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東大橋中紡部宿舍1960年代回憶（一）

五十年回首：北京東大橋中紡部宿舍1960年代回憶

---- 零星片斷的時光倒流

（一）

我1955年8月出生在北京朝陽醫院，當時家住醫院北門外隔街相望的紡織部宿舍內，又稱“中紡部宿舍”--- 我在那裏生活到1969年底隨母親去湖北安陸的紡織部幹校，這是我對1950~60年代中紡部宿舍附近街區地帶的記憶圖：

我對中紡部宿舍生活的記憶，最早包括模糊記得在“新大樓”宿舍家中和院子裏，大概三四歲時的偶然生活圖景，例如趴在窗戶上看父親是否下班回來，在院子裏和弟弟表弟曬太陽等等。我們家起先住在“新大樓”即五區（樓棟以50幾樓標號），後來搬到“灰樓”區，後來“六十宿舍”建造好後又搬到“六十宿舍”的60號樓一直住到1969年底離開。

我父親當時是紡織工業部的工程師，母親曾經做過會計工作，但在生完我和弟弟後就沒有再出去工作， 一直在家照顧我們即當“家庭婦女”。我父母都是1940年代的大學畢業生， 父親在西南聯大畢業後曾於40年代末自費去美國Wisconsin州讀碩士，取得學位後1950年才乘船回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紡織工業部”聚集了大批工業技術知識分子，包括許多留學西方國家的，我父親在部裏工作的同事朋友我記得認識的就有從美國，英國，德國留學回來的好幾位：德國回來的朱華我們叫朱伯伯，英國回來的孫伯伯，美國回來的“姚老”外號姚聾子因其歲數大有些耳聾：這位“姚老”與我父親同在部裏的“纖維檢驗局”工作，後來“文革”時突然上吊自殺了留下紙條說是自己喊口號喊錯了雲雲，令所有人困惑不解。朱伯伯和孫伯伯都住在“新大樓”，是與我父親走動來往頻繁的同事，孫伯伯還是我父母親的同鄉福州人，當時家住在新大樓拐角的門洞裏三樓，在我的小學同學林武家樓上，我們曾多次去他家裏，他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我們都叫哥哥姐姐，文革前已經上大學或至少高中了， 其中一位福州話叫“GiGi"的哥哥因為下鄉勞動挑還是背什麽東西過勞還傷了腎或是腰，被我媽媽當作例子反複叮囑我們以後要小心等等。孫伯伯的太太我們叫孫姆姆，身材較矮小有些駝背，應該像我媽媽一樣在家當“家庭婦女”，她把家裏的廚房廁所等等收拾得非常幹淨，我還記得她總是在刷廁所，對我們非常和藹慈祥，也是一口福州話，但不知為什麽被所住樓裏的孩子們林武等稱作外號“魔鬼”，我當時還因為孫姆姆是我家的朋友而感覺氣憤。父母親與孫伯伯孫姆姆交談時完全用福州話，尤其是有關時局及共匪高官的各類不敬傳聞等等，包括對獨裁頭子毛澤東的戲稱“老毛”就是我從他們那裏聽來的，這在當時若被“揭發”後果會不堪設想，但北京城裏聽得懂福州話的人有限（我在北京幾十年隻偶然一兩次在公交車上聽到有人用福州話交談），紡織部裏大概更少，父親與孫伯伯顯然也如此估量所以私下裏未所顧忌。

對宿舍裏早期兒時生活的記憶如今都已非常斷續模糊。我小時曾上過宿舍裏紡織部辦的幼兒園，位置在“紅樓”與“灰樓”中間的最北端，記得第一天上幼兒園非常害怕，大約三四歲左右，母親還囑咐同樓住的同歲女孩“沈京洋”要照顧我，因為她早過我進入那裏。第一天在幼兒園的活動內容包括許多孩子共同在一個當時感覺巨大的綠色搖動木船上晃蕩，應該是秋千船之類。“沈京洋”家住在我們“灰樓”的家樓上某層（灰樓似乎都是四層樓，樓頂是四周有圍牆的陽台層，人可以在那裏乘涼玩耍），她父親我們叫“沈伯伯”，也是我父親在部裏的同事， 但自從我家60年代搬到新蓋的“六十宿舍”去後對她家的記憶便淡薄了。

在幼兒園的生活當時正逢1959~1962年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實為共匪政權胡鬧的人禍）大饑荒時期，幼兒園的夥食不曾記得有多壞但有偶爾“窩窩頭”的記憶，即用玉米麵蒸的而不是麥子麵蒸的饅頭。對那幾年糧食緊張的生活我是有記憶的：包括我家大人把掉在桌子下的菜葉都收集起來，我奶奶從福州來居住時還特意在家裏廚房角落養了雞下蛋，大人們盛傳有小偷晚上鑽到供銷社點心櫃台偷吃（因為餓）甚至有的因為太餓一下子吃太飽當場撐死，父親談到去城西定福莊化纖學院上班時汽車站總有餓肚子的小孩在哭“給我一兩糧票啊”...。

幼兒園裏麵孩子們中午被要求躺在一起午睡，記得某女孩叫什麽芬的還曾要男孩子們輪流伸手摸她褲襠裏麵私處以示與人不同，感覺如何早已忘記，但這當時屬於偷偷摸摸背著老師的搗亂行為，回家也沒敢告訴媽媽。後來我們搬去的60宿舍樓上住的同齡男孩“閻肅清”還曾在幼兒園廁所因為猛一推把門撞到我眉毛上，留下一個傷痕。

幼兒園裏老師帶領孩子們玩的遊戲包括“丟手絹”和“找朋友”之類，前者為孩子們麵向內圍坐一圓圈，大家拍著手齊聲唱“丟呀丟呀丟手絹，輕輕地放到小朋友的後邊，大家不要告訴他，快點快點抓住他，快點快點抓住他”：此時由某孩開頭持一手絹在大家身後的圈外行走，尋機悄悄放在某坐地者身後然後拚命跑回自己位置坐下，而身後被放置手絹者則起身追趕，追不上便開始同樣繞圈外行走丟手絹，追上似乎仍然由第一孩子再丟...。“找朋友”是一堆孩子分散站立大家自選走向某人同時口中唱著“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個好朋友，敬個禮，握個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見！”，手如歌詞所示動作包括敬禮握手後，便回轉身再走動繼續找朋友。再一孩子們愛玩的遊戲是男孩女孩都站立一起同聲拍手唱“bia 唧bia唧bia, 摔個大馬趴，找個bia唧醫生來看病，打了bia唧針，吃了bia唧藥，看誰先不笑！"，然後所有人繃著臉堅持不笑，誰先笑了算輸--- 這遊戲估計當下酷吏王岐山當時老不輸因未見其笑過。唱詞中的"bia唧"為孩子們當時用來形容類似"啪嗒"的聲音。

在1960年代“六十宿舍”未建造之前，從“灰樓”往東覆蓋後來“六十宿舍”所在地帶的是一片田園，當時分配給中紡部宿舍的各家各戶用作菜地，一般種植有玉米紅薯土豆生薑蔬菜等，秋天時我們孩子和大人會去收獲，我們所住樓上的一個叫“小勇”的男孩還曾經被傳偷過鄰居的什麽菜或植物，被我媽媽教育我們說千萬不要學小勇作小偷。但真正作實偷東西的事件發生在我家廚房：我奶奶從福州來住時，家裏養了雞主要為下蛋，關在當時與臥室分開的廚房裏，某日發現雞被偷了！父母還跑到派出所去報告警察，當時自然未破案，但數星期後被警察告知逮住一小偷，自己承認偷過我家雞。

中紡部宿舍裏麵所謂“60宿舍”區（六區）是1960年代才蓋好的，當時是最新的樓，據說還有“蘇聯專家”參與設計。我家在60宿舍蓋好後從“灰樓”搬入了樓號是“60”的樓棟裏，這是“60”宿舍區的各樓棟位置：

我家住的60號樓各戶， 湊巧的是我們二樓的所有四家每家都是兩個男孩（侯家另有兩個女孩）：

60宿舍各樓樓頂沒有陽台，也無法上到頂部，但一樓下麵有“地下室”，一樓進門處邊上有一個通往地下室的門， 對於我們孩子來說，神秘的地下室曾經引起不少猜測與窺探，記得有一兩次曾經冒險從地下室門往那長長的 向下階梯走到頂底，壯著膽子在陰濕半黑（似乎有些昏燈之類）的空間裏探索過部分地方，裏麵空蕩無物，四下直立著木柱，寂靜得嚇人，往往未走多遠便逃回地上。後來“文革”期間還有將那裏改作“防空洞”之類的傳說，大概與毛老賊澤東的什麽“備戰備荒”胡鬧聖諭有關。

下圖是樓內各家內部結構， 估計中間那家（102~402）麵積約50平方米，左邊（101~401）那家稍大因多一睡房，右邊那兩家麵積應與中間類似：

每排樓棟之間距離約20~30米，有一條柏油路作為人行道，接近樓牆的地方是裸露的土地，上種些槐樹，每到春天槐花一片雪白，花香彌漫，孩子們總是要用竹竿打下槐花來放在嘴裏咀嚼吃下去，還有用來煮著吃的，傻得很，不過 也未聽說誰吃槐樹花而生過病。

六十宿舍樓內各家室內使用抽水馬桶（五區“新大樓”也有），有管道暖氣，給暖氣供氣的鍋爐房也在六區的東邊沿地帶。暖氣是由鍋爐房向管道裏放送熱水蒸汽，蒸汽通過互相聯通各家各戶鍍成銀灰色的生鐵管道循環流動，暖氣片本身是一排兩端橢圓的銀灰生鐵片直立安裝在窗戶跟前，往往擰開屋裏鐵暖氣片的尾端圓鐵片會有水流出來， 而將“礦石收音機”的天線鐵絲擰在鐵暖氣片上則接受效果良好。剛搬去時還用煤爐作飯，燒的是蜂窩煤，煙囪從廚房窗戶上方伸出去。後來不久便通了管道煤氣（似乎建樓時管道已經造在裏麵？），我還記得我奶奶從福州來住時還對剛通的煤氣害怕不會用，因為每次開啟要用火柴（我們叫“洋火”）點燃， 砰的一聲火苗才從圓盤的灶頭裏一起跳出來。煤氣進氣管道在廚房內還有一明顯的扳手總開關，手動關掉可阻止進氣。

“六區”的孩子一大堆，年齡各異，記憶中年齡相仿在一起玩的多的男孩子有我們60樓棟鄰居家的侯林生，侯京生，王曉，王熙，沈峰，樓下的楊新庚，楊大庚，周青衛，小周，高冀， 樓上的閻樹青等等。其它樓門裏麵的有前麵50幾號樓的薑越，沈小平，黃明利，由建新，戴東光，窩頭（已忘掉姓名），宋新民，隔壁樓棟的餘元明，潘家義，潘大進和他兩個弟弟，後麵62 號等樓的上海鴨子（名字已忘），王向環，王向寧， 河南來的三兄弟（外號大傻子二傻子三傻子，名字已忘）， 楊新更家的表弟郝林郝新等等； 記得剛上小學年月住我們樓前方樓裏大概三/四層的薑越老和我在一起玩，互相跑到對方家裏等等，長大些聯係鬆散了還曾感到有些失落，以後便沒有來往了。

1966年“文革”以前，院子裏生活氣氛較輕鬆，孩子們常常混在一起玩， 不太忌諱年齡與性別。最熱門的遊戲包括“打拋球”，“捉迷藏”，“官兵捉賊”等等。“打拋球”是孩子們分兩組，參加人數多時可達數十個：一組為拋球者，用一小圓皮球有孩子拳頭大小，由拋球組一成員喂動物式從下往前上方拋向接球組成員，後者在電線杆下方站在一個粉筆畫好的圓圈內，排成一排，排頭的人試圖用手將對方拋來的皮球用力揮打出去，然後立即奔跑向電線杆子對麵幾十米外的另一電線杆：拋球組的其他成員則站在兩電線杆之間各處準備淩空接住被打向空中落下的皮球，接住便砸向尚在兩電線杆間奔跑者，砸中則兩組互換 角色。如接球組成員成功跑到對麵電線杆下圓圈內，則組裏下一成員接著作為排頭來接（下一次拋來的）球， 直到全體成員都跑到對麵電線杆下（若全組無人被拋球組砸中），則接球隊勝。那皮球若被接球者狠狠穩當地揮打出去有時會飛得很高, 經常有打到樓牆上某家玻璃窗的可能：有一次真被某孩一揮呈弧線飛入了我們60 號樓二樓201號“老侯”“小侯”家窗戶裏！現在想像起來這遊戲頗似澳洲印度等英聯邦成員國熱衷的板球Cricket運動， 不過板球是男女分開，我們那打拋球則男孩女孩混合。

“捉迷藏”一般為歲數較小的孩子玩，也是男女混合，由一人站在某牆角或電線杆下閉眼大聲數數如“1，2，3..."等到10或多少，其他人則四散躲藏，數完後數數人掙開眼睛去尋找其他人，被第一個找出來的便要去做數數人..., 如此反複，孩子們玩耍樂此不疲。

遊戲“官兵捉賊”已忘記具體內容，大約是有追有躲之類的多人參與。

另一遊戲曰“騎馬打仗”，多為男孩，每對孩子一為馬一為戰士由扮馬者將戰士背在背上，與其他各對同樣搭配者相互拉扯攻擊以將對方拽下馬來為勝：這個有些危險因樓道內外地麵堅硬（樓內皆為水泥地）從背上摔下來不舒服甚至可受傷， 但有時各“戰士”一概手持家中枕頭互相砸向敵方戰士則較安全。

2015年秋我回去看到的六十號樓，樓門前左方的公共垃圾箱不在了，樓後建了個亭子， 樓門進去後左方原為地下室進門，沒注意看是否還在：

可算是：

還記當時嫩音輕，稚女童男嬉興濃；數十年後人影淡，老樹樓旁麵生疏。

1962年我滿七周歲進入六區宿舍隔壁的“白家莊小學”一年級，當時是每年9月1號算新學年，那天以前生日滿7歲者可入學；而且那時無所謂重點學校一說，孩子們都是就近上學，中紡部宿舍的適齡兒童統統進入白小上小學，中學則是宿舍東南方向的80中。小學開學第一天我就遲到了，嚇得和另一個住灰樓的男孩“華宗石”一起躲在外麵不敢進教室，已經記不起來後來是如何進去的，總之這事還被我媽媽知道了。

剛剛入學的白家莊小學學生被分配到學校西邊的“小院”部分上課，東邊的學校主要部分也就隨之被稱作“大院”。我的前4年班主任即帶班老師叫“黃雪梅”，是位20來歲漂亮的年輕姑娘，梳著兩條黑色的辮子，我對她印象好極了，記憶裏她也是位溫和耐心的教師， 而且當她去我家“家訪”時，我媽媽也非常喜歡她，大概也不僅僅是因為她與我媽媽同姓氏。後來的幾年裏黃老師一直教我們語文算術什麽的，大概當時低年級的孩子主要課程都是班主任教，其它體育什麽的才由專門的老師教。另外 也不記得當時有什麽令人厭惡的“政治課”， 估計那貨是“文革”後才開始的。黃老師每天早上挺早就會到教室，包括冬天時 要早到把取暖的煤爐子生起火來，下午放學後還要把煤爐子“封火”即用未燒過的新鮮煤球或煤塊放入爐中並將上方鐵爐蓋蓋好，使煤火保持微燃直到第二天早上再打開爐蓋使火燒旺起來：否則每天早上無法迅速使煤爐子燒熱。北京的冬天相當冷，不乏大雪漫天的日子，記得冷時大家都棉衣棉褲穿得像熊貓一樣臃腫前行， 進到教室後厚厚的外衣在角落裏堆成一個小山模樣。有一次放學時分我和黃老師還有幾個孩子在教室裏準備封爐子，黃老師把一個鐵簸箕遞給也是家住中紡部宿舍（灰樓）的女孩梅淑雲（在班裏被封為“班長”級別某領導）說，“你去拿兩煤球來”，北京話“兩”（音lia第三聲）往往意味著少量一些，沒想到梅淑雲出去到門外真的隻拿了兩個煤球回來！黃老師和我們包括梅淑雲自己都笑了。

在黃雪梅老師的班裏，記得同學有鄒京修，陳明，林武，王雙喜，吳越南，陳光宇，陸穎， 梅淑雲，吳再菲，周國京，華宗石，吳曉棉，吳京秋， 袁小燕，牛小萍等中紡部宿舍的孩子，還有楊忠弟，馬俊華，劉秀燕，等住在東大橋一帶的孩子（那裏多是平房胡同），和楊林，李亭，趙瑞新， 張勝利， 張英，丁桂芳，王文祥，嶽鐵生等住在中紡部宿舍東南方向80中北麵東麵各類宿舍樓裏麵的孩子， 以及祝陶，郝楠等朝陽醫院裏麵的孩子。記得我和趙瑞新還曾形影不離地好長一陣玩在一起， 互相到對方家裏玩耍也見到家長，他家在80中東北麵的街東邊暗紅色的低層樓棟裏，10來年前我回去查看時見那裏各樓都正在被拆除，外牆上一律寫著大大的“拆”字，裏麵空洞無人了。袁小燕是位膚色白皙高挑俊俏的女孩，當時是班裏的“少先隊中隊長”：少先隊為學校裏的童子軍類組織，每個年滿某歲數（好像是9周歲）的孩子隻要不是表現太壞則基本都可由老師批準加入，脖子上佩戴一紅色領巾（需自家出錢）垂到胸前，被教育成那是共產黨“先烈用鮮血染成”雲雲（夠血腥）。少先隊裏的“幹部”即各類“領導成員”稱為小隊長，中隊長，大隊長：前二者隻在班級裏任職，後者屬於“學校”級別的領導人物，或曰風雲人物，記憶裏我們黃老師的班上沒有有幸進入少先隊學校領導層的，其它班上但也是中紡部宿舍的孩子諸如武建，肖遠應該是那類 校級“幹部”： 胳膊上佩戴一具三條紅色橫杠的白底臂章，所謂“三條杠”者，其餘小隊長，中隊長則分別佩戴一條與兩條紅杠的臂章。除了這“少先隊”的組織，學校裏還各班另有“班長”“小組長”類學生幹部，似乎是由班主任老師指定的。我的職務好像曾是少先隊的“小隊長”及班上的班長（或“副”的）類。而且這些每一“長”往往還“副”之，即隊長必有隊副，班長要有班副,...（似乎還未見到有“副副長”或“準長”的， 但“班長”之外還有“班委員”， 包括學習，衛生，體育委員等等好似總理府的內閣一般）。總之這共產黨社會中從小學開始便分官配爵名號職位重重疊疊地把奴才們自幼層層派設分管令其相互攀爬嫉妒管製監督，每一個靈魂都時刻處在某條或幾條交叉重疊的警示線監督線上：要麽你管製別人，要麽你被人管製，或你同時管與被管，官稱地位，名目繁多不勝其煩，算是製造奴才與培育主子必需的精神風格與景致:獲得管理職位被用作是對個人成功的獎賞與激勵，自小受封官分管的教育到成人後看到層層官僚主奴無窮重床疊架的奴隸製度眾奴也就都輕車熟路頗感自然  --- 被“長”之意味著嘉獎受寵， 否則大有失意味道。

下接“北京東大橋中紡部宿舍1960年代回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