沈公公也到上海來看爸爸，我家小小的兩間房當時真可以說是“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了――巴金、王辛笛、許傑先生都來看過沈公公，小舅舅還給許傑先生畫像，記得也給沈公公畫了一張鉛筆畫像。舅舅一直住到十月“四人幫”垮台之後。
沈公公來的時候應該是夏天，因為有一天他讓我陪他去武康路巴金先生的寓所，兩位老人談天的時候，巴老伯請我吃當時四毛錢一塊的冰磚，對角切的一半兒，放在一個玻璃小碟子裏。那一天，巴老伯還送了我幾本俄國小說。《別爾金小說集》、《父與子》、《當代英雄》，我珍藏至今。當時他和沈公公坐在樓下走廊裏聊天，完全不象是曆盡劫難的文人在一起訴苦，而是彼此間莫逆於心的親切。我回家和爸爸談起我的感受，爸爸說：“君子不憂不懼。”我第一次知道這話是孔子說的，說得真好！我喜歡。後來我寫過一篇回憶沈公公的文章，就以這句話作為題目。
一天，不知是怎麽開的頭，沈公公和小舅舅談到了林徽因。小舅舅是個藝術家，對林徽因一直非常崇拜，談到當年在清華園參與國徽設計，小舅舅對林徽因的鑒賞力與氣度佩服得五體投地。國徽上的“小天安門”是高莊的創意，據說林徽因先生一看到這一稿就把自己原先的“大天安門”方案否定了，說這樣的空間感反而使天安門更顯得宏偉壯觀，並極力向周恩來推薦高莊的創意。小舅舅曾被徐悲鴻稱作中國人像畫家第一人，他給林徽因畫的油畫像原來一直掛在梁家的客廳裏，據說林洙和梁思成結婚以後取下了那張畫像，梁思成的女兒因而給了林洙一個耳光，並拂袖而去。此事從清華一直傳到北大。沈公公說，文革前開政協會議，會後政協委員們可以優惠價買當時算是高檔生活用品的高壓鍋，他和林巧稚都買，梁思成卻沒有登記，林巧稚就調侃說：“現在梁公的錢自己作不得主了，得回去請示新夫人。”沈公公說：“林洙就是愛。”這樣的批評應該是沈公公說得很重的話了。因為他親口告訴我範曾怎麽說他“愛錢”，文革時曆史博物館批鬥他時怎麽做一個大大的“孔方兄”套在他的脖子上！他對這樣的汙蔑是很生氣的。
林洙是抗戰時爸爸在昆明天祥中學教過的學生。抗戰結束，戰時為盟軍當翻譯的叔叔從緬甸回來，爸爸把他介紹給林洙一家，當時叔叔和他們一起搭車回上海，爸爸要叔叔路上照顧林家。林洙的父親也是學建築的，非常賞識叔叔，後來就把當時還是高中生的林洙嫁給了叔叔。叔叔去清華工作時，林洙盡管沒有受過高等教育，還是進清華建築係（當時叫營建係）當了係秘書。我最近看林洙寫的書，說是反右以後因為程應銓的牽累她從係秘書的職位上下來，進了資料室，這當然是事實，但卻不是一個完整的事實。
1980年，爸爸去北京開會，住在京西賓館。叔叔的朋友，當時清華建築係的負責人吳良鏞先生，帶著叔叔的兩個孩子去看了爸爸。在吳良鏞先生看來，不管怎麽說，他們是叔叔的血脈，是我們程家人。我不太明白爸爸為什麽不再和他們聯係，但我知道，見到我的兩個堂房兄妹後，爸爸很難過。他想些什麽我們無從知道，也不好問。隻知道當時他們都沒有上大學，而我和弟弟都已考上了華東師大。爸爸後來在病中多次對我們說，你們兩個同年考上大學是我這一生最高興的事情。
有一回，哥哥回來說，小老虎在北京某國家機關開車。他和小老虎碰巧坐上了同一列火車，兩個人彼此對視了幾眼就知道對方是兄弟。盡管那之前他們還沒有見過麵。哥哥六三年去北京上大學時，已經看不到叔叔的兒子了。哥哥說，那種由於血緣而產生的感應實在很奇特。我覺得這一點都不象是學生物的人說的話。在我看來，他們一下子就能辨識對方，是因為叔叔和爸爸長得實在是象。
99年春天，叔叔中學時代的同學、北大教授許淵衝先生突然寄了一張剪報給我。當時媽媽去美國還沒有回來。我記得那是清華的校刊，校刊上有一位當年負責南京秦淮河景區規劃的清華老校友寫的紀念叔叔的文章。大意是說：五十年代初他在清華念的不是城市規劃專業，隻是旁聽了叔叔當時講授的這門課程。後來他到山西工作。八十年代秦淮河工程在全國征求規劃負責人的時候，他竟然入選了。清華校慶的時候，他徘徊在自己曾經學習過的地方，想到年輕時因為對叔叔的課感興趣而常常去叔叔家聊天的情景。他說叔叔當時身體不好，不太出門，喜歡的就是書和經常趴在膝頭的兒子小虎。他說他隻知道叔叔後來劃了右派，並在文革中含冤死去。在文章的結尾他說，程先生的兒子小虎應該已經很大了，他一定繼承父業，生活得很好吧！讀到這段文字時，我心裏很痛。如果沒有反右，小老虎哥哥會在自己父親的書房裏長大；如果沒有文革，他也應該在他母親的後夫――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先生的養育下長大。但已經發生的一切是不能如果的……
前年整理爸爸的文集，讀到爸爸寫的幾首與叔叔有關的舊體詩。手足情深，令人泣下。叔叔最後讀到的應是下麵這首：
簡應銓
歲末懷吾季，芸芸誰獨醒？有身成大辱，何人問死生！
除夕風兼雨，孤燈暗複明，夢回驚歲換，不盡古今情。
“有身成大辱，何人問死生！”我叔叔在他年富力強、才華橫溢的時候代人受過。並承受了別人很難承受的屈辱。據說清華建築係的有關領導在林洙嫁給梁思成之前曾經問過叔叔有沒有與林洙複婚的可能，叔叔毫不遲疑地說：“沒有！”文革前夕，那位漂亮的上海姑娘曾被要求與程應銓斷絕往來，如若不然，畢業分配就會有問題。後來聽說那女孩去了雲貴高原。這些直接傷害我叔叔的人裏，有很多曾經是他的老師、同學、朋友。那個時代在多少人心裏留下了深深的創痛我們無法計算，它扭曲了多少人的靈魂也無從統計，但生活畢竟是進行著的，有情有義的人，無情無義的人，或者介乎有情無情、有義無義之間的各色人等，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活了過來。然後，有的人會寫寫回憶錄，然後，大家都會老死……人性的弱點往往呈現在人的自我表白中，林洙倘若不在“回憶”自己與梁思成的愛情時再一次讓我的叔叔受辱，我又何必寫下這些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