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矢野仁一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矢野仁一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一) 生平簡介

矢野仁一博士，生於1872年5月13日，山形縣人。他是日本東洋史學最長壽的曆史學家，見證了日本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從誕生的第一代到全盛的第二代、直到成長的第三代和踏入大學校園的第四代的整個曆史過程。

1890年，矢野仁一因為成績優秀從家鄉的山形中學直接考入東京第一高中。1893年，矢野仁一高中畢業後，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專攻曆史學。1896年，矢野仁一結束了三年的大學生涯，考入了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西洋史學專業的研究生，以曆史學特別是近代東西交通史為研究方向。這是他接觸中國曆史的開始。正是在此期間，他開始把研究方向由西方近代史轉到了晚清中西外交和政治史。1899年，矢野仁一從東京帝國大學研究生畢業後，任早稻田大學文學部講師。1912年，在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第二講座教授桑原騭藏博士的推薦下，他離開早稻田大學，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學講座副教授。1918年，矢野仁一前往美國留學，專攻晚清中西方外交和政治史研究。1920年，矢野仁一博士回國後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第三講座教授。1932年，矢野仁一博士退休。1970年1月2日，矢野仁一博士以98歲高齡因病逝世。

因為長壽和勤於著述，矢野仁一博士一生著述很多，論文不算，僅專著就多達幾十種，至今還沒有整理並出版他個人的學術全集。但是，他一生的主要研究方向都集中在中國外交史、民族史、清朝史和現代中國政治史四個方麵。在外交史研究上，如《日清戰役時期中國外交史》、《アヘン戰爭と香港：支那外交史とイギリス〈その1〉》、《アロー戰爭と円明園：支那外交史とイギリス（その二）》、《支那近代外國關係研究》、《支那近代外交史》等；在晚清史和民族史研究上，如《清朝末史研究》、《近代蒙古史研究》、《近代支那の政治及び文化》、《近代支那論》等；在中國現代史研究上，如《現代支那研究》、《現代支那概論》、《中國人民革命史論》等；在東洋史研究上，如《東洋史大綱》、《最近東亞百年小史》、《東洋曆史大辭典》（主編）等。在第一代東洋史家中，他以罕見的長壽和驚人的勤奮，親自筆耕，一直著述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矢野仁一博士及其著作

 

(二) 主要學術成就和學術觀點

在他漫長的生命裏程中，矢野仁一博士的研究是豐富多彩的。

作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教授，矢野仁一博士本人卻一直以“日本國士”（也即我們所謂的“國策顧問”）的稱號自居。他認為他的一切研究都是服務於日本政府的，而非無功利的純粹學術。因此，我們必須區分作為曆史學家的矢野仁一博士和作為政論家的矢野仁一“國士”這兩個身份，雖然這是統一為一體的。但是，從事學術史的研究時，我們必須分清學者的他和政客的他，不然的話很可能我們的評價有失公正。指出學者的矢野仁一博士的史學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同時我也批判政客的矢野仁一博士錯誤的曆史觀和政治觀。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了在他晚年出版的《中國人民革命史論》一書中對中國革命的肯定。

第一，矢野仁一博士的清史和近代中西交通史研究

矢野仁一博士的清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史、邊疆史和外交史等範圍內。

矢野仁一博士的研究生畢業論文就是研究晚清時期的中俄關係，因此，清史研究應該說是他的看家的學問。他敏銳地注意到了近代中英關係的最大問題點就是由鴉片及其引發的鴉片戰爭。針對中國人在這一問題上的覺醒，矢野仁一博士通過對清代史料的考察，指出乾隆五十七年舉人程含章是首先意識到從英國輸入鴉片危害的人。他鄭重其事地說：“首先認識到中國的白銀流出來自鴉片的，據我迄今研究，似是程含章其人。”用了一個“似是”表明了他在這一問題上的謹慎。

而中英關係除了鴉片之外，就是邊疆地區的民族問題了。發生在1903－1904年之間的英軍入侵西藏的軍事戰爭，成了他的又一個注意點。英國不久就在中國西藏崗巴宗與錫金的邊界處挑起爭端。1902年，英國派軍隊闖入西藏崗巴宗一帶，驅逐世代居住在那裏的中國藏民。並擅自劃定西藏與錫金的邊界。這些挑釁行為遭到了晚清政府和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堅決反擊。於是，上萬名英軍在將領榮赫鵬帶領下，開始了對西藏地區的血腥屠殺和侵犯。就這一曆史事件，矢野仁一博士在詳細地分析和研究了中、印、英等國文獻後，主張英軍入寢西藏的真正目的是想使西藏成為印度防禦外來勢力幹涉的真空地帶。這一揭露對於一直主張是西藏軍隊首先製造貿易和邊境摩擦的英國侵略軍而言，當然是極其有價值和符合事實的一個研究結論。毋寧說，站在日本立場上，不想看到英國獨霸晚清中國利益的一個“日本國士”，對英國的侵略西藏的行為發出了一個比較客觀而中立的研究報告。在此意義上，他肯定了西姆拉會議在處理中藏關係、中印關係上的重要價值。

在對清史研究中，1771年發生的“土爾扈特人”逃亡事件，也是他的關注點之一。這是當時發生在中俄兩國之間有關民族問題的重要曆史事件。

關於這一問題，學術界一直爭議頗多。何秋濤在《土爾扈特歸附始末》一文中提出了俄國壓迫說，魏源在《聖武記》一文中提出了搶占伊犁說……而矢野仁一博士則提出了宗教儀軌說。他認為：土爾扈特人從俄羅斯帝國再次長途返歸大清朝，主要原因是由於當時土爾扈特人信奉佛教，而從俄國入藏熬茶禮佛又極為不便，這一宗教儀軌上的不便直接導致了大批土爾扈特人歸清的現象。在具體的歸清人數上，矢野仁一博士根據對當時文獻史料的考證，他公布的數字是“有3.3萬戶遷離了伏爾加河，或者說有16.9萬人”。這一詳細的數字統計，和俄羅斯方麵所發布的七八萬人、十二萬人、乃至二十七八萬等說比較起來，事實真實而準確。

對史料進行精確的研究和考證，成了他在東洋史學京都學派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一點上，他和桑原騭藏博士對漢代張騫西行時每日具體裏程的計算，都有相同的方法論研究意義和學術參考價值。

在他的那本《支那近代外國關係研究》一書中，他從上述對中葡貿易的研究開始，一直關注到鴉片戰爭時期的中英關係，而矢野仁一博士對於明代中國與葡萄牙的交通和商貿關係，成為他研究開始。他在《明代澳門の貿易及び興衰》一文中研究了中葡交通史的大致經過。1511年，葡萄牙軍隊占領馬六甲。1514年，葡萄牙人的商船始出現在中國澳門，進行著商品交易。1517年，葡萄牙商船抵達廣州。早期中葡貿易交易的場所，他認為是在商船進行上的。因為受當時大明政權的禁海令的限製，葡萄牙商人的貿易隻能以外交使節的身份進行。這一研究很可能是受到了桑原騭藏博士對蒲壽庚的研究的影響所致。

第二，矢野仁一博士的政治史研究

1927年7月25日，據說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向日本天皇上奏了著名的《田中奏折》，該奏折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該奏折核心主張是：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七萬四千方裏，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隻有我國三分之一。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礦森林等物之豐富，世之無其匹敵。……故曆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這一奏折的真偽至今也是中日曆史學界和政界爭議的焦點之一。（所以，京都考證學派出身的我使用了“據說”一詞。）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在這以後日本的對華政策和實際行動與《田中奏折》內容大致無二！因此，作為“文件的《田中奏折》”和作為“事實的《田中奏折》所預期而確實出現的後果”之間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這就難怪中國學術界對這一奏折的真偽問題上一直持肯定態度了。 

之所以在這一問題上涉及到矢野仁一博士，是因為當時他提出了著名的滿·蒙領土非支那論。1928年，矢野仁一博士出版了他的成名作《近代支那論》一書。在該書中，矢野仁一博士首先拋出了“滿洲本來就不屬於支那領土”、“支那如果希望完成新國家組織，就要拋棄滿、蒙、藏等支那在軍事和政治上所不能及又非其領土的邊疆地區。”

在此書中的《支那無國境論》和《支那非國論》兩篇文章中，他力圖闡述這樣一種觀點：中國不能稱之為一個民族國家，因為滿、蒙、藏民族和領土本來就不屬於漢族和中國領土。如果要維持大中華民族這一概念，那也就根本沒有必要去推翻什麽滿清王朝，因為滿清和漢全是大中華民族概念中的一員。而一旦建立起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多民族國家，也必須放棄以往的中央對邊疆地區的軍事和政治的控製。

到了1932年，矢野仁一博士終於按捺不住了，他在《外交時報》上公開發表了他一貫主張的《滿、蒙、藏は支那の領土に非ず》一文。此文並沒有任何新意，但是卻完成了從學術研究的“矢野仁一博士”到給日本侵華國策提供論點的“矢野仁一國士”之間的身份轉變。他甚至還大聲疾呼“我國應動員利用一切公私機關，探查中國、滿洲、蒙古……有關曆史及現狀的說明和必要的知識，現今這項工作實在是當務之急”。

第三，矢野仁一博士的東洋史研究

矢野仁一博士在《東洋史大綱》一書中，也在進行著變學術研究為國策研究的工作。但是，該書也多少表現出一些他對中國曆史和文化的認識。比如，他主張：

支那的文化早在周秦漢兩的上古時代就已經大致定型，此後經過唐宋元明清，幾乎沒有顯著進展。

其實，這是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思想界對中國曆史和文化認識的一種通識。而他自己不過是添油加醋發揮如下：

中國的文化，不過是模仿自己，即模仿自己古代的文化，因襲前代的文化。隨著時代的推移，由於曆代的模仿之模仿、因襲之因襲行為造成該文化日益退化。如今的中國文化……雖說是古代文化的遺留物，實質上隻是前代文化的僵屍而已。

然後，他和內藤湖南博士“英雄所見略同”的也主張文化中心移動說：

支那周邊諸民族，除我國外，都受到了支那政治文化勢力的刺激和影響，而開始了民族活動、促使了文化的發生。而且雖然在政治軍事上對於支那也有反抗，但結果還是被支那的政治文化勢力所壓倒，而未能展開獨立的政治文化曆史。而惟獨在我國，受了支那文化的刺激和影響，卻逐漸地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而且和支那周邊的其他民族不同，沒有被支那的政治文化勢力所壓倒，而獨自展開了自己的政治的文化的曆史。到了近世，西洋的政治文化勢力東漸，侵入了支那的政治文化勢力圈，支那的政治文化勢力變得軟弱無力，失去了刺激和影響力。……而我國由於西洋的政治文化勢力的侵逼，卻受到了非常的刺激而崛起，取代支那在其政治文化圈內發揮了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勢力，而且，對支那的政治文化勢力圈之外的南亞、西亞、東南亞等各民族，也給以激發，喚起他們民族的自覺，使他們產生東洋與西洋對立的意識。

1940年，日本外相正式提出了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這一新概念，並且首先確定了以日本、滿洲、中國三國為核心的基本國策。於是，矢野仁一博士的東洋史研究又開始與時俱進了。他開始集中精力研究在這一“大東亞共榮圈”下的大東亞史的問題。1942年，日本軍國主義理論家水野正次出版了《大東亞戰爭の思想戰略》一書，已經把納粹德國的侵略思想和理論武裝倒了當時的日本思想界河理論界。

不甘落後的矢野仁一博士讀後倍受鼓舞，到了1943年，他出版了他在這兩年中的研究成果《大東亞史の構想》一書。此書無非是一名東洋史家對水野正次思想戰略說所作的輔助說明而已。為了積極地配合當時的日本國策，由侵占中國東北的滿·蒙地區變為要吞並全中國以實現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略構想，矢野仁一博士把以往的“支那史”和“東洋史”等概念，現在在矢野史學中全自動進化成了“大東亞史”的概念。經過兩年的深思熟慮，加上水野正次思想戰略說的鼓勵，矢野仁一博士的此刻的觀點，已經和日本軍國主義理論家北一輝、大川周明、水野正次等人完全一致了。

(三) 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

實話來說，矢野仁一博士和中國學術界幾乎很少有純學術性質的交流。相反，因為他的一些反華主張，使他時常成為中國學者筆下受批判的對象。比如，傅斯年先生就曾寫文章批判矢野仁一博士的滿、蒙、藏非中國領土說。

矢野仁一博士第一次來中國是1905年，這一來就是將近七年，直到他到京都帝國大學任教為止。盡管在華時間很長，但是他卻很少有和他交往深厚的中國學者朋友。

七年的在華生涯，使他收藏了不少中國文物，他的私人書房裏掛著的就是出自晚清著名書法家和貴族成親王親筆書寫的條幅墨寶。作為一名清史專家，也許，這是最能顯示他和清代關係密切的地方。

他對中國晚清時代的大小政治變革十分清楚，他曾親自投身到當時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在他臨回國之前還親自組織在華日本人發起反對袁世凱執政的活動。從這一角度而言，矢野仁一博士似乎表現出其革命性。但是，這隻是我們的一點主觀熱情而已。因為，作為在華日本人，他的國士歸屬的自覺性正是從這時的浪人政客時代開始的。

(四)影響及學術評價

最近以來，矢野仁一博士的史學研究開始受到了中國學術界的部分重視。比如，他對中葡貿易史的研究，他對中國伊斯蘭教史的研究，他對中國滿洲史和蒙古史以及西藏史的專題性研究，都已經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關注。

1964年，中國的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室編輯出版了《蒙古史研究參考資料》第16輯：“矢野仁一專號”。這是戰後中國官方學術界注意到他的學術研究成果的開始。那個時候，他給大家的形象是一名日本蒙古史專家。

在日本學術界，他的弟子如宮崎市定博士和桑原武夫博士等人都先後寫出來對他的相關 記載和回憶文章。戰後，因為他右翼的政治觀點和積極主動的國士表現成了日本戰犯在學術界的典型代表而受到了批判和冷遇。

有關這一點，宮崎市定博士在《矢野博士の追憶》一文中就有很真實的揭示：

矢野先生在日本軍部有非常多的友人，假如把日本軍部比作王道的話，矢野先生就如同是為了實現周文王那樣的王道而考慮的（似薑太公一樣的人物）。

這一評語和矢野仁一博士自身自覺的國士歸屬意識很貼切的統一在一起。

正如剛才我所說的那樣，因為至今為止日本國內還沒有出版《矢野仁一全集》，所以，對他的全麵研究目前還有待於資料的收集和整理。但是，他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第一代學者中唯一一個以近現代中國政治和外交作為一生研究方向的人，和以研究中國古典著稱的京都學派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了解他的學術研究傳統和主要觀點有助於理解京都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學者們的學術觀點和學術師承。在某種意義上，他和現代的新京都學派之間是“心心相印”的。或許，京都大學的現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設立，正是作為對他的積極投身日本政治、甘當國士的一個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