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與形變：王爾德的唯美主義愛情觀
對奧斯卡·王爾德來說，唯美主義不是一個信條，而是一個問題。
眾所周知，王爾德是個胖子。
他身高6.3英尺，一直有發胖的趨勢，這個趨勢在他後半段人生中，成為現實。他從來都是一副懶洋洋的樣子，可是說起俏皮話來，機敏澎湃，完全是個段子手。他最愛的花是百合，他的墓碑上印滿了紅唇。諸如此類的細節還能說上許多，總之與王爾德的作品相比，更為流傳在人們口中的，是他的服飾故事和穿著它們時說的俏皮話，他的情史和才子之名，這些都淩駕於他的作品之上，籠統地給人們一個“恃才傲物、聲名狼藉”的印象。
所以他為他的人生事先預留好了警句：一個人生活中的真實事情不是他所做的那些事，而是圍繞著他形成的傳奇，你永遠不該摧毀傳奇，隻有通過它們，我們才可能對一個人的真實相貌略有了解。
“恃才傲物”倒還算旁人的評價之語，“聲名狼藉”則出自他本人之口。1890年，出獄後的第四個年頭，王爾德混跡於巴黎街頭，他覺得應當想辦法暗示自己的擁躉，自己身後該用什麽話評價自己，於是他決定這樣描述：聲名狼藉的牛津大學聖奧斯卡，詩人暨殉道者（the infamous St Oscar of Oxford，Poet and Martyr）。
1890?1891年，是王爾德的奇跡之年。因為僅僅是這一年多的時間裏，他一共出版了四部書，其中有兩部童話故事書，一部評論集，還有一部小說《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甚至還發表了一篇政治長文《社會主義製度下的靈魂》。要知道，他一生像樣的作品，除此之外，也不過還有幾部戲——《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不可兒戲》、《莎樂美》——還算為人們熟知。
童話故事，預言的完成
1891年的王爾德，還想不到自己最後在巴黎潦倒而去。即便想到了，聖奧斯卡大約也不會在乎。因為他從沒過過節儉的生活，而且總是欠債，又必須打扮得錦繡堂皇，即時行樂，以及，“從不因前途未卜而放棄當下的享樂”。
《快樂王子和其他故事》（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是1891年出版的故事書之一，後人往往把他寫的這些故事稱為“給成人讀的童話”。事實上，包括《快樂王子》和《夜鶯與玫瑰》在內的這五個故事，最早發表於1888年，正是他聲望的上升期。但通過這些故事，王爾德才開啟了他作為一位作家的創作元年。這一年，他34歲。
從牛津求學時期開始，到1888年的這段時間裏，他活躍在倫敦社交圈，以會說俏皮話和熱衷於錦衣出行而聞名。
王爾德將在倫敦首次亮相的場合選在了1877年。庫茨·林賽爵士（Sir Coutts Lindsay）創建格羅夫納畫廊（Grosvenor Gallery），打算舉辦一個開幕式，王爾德去參加了，並穿了一件至今還被談論的“提琴外套”。據稱，這是根據他自己的夢定製的，他夢見了一個幽靈般的人，他外套的形狀和顏色不知怎麽讓他聯想到了大提琴，所以他繪製了草圖，讓裁縫按圖裁剪。這件提琴外套，從後麵看，背部的畫麵呈現出了大提琴的輪廓。艾爾曼將這個細節寫在傳記裏，並補充道：“普通人居然會關注一位23歲年輕人的穿著，這證明王爾德正開始成為一道奇特的風景。”的確，僅僅是一個毫無名氣的年輕人，怎麽會有人注意到他的穿著呢？
然而這正是王爾德想要的效果，他依靠這些噱頭輕而易舉地吸引了注意力，隨後，他將用自己的才智和熱情，維係住這種關注。“但他維係這種注意力的方式卻嚴肅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從這個角度來說，由文化史學家大衛·弗裏德曼（David Friedman）在他的《王爾德在美國》（Wilde in America）一書中提出的“王爾德是最早意識到名聲是可以先於成就到來的人”，早在他去美國之前，就已經顯露出來。弗裏德曼說他“發明了一種創造名聲的公式，直到今日，那些名人們還在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著它”。
名氣大到什麽程度呢？人們特意用王爾德句式，杜撰了警句：“我不認識王爾德先生，不認識王爾德先生，也就沒人認識你。”確實，人們都很期待他在社交場合，期待看到他穿什麽，聽他口若懸河，說俏皮話，講故事。
《快樂王子》正是在這樣的場合，講出來的一個故事。1885年，王爾德受邀去劍橋大學觀看一部戲《歐墨尼得斯》（Eumenides），過程中，有人提議他給劍橋學生講個故事，聽上去像是“給孩子講個故事聽聽”那種閑適的口吻，那時候兒子西裏爾（Cyril）剛出生不久，還不到聽得懂故事的年齡，據稱，王爾德“仍然以童話的形式”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學生們很喜歡，他才回去把這個故事寫下來，於是有了《快樂王子》。
“我可以愛你嗎？”燕子說，他素來就有馬上談到本題的脾氣。蘆葦對他深深地彎一下腰，他便在她的身邊不停地飛來飛去，用他的翅子點水，做出許多銀色的漣漪，這便是他求愛的表示，他就這樣地過了一整個夏天。
“這樣的戀愛太可笑了。”別的燕子呢喃地說，“她沒有錢，而且親戚太多。”的確河邊長滿了蘆葦，到處都是。後來秋天來了，他們都飛走了。
他們走了以後，他覺得寂寞，討厭起他的愛人來了。他說：“她不講話，我又害怕她是一個蕩婦，因為她老是跟風調情。”這倒是真的，風一吹，蘆葦就行著最動人的屈膝禮。他又說：“我相信她是慣於家居的，可是我喜歡旅行，那麽我的妻子也應該喜歡旅行才成。”
《快樂王子》成了王爾德童話中最受孩子歡迎的一個，但往往是縮減版。原文中的這隻在蘆葦那裏愛而不得的燕子，與鉛製成心卻仍能流淚的快樂王子，有了宿命的相遇。並且，已經開始體現出他日後寫作時，王爾德式的“對比”展開方式：身材較高的年長求愛者，與身材矮小的年輕被愛者；或者一隻燕子，先是愛上了一株蘆葦；而後的快樂王子，又是一尊雕像。
《夜鶯與玫瑰》講的情與愛，則更為徹底。夜鶯用心頭之血染紅了白玫瑰，好叫窮學生得到一朵紅玫瑰，但他的心上人並不領情。玫瑰被丟棄在臭水溝裏，叫路過的馬車碾得粉碎。本文首選取的文本中，天真地展示完整卻無人在意的犧牲，殘酷得令人心糾。
在“主動尋求迫害，而不是承受迫害”這一點上，快樂王子與夜鶯，是一般無二的。這兩個得不到回報的自我犧牲故事，其殘酷性都足以讓“孩子讀不懂”。就像王爾德在《自深深處》（De Profundis）中寫給波西的那樣，“你就是這樣，攥住了我的生活，又不知道怎麽辦才好，於是你將它摔碎”。
理查德·艾爾曼（Richard Ellmann）寫下過著名的《葉芝傳》和《喬伊斯傳》，對第三個愛爾蘭人王爾德，艾爾曼認為，從童年時期開始，就有種厄運感。在《王爾德傳》中，他寫道：“他既覺得自己會走運，又覺得自己會遭不幸。”他獲得的第一次成功是以詩人身份，《拉文納》（Ravenna）這首獲得了“紐迪給特獎”的詩，描述了一個從輝煌中隕落的城市。他的序詩《唉！》預示著他可能會失去一份靈魂的遺產。涉足戲劇行業，他首先創作悲劇主題，而後才是喜劇。《道林·格雷的畫像》，則從一開始便讓人感到宿命和厄運的壓力。
多年以後，王爾德不免在《自深深處》中寫下“每一件藝術品都是一種預言的完成”。
肖像，唯美主義者的兩種愛
在王爾德的二兒子維維安（Vyvyan）寫的關於他父親的傳記中，他回憶自己兒時，“（父親）有時會趴在育嬰室的地上，輪番裝成獅子、狼、馬，平時的斯文形象一掃而空??玩累了時，他會讓我們靜靜聽他講童話故事，講冒險傳說，他肚子裏有講不完的故事??”
作為父親也好，作為年輕人的崇拜偶像也罷，王爾德肚子裏的故事，可不隻他發表出來的那麽十來個。不過按照艾爾曼的說法，童話故事進展緩慢，而王爾德內心，還積蓄著許多要表達的東西。尤其是他對藝術的看法，和試圖定義唯美主義的野心。
所以他又選擇了其他文本形式。
“我不是在笑，道林，至少不是在笑你。不過，你不應當說這是你一生中最了不起的羅曼史。你應當說，這是你一生中第一段羅曼史。你將永遠被人所愛，你將永遠在戀愛中。多情是無所事事者的特權。這是這個國家有閑階級的唯一本領。別害怕，等著你去體驗的新鮮事兒多著呢。這僅僅是開始。”
“你把我這個人看得這樣淺薄？”道林·格雷怒氣衝衝地喊道。
“不，我認為你懷有深情。”
“這怎麽講？”
“我的老弟，一生中隻戀愛一次的人才是真正淺薄的。”
《道林·格雷的畫像》（以下簡稱《畫像》）中，亨利勳爵關於淺薄的言論，還有那句著名的“隻有淺薄的人才不以貌取人”。《畫像》是王爾德唯一一部長篇敘事小說，情節吊詭，又飽含唯美主義的情致，王爾德把他對唯美主義的思考和論斷，全部寫進了這部現代寓言裏。
道林是一個美少年，他幻想一輩子都保持青春和美貌，這顯然不可能，但是他的肖像畫，卻能夠曆久彌新，永遠停留在美貌時刻。所以他祈求上蒼，讓肖像代人承擔年齡的負擔。最終，畫像果然逐漸醜陋起來，而格雷本人則依然青春。可惜，日日見著畫像的格雷，終於不堪其醜，拿刀子捅向畫像——這個唯美主義的所有的反義詞。
普通人的羅曼史，是愛情的一部分，而愛情，則是藝術生活的一部分。於是普通人的淺薄與否，似乎全然取決於藝術家對唯美主義的實踐，愛情反而隻是其中一次冒險，並且總以“拒絕多情”的方式存活。
另一種冒險則是屬於王爾德的。道林嚐試了兩種愛，一種對女人，另一種對男人。一如現實中的王爾德。他把自己的現實體驗，直白無誤地告訴維多利亞時期的偽善者們，如果說他與道格拉斯之父的那場世紀審判，才真正捅破同性戀這層窗戶紙，那麽《畫像》中無法掩飾的王爾德本人的同性傾向，其實已經為作家積釀了壞名聲。
以及，《畫像》中幾個主角的同性戀傾向，今天看來，也十分清晰。例如前半部分一直在給年輕的道林灌輸理念的亨利勳爵，雖是結了婚，可“讓他頗為滿意的是，妻子離開了他”，並在英國同性戀常去的度假勝地擁有度假屋。以至於，這幾乎成了英國小說中，試圖提到同性戀的最早文本。
當然，同性戀之外，唯美主義仍然是王爾德的敘述核心。對他來說，唯美主義不是一個信條，而是一個問題。道林的問題在於，他的形象是一個淺薄的放蕩者，原本毫無破綻，卻迷戀上了一個演員。愛情出麵挑戰，居然還勝利了。而王爾德的問題則在於，他既需要在男主角上自我投射，表明“自己也受到了來自約翰·格雷的愛情挑戰”，又忙於描述唯美主義的悲劇。
最終，他選擇在文本中殉道，即愛情的結局不美妙，看上去，解決問題失敗了，或者說，正是因為文本中的實驗失敗，才達到了他“揭示藝術和隱瞞藝術家的藝術目標”。
艾爾曼稱他的這些故事，“總是從毀形起，然後結束於變形”，就像快樂王子那樣，從全身珠光寶氣，到最後黯淡無光地死去。在《畫像》這個文本中，毀滅性依然存在。道林，死都死了，最後還要被人們發現“形容枯槁，皮膚皺縮，麵目可憎”，而畫像則“洋溢著奇妙的青春和罕見的美”。而站在道林對立麵的西比爾·文恩，則更傾向於現實，甚至，為了徹底過上沒有藝術虛飾的生活，她選擇了服毒自殺。
電影《坎特維爾的幽靈》劇照（1962）。改編自英國作家王爾德的同名小說
19世紀末，歐洲大陸人心浮動，藝術界正在經曆分類的陣痛。王爾德曾寫道：“在這動蕩和紛亂的時代，在這紛爭和絕望的可怕時刻，隻有美的無憂殿堂，可以使人忘卻，使人歡樂。”王爾德幾乎是非常自然地走向了唯美主義這條路，僅僅從他對服飾的嚴肅來看，小說之華麗修辭，簡直是他在文風上的“唯一可能性”。
即便是稍後期，王爾德文風上的希臘痕跡漸漸褪去，辭藻也不再過於繁複，仍不免出現些過度描寫，例如巴金翻譯的《年輕的國王》中那句，“黎明灰色的長手指抓取垂滅的星星”，原文“Dawn's grey fingers clutching at the stars”讀來也覺得意味十足。
另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格雷的名字裏，藏著玄機。彼時，王爾德正與名叫約翰·格雷（John Gray）的年輕人來往密切。按照王爾德自己的說法，道林·格雷有諸多出處，其中有巴爾紮克的《驢皮記》、歌德的《浮士德》等，恰恰約翰·格雷並非其中之一。所以，為自己小說中的男主角起名叫“格雷”是為了奉承他，是一種求愛形式。畢竟，道林是個美少年，“由於你是象牙和金子製作的，世界就此變了。你那雙唇的曲線改變了曆史”。
怎麽樣的愛情才唯美？是一生隻戀愛一次，還是尋尋覓覓，悲觀地愛上許多人，因為最正確的那一個不會那麽輕易找到。在王爾德的警句裏尋找，恐怕會得出一些前後矛盾的結論。而王爾德本人的情愛史，前半程與女人相愛，後半程在男人中發現自我，似乎也很難給所有人一個可以借鑒的範本。更何況，他還常常在愛裏自我放縱。
《自深深處》：偉大愛情的悲劇性
同樣是在1891年，王爾德遇到了波西（Bosie），即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彼時他才二十出頭，正在牛津上學，是昆斯伯裏侯爵（Marquess of Queensberry）的小兒子。他連續讀了14遍《畫像》，經人引薦，在泰特街拜見了王爾德，並熱烈地表達了對這部小說的讚美。
如果實在無法理解王爾德對波西的癡戀，可以看一看拍攝於1997年的電影《王爾德》。劇中，大帥哥裘德·洛扮演了波西，他在電影中“過分地美貌”，青春美豔超乎想象，簡直到了傾國傾城的地步。
現實中的波西，實在也沒有遜色太多，王爾德說他“長著一張蒼白如雪花石一般的臉龐，頭發是金黃色的”。在另一封寫給羅斯的信中，他說波西像是一位那喀索斯——那麽潔白，金光閃閃。追求美的王爾德，麵對波西，毫無招架能力。而波西也愛他，同樣也折磨他，妨礙他，拋棄他，將他引入麻煩。即便如此，即將上庭的王爾德仍然隔著鐵柵欄握著他的手輕喚“darling boy”。與王爾德一樣，讀者的每一種當下指責，一見波西的美豔，就容易柔化作一聲歎息。
正如後世對王爾德有一個籠統的片麵印象，波西與這個印象骨肉相連。他身上被普遍指責的缺點包括：揮霍成性，生活奢侈，虛榮心強，魯莽且難以控製。王爾德後來的追隨者們，更是稱他為“紅顏禍水”。對於前兩點，陷入熱戀的王爾德全然沒有放在心上，反正，他本人也是享樂主義的。
波西出現的時候，王爾德與第一個引誘他死後與他合葬的羅斯，以及深愛過的格雷，都還未斷聯係。但之後，波西就占據了王爾德的所有時間，連寫作的時間都不例外。而王爾德因為波西的自私任性，狀告其父昆斯伯裏侯爵“誹謗”，進而情勢急轉直下，終至身敗名裂，度過長達兩年的獄中時光。
王爾德與康斯坦斯結婚時，一份叫《蝙蝠》的周刊哀悼說：“他安頓了下來，還結了婚！”並稱他為“馴化了的，耽於冥想的人”。而事實呢，結婚不是安頓下來，也不是為了給世人安頓下來的假象。恰恰相反，這是一種冒險生活。如果說王爾德的結婚，在他的前半生各方麵造成了可觀的影響，那麽他的入獄，則為他生命裏剩下的幾年，撤走了“底座”——二人吵架時波西曾惡言道：“你就是尊偶像，沒有了底座就沒有了意思。”艾爾曼說：“他被揭發為雞奸者，而他所處的社會則被揭發為偽君子。”這樣的說法在理，卻讓人無法忽視王爾德淪為犧牲者的事實，畢竟出獄後的三年半時間裏，他隻堪堪創作了《雷丁監獄之歌》。
寫給波西的長信《自深深處》是一個讀來令人唏噓不止的文本。因為你會發現，一個陷入愛情泥淖的可憐人，是如何假想出一個仍然愛他的沉默收信人，在紙上自我開解，又自圓其說地向他提問，又自我回答。王爾德在長信中寫道：“命運將我們兩個互不相幹的生命絲絲縷縷編成了一個血紅的圖案。”字字血淚，事實則是，波西一次探監也未去。但這並不妨礙王爾德寫下長長的情書，以自己的方式愛著波西：
愛的目的就是愛，不多也不少。你是我的敵人：一個從未有人有過的敵人。我把我自己的生活交給你，以滿足你那種人的感情中最低級、最卑鄙的感情：恨、虛榮心和貪婪，而你卻毫不顧惜地浪費掉我的生活。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從任何一種角度看你都徹底地把我毀掉了。就我自己來說，除了愛你我也沒別的事情可做。我知道，如果我允許自己恨你，那麽，在我已經跋涉過、現在仍須跋涉的幹燥的“存在”的沙漠裏，每—塊石頭都會失去自己的影子，每一棵棕櫚樹都會枯萎，每一眼井的水都會被人從源頭下毒。
王爾德清晰地意識到波西的危險性，卻欲罷不能，好比受苦比受窘更有吸引力，和危險硬碰硬也聽上去魅力十足。在信中，他明白無誤地告知波西他的缺點，又常常話鋒一轉，試圖與他恢複關係，他抱怨自己受到的怠慢，又在想辦法與怠慢他之人相聚。微妙的是，王爾德寫完長信，並沒有把他寄給波西，因為他知道信很可能被銷毀，所以他決定寄給羅斯，由他謄抄一份，再將原稿寄給波西。
裘德洛出演《王爾德的情人》，飾演王爾德的男友
王爾德筆下，唯一進過監獄的主角是戲劇《帕多瓦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Padua）中的吉多·費蘭蒂，他承擔了不屬於自己的罪責，並拒絕逃走。作為王爾德最喜歡的主人公，《紅與黑》中的於連被囚禁後，同樣在逃跑的機會麵前選擇留下。可惜，波西不像前兩者的戀人，願意共同承擔，他的確也處在痛苦當中，但是仍然維持了自私的特性，並繼續生活了50年。
逮捕令發下來後，所有人都勸王爾德“逃出國去”，可是“他的固執、他的勇氣和他的騎士風度讓他選擇留下”。王爾德似乎厭倦了行動，他把自己想象成了哈姆·雷特，試圖與自己的困境保持距離，“成為自身悲劇的旁觀者”。他曾給波西寫信：“每一種偉大的愛情都帶有它自身的悲劇性，如今，我們的愛情也有了悲劇性。”出獄後，王爾德在夫人和情人之間，悲劇性地再次選擇了後者。
在美國，唯美主義旗手王爾德宣稱“生活的秘密是藝術”，在監獄中，學會謙卑的王爾德承認“生活的秘密是受苦”。畢竟，不論男女，不論何種戀情，這種打擊都過於致命。
當然，情書之外，《自深深處》這部作品是戲劇獨白，也是自辯。從發現痛苦談到發現慰藉，是他關於愛與恨、掛念、苦難和寬恕的哲學冥想。他最後的處境，的確與他鍾愛的希臘式悲劇吻合。他無法抑製自己向淺薄靠攏，對輕浮的誘惑讓步。同樣，他也無法阻止愛人的背叛。命運發生逆轉，就像他自己從聲名鵲起到聲名狼藉，也像他的童話中，乞丐變成了國王，宮殿坍塌成了廢墟，被寵壞的孩子，最後隻能吃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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