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爵王先生

年齡一把,事業全無,頭發不多,毛病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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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忘卻的紀念

(2019-02-26 08:46:03) 下一個

                                                          不敢忘卻的紀念 

       今年八月二十二日,是鄧小平的116歲冥誕,作為他的四川同鄉人,我想寫點紀念文字。 

       我們這位小個子的老鄉睿智、果敢,實在。他平素說話不多,甚至可以說是寡言少語,但他不說假話大話空話,要說就說真話實話和有用的話。在他說過的話中,有兩句話讓我記憶了一輩子,也讓我感動了一輩子,說出來與大家分享。

       很久以前,閑暇時我喜歡閱讀坊間流傳的一些曆史資料。一次,讀到一篇有關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回憶文章,文中稱,有一年毛澤東去外地視察,鄧小平在京主持書記處工作時,下文在全國農村解散了公共食堂,這在當時可說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件。當時的農村公共食堂,被譽為是“人民公社的心髒”,人民公社又是通向共產主義的“橋梁”,解散了公共食堂,那就是要了人民公社的命。但是,事實是公共食堂完全摧毀了農村的家庭生活方式,尤其是公共食堂的大鍋飯,很快就消耗殆盡了本來就不多的糧食庫存,後期的公共食堂更是造成農村普遍饑荒的原因之一。可以說,鄧公解散公共食堂的舉措,其無量功德無論怎樣評價都不為過。

       不過,我想告訴大家的重點還不在這裏,而是另外一件事,是鄧小平在處理這個問題時,對其他領導人說過的一句話:現在救人要緊,顧不得他的麵子了。文章看到這裏,我的眼睛濕潤了。平平淡淡的一句話,暗示了嚴峻的形勢,顯示出說話人當機立斷的智勇和挽狂瀾於既倒的鋼鐵意誌。一個人,要有多大的膽識,要有多少‘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的實事求是精神,才敢違拗最高的意願,做出如此‘膽大妄為’的決定;一個人要有對黎民百姓多大的慈悲情懷,才願意置自身的政治前途於不顧,去拯救億萬蒼生於倒懸!在當時的中國,敢於做出此種事情者,唯有鄧公!能夠做出此種事情者,也唯有鄧公!

       鄧小平有沒有說過這句話?我沒有在官方媒體中見到過,無法證實真偽。不過,這句話是真是假已經不重要了,因為當時以及後來大量的曆史事實已經證明,他是一位有戰略眼光、有政治智慧和有辦事魄力的政治家,尤其是他對人民有種深切的愛,他說得出這種話。這讓我想起鄧小平說過的另一句見諸過報端的話: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國家麵貌和人民生活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充分證明了,鄧公的這句話完全是發自他內心深處的肺腑之言,證明了他是這麽說的,也是這麽做的,我們這些活在當下的四零後就是人證。

       說話的當下,我和老伴在家裏講中國話,吃中國飯,看中文電視節目,仿佛生活在中國。但是推門出去,小區內停放著各色各樣的轎車,不遠處碧綠的高爾夫球場上的紅色小旗在迎風招展,周圍的白人、黑人或者拉丁裔鄰居,不是講英語,就是講西班牙語我們現在實實在在是生活在美國,這是佛羅裏達州的一個小城市羅德代爾堡。

       三十多年前 ,我在成都一所中學教書,打鈴上課打鈴下課,經年周而複始永無止境,生活單調且少趣。那時候,沒有人會相信,三十多年後我一個中學教書匠會漂洋過海,來到美國這個與中國有太多愛恨情仇的國家學習和生活。別人不信,我也不信,打死我也不信,我說這個話是有由來的。

       我是屬於個人檔案經不起政治審查的那類人,倒不是我有過什麽偷雞摸狗或者勾引良家婦女的不端行為,是我家三叔四九年跟隨老蔣去了台灣。他這一走不打緊,我的檔案中就多了一些其他人沒有的材料。平時還好,這些材料躺在人事部門的檔案櫃裏沒聲沒息的,可是一到什麽入黨入團呀,升學呀、分配工作呀這些關鍵時候,這些東西就蹦出來攪事了。所以,1960年高中畢業時,成績即使算班上頭幾名,我也上不了一所真正大學,害得我1962年不得不重新參加一次高考。也因為這層台灣關係,1968年的大學畢業分配,是我的又一次過不了的政審‘大限’,被某個中央單位拒收,隻好到貴州一個煤礦挖煤一年多。

       1978年中央開了一個重要會議,終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家庭成份和政審也不再成為決定一個人前途的最重要因素。而鄧小平是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主導者和推動者。他的這一偉大舉措,從人性、人道和人權上解放了億萬中國人,尤其是像我這樣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中國人。

       1992年8月12日,我經過千辛萬苦,一路戰戰兢兢地通過了護照申請、學校政審和海關檢查,順利從成都雙流國際機場出境,登上了飛往香港的航班,然後再飛到了美國路易斯安那門羅市的東北路易斯安那大學自費留學。要是沒有改革開放,很難想象,一個家庭有台灣關係的人,高考時任何一個保密專業都沒有資格填報的人,成都東郊生產電阻電容的8字頭工廠都進不了的人,能夠得到機會到美國去留學深造。

       以文革語言和家庭成份劃分標準來描述的話,我們大學班進校的三十人中,大體上是‘紅五類’,‘黑五類’和‘麻五類’各占三分之一。出身成份有時候還在其次,最怕的是家庭直係親屬中有被關、被管、被殺和跑港台的。我自己不幸落入到最危險的那一檔,而且據我所知,班上有這種關係的同學並不在少數。如果沒有改革開放,這些人無論成績有多好表現有多好,畢業後的唯一出路,恐怕隻能去基層當一名中學教師。學的是外語,工作卻很難和外事,外貿或外交沾上邊;專業是英語,這輩子想到英語國家去學習或公幹,也絕對是癡人做夢。沒有改革開放,我班的李xx同學,父親在文革中不明不白地死去,他因此也不可能考上研究生,更不可能到中央國家機關工作。還有一位曾xx同學,地主出身,她縱使有千般優秀萬般努力,也入不了黨提不了幹,更不可能當上大學的校級領導。

       現在,我們大學班的同學現在都是年過古稀的人,都早已退休在家頤養天年了。大家四十年來的經曆可能千差萬別,但是如果沒有鄧公主導的改革開放,每個人的人生際遇和發展機會一定會遜色很多,這一點是鐵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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