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的自由

希臘人的自由

 

 

漢密爾頓 著  曹博 譯

選自《希臘的回聲》

 

 

 

公元前五世紀初，伯裏克利時代尚未到來，西方文明己走到十字路口。希臘麵臨著迫在眉睫的危險。一個東方強國在不斷進犯希臘。對於希臘人而言，東方是一個長久的威脅。這可以追溯到那個古老的故事：海倫被拐到特洛伊，希臘艦隊為她而遠征。希臘人認為，西方對東方的入侵所引發的東西方的對決是一場無休止的悲劇的序幕。東方和西方是天然的對手，可是，西方不可能最終戰勝地緣廣袤、財帛豐盈和人丁興旺的東方。

 

現在，曆史的下一幕開演了。荷馬史詩中的角色被顛倒了，東方正在進攻西方。東方強國波斯正在向一個後援空虛的小國逼進。

 

所謂西方文明，即指當時的希臘。此時，埃及王朝已陷人無救的衰落；羅馬正在蠶食意大利而無暇東顧。當時的第三大強國，迦太基及其屬地扼守亞洲的前哨陣地，在本質上，他們的精神不屬於西方，而屬於東方。那時的希臘和波斯成了擔綱曆史的主角。希臘與東方，就像一個侏儒與一個巨人，但是，這個侏儒打敗了巨人。每個希臘人都知道，這是希臘英雄主義所創造的奇跡。人們無須擔心，在馬拉鬆和薩拉米斯的戰士決不會否認精神力量而求助於物質。當薩拉米斯的希臘人看到波斯艦隊在潰逃時，地米斯托克利說道：“贏得勝利的不是我們。”精神力量戰勝了一切最強大的物質力量，伯裏克利時代的雅典佐證了精神的凱旋。

 

在那個時代的希臘人看來，最珍貴的財富就是自由，這是東西方之間的唯一差異。東方實行的是專製統治。所有的東方暴君們——在希臘世界不存在——的行為方式如出一轍，為了掃清通向王座之路，他們不惜流血丹陛，弑父殺子。不擇手段的殺戮會收到篡權竊國的功效。他們的臣民生來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當然無需再被降格為奴隸。亞裏士多德曾代言希臘，把亞洲人說成天生的奴隸。據希羅多德的記述，一個希臘人對一個波斯人說：“你們不知自由為何物，一旦你們懂得了，即便手無寸鐵，也會為自由而戰的。”

 

在埃及、巴比倫、亞述、波斯漫漫數千年的帝國史中，自由是一個不明之物。直到盛業崩潰之時，自由的名字才能被他們所領悟。而希臘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與東方有本質的區別，這個孕育了自由的國度必將在西方世界留下永久印跡。

 

不用說，在拒絕服從製約這一點上，古老文明是相似的。誇張與無視分寸感是它們的特征。亞述鳥獸巨雕、埃及神廟、肖像和金字塔以及巴比倫空中花園，所有這些藝術品就是明證。俗不可耐的珠貝與黃金充盈了帝王的府庫，不可思議的豪華與同樣不可思議的汙穢比鄰而居，堆積如山的珍寶和破滅無助的眾生判若雲泥，東方式的生存總是被兩極分化。

 

簡直無法想象，一個人會指望在這樣的環境中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在另一端，不受約束的自由勢必會釀成一場毀滅人類的暴亂。無論如何，遵循有序法則才更可取。東方的專製之所以承襲不絕，在於它從不顧及理性與秩序。西方世界找到了從自由走向秩序的路徑。這應歸功於希臘人的發現。令人感到驚異的是，為什麽這一理念首先植根於一個貧瘠而人口稀少的小國，卻不是威赫一時的埃及或偉大的巴比倫?其原因就在於人的自由本性。希臘人宣揚自由，同時也穩妥地界定了自由的邊線。

 

把握限度和分寸感就是善，這是希臘人的基本常識。言過其實則不是他們的本性。他們憎惡極端的事物，無序的狀態會令他們感到不快。在希臘語中，諸如漫無邊際和無窮無盡之類的詞匯都內含著不良的義項。不僅凡人，還包括所有的思想家和藝術家都在緊緊把握著生命的真實。荷馬史詩的神不是超自然的靈異，而是以希臘方式愉快生活的凡人。希臘人不需要玄虛與超智的東西。他們需要真理，從不認為逃避現實就能發現真理。希臘藝術中最優秀和幾乎最全部的特征就在於從不超出現實的範疇。希臘的勝利女神沒有翅膀，她是現實的化身。拒斥怪誕是希臘藝術家的天性，他們不斷追求永恒，與一切反常或不測之物保持距離。不論是一座神廟、一尊雕像還是一隻希臘瓶，他們的藝術創作極力要表達的要素是本質與普遍。亞述的藝術家隻生產他們所喜歡的東西，而對本質與普遍置之不理。他們的那些可怕的肖像似天馬行空，將適度感棄置一旁。而希臘藝術家從不渴求這種自由。他們遵從法則的約束。孟德斯鳩說過：“法則是一種必要的關聯，它源自於事物的本質。”這才是希臘人的語言。他們受本能驅使去尋找那個必然的關聯，那個將混沌引向秩序的線索，這是希臘人最大的特征。

 

帕台農神廟雕帶上的少年形象並非是現實的拷貝；它既不脫胎於某個人的肖像，也不是純粹的虛構物。它高於人的天然之美；不過，它又是活生生的男人或女人。它說明藝術家洞見到了美與真之間的必然聯係。希臘的藝術家像他們的哲學家和科學家那樣在探究那個根本的理念，它會給現實中的不和諧和混沌注入意義與秩序。希臘的藝術家發現了靈與肉的對立與融和，在後希臘世界中，這種對立關係表現得尤為緊張。希臘的藝術家找到了一種能讓靈與肉相融合的表達方式，將人的神性與能激發靈性的人體之美結合在一起。

 

藝術家們與政治家們殊途同歸。政治家發現了法與自由之間的必然關係。修昔底德記述了伯裏克利說的一段：“我們是自由的民主政製，但是我們服從法律，尤其是那些保護弱者的立法以及那些試探人們廉恥之心的不成文法。”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自願服從使雅典人獲得了自由，實際上，伯裏克利在暗示，希臘人認為不成文法是最重要的。雅典作為世界第一個自治體具有深刻的現實價值。伯裏克利和他的聽眾通曉法典中的大部分成文法，對於毫無犯罪衝動的大多數民眾來說，反謀殺法和反搶劫法無異於形同虛設，鑒於違反不成文法不會招致判罰或監禁，因此它對每個公民提出了更直接的要求。對懷特海教授所稱的非強製性條文的服從，對善、同情心和利他心的服從，對不可或缺的所有生活品行的服從，雅典人，當然，不包括沙漠中的隱士，將它們視為人類自由共處的基本條件而加以接受。比起不受約束的選擇自由，法律所確立的行為規範是沒有意義的。

 

希臘人漸漸找到了自由的含義。任何英語單詞都無法表達希臘文sophrosune一詞的涵意，而它卻是希臘人最為珍視的品性。盡管它常被譯為克己、自製，但它遠超出這個義項。它正是對德爾斐兩大神諭精神的界說：“認識自己。”和“任何事都不要做過頭。”傲慢與目空一切是希臘人最為憎惡的兩種品性，Sophrosune則與之嚴格對立。正如亞裏士多德所說，Sophrosune本身的含義是，承認潛存於人類共性中的那種持中的美德，限製放縱，規避無節製的衝動，服從和諧與平衡的內在法則。這個希臘人最為尊崇的美德不是基於他們對中庸之道的偏愛，而是由於他們生命中的自主、豐贍以及灼熱的體能使他們必須要把握一種修行精神，否則這些美質將自毀於無意義的暴力。

 

這就是希臘人的理想，自由不過是他們收獲的果實。隻有在自我確定的限度內把握自己，人方能獲得自由，這一理念是希臘留給我們的遺產之一。

借助sophrosune，希臘發現了人們如何自由共存，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自治政體。

回溯到公元前六世紀，雅典盛世前的一百多年，大膽而富於遠見的政治家梭倫奠定了全新的國家理念。梭倫選中雅典作為建國地，一個自由政製脫胎於世。在這個國度裏，每個公民都積極參與國家事務，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她生機勃勃，從不拘泥於成規。新政所體現的非凡精神始終魅力無窮，激發起民眾的政治活力，這成為雅典政壇的最顯著特征。唯有雅典能夠堪當大任，探索者的氣質讓雅典卓然於世。雅典長久地保持著這種氣質。“除了談論和吸收新鮮事物，雅典人從不在別的事情上花費時間。”聖·路加於六百年後寫道。

 

雅典人隨時聆聽梭倫的新主張，追隨他走上一條所有鄰邦不曾涉足的道路。這個曠世實驗不依仗蘭尼米德列陣中的武士，也沒有借助法蘭西的恐怖主義和斷頭台，它在某個雅典獨立紀念廳裏悄然啟動。隻有在這個以雅典為首都的小小的阿提卡，新的理念才能夠得以付諸實施。長久以來，雅典一直是思想和藝術領域的先驅。在地中海一端的希臘諸邦，科學誕生了。人們不僅探究宇宙，還以迥然不同的方式思考自身。無論如何擁有了雅典這樣的城邦以及梭倫這樣的先驅者，去爭取人的合法權利才成為可能，也唯有雅典人能夠跨出這決定性的一步。此時，其他的希臘城邦卻在割據一方，各自稱王。唯有在阿提卡，每個農夫、牧人、工匠才能成為參與政府事務和法律事務的公民。

 

在當時的世界，奴隸已成為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在雅典，很多人沒有人身權，而奴隸則更是被打人另冊。沒有人會同情奴隸，那些奴隸得不到社會的認同。這一現象在東方和西方是相似的，使用奴隸而又無視奴隸的存在成為當時的一種生活方式。還奴隸以人權的言論並沒有驚動梭倫，他的關於人人皆有政治與法律權利的新思想絲毫也沒有惠及奴隸。奴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梭倫相信阿提卡最貧窮、最底層的公民完全擁有自治的權利和能力，可是，奴隸問題從沒有進人梭倫大膽而富於建設性的頭腦。把心滿意足的奴隸主與關注下層民眾政治參與權的政治家們相提並論，對我們來說並不難。主張人人自由平等的早期美國共和政製就曾認可了奴隸製的存在。在提及希臘的成就時，務必記住是希臘人首先認真地思考了奴隸問題。思考就意味著批判，而早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的兩千年，即公元二世紀末，廣泛傳播希臘哲學的斯多葛派曾公開譴責奴隸製是一個不可寬恕的錯誤。

 

至少雅典公民享受著真正的自由。在當時的世界上不曾有比雅典更自由的國家；也不曾有具備如此自由程度的國家。不到敵人兵臨城下的重大危急時刻，言論自由在雅典就會受到限製。那些政治家和統帥們的失策和敗績被置於雅典的劇場中加以曝光，任人評判；甚至在公民大會開始時，代表雅典人最高權力的監選人都會發問：“有誰要發言嗎?”

 

在一支被強敵所困的希臘遠征軍不得不拚死一搏的關頭，他們的統帥會在出擊之前簡短致詞：“你們生活在世界上唯一自由的城邦。隻有在雅典，國家才不會妨礙個人的日常生活。”修昔底德記述了伯裏克利的話——“一個人是可以被信賴的。”大約在1776年，一位與雅典心心相印的政治家曾說過：“不要幹涉人類的自治。”毫無疑問，這時麥迪遜從未意識到他在以希臘的方式說話。甚至，他的內心深處也未必想到雅典和梭倫，但是，如亞裏士多德所說，優秀的會成為永恒的。這句話一旦被領悟就再不會失掉。即使在行動中被遺忘，它依然留存於這個或那個人的心靈深處，你不能肯定它不會突然變為行動，但你可以肯定，有一天它必將應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