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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時,毛澤東為何要力倡浮誇風?zt / 所謂毛《黨內通訊》,不過是其眾多(時有矛盾的)指示之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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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宇 於 2012-12-13 10:15:47 發布在 凱迪社區 > 史海鉤沉

  大躍進時,毛澤東為什麽要力倡浮誇風?

  早在1958年8月以前,毛澤東不僅提出“高指標”,大力鼓吹“高指標”,還發明了別出心裁的“兩本帳”製度去推行高指標,後者正是“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等等的一個重要製度根源。我們不妨看看,1958年8月以前,毛澤東都幹了些什麽。

  1957年11月,毛澤東提出“15年後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接著連續審定發表兩篇《人民日報》社論,發動輿論批判周恩來的“反冒進”。進入1958年,為了發起大躍進高潮,毛澤東在南寧會議等多個場合公開批評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逼迫周恩來作檢討,甚至一度提出辭去總理職務。毛澤東於是奪去了周的經濟工作指揮權。(楊明偉《50年代中後期的毛澤東與周恩來》)

  1958年1月28日,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四千萬噸鋼”、“五億噸煤”、“四千萬啟羅瓦特發電容量”等高指標,聲稱“好大喜功,近〈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輕視古董”。(毛澤東《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提綱》)

  1958年1月31日,毛澤東手訂《工作方法六十條》,要求實行“兩本帳”製度:“中央兩本帳,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兩本帳。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帳為標準。” 這樣,從中央到省、地、縣、鄉,上級的期成帳變成下級的必成帳,計劃層層加碼便成了正常製度!在此製度下,即使中央指標不高,層層加碼到了基層,也變得極為沉重而難以實現了,何況中央還不斷提出高指標?由此而給基層幹部帶來的巨大壓力,成為“浮誇風、強迫命令、瞎指揮”等歪風的一大原因。

  1958年2月3日,毛澤東批示發表人民日報社論《鼓起幹勁,力爭上遊》。社論號召“全國大部分地區應爭取在三年內使當地的麵貌基本改觀。”(對《人民日報》社論稿《鼓起幹勁,力爭上遊》的批語)

  1958年3月9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很興奮,在十八天的會議中,一連講了六次話。其中雖然有些話要求穩妥,但基調卻是要掀起大躍進熱潮。他再次批判“反冒進”是“打擊群眾積極性”,說,社會主義建設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幹勁十足,轟轟烈烈,堅持群眾路線,一種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他多次提到十二個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參見吳曉梅《毛澤東與大躍進》)

  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撰寫《介紹一個合作社》,並指示吳冷西等公開發表。文中預言: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麵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不同於從前說的“十五年趕上英國”、“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國”,他在批示□□稱,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

  1958年5月5日~23日 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講話,再次嚴厲批判“反冒進”和“觀潮派”,並提議正式製定了黨的關於“鼓足於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期間,毛澤東對劉少奇八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稿作了修改。在毛澤東親自改寫的段落中,有如下兩段,將發明趕英超美等口號歸功於自己,並且很不謙虛地號召全黨全國學習他本人的榜樣:

  “毛澤東同誌提出的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要當促進派、不要當促退派的口號,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的口號,苦戰三年、爭取大部分地區的麵貌基本改觀的口號,所有這些號召,迅速地被幾億人口組成的勞動大軍所掌握,成為極其偉大的物質力量。”

  “我們應當向毛澤東同誌和其他聯係群眾的許多同誌(其中包括中央、省、地、縣、鄉各級黨的和群眾的大批領袖人物)學習,學習他們在實際工作中時時刻刻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辯證法和唯物論的榜樣,……學習他們同億萬群眾在一起、看到了正確方向、抓住了真理、就為真理而奮鬥、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榜樣。”
  (毛澤東《對劉少奇八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


  會議期間,1958年5月15日,毛澤東還寫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印發與會者,號召“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文中,趕英超美的時間再次提前,變成了“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毛澤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1958年6月22日,毛澤東在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上作批示,將趕英超美的時間再次提前。他說,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隻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毛澤東《關於向軍委會議印發<兩年超過英國>報告的批語》)


  在1958年8月以前,毛澤東的主要精力正是放在抓經濟工作特別是抓大躍進上。不僅如此,到了1958年8、9月間,在全國各處視察,發表講話縱容、讚揚、鼓勵共產風和浮誇風的,第一個也是毛澤東,而不僅僅隻是劉少奇。我們且來看幾個例子。
  1958年8月4日、5日,毛主席視察河北省徐水、安國。在徐水,稱讚“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稱讚農民上山大煉鋼鐵。當徐水縣幹部匯報說他們的糧食如何“高產”的時候說,你們這裏糧食吃不完,怎麽辦呀?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兒,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
  在安國,毛澤東提出:糧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實行輪作。從安國回保定的汽車上,他問陪同視察的保定地委書記李悅農:是不是一鄉一社,是不是搞萬人公社?說在平原地區八千人搞一個公社不要緊,社裏工農商學兵都有。要搞全民武裝,給民兵發槍。還說,縣也要並大一點,並到幾十萬人的大縣。頭少了好領導。還稱讚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園田化的口號。
  毛主席走後,8月6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同誌到達徐水,傳達了中央關於在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的指示。幾天之內,全縣248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宣布轉變為人民公社。8月22日,徐水縣製定了《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規定1959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1963年進入共產主義社會。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報道,宣稱:“徐水的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時期,把社員們帶向人類曆史上最高的仙境,這就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時光。”(以上可見薄一波《人民公社的由來》)
  上述事實表明,毛澤東不僅知情浮誇風,而且正是最大的縱容、支持和鼓勵者!


  1958年9月5日,毛澤東召集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他在會上提出:一為糧,二為鋼,加上機器,叫三大元帥。三大元帥升帳,就有勝利的希望。還有兩個先行官,一個是鐵路,一個是電力。他同時繼續鼓吹高指標,浮誇產量,提出一千一百萬噸鋼、七千到八千億斤糧等不切合實際的產量數字。(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1958年9月15日,毛澤東在武漢視察時說,“過去九年糧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糧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幾千億斤。今年翻一番,明年還可能翻一番。這樣我們的糧食就多得不得了。鋼也是這樣。過去九年搞了幾百萬噸,今年幾個月就可能增加幾百萬噸……。”(《七一》雜誌1958年第5期)

  1958年9月29日《安徽日報》報道,毛澤東參觀安徽省舒城縣舒茶人民公社,稱讚這個公社辦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說:“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曾希聖(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說,這個公社的食堂目前還不供給蔬菜,由社員自帶蔬菜吃,將來也是要供給蔬菜的。毛澤東說:“人民公社將來要集中種蔬菜,種蔬菜也要專業化。”(以上兩則,可見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後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注釋)

  直到1958年11月,毛對“幾年進入共產主義”一類提法,雖然有些隱隱不安,卻仍然飽持著相當程度的讚賞態度。他《山東範縣提出一九六○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
  時間似太促,隻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對《山東範縣提出一九六○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的批語)

  我想,這些事實已足以認定,大躍進時期“五風”泛濫,正是毛澤東號召全黨全國學習他的榜樣,提倡高指標,縱容、支持和鼓勵“大煉鋼鐵”、“吃飯不要錢”等等瞎指揮和共產風,並得到了劉少奇等從上到下各級領導人全心支持、大力推行的結果。


  那麽,毛澤東有沒有曾經試圖糾正當時所謂的“左”傾歪風呢?有的,這發生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的一段時期。隻是他的糾左極不徹底,不過是蜻蜓點水,浮皮潦草,淺嚐輒止的表麵文章,而且在廬山會議後很快就逆轉了。 

  例如,關於產量浮誇,毛澤東說1958年上報的九千億斤糧食產量有浮誇,但認為隻謊報了一千六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餘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然而實情卻是,1958年糧食產量不過四千億斤!毛澤東作了糾正而且自認為“比較妥當”這個的七千四百億斤產量,仍然浮誇得厲害,超過實際產量達85%之多!

  毛澤東對高產衛星田和產量浮誇的真實態度,在他1959年6月22日“同吳芝圃等人的談話”中,也表露得很清楚。他說:“你說衛星田統統是美國衛星,走到半路就下來了,也不能那樣講,也有些真的,就是沒有那麽多,沒有什麽五千斤,兩萬斤,三萬斤,但是有千把斤。” (事實上,與當時的實際產量水平比,千把斤已經是成倍浮誇了!) 當時河南省以前上報糧食產量七百億斤,後來糾正為四五百億斤,毛澤東認為符合實際(其實真實產量僅二百五六十億斤)。他對形勢的估計十分樂觀,認為糧食緊張的不過是少數區域。在大饑荒陰影襲來之際,他談話中一個反複出現的主題,竟然是:如何保證牲畜吃糧和人一樣多。(毛澤東《同吳芝圃等人的談話》)

  雖然毛澤東在1958年底曾經告誡報紙新聞要冷靜,要實事求是。然而他卻特意在1959年1月22日《中央關於目前報刊宣傳工作的通知》上加寫一段話,再次以1956年反冒進為例子,不許宣傳單位多講工作缺點:“對工作的缺點,宣傳過多,給群眾熱情以很大打擊……是一種右傾情緒的表現。這個教訓,千萬不要忘記。”(《對中央關於目前報刊宣傳工作的通知稿的批語和修改》)

  對於浮誇者謊報者,毛澤東也是寬容到了縱容的地步。他說,對謊報者,90%以上說服,隻有1-2-3%,才分別處罰。“總之,處罰的極少,教育的極多,就能保護廣大幹部的勞動熱情。”(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

  就這麽個浮皮潦草的所謂糾左,還被毛澤東用來作為對付批評的擋箭牌。到1959年廬山會議時,他認為糾到這個程度已經可以了,那個左傾路線已經基本上糾正了,再糾就是打擊群眾積極性了,就離反黨的右派分子隻有50米了。

  比較一下當時毛澤東對所謂“右傾”分子毫不容情的態度,就知道他究竟在支持什麽、打擊什麽了。無怪乎廬山會議之後,在毛澤東發動的“反右傾”運動中,“五風”再度泛濫,直接導致了大規模餓死人命的千古慘劇。對此,當時從上到下的中共領導層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毛澤東更必須負起首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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