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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農民與人民公社的較量 zt

(2016-03-31 03:54:54) 下一個
一個農民與人民公社的較量
新聞作者:《家庭文摘報》  發布時間:2016年02月15日  查看次數:3269     

 196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決定在全省農村推行“責任田”,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主持起草省委文件《關於推行包產到隊,定產到田,責任到人辦法的意見》時,特意在文件裏突出寫明劉慶蘭的重要作用。文件的開頭這樣寫道:“為什麽提出這個問題?”文件列出三條理由,其首要一條就是:“宿縣一位老農的建議。”
    一個老農民的建議寫進了省委文件,成為推行一項重大決策的重要依據,這是罕見的。從這裏也可看到這位“宿縣老農”的實踐對安徽實行“責任田”起到了多麽重要的推動作用。

 這位“宿縣老農”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劉慶蘭是一個農民,也是一個敢做敢為的血性漢子。1956年農業合作化高潮時,他已年近花甲,卻毅然決然自行離開農業社,獨自一人上了一座荒山,開墾荒地,自食其力。
    褚欄是宿縣最北邊境的一個公社,沿著皖蘇兩省邊界有一列東西走向的低矮山丘,其中有一座叫虎山,海拔隻有150多米,劉慶蘭所在的小王莊就在虎山腳下。虎山上亂石荒草叢中有一片片的零星的“雞窩土”,土層很薄,又沒有水源。而就在這樣的荒山上,劉老漢靠開荒種地養活了自己。“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興起與緊接著的大饑荒到來時,全國出現了糧食危機,而劉慶蘭卻能拿出糧食下山繳給集體。這樣的事實傳開來,如同寒冬裏響起一聲驚雷,先在本社本縣後在江淮大地上形成強大的衝擊。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受到的衝擊尤大,同時也促使他痛下決心,在全省農村實行“責任田”。
    由於“責任田”隻實行了一年就被禁止,對“責任田”由開始時的高度讚揚,很快變為嚴厲批判,劉慶蘭的命運也隨之出現了180度的大轉變。所以無論當地坊間的傳聞,還是檔案資料的記載,都對他有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說法。
    埇橋區檔案館存有關劉慶蘭的曆史資料共有三件。最早一件是1961年春天曾希聖聽到劉慶蘭情況匯報後,讓有關部門寫出來的;第二份是在曾希聖高調評價劉慶蘭之後,宿縣縣委於1961年5月寫出來的。這兩份材料都強調劉慶蘭上虎山開荒,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
    第三份材料是在省委決定糾正“責任田”做法後,1962年10月省、地、縣三級聯合調查組寫出來的,說劉慶蘭在虎山上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且是個“不務正業,不行正道,品質不好的人。”
    不同政治形勢下的三份調查報告對同一件事的說法互不相同。要弄清史實就要先做辨清真偽的工作。2012年春天,筆者來到了劉慶蘭的家鄉,實地考察了當年劉家父子開荒的虎山,采訪了當年陪同其父在虎山上開荒的劉家次子劉誌立等人,對劉慶蘭其人其事有了進一步了解。
    劉慶蘭出生於當地農家。他勤勞能幹,發家致富的夢想火熱,除種地外,還經營磨芝麻香油等副業。在有些人看來,他不是一個老實本分的莊稼人。鄉親們隻知道他年輕時曾在舊軍隊裏當了幾年兵,但回村幾十年就一直種地為生,隻是社會閱曆比一般人廣。
    離開集體,私自上山開荒,自食其力,這是劉慶蘭傳奇故事的核心內容。劉慶蘭從舊社會走來,年過半百時迎來新中國的陽光,心頭升起勤勞致富的希望。至於對新出現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他像多數農民一樣心存疑慮,這也是很正常的。

他為什麽要離開集體上山開荒?    

    說到他離開集體,上山開荒的原因,村裏老人們說,從根子上說,是他發家致富心切。土改後他覺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勁,對土地特別親,總感到地不夠種。他看到虎山上有一片荒地,就想去開出來種莊稼。對正在興起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時劉慶蘭並沒有反對的表現,隻是沒有入社的積極性,因為他不知道合作社能否幫助自己實現發家的夢想。1954年冬天他才隨著“大流”加入了初級社。但是很快他就發覺合作社無法實現自己致富的夢想。當年他就上山開出那幾片荒地,種上莊稼。但這時劉慶蘭還沒有下決心離開合作社去“單幹”,開那幾小片荒地隻是他幹完社裏的活之後的業餘勞作。集體經濟讓他完全失望,下決心離開,是在兩年後的高級社時期。
    1956年,馮樓村建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民的土地、牲畜、大農具都完全歸公了。劉慶蘭被群眾運動裹挾進了高級社,但是實現了生產資料完全公有製,擴大了規模之後,合作社的弊端進一步暴露出來:他自己親手喂養的膘肥體壯的牲畜,交給合作社後日見瘦弱;許多農戶把積攢的肥料拚命往自留地裏拉,社裏的莊稼淹沒在草叢裏卻沒人去鋤,收到場上的糧食有人往自己家裏偷。劉慶蘭提意見建議不被接受,幹部們反說他“多管閑事”。他深感失望,逐漸看清了這樣的“大呼隆”不是種莊稼的正道。他更感到自己入了高級社,失去了土地,赤手空拳,一無所有,有力氣沒處使。他不甘心就這樣淹死在這一汪渾水裏。於是,橫下心來,另尋出路,決然離開家庭及高級社,獨自一人上了虎山開荒去了。
    劉誌立怎麽也上了山?在采訪中劉誌立這樣對我們說:“我原來在蚌埠一家製革廠當工人,因染上肺結核病被辭退了。高級社時回村當了個會計,不下田幹重活。1958年“大躍進”中我被派往水利工地,白天黑夜幹挖土抬土等重活,肺結核病迅速惡化,身體很快垮了,從工地回來後就臥病在床。當時社員吃大食堂,有人說:隊裏不能養這樣的閑人,要是再不下湖幹活,大食堂就不給他飯吃。好心的幹部指點我:上山跟你大大(即父親)去吧,也省了俺隊幹部的一份心思。我無路可走,就這樣被‘逼上梁山’。”
    但虎山不是世外桃源。劉慶蘭剛上山就有人說他是對抗合作化,上山“單幹”去了!要求把他弄下山來。但合作社的幹部並不太看重這件事,就推說他已年過60歲,不算社員了,合作社管不了他。“大躍進”、公社化一起,農村形勢更“左”,劉慶蘭開荒也有了收獲,有些人眼紅起來鬧得更凶了,說大小隊幹部受了劉家的好處,包庇縱容他。但社隊幹部們還是沒有強製他下山,隻是提出讓他給隊裏交點糧食,堵住眾人的嘴。劉慶蘭欣然接受,交了糧食繼續在山上“單幹”。正是有了當地社隊的寬容,才有了劉慶蘭在虎山上的這番傳奇般經曆。

    虎山上的奇跡

    一個年近花甲的老人在這樣的荒山上開荒種地,自食其力,日子必定是非常艱辛的。劉誌立向我們講述了當年父子倆的艱苦經曆。
    劉誌立說,我上山時父親夜間還住在山下家裏,天天早出晚歸,中午飯帶著饃饃和一壺涼水在山上吃,日子過得又累又苦。我上山後我們就決心在山上搭個住處,安營紮寨。我們就地取材,用石塊石板疊牆,再從山下拉了些秫秸和麥秸,蓋起了兩間小窩棚,就在山上安下了家。山上沒水,就每天下山去挑,挑一趟來去要跑上六裏山路。下雨天就用盆子接雨水吃,下雪天就鏟雪化水吃用。我們還把一盤小石磨拉上山,下雨天不能下地,就抱磨棍一轉一轉地推,還養著一大群雞,養了幾隻羊。
    劉誌立說,那十幾畝地,全是一抓鉤一抓鉤地刨出來的。開墾荒地主要是用冬季的農閑時間。冬天裏天短夜長,有月亮的夜間也幹。山上風大天寒,手凍腫了,腳凍裂了,也不停工。頭兩年,劉慶蘭憑自己的一雙手養活了自己。1958年父子協力,開荒地達到十畝,收獲自食有餘,並能拿出一些糧食交給生產隊。劉誌立的肺結核病也因在山上空氣清新,勞逸適度,又有飽飯吃,一兩年後不治自愈,身體日益強壯。
    1961年5月中共宿縣縣委的調查材料詳細記錄了1958年後,劉慶蘭父子在山上墾荒的收獲情況及向集體上交糧物的具體數字。劉家父子在荒山上取得這樣好的收成,真可謂是一個奇跡!當然,這項奇跡的意義遠遠不隻是收獲這些糧食。不管劉慶蘭父子是否意識得到,其實他們在虎山上的做法正是一種新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的雛形。這種生產經營方式與後來安徽全省農村實行的包產到戶“責任田”大體相同。所以不少學者都說宿縣虎山是安徽“責任田”的濫觴之地;“宿縣老農”劉慶蘭是“責任田”的開創者。

一場引起全社會關注的大競賽 
    劉慶蘭父子的艱苦勞作及創造終於引起全社會的關注。1960年深秋時節,褚欄公社黨委副書記周立德等來到公社北部邊境檢查秋收秋種,上了虎山。過去,他曾聽說有人反映過劉慶蘭在山上“單幹”,走資本主義道路。今天實地一看,劉慶蘭父子在荒山上用自己的雙手開墾出十多畝地,每塊地都種得精細,各種莊稼都管理得很好。對比一下山下的生產隊,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周立德把在虎山上的見聞報告了在公社駐點的省委糾正“五風”的工作組組長、省水利廳廳長孫韻和。孫韻和上了虎山拜訪劉慶蘭。劉家父子的辛勞讓孫韻和深受感動。之後,他又將此情況報告了在宿縣地區調研的安徽省副省長張祚蔭。幾天後,張祚蔭專程上了虎山,看了劉慶蘭開出的地,種的莊稼,喂的豬和雞,一番深談後連聲稱讚。劉慶蘭也敞開心扉向張副省長進言:種地務莊稼本來就隻能一家一戶幹,不能像現在這樣大呼隆!
    1961年2月初,曾希聖辭去所兼山東省委常委第一書記的職務,從濟南回安徽。在回合肥的火車上,張祚蔭著重地向他講了宿縣老農劉慶蘭的故事。曾希聖聽的心上騰起波瀾。近年來,從安徽到山東,再從山東回到安徽,他看到農村農業問題十分嚴重,日思夜想如何走出危局。今天,宿縣這位老農的行動給他的思想、感情都帶來了巨大的衝擊,活生生的現實說明,隻要人有主動性、積極性,哪怕是在荒山上,用最原始的生產工具,也能從土中刨出糧食!這是一個經營體製問題!劉慶蘭的實踐讓曾希聖對現行農村農業經營體製弊端的認識有了一個“飛躍”,增添了他越過紅線去實行包產到戶的勇氣。於是,1961年的春天,安徽“責任田”橫空出世。

 結局   

    八屆十中全會之後,1962年秋冬間,安徽“責任田”加快“改正”的步伐,劉慶蘭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當地公社下令劉家父子下山歸入集體。劉慶蘭堅持不下山,他說,我已是一個老人,當不了社員,幹不了活。我開的地,栽下的樹,全交給生產隊!就讓我在山上看著這些田地樹木吧!公社還算寬容,收了他開的地和種植的樹木,但沒有逼他立即下山。可“文化大革命”期間,劉慶蘭父子被卷入批判鬥爭的漩渦。但不管如何批鬥,劉慶蘭依然堅持不下山。他對兒子說:“我死也要死在這虎山上。我要看個水落石出,我就不信叫眾人挨餓的‘大呼隆’法子能長久!”
    讓人感到欣慰的是,這位倔強的老人活到了這一天,終於看到了“水落石出”:1981年春天,當地實行“包幹到戶”,“責任田”真的又回來了!
    就在這年秋後,劉慶蘭患了重病,但仍堅持住在山上,彌留之際才被抬下山。在山下自家老屋裏隻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與世長辭,享年83歲。根據劉慶蘭的意願,劉家把他葬在虎山之旁。
    虎山肅穆無語,卻脈脈有情。它見證了劉慶蘭晚年的這番傳奇般的經曆,見證了人世間這一段風雲變幻的曆史。(皖北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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