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主注：上麵標題是我擬的，下麵的內容照錄自《我們從未走進彼此的內心——憶我的父親周揚》（周艾若口述 李菁整理） 的最後一段“異化風波”，寫的是1975年周揚從秦城監獄被釋放以後的事情。周艾若和他兩個弟弟是周揚和前妻所生，一直跟母親生活。
異化風波
父親從秦城被放出來不久，中國政壇便接連發生一係列大事。我還記得父親得知“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時，他由衷地感到高興。可是，不久，《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又把父親的名字點了出來，認為當年化名“狄克”與魯迅論戰的張春橋又成了周揚的“走卒”、“文藝黑線”的人物，對此，父親惱火之餘卻也隻有無奈。
出獄後，父親陸陸續續聽到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藝術家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老舍、趙樹理、田漢等，有一次，當他聽說傅雷夫婦自殺的慘狀時，他剛開口說：“這給黨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就已淚流如注，不能自抑了。
父親出獄後見的第一個人是馮雪峰，這位他當年的“論敵”已經生命垂危。兩位曆盡磨難的人見麵，父親講了很多往事，還抑製不住地哭了。那天我正好從哈爾濱回到家，看到父親情緒很好。他還告訴我，他被抓走以後，自己家的房子也空了，小偷從屋頂上搭個東西下來偷書——那時候沒有書，小偷也要偷書看。不過好在一些英文的或者康德之類的哲學書，小偷可能看不懂就放過了那些書，所以他還挺高興的。
父親曾邀請三十多位錯劃為“右派”的老文藝家見麵，麵對幾十年來受盡迫害和折磨的老同誌們，他情緒十分激動，以至於未說一字已泣不成聲。1979年第四屆全國文代會期間，他特地去作協會場，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道歉。雖然說那些報告很多不是出自他的初衷，但畢竟都是他寫的，傷害了那麽多人。東北那些作家我很熟，無論是艾青、舒群、駱賓基、蕭軍，包括胡風的夫人梅誌，他們都認為父親的懺悔是真誠的而原諒了父親，而且後來也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蕭軍甚至說：“敢於剖析自己，是一條真正的漢子。”
自始至終不肯原諒父親的，隻有一個人——丁玲。父親與丁玲是同鄉，丁玲早年寫過一個《給孩子們》的小說，把我和邁克都寫在裏麵。至少說明那時他們關係很不錯。1953年我到北戴河，父親也在那療養，丁玲和她女兒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丁玲。我還跑過去問她《給孩子們》是不就是寫的我們的，希望從她那裏聽到當年有意思的事，但她沒有理我，讓我很失望。
父親也知道他的問題是一個整體的錯誤，父親後來說，他在監獄中9年，想得最多的隻是一條：辜負了毛主席。他在獄中通讀了馬恩列斯毛全集等。現在回過頭來看，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往上推，有些錯誤是毛主席那裏來的，也有許多錯誤是我們自己的。父親晚年對當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隻是記得張誌新的事情出來之後，他很感慨，說：“張誌新了不起，她還是位女性，那麽勇於堅持自己的意見！”——父親一生是極度崇拜毛澤東的，到了晚年能說這個觀點，在我看來，他內心深處，實際上已有所反思。
從某種角度，9年的牢獄之災拯救了父親的思想，父親又重新活躍起來，他努力擺脫當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羈絆，發表了許多文藝理論的文章，向著他早年的文藝理論家的身份逐漸靠近。
1983年，在紀念馬克思誕辰100周年時，父親發表了《關於馬克思理論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提出了“異化”理論。但他沒有料到，在新的曆史時期，一個學術問題，竟然又會演變成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上來，繼而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
那時，全國所有的報紙、雜誌，都在顯著位置刊登文章，批判他的“異化”理論。父親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風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掙紮中。他曾經不無苦澀地說：我這輩子前後被打倒過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親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讒言，要打倒我。現在我已經筋疲力盡了。還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說：“我若不做文藝界的領導工作，專門從事文藝理論的研究，我會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父親因病未能出席，他隻能從醫院打來電話表示祝賀，雖然隻是一句普通的祝賀，但會場卻突然爆發出長達兩分鍾的熱烈掌聲。1985年1月，在京西賓館開會的作家們給他寫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麵簽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風等運動中挨過整的老同誌。他們也是用這種方式表達了對父親的敬意。
不過，父親在這一次政治風浪中所承受的壓力和不解，遠遠超於文革時期。他身體每況愈下，反應也漸漸遲鈍，給他拍的CT片子一張張放下來，上麵顯示，他的腦子一點點萎縮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裏，會有蟑螂爬上他的臉，而他也毫無知覺。他身體不好之後，卻對我們之間的親情是一種彌補。我們看護他時，他不斷回憶起媽媽的好，說對不起媽媽。不過於我而言，我還尚未來得及感受一位父親的回歸。
1989年7月31號，我正在膠東出差，接到電報說父親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趕回來。當時報紙上發表了一條特別簡短的消息。那段時間我會接到一些電話，認為應該給父親一個合適的評價。而我和兩個弟弟的態度是一致的：將父親交給曆史來評價吧。曆史如何評價父親，肯定還需要一段時間。不過在後來的追悼會上，父親還是得到了相當高的評價，很多重要領導人悉數出席，鄧小平也送了花圈。
在我看來，父親晚年又回歸到他早年的人道主義者的立場上。現在很多人說“悲劇周揚”，我同意這種說法。他身上充滿了各種矛盾，而他身上悲劇的根源，也許有對領袖的迷信、對文藝界領袖位置的追求，遺憾的是，父親最終也沒有來得及給自己在文字上語言上的一個總結。以我的理解，其實父親自始至終也沒有獲得真正的心靈上的解放。
原文鏈接：
http://history.sina.com.cn/bk/lszh/2014-07-27/212896321_4.shtml
也有一些單位領導人，文革後，隻講自己在文革中受衝擊迫害，控訴文革中有錯誤行為的學生、群眾。對自己一向以來怎樣積極推行極左路線，劃了多少右派，害了多少人多少年，給國家造成多大損失。。。。。。卻毫不反思，而是把所有錯誤往上一推，自己全無責任，純粹一個受害者，這樣的人太沒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