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情逸致
快樂人生
正文
陳元瑞 口述 澎湃新聞記者林夏 實習生張健 整理
2015-04-02 08:57 來自 私家曆史
【編者按】
今年95歲高齡的陳元瑞先生1920年生人，家住上海市虹口區山陰路。1944年，即將大學畢業之際，他突然被征調成為一名中緬印戰區（CBI）的美軍翻譯官，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適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抱著“搶救性”報道的初衷登門拜訪，請老人講述自己的故事。
雖然已近期頤之年，但老先生口齒清晰，且不時冒出一兩句英文，向記者解釋美軍機構縮寫字母代表的涵義。2014年12月13日，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舉行，老人的女兒告訴記者，為此他還特意買了一束菊花，插在窗台的花瓶中，默默地悼念當年在戰爭中犧牲的戰友們。
曆史不容遺忘，向老兵致敬！
95歲高齡的陳元瑞先生
父親拒當漢奸，剛上大學被迫離滬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的時候，我還在軍訓，8月初有消息說日本人要打來，軍訓就結束了，那時我才上高一。“八一三”淞滬會戰時燒掉了不少房子，難民都逃進租界。我和家人就是在那個時候逃到了法租界，離我現在住的地方很近。那時候，日軍攻來攻去，死了多少人，燒了多少房子，中國堅持了三個月，慘啊。國軍的77、78師、教導團都在這個地方打。我們住在租界裏，白天空中有中國飛機和日本打，晚上還有高射炮，空襲來的時候我們就躲起來。
我們家在上海，父親是海軍上校，因為戰爭，他的工資降到了一百五十塊。1937年底上海全部淪陷了，敵偽讓我父親出來工作，給汽車、洋房，工資還加一倍，但我父親知道這個不能做，要為子孫後代考慮，所以生活很艱苦，生病了也沒辦法看病。到了1940年6月，父親就去世了。說起來也很巧，我當時考取了還屬於國立的交通大學，不需要學費，還有補貼，所以我就念了。
我上大學的時候交大校區被日本人占領了，隻能借著震旦大學的教室上課。念了一年半，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進入租界，交大當時因為要被敵偽政府接收，所以我就在1942年的小年夜離開上海，去了內地。
我和同學穿過封鎖線，經過象山港，在臨海登陸。經過七天，我們才到金華，當時杭州已經淪陷，而金華還沒有。在金華交大校友的資助下，我們又經過贛州、曲江、衡陽、桂林，最後來到貴州的平越（現在叫福泉）。我在遷到平越的唐山交大借讀了一年，一年後，上海交大的老師、係主任都到了重慶，交大在重慶九龍坡複課，我在那裏上了四年級，這是在1943年。
征調大學生擔任美軍翻譯官
等到1944年元旦過後，軍事委員會和教育部聯合征調了所有四年級學生，被征調的學生就在重慶的五所大學裏受訓。這五所大學是中央大學、複旦大學、交大、重慶大學、西南聯大。
訓練結束後，有的分配到了後勤部，有的到了航委會，有的做了美軍翻譯。我當翻譯的時間，是從1944年2月一直到1945年10月中旬結束。
我最初是隸屬於美軍中緬印戰區的雲南部隊，在汽車運輸處（MTS）工作。這個司令部在下關，是配合遠征軍的第五輜重兵團。我們這個地方有修理廠，我最初就是管理汽油，也修過車。第五輜重兵的車子從前線到昆明再到陸良飛機場，這個飛機場比昆明飛機場還大，我們有一個流動修車隊，就跟著隊伍修車子。等到1944年底打通了怒江、騰衝，還舉行了慶祝大會。中國遠征軍本來是由史迪威將軍負責，後來改由魏德邁將軍負責。
當時滇緬公路沒有打通，物資全靠飛機飛越喜馬拉雅山運輸過來，汽油、糧食、軍火都是美軍支援的。以前我們遭受日軍飛機轟炸，現在我們有美軍第14航空隊負責運東西過來，局勢就轉變了。
當時印度、緬甸那邊的遠征軍向東打，我們向西打，渡怒江，過芒市、騰衝，這樣子打過去。我們汽車兵團主要是運東西支援前線，並且還要負責在運輸線上修理汽車，這樣來回跑，最後我們打通了、勝利了。騰衝、芒市這些日軍占領的地方是很難打的！
中緬印戰區示意圖
在昆明美軍炮校的後勤工作
因為滇緬公路打通是在1944年12月，下關司令部在這時就結束了。我不曉得他們有些人分去了哪裏，我們有二三十人調到了昆明。
1945年初我被調到昆明的炮兵訓練中心（FATC）進行訓練，美軍有兩個學校在昆明，一個是步兵學校（ITC），另一個就是我所在的炮兵學校，我隻知道美軍的校長是個上校。炮校的組織蠻多的，有教射擊打炮的，有電信，還有騾馬組。各個部隊都要派軍官和士兵來這裏訓練，青年軍裏麵也有人在這裏訓練。我們主要還是訓練這些軍官，然後再讓這些軍官去訓練下麵的士兵，其中沒有海軍、空軍，隻有陸軍。
我當時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外事局的翻譯，翻譯官裏麵分為一、二、三級，我屬於第三級，第一級是最好的。後來複員的時候，我先要到美軍司令部辦手續，再去昆明外事局辦手續，拿到外事局的複員證明，就是三級翻譯。後來回到重慶，我憑這個複員證明拿到了畢業證。
我們做翻譯不拿美軍的錢，中國外事局給我們很低的待遇，吃穿都是美國人供應的，同美國人在一起。他們上前線我們也跟著上前線，他們去後方我們也跟著去。我主要負責汽車供應方麵的翻譯，美國人運來汽油、軍服。
當時的日軍都打到貴州了，半壁江山已經淪陷。老實講，沒有美國人的幫助，我們打不了勝仗的。那時日本的飛機進來，要被美國飛機打掉的，後來我到衡陽的時候，空軍都是美軍飛機了。美軍在太平洋打日本人，也犧牲了不少。日本聯合德國、意大利，等到德國吃敗仗了，日本人還能夠堅持打。日本人實在是壞，特別凶狠，又搶良田又殺人。
那時候美軍軍官有二三十來位，頂高的是上校，也還有普通兵，另外一些兵負責給部隊做飯。後來我們三個交大、四個聯大的同學修理車子，我們把車子全部拆掉後再重新裝起來，主要是上士教我們，我跟的就是一個上士，他們都很有文化。
這個炮兵學校裏有很多組，我們汽車修理組是最大的，因為當時中國的75大炮都是用騾、馬來拉，後來用105大炮必須要汽車拖，所以需要汽車組。炮兵學校的翻譯有一百多人，我們修理組就有七個人，還有駕駛員，他們來自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英語也很好。
國民黨行政院長翁文灝的兒子翁心鈞當時就同我在一起工作。在修理組主要是聯大和我們交大的，同住在一個帳篷。還有一位從印度尼西亞來的，也是聯大同學，叫錢林寶。這樣和我同住在一個軍用帳篷裏就的就有四個人，錢林寶、翁心鈞、楊大雄，還有一個姓官的同學，他們四個都是聯大的，加上我一共五個人。
抗戰的時候隻征調了我們這一屆，1944年下半年國民黨就又招了一批青年軍，各行各業的知識青年都有，有一部分做翻譯，有一部分做正式的海軍、陸軍。當時我們沒有想到會這麽快勝利，結果1945年美國兩顆原子彈投下去，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假定沒有原子彈的話，戰爭恐怕起碼還要持續兩年。
複員後的顛沛生活：政治運動中的“交代”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吃了原子彈之後就投降了，我們勝利了，好開心啊！當時炮校給我幾張證明，一張是給我們這些譯員的感謝信，一張是炮校的感謝信，還有一張是我們汽車組的感謝信，對我們的評價很高。於是10月份我就開開心心地回到重慶，拿到畢業證書後就開始工作了，最初是在公路總局運輸處。
1946年1月我到南京，我大學學的是運輸管理專業，主要是鐵路運輸。我有好多同學被派去做航運、鐵路運輸，但我改行去做公路運輸了。1947年救濟總署公路運輸總隊調我去做組長，管理汽車。這一年我訂了婚，我的愛人在上海，又因為我的係主任做了上海運輸管理委員會處長，我就追隨他，調回了上海。回到上海後，一開始也是被派去做鐵道管理，後來在運輸處管理委員會做運輸管理工作。
再後來，我又調到中央銀行外匯部工作。1949年4月28日上海解放，人民銀行5月6日開業，我5日調到人民銀行工作。1950年我升為副科長。那個時候我過得很順，“三反五反”也順利度過了，沒出什麽問題。但到了1952年，領導忽然提出來，我做翻譯官時期的問題要交代一下，我就寫了報告。
1954年，總行在蘇州成立一所銀行學校，我就被調到蘇州去了。我本來在上海第一營業部工作，當時上海所有的國營企業都在第一營業部開戶，它是實力非常雄厚的分行。那時候實行現金管理、信貸管理，所有企業的流動資金都是由銀行來管理的，我就調到那個學校教短期信貸，做信貸教研室所謂學科委員會的工作。
結果調到這個學校教了一年多，“鎮反”、“肅反”運動開始，領導要我講做翻譯官的事情，我說我在抗日時期做翻譯官，在汽車運輸部隊，沒有做其他事情。大概經過半年多，好像沒有事情了，就派我到北京總行編寫教材，又在那兒待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到了“反右”的時候我才回來，“反右”我倒沒有什麽，因為這個事情大概他們也調查了，知道我的情況，就比較順利地過去了。1958年底，這個學校撤消了，我就調到蘇州工業專科學校去教書，一方麵做教務工作，一方麵改行教英語。後來工業專科學校又被撤銷了，1962年我就被派到蘇州第七中學教英語，做英語教研組組長。
後來“文化大革命”來了，最初的時候還好，但1967年底我就進了牛棚，在牛棚又是挨批鬥又是勞動，主要是因為我當過翻譯官。他們調查了一年半，結果沒有事情，到了1969年10月，我從牛棚被解放出來，可以做個普通老師了。但12月8日又下鄉，我又到蘇北沭陽臨海公社去了，我一個人在草棚裏麵過活，一直到打倒“四人幫”，我又到沭陽中學教英語，當時我還不能回蘇州。
到了1979年5月我才調到蘇州，進了現在的蘇州職業大學，恢複工作，做教研室主任，不久之後工資還升了一級。1985年我六十五歲才退休，當時還留用，因為我教英語，在進出口貿易、財經方麵還可以教學生，直到1996年我才停職不去上課了。後來我的愛人生病，1999年她過世了，我就一個人住在上海女兒的家裏。
陳元瑞老人在家中
為交大同學楊大雄立碑
現在我的情況很好，感謝天地，所以我很知足。我現在看書看報都看不清了，耳朵也不行了，身體毛病很多。但我以前估計到會有這一天，所以就背了很多古書、古詩，抄下來，把它們記在腦子裏。
談到對國家的貢獻，當然是我在抗日戰爭那段時期，自覺還是對得起父母、祖國的。假定我當時沒有到內地去，那就有可能當漢奸，那是很丟臉的，還會影響到子孫後代。
想當年我們大學管理係全班十三個同學英語都去做了翻譯官，戰爭結束後，有八九個同學留在了國內，有四個同學去了外國。其中一個現在哥倫比亞大學當教授，一個在保險公司工作，一個在加州某個城市的超市裏當總經理，一個在台灣做鐵路局的局長還是副局長，不記得了。還有一個同學叫徐虎，也是局長。當然這些同學都已經過世了。其餘在國內的同學境況就難講了。
我特別記得有一位同學，不是我們管理係的，1945年解放前向東打的時候在戰爭中犧牲了，他叫楊大雄。交大在抗戰勝利後給這位同學立了一塊碑，在學校圖書館旁邊，但解放後他的碑卻被弄掉了，在同樣的地方另外立了一塊碑給地下黨。但我覺得給犧牲的地下黨員立碑可以，但是何必把楊大雄的碑掘掉呢？這件事情，我們心裏是有個疙瘩的。
一直到2004年，我們畢業六十年，才在另外的地方又給楊大雄立了一塊碑。這個事情我們心裏都是鬱悶的。人生如浮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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