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教授更牛
我們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之中
微信公眾號：keliutun
中共曆史上有兩個不同時期有兩個有名的叛徒，一個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張國燾，一個是八十年代的許家屯。兩人都位高權重。張國燾作為中共黨的創始人之一，叛逃時任邊區政府副主席；而許家屯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最後張國燾病死加拿大，而許家屯終老美國。
對於個人來講，逃到生活發達的西方，而且可以躲過國內的一些政治風波，也許不是壞事。然而，他們的叛徒決定了他們從此離開了中國的曆史舞台，被邊緣化並被遺忘。作為一個政治人物，這不能不說是他們政治上的失敗和短視。
現在世界的潮流就是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成偉大複興。這個潮流，你可以仇視它，醜化它，它可以不符合你的心意。但是你改變不了它。反對它，你就會被無情地拋棄在後麵。潮流就是這麽一回事。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兩個叛逃者都是看不清潮流，因此作為政治人物是失敗的。
最後說點很有意思的，這兩個相隔半個世紀的叛逃者，叛逃的過程中竟然都和一個人（金堯如）有過關聯，這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奇緣。
張國燾： 國共第二次合作全麵抗日後，1938年4月3日，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之名逃離延安，遇上蔣鼎文後到了西安，投奔中國國民黨。4月11日周恩來到武漢漢口與張多次協商未果之下，4月18日，中共中央開除張的黨籍。1948年底因政治環境變化，舉家遷到台北市；1949年冬又移居香港。1968年張國燾移居加拿大，1976年突然中風，右半身癱瘓；1979年12月3日在加拿大多倫多一養老院病逝，後葬於多倫多東部士嘉堡的Pine Hills Cemetery（鬆山墓園），終年82歲。張國燾晚年信仰基督教。
許家屯： 1989年春夏之際，大陸發生學潮，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默許當時中國政府的駐港機構支持學運。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嚴，中共控製的文匯報在5月21日，以“開天窗”形式發表社論，刊登了“痛心疾首”四個大字。事件之後，在海南省長梁湘被免職後許家屯感到威脅，決定出逃。2016年6月29日，在美國洛杉磯家中逝世，享年100歲。
張國燾叛逃後的生活
作者：方以智
張國燾投奔國民黨後，雖然在反共方麵比較賣力，但國民黨人對他總有防範，對他的言行也多有注意。另外，國民黨內對張國燾在國民黨任職後的工作表現也頗多怨言。張國燾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隻好決定離開台灣這個不如意的地方。
１９４９年冬，張國燾攜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子離開台北，來到了香港。１９５１年，青年黨領導人謝澄平與程思遠幾經交換意見，決定組織一個定期座談會，其成員有：羅夢冊、張國燾、程思遠、董時進、伍藻池、黃如今。不久，張發奎、顧孟餘又拉張國燾創辦《中國之聲》雜誌，以張國燾為社長，李微塵為主編。《中國之聲》是一個反蔣的刊物。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０日，由張發奎、顧孟餘積極籌備的"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正式宣告成立。但好景不長又發生變故。"戰盟"成立不久即發生分裂，張國燾的《中國之聲》社長一職也被張發奎派其親信林伯雅接收。眼看已有的積蓄日漸減少，張國燾夫婦很是焦慮。
這時，朝鮮戰爭爆發。受其影響，國際黃金市場價格逐漸上漲。本來對"炒金"業務一竅不通的張國燾，見許多人靠"炒金"發了財，便也動了心。他將家裏僅有的５０００美元作押金，到金融市場幹起了買賣黃金的生意。結果連老本也賠了進去，落了個一貧如洗的結局。從此，一家人隻能靠當教師的大兒子張海威不多的薪水勉強度日，每天以粗茶淡飯慰之饑腹，還要供養二子和三子讀書，其困難可想而知。
當張國燾在生活上處處不如意的時候，新中國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卻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看看自己窮困潦倒的生活，張國燾萌發了回歸大陸的想法。
１９５３年春的一天，當時正在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新聞工作的金堯如接到一個姓陳的打來的電話。陳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據說是陳獨秀的兒子。
在雙方約見時，陳先生慎重而認真地說："張國燾伯伯最近幾次同我談起，說他看到中國共產黨解放了祖國大地，心裏也很振奮。現在他閑居在香港，實在太寂寞，也自感慚愧。他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建設工作。我告訴他，我認識新華社的金先生，他很高興，要我請教請教你，有沒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澤東主席反映一下他的願望。"
金堯如回到分社後，向社長黃作梅如實匯報。黃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張國燾連夜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主席。信是開口的，以示轉信人也可啟看。取出信來一看，抬頭寫的是"毛澤東主席並劉少奇書記、周恩來總理"。信寫得不長，大意是：在你們和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立新中國的勝利，我感到極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經過這兩三年的思考，我決心回到黨的身邊，在你們的領導下，為黨和人民事業盡我一點綿薄之力，鞠躬盡瘁，以贖前愆。
兩三個星期後，劉少奇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名義傳下話來：張國燾願意回來是可以的，中央是歡迎的。但是，他必須首先寫一個報告給中央，深刻檢討他在曆史上堅持自己的錯誤路線，反對黨中央、分裂黨中央以致最後背叛黨和人民的嚴重錯誤，提出改過自新的保證，以表示自己的決心。
金堯如當即電約陳先生，如實轉告劉少奇的話。第二天，陳先生打電話給金堯如說："張伯伯這幾天身體不太好，他說這件事且擱一擱，慢慢再說吧。他要我謝謝你們。"
１９５３年，正在貧困潦倒中的張國燾，做夢也沒想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會通過美國亞洲研究中心找上門來，向他了解有關中國黨政領導人的情況。
自從張國燾脫離共產黨之後，已經過去了１５年，張國燾所能提供的，隻能是１５年以前的情況，按普通人的看法，這不會有多大價值。但美國人自有美國人的想法，他們希望通過了解中共黨政領導人的過去，借以推測出這些人的現在和未來。從這些人籍貫、性格、愛好、交往，便可以推測出其在黨和政府中的地位、關係，乃至即將奉行的內外政策。張國燾與建國後任領導職務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都有過接觸，甚至長期共事，掌握著一般人無法掌握的情況。所以，美國人決定利用張國燾。美國人並未費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張國燾的配合。從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５日開始，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受美國國務院委托和中央情報局指示，先後約２０次拜訪張國燾，了解有關中國黨政軍領導人的情況。
１９５８年，中國大陸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在香港的張國燾再次受到鼓舞，又萌發了與中國政府建立聯係的打算。當年１０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願為中國政府做點事，並要求給他以生活補助。此要求作為內部情況簡報，以《關於張國燾最近情況簡報》的形式呈送毛澤東主席後，毛澤東在上麵批道："應勸張國燾割斷他同美國人的關係。如能做到這點，可考慮給以個人生活方麵的補助。毛注。"但從事情發展的結果看，張國燾沒有接受毛澤東的建議。
１９６１年前後，美國堪薩斯大學派人找到張國燾，希望他能寫寫回憶錄。張國燾欣然應諾。從此，他積極投入回憶錄的寫作之中。在花費了４年時間後，終於寫成了《我的回憶》共三冊，約１００萬字。在這４年期間，堪薩斯大學每月僅給他２０００港幣作為研究費用，所得到的卻是他用心血寫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權。這樣，實際上等到張國燾交稿時，全部費用已經所剩無幾。直到香港明報月刊向張國燾取得中文版權後，他才得到一筆數量可觀的報酬。
１９６８年，中國"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並一度波及到了香港。這使張國燾甚為驚慌，為了保險起見，他決定和妻子遠走高飛，去一個陌生的國度——加拿大。
許家屯在美國的生活
1990年4月30日，許家屯從深圳經羅湖到香港； 許家屯在香港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由新華社香港分社轉交。他在信中承諾不會泄露任何秘密。負責寄出這封信的金建一稱，許家屯的希望是，如果他堅守自己的承諾，他在中國的家人就能得到寬大處理。美國領事館給他發了簽證，並幫他在最後一刻拿到機票。5月1日，在金堯如的幫助下從香港到美國。
在美國度過20多年歲月，向來低調且很少受訪的許家屯，三年前以近百歲高齡首次訪台，接受本報係聯合報訪談時，對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改革和反腐等作為，都給予極高評價。不過，談到學潮時，他認為，那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平反的條件還不成熟。
許家屯曾提到他與習近平父親習仲勳的關係。他說，習仲勳在「四人幫」倒台後獲得平反，然後去廣東工作，這個人很開明，建立深圳特區是他提出來的。習仲勳對港澳問題熟悉，接觸不少人，「我到香港去，他和楊尚昆主動找我，給我具體指示，現在不好透露，我與他關係很好」。
對於習近平其人，許家屯說，「我沒有見過習近平，隻見過他姊姊，對習個人不好判斷。但習近平一路從基層上來，做過下鄉知青，經過鍛煉，這鍛煉有很好的效果。中共18大以後的一年，看到習近平種種作為，我對他有信心」。
許家屯認為，習在內政和外交都做得很好，尤其是外交工作，十分出色。他說，美國要重返亞洲，本意就是想當太平洋的老大。習近平上台後，出訪俄羅斯和非洲，又到美國後院的拉美國家訪問，美國總統歐巴馬邀請習近平在加州莊園進行曆史性會晤，這是一種雙重突破。他把習的這些外交舉動稱為，「百日出征，突破包圍」。
他還肯定當前中共推動的改革，認為步子邁得不小，未來中國大陸經濟會更加自由化。他說，「習近平的改革是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脈相傳」。
許家屯還明確地表達不同意外界「政左經右」的提法，他說，「沒什麽政治收緊。所謂收緊是言論上收緊，對亂七八糟的言論收緊，但還是可以自由講話，反共也可以，但要有根有據，自由不要過度」。
談到香港民主選舉，他毫不隱藏對西方式民主持不同立場與觀感。他說，「我對民主的看法，跟西方不同，不讚成直接選舉。當年與查良鏞談時，他說我比他保守，我承認，我是保守」。
《明鏡郵報》多次采訪過許家屯，了解到他在過去26年旅居洛杉磯期間，一直恪守對中國政府的承諾，拒絕透露他所掌握的黨內機密，在家人的精心照顧之下，過著平靜的生活，對外界針對他的惡意的流言蜚語，淡然處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