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鍾聲
曆史回響
段協平：反思文革是2016年一個回避不了的重大話題
今年是共和國曆史的一個重要節點：“文革”發動五十周年、結束四十周年。
“文革”史稱十年動亂，十年內亂，十年浩劫。對“文革”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造成的嚴重災難，怎麽估計都不過分，理所當然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為官方徹底否定，得到全國人民的一致擁護，歡呼粉碎“四人幫”是“第二次解放”。
但當時沒有對“文革”進行徹底清算也是事實——我們既沒有沒有刨根究底追問“誰之罪”，找出“文革”產生的製度原因，也沒有像易幟後的東德在柏林牆守衛案中判處士兵英格.亨裏奇射殺西逃者有罪那樣，找出“文革”得以肆虐的人性原因，更沒有像以色列那樣，除惡務盡，對當初瘋狂殺害猶太人的納粹分子，即便逃到天涯海角，即便已是耄耋之年，也一直在追捕，一個都不放過，必須讓他們得到法律的審判，還曆史以公道。
中國因此至少部分地丟掉或者說在很大程度上浪費了當時從廟堂到江湖、從“走資派”到“地富反壞右”、從文化人到草根階層在“文革”問題上形成的最大共識，隨之也錯過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正本清源的最佳“窗口期”。
因此，國家後來雖然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逐步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閉關鎖國走向改革開放，以建立民主、法治、和諧社會取代了“造反有理”的無法無天和“與人鬥”、窩裏鬥的人人自危，普遍貧窮成為過去，國家實力明顯增強，但也暗藏很多隱患。
最大的隱患就是“文革”有重演的土壤和氣候。那些“文革”的食利者、追隨者，人還在，心不死，一直在頑強地表現自己並企圖影響周圍的人特別是年青一代。這些人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不斷為“文革”招魂，始則還羞羞答答，躲躲藏藏，後來就明目張膽、有恃無恐了。光天化日之下為江青鳴冤叫屈的報道疊見於網絡，薄熙來在山城呼風喚雨，複製“文革”——他後來倒台不是因為搞了極左那一套，因此他的思想和影響還有不可小覷的市場。
至於2012年反日遊行中，滿街喧囂“寧可大陸長滿草，也要收回釣魚島”，乃至瘋狂打人、毀車、砸店，完全是“文革”那一套理念、思維方式和做派的翻版。在近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道路上，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能感受到“文革”陰魂的阻撓和幹擾。
於幼軍不久前為中山大學講課時所謂“文革陰魂若隱若現，侵蝕執政黨和人民肌體”，是有事實根據的。他痛感由於沒有對“文革”進行徹底清算，使當今社會上“極少數人甚至將最近30年探索道路出現的失誤或現實腐敗、貧富問題，歸結到改革開放上，認為原因是離開了階級鬥爭的道路，更有甚者，認為需要第二次、第三次文革。”在如何評價“文革”問題上，國人從認識到情緒都嚴重撕裂。很多善良的人已經從當初對“文革”所持的正確認識和立場上倒退。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多次提醒國人要防止“文革”悲劇重演，絕不是危言聳聽。我們麵臨重吃“文革”二遍苦，重受“文革”二茬罪的可預見的威脅。
奧威爾的諷刺小說《一九八四》中有一句名言：“誰控製過去，就控製未來；誰控製現在，就控製過去！”對這個道理，沒人不懂。
去年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期間，媒體上就有一個熱詞：曆史不能忘記。 問題在於，有人對曆史做了選擇性的解釋和記憶。他們在同是人為製造的災難麵前貼標簽，看是姓“社”幹的，還是姓“資”姓“帝”幹的，或者說是自家人幹的，還是別人幹的。
因此，同樣是災難，日本製造的有罪，清算和批判得也頭頭是道，對“文革”十年浩劫，他們卻裝聾作啞，甚至矢口否認。不僅否認，還戴上放大鏡從屎堆裏找穀粒，給罪惡作粉飾，戴光環，卻解釋不了，日本軍國主義再怎麽凶狂，也沒動掉彭大將軍一根毫毛，“文革”卻能把他、賀龍元帥和國家主席等折磨而死；也解釋不了，日軍再有野心，也沒能把魔爪伸向中國大西南大西北，“文革”對中國大陸的禍害連偏遠的山莊窩鋪也不能幸免；還解釋不了，即使在日本侵略中國期間，在當時國民政府的安排組織下，由北大、清華和南開大學組成的西南聯大，以及從其它內地搬遷到四川成都、陝西、貴州等後方的大學與教科文機構，能教書育人，搞學術研究，到1940年，後方大學和在校生居然超過了戰前的一倍（見央視紀錄頻道節目《大後方》）為中華民族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乃至世界級的大師，而“文革”高潮期間，全國卻沒地方能安放一張平靜的書桌。
日本侵略，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按照社科院卞修躍先生等近年來研究的結果，八年抗戰期間，犧牲和被殺害的中國軍民為2062萬人，財產損失，直接的為1000億美元，間接的為5000億美元，嚴重遲滯了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 十年“文革”呢？辛子陵先生在《紅太陽的隕落》一書結束語中指出，“文革十年，照葉劍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的國民收入損失五千億，浪費和減少收入共計一萬三千億人民幣。”與日軍侵華所造成的損失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再一次遲滯了中華民族現代化的進程。
粉碎“四人幫”後有不少頗為動聽的口號，如把耽誤的時間奪回來，把“四人幫”造成的損失奪回來，等等，心情可以理解，精神也很可嘉。但是，除非時光倒流，誰能把丟失的時間奪回來？損失就是損失，除非天上掉餡兒餅，如何彌補？更不用說被殺掉的頭顱不能再長出來。
尤其應該看到，日本侵華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從總體上講是外傷。他們的侵略，不僅沒能讓中國人民屈服，反倒激起了全民族空前的愛國主義熱情，而“文革”期間，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傳統文化被褻瀆，被掃蕩，被摧毀，民族道德底線被屢屢撕開和突破，人心受到極大的汙染。
李建軍先生在《王實味與魯迅的文學因緣》一文中感歎：“在一場接一場的轟轟烈烈的‘大批判’運動中，人們的心靈變得越來越堅硬，越來越冷冰，對別人的‘哀矜’之心越來越少，而加害於人的恣睢與暴戾，卻越來越多，更有好鬥者，三天不整人，便惶惶不可終日，一旦有了整人的活計，便血脈賁張，鬥誌昂揚，心花怒放，樂不可支。噫！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今天所謂價值扭曲，道德淪喪，風氣敗壞，其源頭在“文革”。因此，如果說自然生態遭到破壞還能製定個修複的時間表，誰能給修複被“文革”破壞的文化生態製定個時間表？外傷損害能計算和評估，也較易治愈，內傷如何計算和評估？如何療治？用多長時間花多大功夫以多大代價才能治愈？ 對這方麵事實和道理，“文革”中的受益者不承認也就罷了，而不少在“文革”中曾遭受迫害、後來鹹魚翻身、今天身為權貴者也如此這般，對“文革”做淡化處理，有意和無意地搞“文革”虛無主義。
事情居然弄到這個份上：反映和歌頌國共內戰的回憶錄、小說、詩歌、繪畫、雕塑等文藝作品汗牛充棟，影視、戲曲、舞蹈等連台上映，各種博物館、紀念館疊床架屋，而揭露和反映十年“內亂”的文學藝術作品，早先還偶有行世，後來就很難看到了。能看到的，無非是“母親錯打了孩子”這類熱昏的胡話以及“青春無悔”的阿Q式自癮，把紅腫當鮮桃、把膿瘡當乳酪，受到有良知者的普遍詬病和唾棄。
中國並不缺乏在反思“文革”問題上有思考有擔當有作為的社會科學與文學藝術工作者。事實上，他們在這方麵也做出了可貴的努力，多有斬獲，但很難進入權力控製的傳播渠道，什麽原因就隻有天知道了。於是，很多如《紅太陽的隕落》這樣的醒世、扛鼎之作，隻能到港澳台領準生證。至於建“文革“博物館、紀念館，巴金老人有呼籲，民間也予以熱情地回應，但廟堂充耳不聞，也就至今沒有下文。
最該成為顯學的“文革”，國內教育文化學術機構無所作為，反倒是海外的研究紅紅火火。 不錯，官方從沒有規定不準反思和清算“文革”，但總有一隻看不見的手，為這項工作設置障礙。我們以十年“文革”巨大犧牲為代價換取的教訓莫非要付之東流？莫非我們還要重複“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的悲劇和邏輯不成？
於幼軍說不！他表示：我是文革的過來人，我有這個責任，總結汲取曆史教訓、把握當下，走向未來，希望大家“自覺地拒絕文革、不讓文革在新時代
穿上一件馬甲就粉墨登場”。 我相信這不是於幼軍一個人的心聲。
因此，在2016年，不管有多少該說的話題，最該說的還是“文革”，它趕在了一個發動五十周年、終結四十周年的曆史節點上，一如抗戰70周年談日本侵華曆史，回避不了，也不應該回避。畢竟，這是自家的“門前雪”啊！ 這當然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但再沉重也應該說，還要努力說清楚。“曆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乃至世界來說，都是一場罕見的曆史大浩劫！如今許多中國人並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媒體要麽回避這個話題，要麽隻說一切向前看”（於幼軍）這種諱疾忌醫的愚蠢和對曆史的怠慢，不是對曆史負責的態度。
毛澤東當年有言：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還要國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自是荒唐。但對“文革”災難，是不是應該千萬不要忘記，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值得考慮。
但至少在今年，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放過“文革”，不但不能放過，而且要緊緊扭住不放，翻箱倒櫃探尋“文革”真相，理直氣壯講清“文革”教訓，避免曆史悲劇再次上演。 首先是“文革”真相。張鳴先生說的好：“曆史的真實，是人類重建未來的基石，文革曆史的真實，則是中國告別文革的起點。”因此，“文革”真相再也不能被肆意過濾、遮蔽、掩埋。從“文革”的決策到“文革”的發動，從“文革”十年的縱向發展到960萬平方公裏大地上的橫向展開，從廟堂中的燭光斧影到江湖上的文攻武衛，從上至國家主席、文臣武將橫遭迫害，下到無辜草民被群眾專政，從經濟滑向崩潰的邊緣到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從教育科學文化的肅殺荒蕪到社會生活的凋敝慘淡，從“文革”造成的各方麵直接損失到間接損失，從“文革”看得見的各種災難到其所造成的許多後遺症，從宏觀統計到一個個案例，如此等等，知情的應該大聲說出來，藏著的應該公布出來。
特別是對“文革”中“以革命的名義，用國家的權力，通過‘群眾專政’的方式”迫害無辜者的真相，尤其需要探求和揭露。
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所寫的前言中指出：“文革”中對人的最大迫害有兩次，第一次發生在“1966年8月，伴隨著‘紅衛兵’組織的興起，在所謂的‘破四舊運動’中；另一次發生在1968年到1969年，在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和鞏固過程中，當時稱為‘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紅衛兵“殺戮的主要特點是：被殺害者未經任何哪怕是完全虛假的審判程式就被殺害；關於他們的死沒有任何文字記錄留下；他們不是由專業劊子手槍斃或者殺頭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殺主要由中學生紅衛兵執行的。十多歲的青少年當時有權對人施行酷刑、剝奪財產住房，直至殺死人。”
第二次，即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僅僅北京一地，就有上萬人在所謂的‘審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殺’”，導致他們自殺的原因，“不是因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審查’方式的難以想象的下流和殘酷。這種‘自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自殺，實際上是被文革謀殺。這種謀殺性自殺的大量發生，是文革的特產之一，也是曆史上最為殘酷卑劣的一種殺戮。”“這種大規模的對人的迫害，實際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場景。對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殘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惡。”
王友琴強調，把這些真相記錄和揭露出來，“不僅是為了死者，也是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變成一件無足掛齒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惡不被記載，這樣的殺戮會不受拘束無所阻礙地重演。為活著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對害人者的懲罰必須被記錄。”
其次是“文革”的教訓。這當然是一個重大的話題，不是在這篇文章中所能講清的，但被“文革”正反兩方麵印證了的一些基本常識和普通邏輯，應該讓今天的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知道：沒有被關進籠子裏的權力是多麽瘋狂，生殺予奪，獸性大發；你把誰送上神壇，就是與虎謀皮，從此你的命運就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了；民主自由這個權利，如陽光空氣和水，須臾不可讓渡，也不能被剝奪，不然你就隻能以身飼虎；愚民術與厚黑學、暴力和欺騙、恐懼和謊言、無知和無恥，民粹與盲從總是為伍，要時刻警惕有人以各種堂皇的名義對你洗腦；爭個人自由就是爭國家自由，失去了獨立思考的權利和自由表達的權利，也就上交了包括你的生命權在內的所有權利。
自由和民主的國家不是靠一群奴才能建立起來的；當有人宣傳連自己都不相信的“絕對真理”時，你要懂得，他們已經準備幹一切壞事了；當權力燒書時，你不阻止，接下來他們就要燒人，當權力禁言時，你不阻止，接下來他們就要滅口；路標上寫著天堂，很可能是通向奴役的路。
做慣了順民的，最可能做暴民，“文革”中那些打砸搶殺燒無惡不作的，都是“萬歲”口號喊得最凶的。在那個上下都發瘋的年代裏，民間的狂熱並不比始作俑者低，“文革”中很多精英和普通人，不是死於官場的迫害，而是死於群眾專政的無法無天。
三是“文革”中自己的責任。不能把“文革”中屬於個人的責任要麽歸咎於當時的環境，要麽推給林彪和“四人幫”，自己僅僅是上當受騙，是無辜的甚至是受害者，而要問自己當時為什麽沒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
在“文革”已經成為曆史的今天，我們都應該反思：當年喊沒喊過“萬歲”“萬壽無疆”？唱沒唱過語錄歌、跳沒跳過忠字舞、幹沒幹過早請示晚匯報這些傻事？對這些充滿毒素的皇權獨裁專製文化，我們是否曾不假思索地接過來，還如注射了海洛因一樣狂熱地追捧？
為什麽我們能相信“越窮越光榮”“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知識越多越反動”“高貴者最愚蠢”這樣的瘋話？為什麽我們明明看到學校停課，工廠停產，田野荒蕪，民不聊生，“文攻武衛”炮火連天，遍地冤獄，有血有淚，還跟著大喊“形勢大好”？
為什麽我們整天吃不飽穿不暖卻信誓旦旦要去解放所謂世界上包括歐美在內的三分之二的處於水深火熱的人民？那是真的嗎？
在情人可以揭發情人，妻子可以告密丈夫，學生可以批鬥老師，朋友可以出賣朋友的人性絞肉機前，我們扮演了什麽角色？是不是也一度失去了最基本的認知能力、價值判斷力和道德、人性，淪為極左路線的俘虜和幫凶？
我們到底中了什麽邪，居然成為林彪和“四人幫”的“同謀”？在“文革”結束後的幾十年裏，我們為自己曾經的所作所為臉紅過嗎？如果今天也有人如此忽悠，你能識破並敢於說不嗎？如此等等。
2016年，“文革”是回避不了的話題。這些話題我們今天不說，後人也要說。
但該我們說的不說，就是對林昭、張誌新、遇羅克等無數冤魂的褻瀆，是對曆史、對良知的背叛。
現在，日曆已經翻到2016年。放眼國際形勢，波詭雲譎。積極應對外部挑戰，關鍵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早有明示，實現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既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也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老路者何？按照鄧小平關於要防右，主要是反“左”的遺訓，“文革”絕對位列第一。為此，在今年把“文革”這個話題講充分，講透徹，不僅是不走老路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時不我待、必須趕緊補上的一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