玨驪
隨心隨筆的感悟
從小就說方言的人，請閉上眼，用自己的母語默念一下“我愛你”這三個字，看你能否順暢地說出來。
我相信大部分中國人很難用自己的母語說出“我愛你”這三個字，南方人尤其如此。用方言說“我愛你”這三個字，越是鄭重便越是別捏，它似乎天然就隻適合用普通話來說。
因為“我愛你”這種表達方式，原本就不是中國人的表達習慣，它是近三十年來西方文化影響的產物，我們是從電影和廣播中聽到這三個字的，而電影廣播說的都是普通話。
同樣，如果在本地電視新聞中突然出現有人說方言，你會不會覺得它比你平時聽到的要顯得土甚至是刺耳？如果談的內容有很強的公共性，尤其是跨地域性的話題時，比如談奧運會上某個外國運動員，大概除了廣東等少數地方，都會對自己平時使用的母語出現在電視上時犯尷尬症。而且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越容易對自己的母語犯尷尬症。
因為我們習慣了現代傳播工具隻使用普通話，電視、電影、廣播不用說了——各地完全以本地市民為服務對象的廣播節目，操著本地方言的熱心聽眾電話打進來，主持人也會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應答。雖然粵語區和一些吳語區城市會有少量本地方言節目，但其影響隻是局部性的。
一檔全滬語節目
即使是本地報紙，也用的是普通話，最多偶爾出現幾個方言代詞或形容詞。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容易對自己的母語犯尷尬症，是因為他們對現代傳播工具的依賴性更高，重要信息都來自普通話。
現代傳播工具越是發達，方言承載公共性話題的功能就被剝離得越徹底，而且越是出現較晚的越是如此。而更“高級”的一些信息，比如加西亞·馬爾克斯、奧爾罕·帕慕克、岩井俊二、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這樣的名字，用方言念他們的名字，有時會讓人產生一種大不敬之感。
粵語區是唯一的例外。因為有香港的存在，粵語沒有像其他方言一樣，被普通話剝離了傳遞現代知識和現代信息的功能。而且對外來人名和部分地名，它有一套根據本地讀音翻譯的係統。在其他方言區，用方言念那些平時隻出現在普通話中的外國人名、地名時，確實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普通話在粵語區推廣時導致部分粵語使用者強勢反彈，圖為捍衛粵語行動中的標語
普通話顯然要占領一切使用喇叭發聲的場合——在人工播報站名時代，各地公交車是用方言播報站名的，但自動語音服務出現後，絕大部分城市的公交係統車就隻會說普通話了，有些城市甚至會有英語——雖然絕大部分中國城市公交係統很難遇到一個隻懂英語的遊客。
越是設備先進、現代的地方就越歧視方言。ATM機除了統一使用朝陽區普通話外，全都有英語語音服務，甚至會有日語，但不會有方言語音服務。廣州、深圳的地鐵會用粵語報站名（廣州做的並不好），而上海隻在16號線上試用滬語。至於機場這樣的場合，深圳一度有的粵語播音趨於消失，廣州後來才開始有粵語播報，除此之外大家都隻說普通話和英語，部分城市還會有日語、韓語。
顯然，方言作為一種可承載的信息類別急劇降低的工具，正在加速消亡，根本無需官方大力推廣普通話。你甚至不用擔心粵語區，因為按今天的趨勢，粵語在香港遲早也會變成一種無法承載“高級”信息的語言。
方言消失，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曆史趨勢。
但是，請注意，它有個必不可少的前提——普通話在短短幾十年內橫掃各地方言，借助的是現代傳播工具，而現代傳播工具隻講普通話，是因為推廣普通話是國家意誌，而現代傳播工具一直都掌握在國家手中。
普通話推廣標語往往頻繁出現於校園
但現在不是了。因為有了新媒體。
新媒體的語言選擇，體現的是市場和社會意誌而非國家意誌。
那麽方言會有廣泛的社會和市場需求嗎？當然有。十幾年前出現了網絡聊天室，盡管是用文字聊天，但本地人的聊天室，往往都會不自覺地傾向於使用方言，那些與普通話差異大的地方越是如此。
雖然除粵語區外，各方言區原本都不能用漢字直接表達本地方言，但在非北方語係的地區，本地聊天室的使用者們都不約而同地發明出一套用漢字表達方言的係統來。由於往往需要被迫大量使用帶口字旁的非常用漢字，甚至經常會用普通話讀音的漢字來標注方言讀音。人們願意發明一種如此費腦子的語言，足以說明它的需求。
沒錯，我們所受的教育會讓我們不自覺地鄙棄自己的母語，但這種後天灌輸的觀念，無論多麽強大，都無法消滅母語會喚起的親切感，盡管中國各地的方言都變成可隻能傳遞“低階信息”的工具，但這種“低階信息”卻承載著我們最基礎的情感，就像童年時期媽媽做的菜一樣，它無法被消磁。
今天我們在談新媒體時，很少會注意到那些本地化的新媒體可能帶來的革命。
傳統媒體時代，兩個經濟規模相當的地方，並不意味兩者可供媒體生存的廣告資源也相當，如果把幾萬北京上海人，分散到農村居住，隻要人口密度降得足夠低，由於高昂的運營成本，這些財富不變的讀者會變得沒有任何廣告價值。
運營成本決定了，傳統媒體最小的輻射範圍不低於一個地級市，甚至這種規模的媒體基本上都不是市場化媒體，要靠財政撥款才能生存，純粹的市場化媒體，往往需要覆蓋到一個省級單位的範圍才能維持運轉。
新媒體則正好相反，不但成本極低，而且成本不受發行範圍和人口密度的影響，它可以僅靠輻射一個縣，一個鄉，甚至隻占領一個村就能存活。另外一個或許更重要的特征是，本地化的新媒體，輻射範圍的上限是地級市，試圖成為一個覆蓋全省的地方性新媒體，定然是找不到讀者的。
因為本地化的新媒體，必然要契合於一個地域共同體。而能讓人產生真正地域共同體意識的最大地域範圍，不會超過地級市。超出這個範圍，會在口音、生活習俗上存在明顯區別。更重要的是，隻有在這個尺度內，人們才會因為有對某座山、某條河，甚至某條街道、某座建築的共同地理記憶，因為某個餐館、某個大排檔的共同味覺記憶，甚至因為進入公共記憶的某件事某個人，形成一個有強烈情感認同的共同體。
如果一個共同體，人們在談到過去的某個時間點時，可以用某件事發生的那一年，而非公元紀年，這樣的共同體就是很難再分割的。至於省份認同，實在很難想象一個常州人會被徐州市的信息觸動，一個梅州人被潮州市的信息觸動。
一個試圖在本地紮根的新媒體，必然會響應這種共同體的情感需求，不自覺地扮演重建本地文化認同的角色——這是國有媒體不可能幹的事。那些成為本地公共記憶和情感紐帶的素材，比如不可能出現在本地傳統媒體上的無名小山、小河，甚至某個曾經的餐館、消失的街道，會因為新媒體，而從口頭進入現代傳播工具。
更重要的是，這個過程中新媒體不但會使用方言，而且將再造方言——新媒體正加速由圖文形式向視頻化發展。操方言的新媒體視頻必然會不斷拓展方言傳遞信息的寬度和深度，雖然它一開始會以搞笑甚至低俗的方式大量運用，但假以時日，它必然會讓方言承載越來越多的“高級信息”，從而不自覺地完成方言的再造。
移動互聯網對中國社會最驚心動魄的貢獻，在我看來，也許就是逆轉方言被消滅的趨勢，再造方言和地方共同體。
隻可惜，我不會任何一種方言，隻能呆在北京做我們的大象公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