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鍾聲
曆史回響
2015年11月06日 信息來源：嘉善版
人物小傳：
張鍾俊，1915年9月23日生於浙江嘉善，著名自動化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34年畢業於交通大學電機係，同年赴麻省理工學院深造。1935年6月獲碩士學位，1937年獲博士學位。1938年回國，先後在武漢大學、國立中央大學、交通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任教授。1943年創辦中國第一個電信研究所——交通大學電信研究所，任主任。1949年以後，先後擔任交通大學無線電係和自動控製係主任、計算機係主任、電工和計算機科學係主任、計算機應用研究所所長、係統工程跨係委員會主任和自動化研究所所長等職。在網絡綜合、電信、電力係統、信息自動化、係統工程等多個領域作出了許多開創性貢獻。1995年12月29日因病在上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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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鍾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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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一個特別值得紀念的年份——我的爸爸張鍾俊院士誕辰100周年暨逝世20周年。同時，今年4月11日正值母校——上海交大119周年校慶期間，在閔行校區舉行了爸爸的紀念活動。是日，小弟夫婦和我一家，包括女兒全家，及學校領導、同事、學生一起，共慶爸爸100周年的生日。
對祖國赤子之心
我的爸爸張鍾俊和解放前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滿懷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的赤子之心，麵對國破家亡的危險，有強烈的憂患意識。
1934年7月，19歲的他以優異成績從交通大學機電係畢業後，獲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會的獎學金赴美留學，進入麻省理工學院電工係攻讀研究生課程，1937年12月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博士學位，並作為該學院第一個博士後副研究員留校工作。
但在1938年夏，當爸爸從祖父家書中得知家鄉被日本侵略者占領，百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時，23歲的他毅然決定放棄在美國的優越生活和工作，提前回國為抗戰出力。同年10月，他經香港回到上海，婉拒了美商上海電力公司的高薪聘請，在11月離滬經廣州轉道進川，開始了執教生涯。張煦伯伯曾說：“鍾俊是1934級交大畢業同級同學中第一個從國外回國的。”
1948年末，麻省理工學院院長曾親筆來信，邀請爸爸擔任該校電工係教授。但爸爸選擇了留在母校交大，婉拒了對方的盛情邀請，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迎接新中國的建立。
1966年“文革”開始後，曾在海外待過的爸爸難逃衝擊。1967年底的一天，在經曆了兩天的抄家，把家中所有照片、信件和文章都帶走後，爸爸也被專案組帶走了。當時我正從交大畢業，馬上要去大連造船廠報到，望著爸爸被帶走的背影，眼淚不由自主地掉下，記得那時爸爸突然回過頭，向我擺擺手，微笑著囑咐我要“好好幹”。當天，我乘船去了大連，但造船廠要把我退回學校，苦苦交涉無果，一個月後隻好回到上海交大等待重新分配。那時，全家處於恐慌無助狀態，爸爸被懷疑是美國特務，媽媽每天被叫去學校接受拷問，陪媽媽同去的小妹妹當時還是小學生，經常坐在媽媽旁邊就睡著了。
因為“文革”，弟弟妹妹們都被剝奪了學習的機會。我的大妹妹文匯，1966年高中畢業去了崇明農場“修理地球”九年；我的弟弟文瀾是初中生，15歲去了江西的高安插隊落戶，直到1976年得了肝炎、咳喘病退回到上海，之後進了街道生產組做鞋幫；小妹妹文淑在集體所有製的木具廠做箍馬桶的工人。雖然爸爸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隔離審查，飽受折磨達一年之久，但他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始終不變，對黨和政府的信心始終不變。隔離審查期間，爸爸無法和我們家人見麵，他拜托在食堂偶遇的同學帶話給我們，說他還好，並鼓勵我們子女應該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經曆風雨，奉獻青春，接受工人、貧下中農再教育。要抱著對未來生活的樂觀態度，還調侃說：“我正準備買排骨吃！告訴家裏放心。”
1976年“四人幫”垮台，1978年我國從“文革”動亂中走向安定和發展，春天真的到來了。此時，爸爸已兩鬢掛霜，卻渾身充滿春天的活力。他每天清晨5時就起床，開始準備一天的科研和教學工作。因為工作需要，爸爸經常出差，媽媽為此多次和他爭吵。當家人和學生心疼他的身體勸他少操心、多休息時，他總是動情地說：“與其享清福，我還不如累死在崗位上。”終其一生，爸爸在學術上不斷開拓創新，即使到了晚年，他還經常去圖書館、新華書店尋覓了解國內外最新科技動態，時刻把握學科的發展態勢。爸爸雖然偏重科學理論研究，但是很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曾與校友錢學森一起積極推動自動控製理論和係統工程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應用。
1989年後，在海外的弟弟妹妹考慮到爸爸年事已高，幾次寫信想替爸爸媽媽辦綠卡，但爸爸回絕了，說他的事業在中國，他的根也在中國。
1995年，爸爸已80歲高齡，他仍像年輕人一樣活躍在教學和科研的舞台上：6月初，在杭州浙江大學交流；6月底，在三峽參加第二屆亞太地區控製與測量學術會議；8月中，在沈陽作為會議中方主席參加中韓雙邊學術交流會；8月底，在天津參加智能自動化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和頒獎；9月，在杭州參加浙江大學自動化國家實驗室驗收及攻關項目鑒定；10月初，在北京參加科學院院士增補大會；10月末，在長沙參加中國智能機器人研討會；11月中，在交大徐匯校區為自動化係全體研究生作長達3小時的報告《如何培養自己成為一個跨世紀的高級技術人才》；11月末，在南京東南大學和航空航天大學接受聘書和交流。
然而，就在南京受寒感冒回滬後，他病倒了，12月4日住進華東醫院後，他還不忘工作，不忘指導學生論文，不忘學校的“211”工程。他堅信1996年4月8日，他能和全校師生共慶母校百歲生日，用完成的兩本中英文論文集向校慶獻禮，他有信心做跨世紀的人。但是，在1995年12月29日晚間，因肺炎加劇，氣管堵塞，他滿是遺憾，不甘心地離開了。至今，我和我的女兒仍記得，離去的那刹，他眼眶中滑落出那珍珠般大的淚滴……
對家人勇於擔當
爸爸出生於嘉善魏塘鎮，書香門第，張宅門頭的正中間刻著張家的家訓“謙尊而光”四個大字，意為尊者謙和而彰顯光明美德，即待人要謙和，與人為善。
祖父張愷敷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學高中部任英語和數學教師；祖母孫星英出生於縣裏的名門望族，幾代人都是江南有名的詩人和書法家；爸爸的大舅孫文耀1908年考取浙江官費留歐，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魯文大學專攻土木工程及鐵路工程；小舅孫季華也曾留學歐洲，後任西安公用局總工程師。爸爸從小天資聰穎，因思維敏捷又好學強記，在學校屢次跳級，被周圍親朋好友譽為“神童”。家中共四兄妹（鍾俊、鍾傑、鍾嫻、景俠），爸爸是家中的老大。
1938年夏，日軍占領杭州，全家逃難到了江西。爸爸接到祖父來信後，於暑假中毅然回國，先到香港和祖父母見麵，拿出了在美國的全部積蓄用於安頓祖父母幾年的生活。同時，爸爸也擔起兄長的責任，攜我的叔叔鍾傑、姑媽鍾嫻進川繼續求學。不久，祖父肺病在家鄉去世，從此，爸爸挑起了家庭的重擔。叔叔鍾傑於1942年由爸爸安排去美國留學就讀土木工程係，後在美任土木高級工程師。姑媽鍾嫻由爸爸牽線，與爸爸1934年交大土木工程係畢業後留德的級友薛履坦成婚，誕下女兒後，全家於1945年隨時任台灣水利局水利司司長的丈夫去了台灣。
爸爸最初擔任武漢大學（當時已遷至樂山）電機係教授。不久，校舍遭日機轟炸，遂去重慶擔任國立中央大學電機係教授。1939年底，爸爸與交大校友一起籌建交通大學重慶分校。在重慶期間，爸爸結識了當時正內遷至重慶的複旦大學經濟係的我姑媽的同學，也就是我媽媽楊媞姝。爸爸和媽媽結婚後，我於1943年在重慶出生，為了紀念在重慶小龍坎九龍坡交大生下的我，取小名叫“瓏瓏”。
爸爸是個好丈夫，非常疼愛媽媽。1952年全國大學院係調整，媽媽從交大管理學院離開，去財經大學執教。每天要花4小時用於上下班，同時還兼任在夜校部上課。於是，爸爸包攬了家裏大多數的家務，晚上等媽媽回家才睡覺。有時在家，爸爸和我們像小學生一樣坐著小凳聽媽媽備課試講，爸爸經常與媽媽相互討論，提高教學水平。晚年了，爸爸出差外出，總想讓媽媽一起去，讓她散心高興。他們之間感情甚深，爸爸走後，媽媽一直鬱鬱寡歡，不到4年，媽媽也離開了。
爸爸關心我和弟妹們的學習，但從不要求我們拚命讀書，更反對我們死讀書，所以對我們一直隻采取啟發式教育。在上小學時，當我們遇到數學難題解不開去請教他時，他從來不會直接說出答題的步驟和答案，而是會幫我們把題目分析一下，給出若幹啟示，最後還是靠我們自己悟出解題的方法。因為爸爸的教育方法，我們幾個子女學習從不依靠父母，也不靠死記硬背。每次升學考試，我們都能順利考上理想的學校，不用爸媽操心。
爸爸對我們的愛，對家人的關心和照顧是不遺餘力的。我小學一年級時，染上了傷寒和肺門結核，生命岌岌可危。當時需要買非常昂貴的盤尼西林才有希望治好我的病。爸爸在日常工作之餘，將全部精力用於翻譯蘇聯關於電力係統的教材和書籍，最終用8本書的稿費為我購買了藥品，治好了我的病。小學四年級時，我在交大大草地和男孩踢足球，不慎將膝蓋髕骨損傷，半月瓣撕裂，隻能躺在床上，不能下地走路，是爸爸背著我到處求醫問藥，半年後才慢慢康複，回校上課。
“文革”中，我被大連造船廠退回學校，待分配期間，到石家莊車輛廠當工人，一周工作7天，勞動強度大，生活艱苦，下班後要挖防空洞並進行防空演習和軍訓，以致我第一個孩子流產了。後來陸續流產三次，成了習慣性流產。直到1976年，我發現懷上了第五胎，回到了上海家中保胎。懷孕保胎期間，我睡在床上7個月不敢動，媽媽要上班路途又遠，全是由爸爸來照顧我。給我牛奶喝，安排三頓飯，大小便倒尿盆，無微不至地照顧我，直到1977年6月生下了我的女兒，爸爸的大外孫女。
弟弟妹妹們同樣享受到爸爸給予的溫暖。弟弟從小哮喘，爸爸經常帶他治療，他“文革”下鄉插隊得了肝炎病退回滬，也因病退，1977年恢複高考時，雖考分極高，卻按規定沒有資格進重點高校，未能實現進交大求學的夙願，但爸爸的榜樣給了我們力量，使我們在困難中都挺了過來。改革開放後，1979年，弟弟文瀾自費去美國就讀休斯敦大學電機係；1980年，大妹妹文匯直接進入休斯敦大學就讀計算機碩士，她是該校第一個大陸自費研究生，通過不斷地努力學習，最終獲得了博士學位；小妹妹文淑“文革”時沒讀上書，僅小學水平，通過努力，1980年也赴美就讀休斯敦大學計算機係。他們都邊打工邊學習，最終出色地完成了學業，並在美國就業。文瀾成了公司的高級工程師，文匯任大學教授，並曾擔任計算機係係主任，文淑成為了數據處理工程師。
為了讓我們子女安心學習和工作，爸爸主動為我們分擔照顧下一代的責任。1977年，我生完女兒，考慮到我和丈夫都在北京工作，又經常出差搞課題，照顧女兒有困難，就把女兒留在了上海，由爸爸媽媽照顧。女兒自小就在爸爸媽媽身邊，由爸爸媽媽撫養長大成人。大妹妹1980年夏赴美留學，3歲的兒子也一直由爸爸媽媽照顧，直到他小學四年級時，大妹妹研究生畢業，在美工作、生活穩定後，才赴美回到大妹妹身邊。
我們家在“文革”前後都是一個大家庭，祖母、外婆、爸爸、媽媽及我們四個孩子、爸爸的小弟弟——景俠叔叔。在上世紀50年代末，雖然爸爸工資比較高，每月可以領到300多元，但家中的開支都由他負擔。爸爸從來不追求高消費，生活上崇尚簡單和健康，但每月也盡量保證帶上全家去淮海路的小西餐館“改善夥食”，製造些小情趣、小浪漫，全家處處充滿了歡樂和笑聲。
爸爸寧可對自己苛刻一點，也要家裏人吃飽穿暖。在“文革”期間，爸爸受到衝擊和迫害被隔離，單位還扣發了爸爸三年之久的工資，僅靠媽媽的工資要養活我們兄弟姐妹四個和年邁的祖母、外婆，還要交昂貴的房租是不夠的，因此媽媽不得不變賣衣物，省吃儉用，每頓隻有一個青菜。等爸爸解除隔離回到家時，家中除了床已沒有其他家具，也沒有吃的。麵對如此艱難困苦的局麵，爸爸怕餓壞了家人，怕孩子們得肝炎，他硬是瞞著媽媽，秘密地向朋友多次借款，累計達3000多元，在當時那可是個天文數字。但他始終相信黨和國家，相信生活會好起來，所以也不怕借債。
爸爸很重視為人師表，對衣服的質量和數量是要求少而精。當他離開後，我為他挑選告別儀式服裝時，發現正裝竟然屈指可數，而且大多半舊。最終，我為他選擇了一套曾在接受周總理、鄧小平接見時穿過的正裝，這是他最喜歡的，也是隻有在重要場合才會穿的套裝，讓這套服裝一直陪伴他吧！
對學生良師益友
爸爸自1938年從美國回來，便一直在國內高校任教，1939年底，他與交通大學校友一起籌建交通大學重慶分校。1940年9月，分校成立，聘請爸爸為電機係教授及係主任。為了培養電信方麵的高級人才，在重慶國民政府交通部等單位的資助下，學校委托爸爸籌建電信研究所。1943年，電信研究所成立，爸爸任主任，並開始招收研究生。後抗戰勝利，回到上海，1946年上海恢複建立了交通大學，爸爸繼續擔任電信研究室主任。從1944年到1949年，共培養了24名工學碩士，幾乎占到民國期間中國培養的工程碩士總數的一半。
教學中，他完全采用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材和培養模式，畢業的學生在新中國成立後都成為國家科技和教育界的棟梁，其中數名還當選為科學院院士。1978年恢複研究生製度後，爸爸是全國首批碩士生和博士生導師。1986年國家設置博士後科研流動站，他主持的博士點又首批建立了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幾十年來，他桃李滿天下，為培養學科建設接班人作出了傑出貢獻。
爸爸內心有著孩童般的真誠和善良，愛學生、愛人才。早在抗戰期間，爸爸剛從美回國，在重慶招收研究生時，他的年齡和學生們相仿，個別學生甚至比他還大。他沒有一點教授的架子，經常和學生們一起打籃球，打排球，和學生們親如朋友、兄弟，被戲稱為“Baby”教授。爸爸媽媽結婚時，學生們都來鬧新房，把學校送來的新床都折騰壞了，校長不得不重新換了個送來。
爸爸喜歡招收全麵發展，有創造力和想象力的學生，不喜歡學生死記硬背。他在招生時不看重分數和名次，看重學生對基礎的掌握和對要領的理解，特別關注對英語和數學的掌握情況。爸爸認為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很快，所以在選擇研究課題時，一定要有超前意識。他在擔任博導時，不是給每個學生出一個孤立的題目，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給出一係列的題目。於是，一個博士生做完一個題目後，後一個博士後還可以接著做相關的課題，從而把研究工作持續地推進下去，一步步提高。對於博士生寫的論文，爸爸都會認真審閱後，和學生討論，提出詳細的修改意見。對於其中的英文論文，他甚至會一字一句地修改，就在去世前他仍在病床上指導博士生的論文。在每次的研究生、博士生論文答辯中，作為答辯委員會主席，他往往會提出很基礎但又很尖銳的問題，經常會讓有的學生感到難以回答，甚至不知所措，但打分卻相當寬鬆。
除了學業，爸爸也非常關心學生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經常請研究生來家裏做客吃飯，還會力所能及地資助經濟特別困難的學生。他每次買來新書看完後，都會把書有針對性地送給自己的學生或青年教師。他教育學生學會做事要先學會做人，做一個勤奮，樂於助人的人，做一個誠實和高尚的人。爸爸絕對不能容忍的就是利用不正當手段，抄襲和剽竊他人的論文。
對上海交通大學自動化係的教師和科研人員來說，爸爸是亦師亦友的。他大力扶持有才學的年輕人，想方設法幫助他們早日晉升到高級職稱，給機會，壓擔子，讓賢。爸爸婉拒包括上海自動化學會理事長在內的各種學術職務，推薦出類拔萃的中青年學術骨幹來擔當。對於以他的名義申請來的課題經費，他從不占為己有，而是慷慨資助年輕人開展科研工作和學術交流，爸爸沒有一本屬於他自己的課題本。他心胸寬廣，隻要有利於祖國科學事業發展，隻要是渴望學習，不管校內還是校外，隻要有求於他，爸爸都會滿腔熱情，毫不保留，亦師亦友地接待、傳授及探討，他的學生滿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