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幽默中品味苦澀 ——狹縫中的自由和高壓下的抗爭

從幽默中品味苦澀
——狹縫中的自由和高壓下的抗爭

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一起乘火車出行。開著開著，突然火車停了。斯大林把頭伸出車窗之外，怒吼道：“槍斃火車司機！”可是火車沒有動；赫魯曉夫也把頭伸出車窗之外，說：“給司機恢複名譽！”火車仍然沒有動；這時候，勃列日涅夫說：“同誌們，不如我們拉上窗簾，坐在座位上自己搖動身體，做出列車還在前進的樣子！”

坐在這些位置上的，自然不希望那輛老舊的破車停下來。他們中間，有幾個時不時的也想將這輛破車修理修理，更換一些無關緊要的零件，讓它繼續開下去。但那破敗荒蕪的軌道卻還是那條軌道，對於他們來說，那是無法改弦易轍的。問題是，那破車停不停下來，還真不是由他們這些人說了算，否則曆史就得改寫了。

乘在這輛列車上的人民中間，總有清醒者早就看出了疑端，卻苦於無法直達表白的空間。於是，幽默、惡搞和段子就成為奚落、嘲諷、挖苦、揶揄時弊的好手段，像本文開頭這樣的非常具有思想深度的內容，被以人民喜聞樂見的方式，衝破輿論審查的管製，用幽默段子的形式表達出來的時候，自然會在當年的莫斯科街頭巷尾瘋傳開來。這樣的瘋傳，從本質上說，就是民心所向。

在莫斯科的地鐵上，突然有一個人問另外一個人：“同誌，請問您在克格勃裏工作嗎？”“沒有。”“那您有親戚在克格勃工作嗎？”“沒有。”“那您有朋友在克格勃工作嗎？”“也沒有。”“那你趕緊給我把腳挪開，你踩著我了！”

這則好多年前流傳甚廣的苦澀幽默，我們在任何時刻再讀，都會覺得仍舊具有深刻的思考價值。如果那人確實在克格勃工作，如果他有親戚、朋友在克格勃工作，這個被踩的苦主還敢不敢、或者能不能對他講出“你踩著我了”的事實？山西的惡警王文軍，不就是這樣扭斷了討薪女工周秀雲的脖子，在眾目睽睽之下，鎮定自若的、長時間踩著倒地不起的周秀雲的頭發的嗎？在河北大學校園內酒駕飆車的李啟銘，撞死、撞傷了兩名女大學生後肇事逃逸，被抓獲後不就是這樣理直氣壯的告訴大家“我爸是李剛”的嗎？究竟是什麽，給了他們在嚴重犯罪之後，仍然具有那股敢於藐視法律和道德的底氣？看看雷洋案吧。

警察是一切極權用以維係其機器運轉的支柱，恐怖則是讓人民閉嘴，默認其統治合法性的不二法則。在蘇聯這樣的共產主義極權國家裏，警察具有超乎於法律之外的特權，這對人民來說，恐懼是不言而喻的。在沒有人權和自由的國家裏，言論可能導致滅頂之災，甚至是性命之憂，但這並沒有能夠阻嚇住人民自由表達的願望。克格勃的恐怖手段聞名遐邇，但人民照樣能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前麵這則幽默，正是蘇聯人民利用了克格勃的恐怖，來揶揄和諷刺蘇共極權的恐怖——而這巨大的恐懼，卻並沒有嚇倒人民用幽默作為武器，來反抗強大暴力機器的威脅。

一位內務人民委員部審判員結束一天的審判工作，回到辦公室，突然獨自大笑起來。辦公桌對麵的同事奇怪的問道：“有什麽好笑的事嗎？”

“是啊，”審判員用手帕擦著笑出來的眼淚說：“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哦？說來聽聽？”

“你瘋了嗎？！我剛判了說這笑話的家夥五年苦役！因為他說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一間牢房裏關了三個人，他們彼此間談起坐牢的原因是：

第一個人說：‘我因為反對黨委書記彼得羅夫。’

第二個人說：‘我因為支持黨委書記彼得羅夫。’

第三個人說：‘我就是那個黨委書記彼得羅夫。’”

蘇共是不可能離開暴力機器的鎮壓來維持其極權統治的。司法總是充當著暴力打手的角色，審判員們心裏比誰都更清楚這個事實。他們在內心裏，同樣對這樣的現實感到荒謬和可笑，但在這樣的可笑裏麵，卻到處暗藏著國家和人民的悲哀，暗藏著正義和良知的悲哀。

但我們又如何呢？如果在文革之前，有誰敢於公開反對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嗎？在文革開始之後，有誰還敢公開支持以前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嗎？隻是劉少奇本人，卻連坐牢的機會都沒有能夠得到。但是，十多年之後，劉少奇又被平反了，但在這片土地上，我們能不能充分、自由地去公開質疑製造文革的那個人物？能不能充分、自由地去公開質疑那個產生文革的根源？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看看鄧相超吧，與蘇聯時期彼得羅夫的笑話相比，我們又如何？

說到警察和暴力機器，其實關於這方麵的冷血幽默，我們也有，而且與蘇聯的警察相比，這裏終於還贏了一回：

為了測試美國、蘇聯、中國三地警察的實力，聯合國將三隻兔子放在三個森林中，看三國警察誰先把兔子活捉出森林。

第一個進入森林的是美國警察，他們先花整整半天時間詳細製定抓捕計劃，嚴格分工，然後派出精銳的FBI進入森林進行地毯式搜索，結果製訂計劃耽擱了時間，兔子跑了，任務失敗！

然後輪到蘇聯警察出場。他們派了一百多號KGB衝進森林，搜查了半天，卻不見兔子的動靜；於是又派出幾十條訓練有素的警犬衝進森林，不久，警犬就叼著一大堆咬死了的兔子、豪豬、鬆鼠和浣熊等小動物跑出森林，兔子死了，任務還是失敗！

最後出場的是中國警察，總共隻有四個人，他們先打了一天麻將，黃昏時分一人拿著一條警棍進入森林，沒過五分鍾，就聽到森林裏傳來一陣動物的慘叫。不久，中國警察一人叼著一根香煙有說有笑的出來了，後麵拖著一隻鼻青臉腫奄奄一息的狗熊，狗熊慘叫道：“別打了！別打了！我就是兔子！我就是兔子啊！”

笑話當然是創作它的作者虛構的，但如果這樣的笑話完全脫離了人民的生活感受和社會實際，讀者還會因此產生強烈的共鳴嗎？誰又敢肯定那隻被拖出森林，自稱是兔子的狗熊，就不是聶樹斌、不是佘祥林、不是陳滿、不是趙作海呢？

幽默和笑話的內容和空間，同政治環境的緊張和寬鬆密切關聯。在有些國家和某些時期，就不能拿政治問題開玩笑。在反右派和文革中，因為開玩笑而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甚至被判定為“反革命罪”而為此丟掉性命的，都不在少數。開玩笑，尤其是開政治玩笑，風險也是巨大的。

但是，即使是在最為嚴酷的環境中，要想封住人民的嘴巴，那是不現實的。既然不讓說自己的事，那大家還可以談蘇聯的，講朝鮮的；既然不讓說今天的事，那人們就說過去的，古代的；如果不能講現實的，那可不可以講像《皇帝的新裝》這樣虛擬的童話故事呢？因此，“借古諷今”和“真真假假”往往就成為政治環境嚴酷下人民對權力表達不滿卻又能適當規避風險的有效方法。

南宋奸臣張俊，貪心愛財，集聚大筆私財。一次，眾臣們聚在一起喝酒，有一班伶人說笑助興。隻見有一伶人走上場來，自稱善觀天象，隻須用渾天儀一照，便能照出此官是出自哪顆星辰的化身。伶人說道：“渾天儀操作起來實在不便，用一枚銅錢亦可替代。”說罷，便取出銅錢，透過錢眼非常認真的對照起來。他一一對照，並對在座各位一一道出對應的星辰。唯獨輪到奸臣張俊時，伶人三番五次從錢眼裏對其仔細窺視，卻說看不見什麽星辰。眾大臣令其再仔細觀之，伶人認真搖頭歎道：“真的不見星辰，隻見張爺坐在錢眼裏！誰若不信，大家都可以來看也！”

張爺坐在錢眼裏！其實，伶人通篇的話語，唯獨“隻見張爺坐在錢眼裏”是真話，而前麵所說看到的一個個星辰，句句都是假話。在權力肅殺的氛圍中，講真話充滿了風險和危機，而說假話則可以皆大歡喜，甚至是飛黃騰達。我敬佩古時這位伶人的智慧和勇氣，其道出的每一句無關緊要的假話，都是為了說出最後那句真話而作出鋪墊。因此，在讓貪贓枉法的張俊出醜、尷尬之餘，又讓他難以當場發作，也規避了自己的風險——連想罵一個奸臣，都不得不準備一番假話來做個鋪墊，這就是這個國家過去的不幸。而想罵現代的貪官汙吏，還得翻出陳年舊賬的曆史故事，這就是這個國家今天的不幸。而要想罵今天貪贓枉法的腐敗官員，都得挑一些已經落馬的死老虎去數落，這更是這個國家眼前的不幸。更不幸的是，在我們這個社會中，現在還能容得下這樣的“伶人”嗎？

罵貪官當然痛快，但罵人終究隻是發泄，而不是目的。但誰又能說，在這罵裏，就不帶著智慧，不帶著深刻，不帶著質疑，不帶著思想，不帶來思考呢？看看那些口口聲聲“清正廉潔，執政為民”的家夥吧，他們最最真實的嘴臉，全被幽默又滑稽的寫在這裏：

深圳市市長許宗衡被雙規，家中一大保險櫃久不能開。一識貨的紀委官員說：此乃聲控密碼鎖，密碼都用八個字。辦案人員召集大家輪流猜試：“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上天保佑，升官發財”；“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但均不靈。無奈，押許市長至此。隻見他清清嗓子，用濃重的湖南湘潭口音詞正腔圓說道：“清正廉潔，執政為民！”——櫃門應聲而開，滿櫃金銀珠寶驚呆眾人！

我們的高速列車也早就啟動。開著開著，乘在裏麵的人們卻越來越迷糊起來。後來，列車是不是停下，抑或已在倒車，車廂裏的人們已經不得而知。隻見那些人物都搖晃得厲害，而車窗已被繪製成了一幅幅美麗的圖畫——這倒也省心，既省了窗簾，也省得大家通過窗外的風景去判斷列車行進的方向和速度。喉舌早就在不厭其煩的告訴大家，我們還在高速的向前跑。

一位正在閱讀段子的乘客，讀著讀著，突然大笑起來。這清脆的笑聲，打破了車廂內沉悶的氣氛，竟把一些正在做著美夢的人們吵醒了……

（說明：本文中引用的幽默故事均來源於網絡和書報雜誌，原作者不詳。對原作者的文字對本文的貢獻表示感謝。）

2017年2月18日寫於溫哥華

http://www.botanwang.com/node/82286
來源：民主中國
作者：張智斌
#幽默 #政治笑話 #新穎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