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正的民主政體中,君主立憲製的優秀代表是英國、日本,共和製的優秀代表是美國、法國、韓國等。介於兩者之間的,是虛君內閣製,優秀代表是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
君主立憲製雖然虛君了,但君主作為國家象征,仍然擁有無形的權威。王室的喜好仍會傳導給民眾,再由民眾間接影響內閣。虛君內閣製則完全將國家象征當成擺設。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繼續承認英王為國家元首,但天高皇帝遠,英王對他們的國外政治無任何影響力。德國這樣的國家,設一個沒有任何權力的總統職位,其意義與加拿大等國尊英王相差無幾。在我國明朝,已現內閣製的雛形,但沒有虛君也沒有立憲,所以與現代君主立憲製、虛君內閣製有著本質的區別。但如果明朝不亡,向這兩種政治架構中的任何一種轉型,都非常容易,絕不像滿清那麽難辦。共和製也可稱為總統製,真正至高無上的是憲法,總統權力雖大,卻受到立法、司法和言論自由的嚴格約束。共和製國家,隻有言論自由得到充分的保護,國家三權分立製度得到嚴格執行,才可能獲得真正的成功。
由於僅240年曆史的美國獲得舉世無雙的巨大成就,成為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所以在政體上,許多國家有意無意地仿效了美國。但好多國家照搬美國卻紛紛走向失敗或發生太多糾結,又是怎麽回事呢?
其中最突出的例子當數利比裏亞,這個有“小美國”之稱的非洲國家。美國南北戰爭後,廢除奴隸製成美國國策,可奴隸解放了,又怎麽安置呢?當時的的門羅總統想到一個妙棋,就是在現在的利比裏亞海濱買了一塊地,於1821年開始將黑奴譴送到這塊土地上。“利比裏亞”這個名稱就是“自由”之意。當然,隻譴送了一部分。利比裏亞先由美國派來的白人任總督。到了1847年,利比裏亞宣布獨立。這個新自由國家從此由黑人當家,他們的憲法、政府架構、選舉方式等,完全照搬美國。國家也將自己分成幾十個州,國旗也基本照抄美國,但隻有一顆星,象征黑人團結。利比裏亞也將英語定為官方語言。利比裏亞擁有鑽石、黃金等礦產,咖啡豆、橡膠、紅木等物產豐富,可這個國家卻成為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1980年代甚至還爆發過內戰。前些年,埃博拉病 毒也將這個國家弄得十分困窘。令這個國家失敗的原因,就是有三權分立之形而無三權分立之實,尤其是憲法、法律和言論自由得不到尊重。該國還倒回到部落酋長製和一夫多妻製。有的男人擁有一百多名妻子。這樣,惡性政治紛爭一直擾亂這個國家。我選上,你不服;你選上了,我便要激烈與你對抗。法律不是用來讓大家遵守的,而是作為打壓對手的工具。
非洲其他國家、拉美及亞洲不少國家,仿美多數不成功,基本都是類似的狀況。共和政體沒有憲法和法律保駕護航,沒有充分的言論自由環境對國家進行有效輿論監督,就非常容易變成黑箱政治、腐敗政治、威權乃至專製政治,反而不如名正言順的君主專製國穩定。巴西、阿根廷、南非等本來非常有希望的國家,那種開明、具有社會契約精神的的政治體係,至今未能建立。
再回到本文的主旨,我們又看到一個基本事實,總體來看,君主立憲製不如共和製。英國從原來的世界第一強國淪為世界二流國家,就是一個鐵證。現在的英國,不僅北愛爾蘭存在分離主義情緒,而且連蘇格蘭都也不斷要鬧獨立,國家凝聚力明顯出現嚴重問題。二戰以後,英國最大的曆史遺恨是1982年的福克蘭群島之戰。英國雖然贏了,但自己的損失太大,可謂慘勝,也暴露了這個國家的虛弱與民族自信心。當年。撒徹爾夫人雖然是英國難得的優秀首相,但已無力再帶領英國恢複往日的榮耀。此後,英國甘心做美國的小弟弟,指望傍著老美的大船好出海,但越是依靠美國,越是顯現出英國的笨拙。前首相布萊爾就了因為跟美國跟得太緊,積極參與伊拉克戰爭,令他的個人政治聲譽受損。
最重要的在科技領域。英國仍然有強大的科技發明能力,創造力依然驚人,卻從個人電腦(PC)時代開始,全麵落後於美國。其實,電子計算機科技,英國最早的研究在美國之前。計算機理念中的一個重要創新概念圖靈計算機,就是英國傑出科學家圖靈先生構建的。而今電子計算機向智能化方向發展,也都以圖靈計算機為基礎。美國從個人電腦開始,進而發展互聯網、智能手機、人工智能及與計算機相關連的無人駕駛汽車、無人飛機、GPS係統、新型航天技術、新型超能戰機和精確製導炸彈、新型航母與戰艦技術、反導技術等,讓英國隻能望洋興歎。話來如此,其他好多國家也同樣同美國寂寞忌妒恨。隻不過,英國回過頭來想,會覺得更遺憾一些。因為他們曾經擁有過偉大的圖靈先生。
英國工業革命時不斷創造曆史,國家的創新能力比現在的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漸漸地,這個過去的日不落帝國變得有些遲緩,有些敏銳力下降,有些進退失據,原因就是君主立憲製存在的先天不足。
英國君主立憲製的初衷是限製王權。從光榮革命開始,英王的權力逐步受限製。英國出現特殊的議會架構,上議院即貴族院,由王公貴族組成,下議院是平民院,由公眾舉行政黨產生。漸漸地,上議院也變成橡皮圖章。也即一政黨隻要通過選舉獲勝就自動變成執政黨,黨魁自動變成首相。這讓英國政治架構相對簡單,但又讓首相的任期變得不確定。有時,一名首相可以連選連任,長期執政,比如撒徹爾夫人就當了11年的首相;有時,一名首相所屬黨派敗選或因黨內鬥爭失勢,任期就非常短。這種不確定性會令政府施政有時產生一定的偏差。二戰前,英首相張伯倫的綏靖主義,導致英國對德政策非常被動,縱容了希特勒的國際政治野心,也令二戰不可避免。換成丘吉爾任首相,即對德國執行完全不妥協的國策,又令英國在二戰中消耗過多,傷了元氣。
日本的情況同樣如此。從一戰到二戰,日本對戰爭的參與都顯得比較輕率。二戰中,更犯下多次全局性錯誤。既與德國、意大利結盟,卻在德國瘋狂進攻前蘇聯時作壁上觀,與斯大林媾和。偷襲珍珠港,又導致美國正式卷入二戰,令美日成為死敵。在中國戰場,北進與東進相互矛盾,日本完全被蔣中正的鬆滬會戰給弄亂了陣腳,隨著國民政府“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順利實施,令日本在中國戰場陷入泥淖之中。
這樣的情形隻不過在戰爭時期暴露得最為明顯,在經濟等方麵,君主立憲製國家同樣因缺少必要的製衡,國家治理容易忽左忽右,政府政策錯誤的概率增大,令社會變得無所適從。社會缺少了一種有機的相互製衡,有些突出的社會問題就變得不容易解決,然後直接影響到企業家行為和社會創新的驅動力。日本企業創新能力明顯不足,有文化因素,也受社會製度的間接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