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戰爭是對邪惡的逃
避，和平需由強勢者來實現。
原創 財經雜誌 2018-04-15 13:25:22
（多米尼克·德維爾潘 圖/新華社）
臧博/文
法國前總理多米尼克·德維爾潘是一個有趣的人。他出身外交官，有著政治家和外交家的理性與鎮定；他又是一位詩人，情感豐富而細膩，不憚於展露真實性情，所以又不太像人們常見的那種以閃爍其詞為業的外交官——在公開場合的講話經常棱角畢現。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評語，稱德維爾潘為“文藝複興時代政治家的活化石”。
德維爾潘的才華不限於政壇，還伸展到了文學界。他發表多部在文學圈頗受好評的詩歌、散文集，對曆史研究也別具心得，其講述拿破侖最後歲月的曆史書《一百天與心靈奉獻》，曾斬獲“大使獎”和“拿破侖基金獎”。德維爾潘對曆史人物及其心靈世界有著深刻洞察和真誠的同理心，這解釋了為何他如此善於建立和維係與政治盟友之間的精神紐帶。借助出眾的“情商”，德維爾潘與希拉克合作融洽，兩人共同為重現法蘭西的政治榮耀而奮鬥，一起始終不渝高舉著戴高樂主義的旗幟。
《論戰爭與和平》
（法）多米尼克·德維爾潘著
寧暄等譯
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4月
所以，在德維爾潘的新書《論戰爭與和平》中，我們能強烈感受到戴高樂精神的光芒——對美國在中東等熱點地區政策的批評；對世界和平的威脅與挑戰提出新穎且具有建設性的戰略思考；強調在維護和平道路上居於強勢地位的重要性。在戴高樂主義的核心層，包含著某種權威主義的主張，這在德維爾潘的和平方略中也留下了深刻印記。比如在他看來，隻有當維護和平的一方處於較強勢的位置，才有能力啟動、推進和平進程。同時，他也意識到這種強勢可能帶來風險，從而提出警告：處於較強位置上的和平啟動者，需時刻警惕和抵製毀滅對手的誘惑。
德維爾潘對多極世界和多邊機製深信不疑，珍視對話與寬容的精神價值，對戰爭與和平的根源及其解決之道獨有創見。在《論戰爭與和平》中，我們能夠體會到作者對過去和當下全球戰爭與衝突的痛惜與無奈，更能看到他對世界和平的美好期許，並從自己多年從政經驗和對人類曆史的超越式反思，給出了值得人們去嚐試和努力的和平路徑。但畢竟世界事務和國際政治紛繁複雜、頭緒萬端，幾乎容納不下理想主義。而德維爾潘多從理性的視角看待世界，有時卻不免用感性和浪漫的勇氣來規劃和平，這注定將是一條艱辛的道路。
用人文精神抵拒戰爭
理解德維爾潘的和平觀，需要先了解他對戰爭的看法。
戰爭是與人類社會發展相伴生的現象，用德維爾潘的話說，“戰爭既為文明之子，亦為文明之母”。這與霍布斯的“自然狀態”理論有相通之處：由於缺乏統一的政治權威，人們之間互相為敵的激情和對善惡問題主觀理解的不可調和，必然引發持續的戰爭。
在如何避免戰爭和營造和平這一更為本質的問題上，德維爾潘則與霍布斯存在根本分歧。霍布斯認為，唯有代表國家主權者出場，壓製人們的激情，提供關於善惡標準的裁斷，和平方可期成。這是將和平秩序建立於恐懼的根基。德維爾潘則認為，對爭執的雙方，無論恐懼還是打壓，都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對話和理解才有助於找到和平出路——他將和平琢磨成了一種藝術。此外，如同戰爭的原因多種多樣，建設和平的模式也不可株守某種固定模式，而應根據參與各方的力量對比、客觀環境等因素而因地製宜。在此基礎上，他總結出建設和維係和平的豐富模式，頗具洞見。
“二戰”前，戰爭權被廣泛看作可由國家自主決定是否行使的固有權利，無論在國內法還是國際法意義上都被視為合法與當然。“二戰”結束後，戰爭的慘烈和帶給世界的巨大破壞與精神摧殘，以及隨之而來的冷戰陰影，促使政治精英和思想巨人們深刻反思傳統的戰爭與和平關係理論，結果便是戰爭不再具有當然的合法性，渴望和平、製止戰爭的普遍願望上升為國際交往主流。德維爾潘見證了這一轉變過程，且畢生致力於將其推向深入。
德維爾潘認為，現代社會的戰爭作為一種解決危機的出路，是國際政治扭曲的主要症狀；戰爭是對邪惡的逃避，因為它潛在地將恐怖主義等全球危機簡化成了通過武力就能解決的題目。但正是戰爭才為其他衝突打開了大門，滋長出恐怖主義。此外，不能把戰爭簡單視為一個政權穩固其權力的工具，它具有自己的生命力。長久以來，戰爭文化逐漸成形，毒化著人們的思想。
作為一名具有詩人氣質的政治家，德維爾潘認為維護和平不僅需要政治手段，還要從營造和守護和平文化入手。他從來不將和平看作孤懸的理念，而是看重其意識形態層麵的豐富內涵，比如人文精神。他認為，要將和平作為一種象征力量和思維體係，也就是要建立起堅定的和平文化基礎，歐洲在這個方向上的努力堪稱表率。1945年以後，歐洲在戰爭傷口痊愈過程中普遍意識到，否認過去不僅僅是曆史性的錯誤，而且從某個角度講是反和平的罪行。歐洲一方麵從廢墟中重建，另一方麵通過履行“紀念義務”，在抗拒遺忘的同時維係著和平精神。
八種模型
針對當前世界麵臨的種種挑戰和危機，德維爾潘的討論沒有停留在思想和意識形態層麵，而是提出了具體的和平路線圖，也即他的和平觀。處在其和平觀最核心的是對多種和平形式的分析和描述，實際也指示出實現這些和平模式的方法與路徑。這是《論戰爭與和平》一書中很具特色的內容。德維爾潘的和平觀閃耀著世界主義、人道主義的精神光輝。
首先，他認為如同戰爭一樣，和平也各有其性格和樣貌，不太可能存在通用的和平模式。有鑒於此，德維爾潘用三個簡單的標準將既有和理想中的和平類型歸為兩大類、八種形式，並對其各自優劣做出品評。
根據各參與方的力量對比關係，他將和平劃分為“對稱型”和“非對稱型”和平兩大類。又根據和平執行的強製達成和協商達成的不同，總結為“強製型”和平和“公約型”和平；此外，和平也可以通過製定專門針對某個特定時期、背景的條例來實現，即“硬性”和平，或是搭建架構來幫助該國進行改革，改變力量對比關係，也即“動力”和平。
根據上述三大標準，對稱型中的第一種模型是“恐怖式”和平。“冷戰”是這一類的經典例證。
這是一場大家勢均力敵，誰都不敢輕舉妄動的“不可能的戰爭”，強加給世界的是“不可能的和平”。雖然具有和平的外表，換來的卻是全人類長期恐懼與焦慮。20世紀70年代以後，這一和平模式伴隨核擴散又發生重大變化，從整體平衡的世界性恐怖轉變為一係列失衡的地區性恐怖。第二種是“筋疲力盡式”和平，參與各方的實力或有差別，但任何一方都無法占據徹底上風，從而可以達成長期僵持、拉鋸、消耗式的平衡。1950年朝鮮半島的衝突事件及其後果，可以歸入這一類。這類和平模型的風險在於，其中隱藏著隨時重演衝突的種子。
第三種“公約型和平”則以各方相互接受的條約、合約等為基礎才能可靠地建立，而且它由於僵硬、刻板而非常脆弱。第四種“合約動力式和平”，可以算“對稱型”這一類中的最佳模式。當參與各方的人民厭倦了長久敵對，渴望改變自我以實現和平，並為此采取深刻變革，就有可能達成。這類和平富有活力，適應雙方人口、經濟和政治變遷。但它需要時間、儀式、相應的機製與每個人的支持。法德和解在戰後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裏實現，是這種和平優勢的最有力證明。但這是獨特的例子，難以複製。
非對稱型和平中的第一種是“崩潰式”和平，其誕生於灰燼，浴火重生。如1945年的歐洲就是在付出生命、經濟崩潰和道德自毀的代價後才實現了和平，並經曆了長達數十年緩慢而痛苦的重建過程。第二種是“帝國式”和平，它混合了非對稱性、強製性和嚴格等特點，是一個霸權強國運用軍事力量來統治一方較為廣闊的領土。
這是一個古老的模式，但在當今時代仍具有重要意義。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期的“美式和平”也證明了以單方霸權為基礎的和平難以為繼。過錯並不在於曆屆政府的錯誤決策，而在於機製本身就不穩定，它不僅激發地區競爭，而且使得那些在仲裁人前更善於庇護自己觀點的一方得以扭曲事實，巧辯獲勝。這種和平模式令美國陷入軍事競賽和過度技術裝備的誤區，並很容易使其陷入孤立。
第三種和平模型，作者稱之為“理想式”和平，這是一種非對稱的、合約式的硬性和平。它的本質是一種世界帝國，夢想建立一個“保障各國公共安全的普世政權”。它具有緩慢的意識覺醒過程和可能造成巨大集體恐懼的特性。然而，這隻能是一個理想模式，無法企及，它的某些過渡模式甚至會帶來危險——是美夢和噩夢的交織。
在作者看來，上述七種和平模型在人類曆史上都經過試驗且宣告失敗。唯一的希望便是在他想象中的一種最佳和平類型：英雄式和平——一種非對稱的、合約型、具有動力的和平模式。它首先要以法律為基礎，但同時也要有行動能力，可以改變世界，令和平成為可能。這種和平由強者實現，但也有弱者的積極參與和支持。它符合現實，具有自願性和政治性。
但“英雄式和平”畢竟隻是一種設想，當前世界麵臨的則是自“後冷戰時代”以來，日益緊張和頻繁的地區衝突，建設與維護和平的任務日益緊迫。
德維爾潘認為，當今世界動蕩不安，不論哪一種和平模型要行之有效，都離不開各方圍繞世界性危機開展對話與協商，尤其是大國之間有責任建立起可持續的、務實的外交夥伴關係。
（作者為本刊文化編輯）
（本文將刊發於2018年4月16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