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革史研究而言，首要的問題是如何留存這段曆史的記憶。文革是全民族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需要有擔當的責任和反思的勇氣才能銘記下來。但是，現在的情況卻是不容樂觀的，我們的文革記憶正在淡化和不斷逝去。經曆過文革的人，大都已經退休了，許多人隻想安度晚年，不願意回首這段曆史。而一些沒有經曆過文革的年輕人，很多是憑想象說話，甚至是望文生義。所以，盡管網絡上有關文革的言論不少，但是真正有板眼的並不多見。這就需要學界傳播真實的文革知識，留下民族的記憶。在這方麵，學界責無旁貸。曆史學者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專業性工作，也就是我們說的實證研究工作，在當前尤為重要。曆史的實證研究，就是尋找曆史證據複原曆史現場的研究，反對沒有根據的結論。所以，文革史的研究方向就是搞實證研究，先把史實搞清楚。
第二個問題是左傾思潮的回潮問題。當前的左傾思潮的回潮有兩種，一種是翻文革案的思潮，一種是清算改革開放的思潮。不久前，有人開會追思江青，讚頌江青，推崇張春橋，調門很高。江青、張春橋是文革的政治符號。有些人重新對他們頂禮膜拜，這不是簡單的個人偏好問題，而是反映了文革與現實複雜的互動關係。
在1980年代“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四人幫”已是全民唾罵的公敵，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了。40年過去了，現在社會上又有人重新肯定他們。這當然不那麽簡單。一、從社會心理上講，許多人對文革的懷舊，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的失落，對當前社會現狀的不滿。二、從曆史研究上講，對文革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有一個政治實用主義的問題。有些人總想把文革這段曆史給回避過去，實在回避不了，就來個“宜粗不宜細”的冷處理。由於長期以來對文革研究的禁錮，人們對文革缺乏深刻的反思，以至造成對文革曆史的許多誤解誤讀，後遺症很大。
文革雖然過去了，造成文革的許多因素卻還存在，還在影響中國的政治社會。撥亂反正中提出的黨和國家領導體製改革，改革權力高度集中的問題，建立民主法製等等，都沒有真正落實。而且，到現在還有一股思潮，說當年對文革反思過頭了，對曆史總結過頭了，否認1960年代初的大饑荒，否認文革給人民帶來的災難。這兩股思潮，是同源共生的。
第三個問題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返祖”現象。近來，有些意識形態官員又重新翻出了“階級鬥爭理論”，對知識界放狠話，特別引人矚目，社會上議論紛紛。這是一種文化返祖現象，倒退到撥亂反正之前的中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撥亂反正，撥的就是“階級鬥爭”之亂，返的就是“民主法製”之正。對此，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黨的曆次會議、中央文件和《曆史決議》均有論述。對照很鮮明。這種公開宣揚階級鬥爭的言論，社會上其他人講講或許並無大礙，但出自意識形態官員之口，就會給人們一個錯誤的信號，以為中央的路線方針改變了。用文革一句套話的格式，這就是“回頭路還在走，專政派確實有”。現在不是流傳著一句話嗎，叫“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其實，“砸鍋黨”就在共產黨內，就是黨內某些掌握了管理權力而胡亂作為的官員，實際上起到了挑撥黨與知識分子關係的作用。在毀壞黨的形象上，他們與腐敗官員是異曲同工的。這說明，對文革教訓的總結，遠遠沒有過時。
觀念問題總是反映背後的製度問題。因為一些意識形態官員缺乏基本的學術理解力，對像文革這樣有重大社會價值又比較敏感的研究領域，就幹脆劃為學術禁區，貼上封條，不許進入。這種管理方式上的粗鄙化的任性，後果是很嚴重的，直接造成了文革曆史記憶的空白，給文革思潮的複活留下了再生的空間。
我們還可以看到，在網絡上的語言暴力與文 革大字報的語言暴力存在一脈相承之處：戴帽 子、打棍子、拉幫結派、人身辱罵、人格侮辱……等等。雖然不是簡單襲用文革的具體詞語，但文革大批判的語言方式和思維方式並沒有變化。各種戾氣，也並不比文革少，甚至還更嚴重。這當然是文化觀念的問題，更直接的是文化管理的問題。因為如果讓文化在自由、民主的寬鬆氛圍中生長，自然會形成優勝劣汰的規則，消除這些文化戾氣。而依靠暴力、蠻力的文化管理，必然會生產出動粗耍蠻的社會文化。這是被人類生活一再證明的事情。現在中國特有的這種網絡語言粗蠻文化，再一次證實了這一點。這也反映了，僅僅從政治上否定文革是不夠的，必須要進行文化的反思，而文化反思是無法用行政方式來規定的。任何時候，用行政權力幹涉文化，都是適得其反的。
在網絡時代，文化管製的作用非常有限，大家比較的是文化實力。現在政府雖然一再說要打造“文化軟實力”。但這個“文化軟實力”，絕不是靠搞什麽工程就能打造出來的。“文化軟實力”的培育，需要民主的土壤，自由的空氣，學術的陽光，是自然地生長起來的，是不斷積累的過程。靠行政權力的揠苗助長和壓製生長，都隻能是南轅北轍。在文革研究中，從一開始就有一種曆史實用主義態度。從搞《曆史決議》，清理“三種人”，設置研究禁區，規定研究口徑，一直影響到現在。結果是文革的左傾遺毒不但沒有肅清，而且還卷土重來了。這是需要認真反思的事情。對於林彪、江青集團的人物，作為落敗的政治人物，在法律上可以剝奪他們的發言權。但作為曆史人物的研究，就不能采取這種簡單的方式。事實上，這些人物的出現，並不是孤立的。他們的思想行為及其後果，都是一個時代的反映，是很值得認真研究的曆史現象。
第四個問題是對當年反思文革的再反思。即由“徹底否定”轉為“徹底反思”。當前，在體製內和社會上有一股回到文革的思潮。如果說，社會上的思潮表達了一些邊緣群體對現實的不滿，帶有某種要求徹底反腐敗的社會心理期待，那麽，體製內一些現任官員的文革言論和思想回潮，又說明了什麽?這些問題的出現，當然有著其複雜的原因。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當年的撥亂反正是不徹底的。而這種不徹底，又與當年對文革研究采取的曆史實用主義態度有密切關係。以行政方式設置文革研究禁區，滿足於在政治上定性，這是不能實現全民認真反思文革總結文革教訓的。
由於實用主義的曆史態度，撥亂反正時期反思文革教訓提出的一些重要問題，如民主法製的問題、反封建主義的問題、黨和國家領導體製改革的問題等等，都是提出了題目，沒有繼續深入下去。有些典型的文革思維還一直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理，甚至還影響到今天的社會。比如林彪靠槍杆子、筆杆子的“兩杆子”理論、“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失去權就失去一切”的權力意誌論、“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以權謀私論等等，與今天一些官員的嚴重腐敗問題就有思想上的淵源。所以，我們現在再談文革，就要從“徹底否定”的政治層次上升到“徹底反思”的文化層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要進行“徹底反思”，從文革為什麽會發生和改革如何繼續深化的兩個方麵來總結曆史的經驗，學會在憲政下的政治生活。從文革為什麽會發生和改革如何繼續深化的兩個方麵來反思。應該說，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現在反思文革的條件比1980年代是更好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看得更清楚了，對現代化的認識和理解也更深刻了，應該會有理論上的重大突破。
從“徹底否定”到“徹底反思”，首先需要盤點一下文革給我們國家留下了什麽負資產。從今天的中國去反思文革，與當年會有很大不同。由於時段的拉長，可以更理性地看問題，可以把文革與改革做比較，對一些結構性的深層次問題，可以看得更清楚些。我認為，文革留下的最大的負資產，還是在政治體製和政治文化方麵。對於政治體製方麵的弊端，如一元化的高度集權、領袖個人專斷等等問題，大家已經說得很多了。關於黨和國家領導體製、民主法治建設的各種決議、文件、書籍也都出了不少。應該說，對這些基本問題，上上下下還是清楚的。但看出問題是一回事，解決問題是另一回事。解決問題是利益博弈，需要平衡的因素很多，這裏的關鍵是用什麽樣的政治理念去平衡這些利益關係。
從政治文化上講，文革理論無疑是陳舊的、 落後的、偏狹的、虛無的，反現代化的。但也要看到，它也還有一種理想主義的東西，是以追求社會平等、實現共產主義作為理想主義的價值載體。這雖是虛幻的社會目標，但也是一種文化情懷。在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中，文革那套假大空的價值體係被現實生活打得粉碎。人們對於過去信奉的理想主義，很有些上當受騙的感覺，棄之如敞屣。但隨著市場經濟而來的問題是，人們的文化情懷也萎縮了，越來越娛樂化、低俗化、“小時代”化了。這一方麵說明原來的理想主義價值載體的虛幻性，另一方麵說明文化轉型的嚴重滯後，擔當不起現代市場經濟的複雜要求。本來，原來的理想主義的價值載體破滅了，就應該在人類現代文明普世價值的基礎上予以重構。比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人權保障、職業倫理這些東西，都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價值原則。中國要走上世界舞台，就得遵守這些現代人類文明的價值準則，重新塑造天下大同的文化情懷。在重塑現代文明的過程中，不僅要借鑒西方的文化資源，也要借鑒中國傳統的文化資源。中國曆史上的“民貴君輕”的民本主義道統，也是能與現代文明對接的文化資源。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