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偉人——楊度、梁啟超，他們的後代如何成了一家，這或許是讀者頗感興味的話題。我也就從這裏說起吧。
我們的愛情
20世紀50年代，是革命激情燃燒的年代。我們正在念高中。當時還是男女分校製，我(楊度之孫，1935年生——編者注)和吳荔明(梁啟超外孫女，1934年生——編者注)所讀的兩所高中均在北京的燈市口，一所是男中育英中學(後來改稱二十五中學)，一所是女中貝滿中學(後來改為女十二中)。這兩所中學過去都是有教會背景的私立學校。雖然男女分校，但男女同學交往的機會還是蠻多的。
我們特定的交往緣起於擔任少先隊輔導員的工作。記得是1951年國慶節，因為要舉行大型閱兵活動，需要在天安門廣場上布置少年先鋒隊員的方陣，育英、貝滿兩校均有在廣場列隊的任務，孩子們需要提前操練。為此，兩校的輔導員就在育英中學開會。正好吳荔明代表貝滿中學，而我代表育英中學，作為輔導員的我們就算正式認識了。我們都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我們的相識是基於“工作關係”，完全是自己的緣分。
我第一次在學校了解到自己家族的往事，是在曆史課上。學校的教材是胡華編的《中國近代史》，課本中出現了楊度的大名，說他是籌安會的發起人，是袁世凱的幫凶，是一個反動文人。此時，在教室裏的我感到惶恐不安，生怕別人知道這個反動幫凶的孫子就近在咫尺。那是革命激情高漲的年代，梁啟超作為著名的改革家也處於受批判的地位，吳荔明自然也不會去宣揚自己的外祖父。所以，我們認識後都對自己的祖先“諱莫如深”，從不提起。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談婚論嫁的時候才有所變化。
1952年，高考發榜後大家就注定要天各一方。吳荔明如願以償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而我的錄取卻有點兒周折。我最終選擇前往大連工學院學習化工。
大學期間，我們身在兩地，但一直保持很好的朋友關係。我和吳荔明情感的進一步發展是在畢業之後。當時，吳荔明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念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大學當教師，而我畢業後則留校，在大連工學院做科研助手。每年暑假我都返回北京，得以再見吳荔明，我們的來往逐漸密切起來。1959年，我們由好友發展成為戀人，雙方家長也開始有了來往，這時，彼此間才談起梁家和楊家的老話。
我們1960年結婚後，一直兩地分居了4年，直到有了兒子後我才調回北京。當時我調到新籌建的化工部第六設計院工作。1969年4月，第六設計院要從北京搬遷到鹹陽時，我隨院一同遷往鹹陽，又開始了兩地分居的生活。
對先輩的回憶和“再發現”
對於自己先輩的回憶和“再發現”，則是我們退休以後的事了。
一來由於時代的變遷，二來由於人到老年，特別是年過七十後，我們都有一種不可抑製的懷舊心理。
我們的青中年時代處於革命激情燃燒的年代，楊度也好，梁啟超也好，都處於受批判的地位，人們覺得他們都是“負麵人物”，沒有感到他們有值得研究的必要。但是改革開放後，“告別革命”慢慢形成一種思潮，階級鬥爭逐步被和諧思維取代，價值觀逐步步入正軌，我們這兩位祖輩在人們眼中、心中的形象也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楊度重新回到現代中國的視野，大約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的1977年。周恩來總理逝世一周年之際，當時的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難忘的記憶》一文，其中一個小標題就是“楊度同誌”。此文第一次記述：周總理親自表示楊度在上海即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要求正在編撰的《辭海》關於楊度的詞條中應當寫進這一史實。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轟動。人們不能理解：怎麽那位“帝製餘孽”、被釘在曆史恥辱柱上的反動人物成了中共地下黨員了呢?
當時，一些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老黨員紛紛發表文章，就楊度入黨時間問題進行回憶和探究。但這次研討，僅僅限於“楊度入黨問題”。到199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浩明撰寫的《曠代逸才》(後改名《楊度》，曾獲國家圖書獎)之後，人們才再一次更加全麵地認識楊度其人。
對梁啟超的再認識相較之要來得稍晚一些。20世紀80年代初期，社會上才逐步恢複了對戊戌變法運動和梁啟超個人的積極評價。第一次大規模的紀念活動是1983年在廣東舉行的“梁啟超誕辰一百一十周年暨戊戌維新運動八十五周年紀念會”，康梁變法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重新得到了世人的高度評價。從此，關於梁啟超作為思想家和學術大師的貢獻才逐步得到越來越多的研究和挖掘。
這時，我們都有一種慚愧的感覺：我們對於自己祖輩的了解太少，作為知識分子未免也過分“人雲亦雲”。我們有責任對於自己的祖輩有所了解，並做出自己獨立的判斷。
寫作，是梳理，也是紀念
如果說年輕人喜歡追求時尚，那麽老年人則喜歡回憶往昔。我們兩人都是理工科的專業人士，平時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很少有精力去研讀自己祖輩的遺著。退休之後，我們開始有時間回顧自己的家族曆史，愈發體味到我們的祖父、外祖父的偉大。在我們的家中，也留有許多寶貴的資料，對其整理和研究，實在責無旁貸。
於是，吳荔明首先應《民國春秋》雜誌編審王家鼎的約請，基於家存材料，寫就《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一文，發表在1991年的該刊之上。可以說，這篇文章的發表，一方麵是對吳荔明的鼓勵和肯定，另一方麵也引起了出版界對這一題材的關注。後來，出版圈內外的朋友們都鼓勵她將此文擴寫成一本書。為了實現這一構想，1992年起，吳荔明就嚐試著收集資料，準備下筆成書。但是，她一動手就發現，作為一個學生物學出身的人，實在難以掌控大量的史料來完美展現自己學問博大精深的外祖父和卓有成就、各有所長的舅舅和姨母們。但她鍥而不舍，從1992年到1997年，斷斷續續地摸索，終於找到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即從家庭生活的角度再現親人們的風貌和特點。這樣，就有了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個版本的《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此書的麵世受到各方歡迎。2008年，該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接過版權，重新組織修改增補，於2009年出了增訂版。
相較於基於家存資料，從家庭角度再現梁啟超的生平、思想，寫楊度就困難得多了。楊度加入共產黨的事實，雖然直到1977年才為大眾所知，但是國民政府的情治係統對此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獲悉。據說，當年在上海破獲“共產國際”的機關，國民黨已查到的黨員名單上有楊度的名字，隻不過他們似乎不相信楊度真是共產黨，所以沒有拘捕他。家屬們懷疑他可能是共產黨，故而把所有可能造成共產黨嫌疑的物件全部銷毀了。所以，作為楊度的後代，從家裏能找到的材料，除了少數楊度書寫的佛學墨跡條幅外，別無他物。直到20世紀末，我們研究曆史的兒子楊念群才在家裏書櫃底部的故紙堆中發現了用舊報紙包著的楊度青年時期的親筆日記一冊，這就是經他整理後來於2001年由北京市檔案館出版的《楊度日記1896—1900》。
最初寫書的想法是源於《飲冰室詩話》一書，每當讀到楊度與梁啟超之間的唱和，總被那種豪邁的氣勢、真摯的情懷所震懾，總能想見在那風雲變幻的年代裏，我們的先人們是怎樣要求自己，怎樣在沉浮動蕩的時局中提升自我，怎樣對待朋友和家人，怎樣探索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道路。
決心下定之後，我們一邊消化資料，一邊寫作，進展很慢，但體味到了收獲的喜悅。寫作的過程就是梳理親情的過程，也是學習提高的過程，我們像是在和自己的祖父、外祖父對話、溝通，在向他們請教。他們距離我們並不遙遠。我們為他們絕代的才華所震撼，他們的人生是中國政治社會環境下救國圖強的道路縮影。他們都過度地燃燒了自己，都在50多歲過早離世;他們本質上都是“書生”，都不是中國政壇上的成功者——這是他們二人的共同點，也是我們兩人對他們的共同體認。
楊度和梁啟超實在太豐富、太精彩，他們遠遠不是我們兩人所能再現的。我們願盡微薄之力以貽讀者，但精力不濟，水平有限，成書過程，甘苦自知。此書是對祖輩的一份紀念，也是對我們兩人情感的紀念。
（本文選自楊友麒、吳荔明著《楊 度與梁啟超——我們的祖父和外祖 父》一書，有刪節，大、小標題為編者 所 加 ，該 書 已 由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於 2017年 2月出版）
原文鏈接：http://epaper.ccdy.cn/page/1/2017-09/14/6/201709146_pdf.PDF
《楊 度與梁啟超——我們的祖父和外祖父》 作者介紹：
楊友麒，楊度（1875——1931）嫡孫，1935年生，父親是楊度長子楊公庶（1897——1978）。曾任中國化工信息中心總工程師，化工部經濟技術委員會常委等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從事楊度研究多年並撰有論文多篇。
吳荔明，梁啟超（1873——1929）外孫女，楊友麒夫人，1934年生，母親是梁啟超次女梁思莊（1908——1986）。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教授。著有《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最新版本為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