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厭共匪國
錯生賊地，憎惡共匪，感歎流年，且賞南天
-- 零星片斷的時光倒流
1966年“文革”前的小學生活基本還有些正常人類形態，雖然學校裏有各類功課作業，但孩子們的課餘生活不少，白家莊小學還雇有專門在課餘時間指導孩子們玩耍的“課外輔導員”，記得有個姓王的輔導員，也就20來歲的男青年我們叫他王老師，經常領著我們去少年宮公園作遊戲等等，順口溜“大頭大頭，下雨不愁，人家有傘，我有大頭”等就是跟他學的。
那時我們男孩子課餘一大愛好是看“小人書”，即一本本約A4紙張三分之一大小的多為黑白圖畫的故事，封麵一般是彩色繪圖略示書內主題，裏麵每頁上方為圖畫，下麵橫著寫有故事內容：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水滸西遊記嶽飛傳東周列國誌（紅樓夢孩子們很少看大概也看不懂），加上各類知識性的， 外國故事等等。小人書可以租：宿舍院子裏遊走商販及東大橋關東店一帶商業區域都有出租小人書的攤子，由攤主將一木製框板傾斜支在街邊路畔，框板上各格子裏放有各類名稱主題的小人書，出租多少錢（大概幾分）可以拿去在旁邊看或回家看（大概有押金）過兩天還回來，購買則一般在書店，我家裏記得一直積攢了起碼上百本，可惜“文革”時被我們自己當做“四舊”在60號樓後麵的空地上（當時還沒有那個亭子）給燒了。男孩子最愛看的當然是三國水滸這類攻城掠地建功立業的古代故事，以致對其中許多片斷都倒背如流， 每次我去家住西單的表姑家表哥“小太三”（福州話不知具體何意）便 要考我“背三國”，諸如“關雲長溫酒斬華雄”，“千裏走單騎”，“趙子雲長阪坡單騎救阿鬥”，“桃園結義”，“空城計”，“火燒新野”，“草船借箭”“三氣周瑜”等等，現在想起來都可以隨手寫下去沒完沒了收不住， “嶽飛傳”裏某些情節也可背誦，如槍挑小梁王，黃天蕩，小商河楊再興，王佐斷臂，“水滸”裏麵的林衝雪夜上梁山，武鬆打虎，三大祝家莊等等。那時除了學校作業外（也很簡單遠不如當下那種瘋狂補習拚命），男孩子們大部分時間在看各類小人書，還互相借閱，心中為遠近英雄豪傑讚歎悲傷。我當時最大的成人後願望是當劉備那樣的好皇帝， 當然做個關雲長趙雲嶽飛那樣的武將也不錯， 曹操司馬懿金兀術一概是萬惡敵人。“文革”前的小學孩子沒有後來那般的政治瘋狂極端，加之紡織部宿舍裏家長以工程技術人員為多，因此對共產黨的洗腦灌輸尚少具體認知。有一次我對著收音機（那時家庭無電視）裏新聞播音隨便發牢騷說什麽破共產黨真討厭（八九歲的孩子還不太懂日夜反複聽到的這“共產黨”為何方妖怪神聖），被旁邊一起玩的同住六區的女同學“惲紅”告到我媽那裏，被媽媽教育了一番說是不可亂說，但在我心中也未留下深刻影響。
小人書看多了，有些繪畫興趣的孩子便也隨手塗抹些人物生畜，尤其是在順手拈來的課本上。我們黃老師班上住80中學旁邊“白樓”的男孩楊林似乎特能畫這些小人，幾個男孩子經常在課堂上偷偷往課本上畫並加注釋，畫畢注畢便在課桌下麵私相傳遞欣賞品評，內容有古代武將謀士的，也有近代逐如日本兵什麽的（大概是受了廣播宣傳及學校教育認為日本兵算惡人之一），熱門旁白與注釋多為“報告，他們正在山下強奸！”等等，其實小學孩子還沒有正常性意識不懂“強奸”的意義（當然明白不是好事）。
小學低年級孩子間還沒有明顯劃分“男女界限”，大家不分性別在一起玩得熱鬧，常玩內容有“打包”，即用一一般請家裏媽媽大人縫製的方布袋子內填沙子或棉絮之類，孩子們分兩撥一撥扔一撥接或躲，接到為勝，打中身體也為勝；“跳房子”，即在地麵（水泥或稱洋灰地麵為佳）上用粉筆畫些四方格子然後單腿蹦來蹦去以某種蹦跳路線或方式為勝；“跳繩”：有單人跳與多人跳，後者由兩人隔三四米對站搖動一長繩其餘人排隊輪流衝入搖動的繩子中部同時反複跳起讓來回搖動的繩子從腳下掠過；“滾鐵環”：此為男孩子玩具，用一端頂寬平的鐵棍推動一圓形鐵圈跑動保持鐵環不倒越久越成功； 等等。
六十年代家庭皆無電視，起初大概匪域也無電視廣播，各家的時髦娛樂新聞接收工具為無線電收音機。起初是電子管（真空管）放大的，後來逐漸進化到 晶體管放大的。電子管/晶體管用得越多的收音機則靈敏度越高性能越好且往往音頻質量也好。 好些的收音機還可以接收短波電台，這不僅有外省市的，還有“海外”即中國大陸外麵地區國家的電台播音 --- 因為隻有以較短波段（頻率較高）發送廣播內容才可傳播較遠。我家裏有一台1940年代的美國製多燈（多電子管）收音機，高度寬度與現在50~60英寸的LCD屏幕類似，木頭外框，淡褐色漆，正麵是許多圓孔遮擋的喇叭屏蔽，下方是玻璃屏幕內有發光背景的指針外刻所調諧至電台頻率，十分氣派，是我父親1950年回中國時在日本港或什麽地方用美元跟美國水兵買的，當時屬高級貨，靈敏度音質都很好，可以收到最遠南非的英文廣播，澳洲廣播電台，美國之音，BBC等都不在話下，這台收音機最後什麽年代被淘汰我已記不清，但上述不少電台我後來長大後都偷偷用它的短波波段調到過。
我父親大概因為在海外與以前自己都搗鼓過收音機且自己會組裝，所以不少院裏或單位的鄰居同事往往收音機壞了便會拿來請他修理，有時星期天會碰到好幾個人同時來，甚至記得有一次幾個人抱著收音機排隊排到我家60樓二樓門外的情景。受父親影響，我也從小喜歡安裝礦石收音機，後來也裝過電子管晶體管等等。礦石收音機是用一塊從60宿舍東邊鍋爐房外麵堆放的煤堆裏揀來的銅塊（往往嵌在煤塊上），再加一根鐵絲，二者做成整流器，另需線圈電容形成頻率調諧器，天線則以長鐵絲接在家中鐵暖氣片上即可。另外我們還用長鐵絲接在空鐵皮罐頭殼上從窗戶外麵拉到鄰居老侯家， 兩邊各一個這樣的裝置即可當作“電話”來相互談話 --- 當然音質很差。
當時的無線電廣播有一些專門為少年兒童設置的節目，為孩子們喜愛的包括孫敬修的講故事，小喇叭，等等；針對低年級兒童的電台童音廣播“我是小叮當，工作特別忙..."然後是“吱扭”一聲的開門聲，...最後“...小喇叭開始廣播啦！”這類內容孩子們大概每日必聽，就像後來成年奴才們每晚虔誠癡呆洗耳恭聽“新聞聯播”廢話一樣。大人們的新聞小學生肯定沒興趣，當然也不太懂。共產黨政府胡鬧折騰的各類政治運動威脅恫嚇等等我們並不明白，大概家長們也有意為孩子作了屏蔽遮擋，我隻記的一位父親部裏院裏的同事以前我們叫“王叔叔”的經常來往，某時開始突然被媽媽說不要叫了也不再來往了，因為是“反革命”，那時對這稱呼雖然有毛骨悚然感，也不是太懂。但我家福州長輩親戚裏被文革前曆次運動迫害的已屬不少，大姨父，大舅等為“右派”，“曆史反革命”等等長期被下放關押，父母親都不願當我們麵多談，隻是含混曲折提到。
“文革”前的電影對孩子有巨大吸引力，那時我們多是走到東大橋商業街那裏的“新聲電影院” 等處買票觀看 --- 那一帶似乎有好幾個電影院，好像是一兩角錢一張票， 買票是在電影院門前的專用售票窗口，窗戶旁邊和上方往往貼著當天或未來的電影內容時間等等。許多時候我是和弟弟及鄰居老侯（林生）小侯（京生）等走著去那裏看，內容多為共黨宣傳品但孩子們注重的顯然是故事情節諸如抓特務，打仗等等，記得片名包括“永不消逝的電波 ”，“天山上的來客”，“小兵張嗄”之類。我們家後麵那排樓下一樓住的男孩王向環（好像比我小一歲）特別喜歡看電影據說每場新電影都未拉下， 看完便會給我們宣講描述。 天不太冷時晚上孩子們會聚集在院裏的石頭凳子乒乓球台上（現在已不存在）聊天吹牛，其中多以各類新舊電影為主題。一次印象深刻的彩色電影是我們被父親帶到長安街上的紡織部辦公樓裏觀看的“小布頭奇遇記”，當時認為非常開心好玩，看後還特意找到連環畫來讀。那時除小人書外彩色連環畫即較大開本的畫報故事我們也看不少，記得一個叫“沒頭腦和不高興”講一個愛丟三拉四和一個喜歡生氣的朋友的故事讓我特喜歡， 起先是我媽媽讀給我們聽後來才學會自己看字。另有一故事（大概也有小人書）叫“寶葫蘆”講的是孩子若得到一寶葫蘆則可心想事成，於是下中國象棋時心中想到“吃車” （念Ju一聲）那棋子真的出現在嘴裏咽到肚子裏了！那時歲數小思維幼稚對這些故事堅信不疑甚至有些感覺害怕。另外一些順口溜也讓我感覺不解，比如“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動物們”裏麵的“動物們”被我誤解為動物家裏的門（因不懂複數“們”的意義），很長時間內無法理解為什麽老虎要吃動物家的門？有些故事是我媽媽讀給我們聽後自己又去仔細看的，比如沒頭腦不高興那個，我還記得我媽媽經常講來告誡我們不要像那兩個朋友一樣。
除了電影院，當時在宿舍院子裏（似乎是灰樓一帶什麽地方）空地上有時傍晚有由大概是紡織部組織的露天電影放映：在地上豎一對杆子掛起一大塊有黑色圍框的長方形白布作影射屏幕，院子裏大人小孩自帶板凳或站在屏幕正麵不遠處，放映組的電影放映機也在同一方位，一般放些時髦影片，有這些免費電影時孩子們往往會早早搬凳子去占領有利位置。
那時的小學同學要經常去附近同學家“上小組”，即班主任把一些居住較近的孩子分成作功課的小組讓他們在一起做家庭作業，組內成員往往有學習成績好差的搭配，孩子們互相幫助討論。我家常常來諸如陳明鄒經修等等院裏的孩子，也有過女孩子記得有住在白樓那邊的丁桂芳，做完功課後大家還會在一起玩很久，和丁桂芳在我家門外走廊裏水泥地上畫格子玩跳遊戲的景象我都記得，後來長大了男女同學不來往了我還有些遺憾，幾年前同學聚會聽說丁桂芳（說是成年後改名丁媛並到軍隊當文藝兵等）早已因病去世頗讓我感歎。
黃雪梅老師班裏大約有50左右小學生，當時各班學生個數大致如此，其中有個叫張勝利的男孩，家住80中西北中紡部宿舍東南的白樓一帶，外號“土猴”，具體意義已不可考，不排除其身帶土不潔之意。 張勝利父親據說為一不識字之“老工人”--- 這在當時屬高級社會政治階層，但對兒子管教甚嚴，據說是凡考試得5分即買肉燉之任土猴獨享，凡考0~2分或在學校調皮搗蛋被老師批評等則渾身脫光吊起來痛打，且懸吊處左右放一暖水瓶內置熱水防止土猴掙紮扭動 ---細節估計有誇張成分。不過張勝利在班裏不太聽話且考試成績5分少2分多也是事實，當時班裏學生“幹部”們還曾被老師派去“走訪”他家長即告其父母該孩在學校如何等顯然無甚光彩消息。另一常被學生幹部走訪男孩叫嶽鐵生，此孩似乎在白家莊小學時不太聽話即當時被稱作比較“鬧”，記得升入80中學後我也變得比較表現不好一次碰到已不與我同班的嶽，他有些幸災樂禍亦或英雄所見略同地說，“聽說你也比較鬧哇”？當時孩子們在學校的不聽話具體罪狀包括上課說話， 作業不完成，逃學，遲到，打假，罵人， 與老師頂嘴，等等。
小學時各班主任老師還對每個孩子有一要傳遞給家長的本子，裏麵一般由老師寫上孩子最近表現成績等等，由孩子帶回家請家長看並寫家長意見後再帶回學校給老師，算是有點效果的家長老師通訊。當然似乎每學期末還有家長會議，由班主任老師主持。
除了用自行車馱著出租小人書的遊走商販，那時宿舍院子裏還會出現走家串戶修磨菜刀剪刀的販子，標誌性地喊著“磨剪子嘞，...戕菜刀”---這種工販往往不是北京本地口音，且那“戕菜刀”的“戕”字也不知何意，這隻是其發音。他們的技藝是把家庭的剪刀菜刀重新磨鋒利 --- 2015年秋我回北京居然還聽見這類販子吆喝生意，嗓音與幾十年前類似。另一類常見的商販幹的是“爆米花”，即把你提供的生玉米粒或稻米粒放入一熱鐵桶狀鍋內熱爆熟成開花狀態以便直接放入口中作點心零食（操作的終點產生一聲”砰“的巨響），好像使用商販自己攜帶玉米粒也可， 總之是孩子們喜歡的零食：這爆米花時下澳洲商場裏也有，原理大概類似，不過加了些糖料類。再有常出現在宿舍院中的是“掏大糞”的：起先是用騾馬拉車，估計是郊區農民，後來也有專門的卡車。院子裏有些糞坑的出口井蓋，應該是通向收集各樓住戶廁所排出物的地下糞池，掏糞者打開井蓋後，卡車是用車上後方一粗管子通入糞坑以車上水泵類機械自動抽取，騾馬車的農民則以手持糞勺一勺勺的撈入車上木箱中，二者都使惡味四散遠近捂鼻，當然手動的更甚， 但這已經比那些平房胡同住宅地帶的人背糞桶掏糞強不少了 。那時一時髦的當局宣傳便是共匪“國家主席”劉少奇接見掏糞工時傳祥，後來文革中此地位懸殊之二人同樣死於非命。
六十宿舍各樓下門旁的公共垃圾箱有宿舍裏專門的垃圾工人定期來清除，此人似乎是位住在紅樓或灰樓區間某平房（中紡部宿舍裏有少量平房）內一總戴著帽子遮著臉不與人打招呼的中年漢，好像是騎著一輛後麵有拖鬥車的自行車來清垃圾，後來文革時聽媽媽說他自殺了我還十分震驚：不知是否共黨篡政時僥幸殘存的前政權遺留人員可惜也未躲藏太久。60宿舍的公共垃圾箱水泥建造，前方有一傾斜小口允許住戶將少量垃圾倒入，垃圾工則從左側麵的門打開清理， 二樓以上各家主要是從樓梯中間那個有鐵門的通道向下倒垃圾，近年我回去看到那裏已經被用水泥封死了。這種裝置在當時已屬先進，至少垃圾箱不滿時垃圾不甚外露，異味不算凶猛，後來我在北京其它宿舍區住過的垃圾箱往往露天大敞肮髒廢物隨風飄蕩惡味蒸騰，月經紙手紙不明物四散飛揚，實在惡心。近年據說提倡“垃圾容器化”即開始提供西方社會早已普及的桶狀可移動分類投放的垃圾箱，但居民惡習未盡經常把垃圾扔得裏外散亂髒物橫溢臭氣依然，不知什麽年月這個統治者整日臭吹“大國崛起”的地塊上才能像人類樣子處理好生活垃圾。
記得院子裏常來有一類收購廢品的商販，典型是男人騎一三輪平板車，以與磨剪子菜刀者類似的腔調吆喝著“收廢品，舊報紙，酒瓶”等等，音調長拖且有拐彎強調的意思，顯然也是北京市外麵居民。我家最常去傾銷的是舊報紙，即家裏訂閱的政府版什麽報如今都記憶不起名字，大概匪共所謂“人民/光明日報”之類或還有北京晚報等，常常是很大一摞搬弄下去拖到那三輪車前麵，其實也就兌回很少錢幣，為家裏清理空間垃圾的意味更多些。有時我父親去參加各類工業展覽會後拿回來的彩色廣告技術雜誌擱置九了也會拿出去賣且那收廢品的還十分歡迎。其餘酒瓶等等我家似乎很少。最近十幾年我回北京看到此類收廢品的已經升級到駕駛卡車三五人一幫地結夥經營了，衣著仍然襤褸肮髒，那卡車往往色調昏暗稍散味道，停留在住宅小區邊沿等地將大批的硬紙殼廢金屬類物件堆聳搬弄，譬如這個：
，與以前不同的還有現在常見婦女夾雜在收廢品工作人員中間。
北京的夏季有不少暴雨傾盆的時節，記得經常在宿舍的院子裏形成一片汪洋---大概是下水係統無法迅速排水---甚至可以劃著漂浮的木頭當船玩：這時候孩子們會淌著到膝蓋深的水走來走去，體驗水鄉的快樂。到冬天也會有積雪，堆雪人，打雪仗則是冬雪的遊戲。沒有雨雪的時候，男孩子的足球運動盛行：當時在60宿舍與灰樓/新大樓之間那片地方已經不再種菜和莊稼了，變成一片空地，於是便作了足球場，記得男孩們無論年齡大小都擠在一起集體踢足球。我們60樓棟一樓的大庚新更哥倆踢得特好：80年代當我聽到文革前已去西安軍政大學讀書又突然早逝的大庚的消息，曾感到特別震驚，因為戴眼鏡的大庚曾經是個那麽健康強壯的大男孩子。乒乓球也是一普遍運動，小學裏便有開展，我還曾未自己未能入選學校球隊悲傷過一陣。紡織部宿舍院子裏後來修建有一些水泥的球台，各家孩子可以自帶置於中部的球網及球拍玩耍。
60年代的孩子大概沒有抱怨過空氣中霧霾類呼吸不適的，但那時從中紡部宿舍往東部不遠到達“農業展覽館”/“六裏屯”一帶便已經是農田郊外了，市區的街道住宅商業到達80中東邊的幾條街便是邊沿。“文革”剛剛開始時我們還像以前一樣徒步走到“農業展覽館”後邊荒地那裏捉“雞瑪”即樹上鳴叫的蟬，跟幾位估計是那裏駐紮部隊（那裏有軍營）的大兵閑聊聽他們說燒死某小動物就像燒死“劉少奇”一樣才感覺似乎世道要有點亂了？
那時院裏男孩子經常接觸的昆蟲類是螞蚱（蝗蟲），雞瑪（蟬），天牛，老幹（蜻蜓），洋拉子（某類飛蝶的幼蟲有些酸性觸皮膚會過敏紅腫），蛐蛐（蟋蟀）以及地上低窪處積水或河溝裏的青蛙及它們的蝌蚪。捉螞蚱一般要去草叢裏，比如80中學的操場邊沿和60宿舍圍牆外邊，徒手捉住會蹦跳飛起的螞蚱不容易，眼尖地探測目標後必須渾身抖擻猛撲上去連滾帶爬， 若撲空還需連續追捕一般躥出去好幾十米。捕捉成年雞瑪（蟬）一般需要“粘”之，即用一長竹竿頂端塗以膠狀物悄悄伸向樹幹高處長鳴不迭的蟬的翅膀，輕輕一按使其欲飛不得迅速退杆用手捉住。粘住的雞瑪被我們帶回家裏放在紗窗上，我父親種在花盆裏的一個常青小樹我們稱“橡皮樹”的也常被用來棲息我們的雞瑪俘虜，有時俘虜們還精神起來在那小樹上吸汁鳴叫。 後來不知誰有傳聞說是雞瑪的背上那塊黑色硬塊下的肉可以吃，有幾次我們真收集了一堆屠宰了請我媽媽在炒菜鍋裏燴炒成菜吃了：味道一般般，但的確是某種肉味。捉雞瑪用的膠水那時還屬珍貴，往往偷用家中麵粉弄濕在水裏搓揉搞成“麵筋 ”稍幹後才可使用，現在回想為什麽不用諸如膠水類便宜用品？也可能那時膠水亦屬貴重物品吧？蟬的幼蟲散落草地樹根附近洞穴待成熟時於黑夜至拂曉拱土出洞爬上樹幹：剛出土洞的幼蟬身體呈透明狀翅膀濕潤柔軟無法飛翔，我們常常摸黑在傍晚或臨晨趁它們未爬到高處時捕捉之：好像也搜羅過一堆烹過味道已經忘記。那時候我對捕蟬抓蟲充滿了熱情常常在夢裏白日幻想著生擒之，捉到就像大獲全勝一樣喜不自禁，成年人完全無法理解的兒童情緒。還有一種鳴叫聲起伏斷續的小型蟬我們稱“匐殿兒”（具體字不確）的較少捉到，因其敏感易驚，不像那種大個頭鳴叫持續的容易被發現且較呆板：即使將長竹竿悄悄伸近身旁往往還在唱歌。有時為了捕蟬還要爬到高高的樹上，這很危險能沒有摔下來應屬僥幸。
“天牛”是種頭長兩條長須背馱花白斑點黑色硬殼翅膀的樹上甲蟲，有成年人手指甲兩三倍大，可飛翔，但往往落在樹幹等低矮處，可以伸手捉住。蜻蜓一般個頭的就叫蜻蜓，黑頭大個的才叫“老幹”，捉法有用竹竿揮打，用膠粘，及用空孔密實的線織網兜拴在竹竿頂端扣捕，偶爾也可悄悄接近靜止的蜻蜓徒手捕捉。 蛐蛐（蟋蟀）要在晚間循聲翻動其唱歌的碎磚破瓦或牆角草叢，以手電筒強光照射定位後快手扣之：蛐蛐用來互相打鬥，即鬥蛐蛐，當然先要放在瓦罐玻璃瓶等封閉物內豢養數日，喂食青菜等（有點像時下共產黨養五毛兒）。還有一種隻有農村莊稼田裏才有的“蟈蟈”類，大腿綠身嘶鳴甚響型狀似大螞蚱，一般隻有商販捕了到街市甚至宿舍區來叫賣我都未曾見過野外生存的。青蛙雖然夏日夜晚四下裏鳴叫一片，我們卻很少去捕捉，包括叫聲低沉斷續的蟾蜍我們稱“癩蛤蟆”的，大概因為捕來也無法玩耍。但當時常有農民商販叫賣青蛙作肉食，我媽媽經常買來烹炒，味道很香嫩，記得那時東四的東安市場，朝陽門內菜市場也都曾賣活青蛙作肉食， 有時買來活青蛙在家裏廚房宰割時有逃躥四下蹦跳躲藏的，需要我們跟著到處捉拿。青蛙烹炒前要將其整身綠色皮膚剝掉，頗為殘忍。
另有些孩子們不屑捕捉的昆蟲：地上爬行的暗色甲蟲我們叫“屎克浪”，因據說多聚集糞便周圍，樹上紗窗上常見的“臭大姐”即一種顏色淡棕飛行的蛾蟲，碾碎其身體有臭味，其它極小型圓圓的甲蟲稱“花大姐”，等等。那時我父母給我和弟弟一人買了一本較大開本的彩色知識圖畫書籍， 一本是關於動物，另一本是關於昆蟲，每種都有細致的圖畫和解說，我們和來家裏玩的小朋友經常翻看：孩子對彩色圖畫的興趣遠大於文字解說，年齡長了才會讀一讀文字。
當時流行的一套科技全書叫“十萬個為什麽”，似乎專門為兒童設計的，內容天文地理化學物理包羅萬象，雖無大英百科那般全麵但對孩子們來講肯定卷帙浩繁難盡其窮，估計無人都讀都懂，課餘時讀讀到處吹牛下也的確長知識。社會科學方麵能讓小孩子記憶深刻的書籍幾乎沒有，或是那些共產黨愚蠢宣傳的垃圾讓我無所記憶，最多有模糊的那一係列紅色包皮的“紅旗飄飄”類內容頗為殘忍恐懼的玩藝也看不大懂，倒是我父放在家中書架上的一本達數百頁厚的“豪門美國”我曾多次翻看，記得裏麵及封麵的照片包括大約是華爾街的街景。
成年後回想起來，60年代前期兒童被瘋狂明顯地政治洗腦灌輸雖然不如後來年月，但那些中國傳統文學故事加上當局及學校所謂革命傳統教育中的共產黨殺人奪江山血腥曆史， 一係列包裝成英雄偉業的奪命殺人潛移默化地 侵蝕了幼稚的童心，好像人的生命隻要一標以“敵人”便如此輕賤可隨便砍伐殺戮，發生在對麵陣營的死亡永遠是舉杯歡慶的盛宴，而為了己方的事業或理想一類犧牲獻身也是隨意為之隻要贏得稱讚功名則性命可輕易拋棄，這種中華傳統與共黨宣傳造就了一代人對生命輕蔑隨意的意識。同時學校社區文學藝術家庭師長等等也不注重比方善良仁慈這類人類公德的強調，禮貌文明諸如日常生活中的“請”，“謝”，“對不起” 禮讓婦孺弱者等等缺乏普遍強調，因此兒童成年後 容易粗魯甚至殘暴，後來“文革”時年輕學生的野蠻暴行應該與此不無關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